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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旭日未升，曙光已露。 红学将会是个怎么样的局面呢? 我想，立即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是太乐观的奢望，因为红学也是由我国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阶段的大气候、大环境所决定的，前景非能迅速改观，亦非二三子所能左右。但我坚信情况总会逐渐地好起来，可喜的成果会更多，红学事业也必定会更加繁荣。当然，不利于红学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的因素也还会长期存在，排除障碍要依靠红学界共同不懈的努力。 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总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错误并非坏事，它也是一种贡献，但前题必须是以寻求真理为目标。如果抛开了这个目标，纯粹为了标新立异，故意与极大多数人的共识唱反调，以求独树一帜；或明知未必有理，一经想到，便作为新发现提出，然后千方百计去寻找有利于自己的所谓“证据”，而置大量不利于自己说法的明显事实于不顾，或避而不谈，或任意曲解引伸，以便自圆其说，把学术当作寻求真理以外的目的的一种手段。这就是学风问题了，它有害无益，是应该反对的。 最近在一次红学研讨会上听到一种新说：曹雪芹既不是曹颙的儿子，也不是曹頫的儿子，而是曹寅的儿子，是曹颙的哥哥。语出惊人，听了却不免纳闷。曹雪芹是谁的儿子，红学界确是尚未取得共识，就象雪芹究竟活了几岁，是四十呢，还是四十八九，认识未能统一一样。主张是曹颙遗腹子的和主张是曹頫之子的，几乎势均力敌。还有人疑雪芹另有所出，只是我们还不知道罢了。我也认为大家族情况复杂，雪芹之父的候选人不必只能有颙、頫二名，但这总有待于可靠的新材料发现，不能凭空猜测。说雪芹是家谱未载的曹颙的哥哥，这怎么可能呢?曹颙生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到敦诚写诗挽曹雪芹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已七十五年了，其兄岂非已近八十?所以我问这位先生：“按您的说法，敦诚的挽诗‘四十年华付杳冥’应改成‘八十高龄付杳冥’才能符合，这该怎么解说?”他轻松地回答：“敦诚所挽，另有其人。” 我更纳闷了。这位先生在宣讲新说前，刚对我说：“您《<春柳堂诗稿>释疑》一文(载本刊1999年3期)商榷的对象其实应该是我而非魏、刘二先生，因为观点是我先提出的，他们只是同意了我的说法而已。”魏、刘的文章以为除乾隆时有曹雪芹外，尚有一个道光时期姓名字号等等全同的曹雪芹。我以为是奇谈，故撰文释疑。既然这位先生现在自认那是他的发明，为何又要再提出一个康熙时代的曹雪芹来?两个曹雪芹已难令人置信，何况三个!难道学术也可以变魔术? 依据无非是袁枚《随园诗话》中的误记：“曹楝亭(寅)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等等。此老犯胡涂，早被许多人指出过，他没有看过《红楼梦》，说什么“当时红楼梦中有某校书(妓女)尤艳”，引了明义《题红楼梦》组诗中写黛玉生病和凤姐敢于调笑贾母的两首诗，以为都是写这位“校书”的。故郭沫若有“心中有妓奈何他”的批评讥语。想不到也是这位先生竟以非为是，写了好几篇文章，到处宣讲他的《红楼梦》即《青楼梦》，是写一群妓女的新发现。这实在不够严肃。 我希望今后少些这样的红学，否则社会上有人要骂：“你们这些研究《红楼梦》的人在搞什么名堂!又开会，又写文章，竟研究出曹雪芹有三个，金陵十二钗都是妓女!别糟蹋《红楼梦》了!”我们是否有可能使红学在社会上有一个较好的形象呢?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