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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楼梦》主题的争鸣现状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归璞 参加讨论

    《红楼梦》的主题是什幺?两百多年来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对它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远的且不说,自1978年以来,见诸报刊上集中探讨《红楼梦》主题的专论性文章就有十七篇,他如在讨论主线和爱情悲剧等文章中涉及这个问题的也很多。说《红楼梦》是一部反封建的小说,作者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展示,深刻地批判了封建贵族阶级和封建制度,论者对这个大前提似均无异辞,但《红楼梦》所含蕴反封建的内容非常广泛丰富,究竟它是围绕着一个什么现实问题来生动、具体地揭示、突出这个高度概括了的大前提,则见仁见智,言人人殊,众说纷呈,各有其妙,出现了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争鸣局面.归纳起来,大致有下列八种不同的说法。
    (1) 第四回总纲说
    冯宇同志在《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北方论丛》1979年 第1期)中,认为爱情悲剧是主书的主线,它是作为全书艺术整体的主 要部分,为表现整个反封建主题服务的。文章在进一步分析作品的主题 和主线的关系时说:“主题并不就是主线”,“主题和主线是纲和目的 关系,主线是为主题服务的。” “纲亦即主题,是统帅全书制约一切 的。” “毛主席指示我们《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也就是指明 了该回书的内容体现了以贾府为首的‘四大家族’必然衰亡和整个封建制 度行将崩溃的政治主题。”
     王一纲同志在《从第四回看<红楼梦>》(《红楼梦学刊》l 980年第3辑)中力主此说。他认为“护官符”上四句俗谚口碑把“贾、史、王、薛四大封建家族和他们各自的经济、政治特点,都直截了当地交代出来了。“曹雪芹通过俗谚口碑,作为概括全书的中心线索,在《红楼梦》里描绘了我国封建社会趋向没落时期的历史图画。全书四百多个人物,他们相互间的社会关系,阶级地位都囊括在这俗谚口碑里;全书大大小小、成千上万个情节、细节,用这四句话使其按照一个总的方向——以贾府为代表南四大家族由兴盛到衰亡的历史——行进:因而,它是全书的总纲。”他认为《红楼梦》的深刻性正在于“小说中主要人物的行动、思想和感情是起源于政治并归结到政治的。第四回的俗谚口碑之成为总纲,就在于它从贵族地主的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建篡在这个基础上的全部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的阶级实质;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存在规定了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矛盾运动的性质和特点。它既是作者提炼和概括情节的现实根据,又是小说中众多人物的行动、思想和感情的物质基础”。文章又结合全书的有关情节,从经济、政治、思想、四大家族内部“连络有亲”和宝黛爱情悲剧的物质原因等几个方面,对、“护官符”上四句俗谚口碑作了全面的分析后,指出“以贾府为中心的四大家族由兴盛到衰亡的历史就是全书的主线,并且是它的主题所在”。要正确阐明《红楼梦》主题的政治意义和社会价值,抓住第四回这个全书的总纲,是重要的一环。
    (2) 封建家族衰亡史说
    沈天佑同志在《<红楼梦>和总纲》(《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l期)一文中不赞成“第四回总纲说”。他分析了《红楼梦》中反映的三种社会矛盾冲突,认为其中“封建叛逆者和封建正统势力之间的斗争,深刻地反映了明末清初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内民主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种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它对促使贾府这个贵族大家庭的衰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红楼梦》思想内容上的重要特色之一就在于它深入地揭示了封建末世开始出现的这种社会冲突。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之一所以深刻,就因为这种冲突在这个悲剧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因此,他认为分析宝黛爱情悲剧,过分地强调黛玉因不出身于四大家族,是不符合作品的实际描写的。宝黛爱情悲剧起决定作用的是宝玉所娶的女子究竟具备什么样的思想品格。对于封建阶级所指引的人生道路抱何什么态度。在这样分析的基础上他归纳《红楼梦》的主题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一恋爱婚姻悲剧为中心事件,写出了贾府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封建贵族家庭逐渐衰败的过程,通过这一衰败过程的描写,广泛地暴露了封建末世社会上的种种腐败和罪恶以及存在着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从而深刻地揭示出封建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文章最后又以思想内容和艺术构思两个方面对第四回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红楼梦》所表现出的深刻的反封建主题思想存第四回里并没有获得画龙点睛的反映,因而也就很难把第四回确定为小说的总纲。”
