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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挥手离去，新世纪扑面而来。世纪的交替，不过瞬间而已。在这意义重大的历史瞬间，每个人心里都会涌起无尽的感慨和遐想。我们会想到过去大大小小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痛苦，期盼未来的世界和平、安宁。我们会想到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将给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学术活动带来不曾梦见的变化。我们更会想到我们民族、历尽劫波，终于找到了自强之路，相信新的世纪定是我中华振兴之时。我们也会想到自己，幸运地从一个世纪跨入另一个世纪，自然分外激动与欣慰。……除了这许许多多的遐思忆想之外，我——一个《红楼梦》爱好者，一个红迷，还想到了红学的命运。 红学是二十世纪的宠儿。虽然清代乾嘉以后围绕《红楼梦》的批注、评点以及专著、杂记、诗赋吟咏等，为数甚多，但《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现代意义的学术，还是二十世纪的事。学术和时代的关系，像植物同土壤、空气、日光的关系一样。红学这门学术的发展，离不开二十世纪给它提供的条件和机遇。1904年，中国知识界学习西方文化的热潮方兴未艾之时，积极学习西方文化并力图与中国“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青年王国维，发表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正式拉开现代红学的序幕。“五四”以后，在新文化运动的氛围中诞生的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提倡“有证据的探讨”，为推动红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影响深远。他们的不足与失误，则有待后学订正、补充和超越。红学像世界上千千万万门学问一样，是在继承、扬弃和创造中前进的。五十年代大陆上兴起的对“新红学”的“批判”，同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撇开那场“批判”的政治因素和政治上的负面影响不谈，单从《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角度来看，那时注重《红楼梦》的社会历史价值，强调其反封建的内容，使人们对这部小说的认识换了一副眼光，这也很有意义。事实上，国内外许多读书人对《红楼梦》的重视和对红学的关注，都起源于那场“批判”。当然，由于那时学术思想的禁锢，某些机械、片面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紧紧束缚了《红楼梦》研究者和读书人的思维模式。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学术文化界的理论观念、思维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红楼梦》研究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出现了新的热烈局面。许多研究者一方面细心地检验前人的研究成果，去其伪，取其真；另一方面努力吸收、消化各种新的学说和信息，尽可能以科学的观念和眼光对《红楼梦》及有关问题作出新的阐释与分析。同时，在曹雪芹家世、身世和《红楼梦》版本方面的研究，在文献的整理出版和《红楼梦》文本的整理注释方面，则有前人望尘莫及的成绩。任何人如能克服“自古而然”的轻视同时人的心理，都必定会承认红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红学研究已不再是封闭型了，大陆的、港台的红学和海外的红学汇成了一片。红学不仅是中国的显学，而且跨越国界成为世界性的学问。 红学进入二十一世纪，面临着新的挑战，也将遇上更好的发展条件和机遇。伴随民族的振兴和中华文化伪发扬光大，红学将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红学界有许多朋友，正在规划红学的未来，在寻觅更新的理论观念，在探索更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这都是应该的。而我的想法是，无论实现什么新规划，都必须通过论战；任何新观念、新方法、新范式，都要在论战中检验、优选。红学必须通过论战来开辟前进的道路。观点很“新”但“与世无争”的研究，恐怕难以推动学术的发展。章太炎说过：“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国学概论》第二章)王国维也说过：“学问之发达其必自争论始矣”(《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周秦诸子之名学》)。他们这话是符合中外学术发展规律的。红学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从胡适、俞平伯同蔡元培的争论开始，红学一直就是在争论中前进的。如果没有激烈的争论，红学恐怕成不了专门的学问，更成不了显学。今天，红学在“战犹酣”的争论之中跨入新世纪，这可以说是未来红学的好兆头。 近年，我写过一些辩论文章，我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撰写的《曹雪芹评传》也包含不少辩论成分，今后我还准备再写一些。我的辩论文字纯粹是为学术目的而写，并非同哪位先生过不去。个别持反对面意见的人写信指责我，我相信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是理解我的。年轻时我曾经熟读高尔基的《海燕之歌》，那穿过海浪和闪电飞翔的海燕，留在我脑际永不能消逝。当此世纪交替的瞬间，云霄传来催人奋发的钟声，我不由得不开始默诵：“在苍茫的大海上……”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