     刘梦溪同志在《论<红楼梦>的思想意义》(《上海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一文中说:“《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异常丰富,……反映了孕育它的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并指出《红楼梦》主题的深刻内涵在于:对它所属时代的反映,主要是在描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特别是贾家的荣、宁二府的衰败过程中,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性和反动性,显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使我们看到沉滞、虚弱的封建制度已经逐渐走向末日的命运。他认为“把《红楼梦》的主题单纯归结为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悲剧的观点,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是作品故事发展的主要线索”,但它“不是孤立的,它和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亡紧紧交织在一起,归根结底揭示的是封建社会末期维护封建势力和反对封建势力的矛盾、冲突和斗争。所以,要理解《红楼梦》的深刻思想意义,还需要从书中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说起”。他不同意“《红楼梦》里没有写四大家族,只写了一个贾府”的说法,他认为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阶级的典型代表”。他通过对“护官符”四句俗谚口碑的分析,指出四大家族“形成一个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三位一体的剥削集团。这个剥削集团就其典型意义来说不仅是康、雍、乾统治时期封建地主阶级的集中代表,其盛衰变化也可以看作是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接着,也又以冷子兴“演说”为线索剖析了四大家族的深刻政治和经济危机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从而突出了封建家族衰亡史的沦点。文章又在对《红楼梦》反映的社会矛盾作了深入全面的分析后指出:“《红楼梦》主要写贾家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但是并没有局限于一个家庭,而是和史、王、薛以及江南甄家联系起来写,揭开了极为广阔的社会面,或者说通过一个家庭的活动反映了整个社会。”
     孙逊同志在《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一文中,详细地论证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的提法不始于文革期间的红学帮八股,而有其更早的源头。因而,这个提法跟文革期间喧嚣一时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主题说”不同,前者是“根据小说本身提供的全部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得出的”,后者是“片面割裂小说内容作为社会史料而附着上去的”。文章的结论是:“我们反对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主题说,但也反对倒退到爱情主题说;爱情悲剧决不是《红楼梦》的主题,甚至也不是贯串它情节的主线;贯串它情节的主线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它的主题则是通过衰亡史的艺术描写而表现出来的对于封建社会的揭露,对于反抗者和叛逆者的歌颂,以及对于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的预示。”
     此外,还有李春祥、非僧等同志的文章,亦主此说。葛楚英、杜景华等同志所提出的兴衰主题说,虽论述角度稍异,但其实质,亦属此说。
    (5)爱情主题说
    近年来,在《红楼梦》研究中明确持爱情主题说者不多,但必有个别论者较系统地论述了这种主张。徐仲元同志《简论<红楼梦>的爱情主题及其意义》(《实践》1980年第2期)即持此说。首先,文章认为作者是“通过贾宝玉与十二钗关系的广泛描写,深刻地反映出封建社会 中妇女生活与命运的不幸”。而作者在一系列少女形象的描写中,则注入了“才情胜人而红颜薄命”的思想。“一郎《红楼梦》,正是通过一系列少女不同身世、遭遇与命运的描写,姿态万千地写出了一篇篇凄凉 悲愤的红颜薄命赋。”在封建社会里,“‘红颜胜人多薄命’的主题,从来就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社会意义。”其次,文章认为“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不是要孤立地咏叹一大群少女的红颜薄命,而是要在一幅色彩斑斓的仕女图的广阔画面上极力突出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个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把他们之间的爱情婚姻纠葛作为贯穿全书的中心事件”。围绕这个中心事件,揭露了封建势力,讴歌了新生力量,表达了作者的理想。因此,“如果说《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巨大社会历史意义的小说,那末这种意义正是主要通过贾宝玉的爱情婚姻悲剧即爱情主题表现出来的”。至于作品中其他一些典型人物所体现的重要思想内容与爱情主题的关系,则是“为这一爱情悲剧展现了广阔的社会背景”,是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悲剧性格所赖以形成和存在的典型社会环境。
    (4)封建社会青年女性普遍悲剧说
    舒芜同志在《“谁解其中味”》(《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期)一文中倡此说。首先,文章对“四大家族兴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必然没落”这一观点提出异议,认为“《红楼梦》实际上只写了一个贾府的兴衰,这才是合乎实际的说法”。“艺术形象里面,并没有什么四大家族的兴衰。”写一个贾府的衰落,并不就反映着清朝的必然衰落,更不能反映整个封建社会的必然崩溃。因为这与清朝的历史事实不符。即使高鹗的后四十回把贾府抄家之后真正写得一败涂地,也不能反映出清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必然崩溃。其次,文章认为《红楼梦》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中心、为主线,但它主要表现的却不是爱情主题。“《红楼梦》在中国古典文学里面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空前未有的东西,就是对女性的尊敬。”从而提出《红楼梦》的主题是写封建社会青年女性的普遍悲剧的论点。立论的根据是开卷第一回的引子那段话:“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时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作者写书中所有少女,都着眼于她们非凡的“行止见识”,从而写出她们“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剧。作者曹雪芹在男尊女卑、把女子看作玩物的封建社会里,看到了她们都是有着非凡的“行止见识”的“人”,而且都一笔不苟地写出了她们作为“人”的价值,写出“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被毁灭的人的价值愈高,悲剧的价值也就愈高。”一切有价值的人都毁灭了,这样的世界自然也就毫无价值了。这种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悲剧,作者是通过男性主人公贾宝玉的“主观镜头”拍摄出来的,尤为难能可贵。只有从贾宝玉的角度才看到了青年女子的“人”的价值,才看到了这种悲剧,而贾府其他人物心目中,女子都不过是性的对象,所有女孩子的悲剧都不成其为悲剧。所以文章认为《红楼梦》“从一个男性的角度,对女性唱出那样热烈的颂歌和沉痛的悲歌,并且为一切男性自惭形秽,而首先包括自己在内。这是了不起的”。
     邓遂夫同志的《<红楼梦>主题辨》(《红岩》1980年第4期)赞同此说,并做了补充性的阐释。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悲金悼玉”。“悲金悼玉”既表明了“谈情”的对象:金、玉,又表明了所谈之“情”的性质:悲悼。那就是“悲悼以薛宝钗、林黛玉为代表的所有那些生性纯洁美好,却被封建社会的道德礼教所毒害、所蒙骗、所摧残、所扼杀的青年女子。这便是《红楼梦》主题的真正内涵”。
    (5) 反封建主义说
    蒋和森同志在《一部对时代感到痛绝的书》(《红楼梦研究集刊》第5辑)一文中,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及其社会意义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后指出:“反封建主义,这是笼盖《红楼梦》全书的主题。”文章认为“书中所有的描写,无论是爱情、家庭、社会等等,虽然各有其意义,但都服务于这个总的主题,并使这一主题无论在深度上、广度上都在中围文学史上达到空前的成就,以至和近代民主思想取得某种联系和呼应”。“因此,《红楼梦》也象其他伟大古典作品一样,在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里,‘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属于未来的东西’。” 王朝勋、闵树海等同志的《贵族家庭的挽歌》(《辽宁师院学报》1981年第6期)一文,亦执此说。
    (6) 封建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说
    朱彤同志在《论<红楼梦>的主题》(《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此说。文章认为“作为《红楼梦》主题的核心问题,是封建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问题。这个问题贯串并主宰全书。”从《红楼梦》的总体艺术构思看,它的全部故事情节、矛盾冲突、人物关系都是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来展开、安排的。“基于这种理解,把《红楼梦》的主题概括一下,那就是:一部《红楼梦》是以封建贵族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问题为核心,展开了贵族阶级各个生活侧面的描写,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地主阶级的种种罪恶,热烈地讴歌和赞美新兴力量的叛逆精神,全面地批判了封建制度,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必然崩溃和没落的历史命运。”首先,文章分析了前五回这个带有纲领性的序曲对表现全书主题的作用,认为《红楼梦》写封建贵族阶级的兴衰是以贾府为中心,写贾府的兴衰是以子孙不肖、后继无人问题为核心,而写子孙不肖、后继无人问题,又是以贾宝玉的人生道路为重点。继之,文章指出,《红楼梦》表现子孙不肖、后继无人这个主题核心内容,是通过两个不同侧面来表现的。一个侧面是骄奢淫佚、胡作非为、堕落糜烂的“不肖”,体现了地主阶级腐朽的本质;一个侧面是对本阶级前途的绝望,离经叛道,重新探索人生出路,走上叛逆的“不肖”,体现了新兴阶级的历史进步要求。文章从道德、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论述了前一个侧面,又从贾宝玉叛逆性格和反封建主义人生道路以及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等方面论述了后一个侧面.文章最后指出:《红楼梦》全面地写出了贾府子孙不肖的两个侧面,猛烈地鞭挞了反动者,热烈地赞美了叛逆者,作出了对封建制度的总批判。两种“不肖”,相反相成,相得益彰,对立统一,不可或缺。没有贾珍式腐朽喧落的“不肖”,不足以表现全书主题核心的普遍性;没有贾宝玉式叛逆的“不肖”,也无以突出全书主题核心的特殊性和时代特点。曹雪芹着力描写贾宝玉式叛逆的“不肖”,正是集中地显示出《红楼梦》主题的深刻性、历史性和进步性,显示出《红楼梦》的高度思想价值。
    (7) 影射曹家破败,反皇权主题说
    郝炘同志在《<石头记>的主题思想是什么?》(《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期)中倡此说。文章认为“隐晦曲折”是《石头记》表现手法的一大特征。这是因为作者曾遭受过难以直言的灾难,不能明说,只好用小说这种形式,隐晦曲折地来影射这场巨大的变故。因此,读者应从作者所用的“虚幻”笔墨中去揭示他的创作意图和主题思想。而《石头记》的主旨作者是巧妙地隐括在“通灵宝玉”上所镌刻的二十个字中。接着,文章联系曹氏的家世结合书中的情节来揭示通灵玉上字迹的隐义。所谓“除邪祟”, “邪祟”指的是“咂干了贾家的油水”,“鲸吞了贾府的财产”的以皇帝为代表的皇家贵族集团。“以此来影射曹家之败,是最高统治者蚕食和侵占的结果。”这“邪祟”也指“外族入侵”,影射满清入关。“除邪祟”,就是要铲除外族统治者,为君父报仇。所谓“疗冤疾”,指的是使作者终生潦倒的“大冤案”,作者借小说说明对曹家治罪的冤枉。所谓“知祸福”,指的是知道曹家治罪的原因,是最高统治者加害的结果,曹家所含的不白之冤,就不诉自明,昭雪有望。以上就是作者的写作意图。这样的写作意图决定了作品的主题是:“通过对贾氏家族盛衰荣辱的描写,揭示贾府衰败和获罪的原因,指出虽有贾氏自身的罪孽,但主要是最高统治者奢糜挥霍和加罪的结果,用血和泪控诉最高统治者对无辜者制造的人间悲剧,用以影射曹氏家族的破败,以求沉冤得雪于后世。所以《石头记》是一部具有强烈反皇权思想的书,是一部针对清朝最高统治者而发的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书。”
    (8) 主观命意与客观意蕴对立统一说
    何永康同志在《曹雪芹的主观命意和<红楼梦>的客观意蕴》(《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l期)一文中,深入地探讨了《红楼梦》作者的主观思想和作品的客观思想的关系,对如何把握《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提出自己的见解。文章认为,要研究曹雪芹的主观命意,必须从他在《红楼梦》里着力描写的生活现象一一“病”与“梦”入手。曹雪芹是生活在一个多“病”而又多“梦”的时代,他切准了封建末世整个社会机体的脉搏,记录了形形色色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病情,描画了众多人物所呈现出来的有同有异的病态;《红楼梦》是一部表现封建末世社会情状的百科全书,它对那一时代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我的尖锐矛盾和畸形关系,几平进行了全面的、力透肝脾的刻画。《红楼梦》又写了各种各样的“梦”,这些“梦”,就是反映了患了各种“时代病”的各种人物在大难临头的末世对前途的展望,以及他们苦心设计的五花八门的理想蓝图。它写的“梦”,“貌似荒唐,却处处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纷纭复杂,却紧扣人生愿望、客观形势和思想斗争。多梦,是多病的产物;写梦,是对病者心灵的探索和揭示。”《红楼梦》的“病”与“梦”,融为一体,成为作者寄寓某神人生哲理的感性形态的依托。
    作者是透过眼泪来观“病”、察“梦”的,所以笼罩全书那些病痛和梦想之上的,正是他挥之不去的沉郁的哀愁。他要从这些荒唐的“病”与“梦”中,探寻生活的真谛,提炼人生的哲理。第一回中《好了歌》,就是他的思想寓意的升华和结晶,是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主观命意的核心。它企图通过复杂的社会现象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它包蕴着曹雪芹从现实生活中领悟到的某种哲理,它努力把这种哲理渗透到小说的艺术形象中去。所以,曹雪芹写《红楼梦》的主观命意是:“通过对封建末世种种社会病情和人生梦想的描述,表现了关于‘好’和‘了’的哲学思想,抒发了对黑暗现实的痛绝之情,以及无可奈何的、人生空幻的优伤情绪。”
    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对《红楼梦》的命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见仁见智,大相径庭呢?这就必须认真探究《红楼梦》的思想意蕴,正确理解主观与客观、形象与思想、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
    人们对《红楼梦》命意的不同理解,来自于它的无比丰富的思想意蕴。它在描绘现实生活图景时,不但忠实于作家的主观命意,而且更忠实于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使进入作品的种种生活现象、世态人情不为主观命意所囿,以极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真实性呈现在读者面前。曹雪芹在创造艺术形象时,审慎地做到了三点:不因自己的虚幻之感,而脱离实实在在的生活大地;不因自己的感情偏向,而“净化”丰富复杂的人情世态;不因自己的宿命论观点,而忽视事物的内部矛盾和发展趋势。惟其如此,他就能在创造艺术形象的过程中,情不自禁地突破主观命意中的一些消极因素,为读者提供一幅广阔,细致、完整的生活画面。这样,《红楼梦》在许多方面离开了作家原先命意的“母体”,成为相对独立的艺术实体,它们的每一方面都有着特定的内涵,各自显示着自身。于是,人们就根据各自的审美眼光进行评赏,从而引起对它的命意的长期聚讼,见仁见智,或此或彼,各取所需,各得其妙。
    严格地说,曹雪芹自己也未能解出“其中味”(即《红楼梦》所包蕴的思想意义)。因为他虽然执拗地要注自己主观命意入作品,然而,现实主义的椽笔又不大服从这一命意的指挥,“自行其是”地描绘了那么阔大完整的生活画面,比较深刻地揭示各个生活细部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相互作用中共同显示出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这样,一些有见识的读者就从书中看到了大大超过作者本来命意的思想内容,领悟到作者所未能领悟到的生活哲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形象大于思想,看到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看到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文章最后指出:曹雪芹的主观命意和《红楼梦》的客观意蕴是一致的,又是有区别的、相互矛盾着的。要弄清楚这个复杂问题,必须既着眼于“真事隐去”,又留心于“假语村言”,过细地分析两者的辩证关系。作者的主观命意一般来说直接同他的生活遭遇相关,假如没有曹氏独特的身世,他的主观命意就不可能形成。但是,作为艺术家,又不满足于用生活原型来现身说法;所以,他必须“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真事”是“故事”的基础和“酵母”,“故事”是“真事”的开拓和深化——艺术典型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他眼界大开,不但反思既往,而且遥想将来,不断抛弃头脑里渺小的、无足轻重的东西,不断巩固、扩大他从广阔世界所接受的重要的、客观的东西。这样一来,他原先从“真事”中获得的“小真”(主观命意)。就逐渐为“故事”中蕴含的“大真”(客观意蕴)所淹没,所融化,甚至局部地被淘汰:而那些“不敢稍加穿凿”的“假语村言”,就道出了许多作者本人投有料想到,或者想说而说不清楚的深刻人生哲理。
    上面对《红楼梦》主题研究的现状作了一个粗略的介绍,目的在于帮助本刊读者对于当前这个聚讼的问题有个大致的了解,以便展开进一步深入的探索和讨论。从介绍中可以看出,关于《红楼梦》的主题一直是人们所致力探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争论了两百多年,迄无定论。这个问题对正确理解《红楼梦》这部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至关重要,应当也必然继续争论下去。我们相信,今天的研究者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终将会解开《红楼梦》主题之谜,得出科学的结论。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1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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