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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僧是《红楼梦》第四回中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在全书中的地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曾被人称作偶尔穿插进去的戏剧人物。恩格斯曾经说过，成功的作品应当“每个人是典型，然而同时又是明确的个性，正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1]曹雪芹笔下的葫芦僧，人物虽小，形象并不小，同书中别的人物一样，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典型人物。考察一番这种人物的性格，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这部艺术巨著典型形象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面貌，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曹雪芹世界观的某些侧面。 考僧先考庙 这葫芦僧原是葫芦庙中的一个小沙弥。男子进了佛庙，受过十戒尚未能入僧位的小和尚叫做沙弥。“沙弥”是梵语，是“息恶行慈”的意思。但这个葫芦僧并没有见他息恶行慈，倒是一个缺德作恶、为虎作伥的官场走狗和封建奴才。“息恶行慈”的佛门里怎么会产生出这种货色呢?这就有必要考察一番这葫芦庙究竟是怎样的佛门了。 葫芦庙的描写见于《红楼梦》第一回：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日姑苏，有城日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2] 这是全书故事的开始，看来似乎是在说明甄士隐和贾雨村故事发生的地点，实则暗示了全书真假故事发生的典型环境，自然也包含着葫芦僧出身的典型环境。红学家们都认定《红楼梦》一书具有一击两鸣、写实和象征相结合的艺术笔法，因此考察这葫芦庙也必须透过文字的表面考察作者一声两歌的用意所在。这葫芦庙所处的地方是姑苏，脂批即金陵，是贾、史、王、薛四大贵族家庭居住之地，而不论是姑苏还是金陵，都是曹家发迹的地方。这“地陷东南”也不是随笔所写，是联系全书对贾府贵族的败落的描写，似含有封建社会已面临天崩地陷的末世阶段的寓意。所谓一二等富贵风流，是说这个地方政治经济的一时繁荣，可以看作康乾时代即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一个繁荣时期的典型场所。十里街仁清巷，地方窄狭，依脂批即势利街、人情巷，世路无宽平之处的意思。葫芦庙不仅是说的地方窄狭，更有深刻寓意。一则是说这里名为佛庙，实为糊涂之地。乐府《阳春白雪》载吴仁卿小令《金字经》：“酒钱怀内揣，葫芦在，大家提去来。”[3]民间俗语“葫芦提”似从此来，意即不清不白、糊涂混浊。二则是说官场黑暗，草菅人命。元曲中这种用语最多，如《窦娥冤》中有“念窦娥葫芦提当罪愆，念窦娥身首不完全”。《留鞋记》中有“不争葫芦提斩在云阳下，把我这养育的亲娘痛哭杀”。后文的葫芦案也就是这类冤案的翻版。 由此可见，所谓葫芦庙并不是一所真正的佛门圣地，乃是封建末世势利场中一块黑暗混浊之所，是贾、史、王、薛贵族统治者赖以生存的某种社会基础的代名词。在这样的地方，“谗人高张，贤士无名”[4]，甄士隐辈的高洁真士是不能够生存的，它所滋生蔓延的大都是贾雨村这样的假儒贪官和葫芦僧之流的社会爬虫。 精明的官场帮凶，糊涂的封建奴才 葫芦僧，顾名思义应是一个糊涂的和尚，但作者所着力描写的却又是一个精明的官场帮凶。 善于伺机钻营，是葫芦僧性格特点之一。他进葫芦庙当和尚，本不是为了修行，而是为了谋求轻快附“生意”。葫芦庙被火之后，他感到当和尚没有油水可捞，就蓄发开戒成了家，跟拐子流氓鬼混过日子，并且很快找到了官场衙门中挺有外快可赚的职业——门子。别看这个小小的门子不过是衙门中一个侍候官老爷的芝麻小吏，对老百姓来说，他的势位却不小呢。谁要进衙门打官司，若不把这门子贿饱，就颇有困难。看来，这个葫芦僧虽做门子生涯不久，私囊却有点胀了，不然，他哪里会有房子出租给拐子住呢? 但葫芦僧的善于钻营，还在于他非常懂得“大丈夫相时而动”的投机术。他眼见曾和自己共过患难的新任知府贾雨村，在人地生疏的情况下一到任就碰到一件棘手的人命官司，就牢牢抓住这一良机，用卖技献能的手段达到攀附权贵的目的，以便由此打开一条青云直上的通途。真是人贱志长，野心勃勃。 这葫芦僧又极精通社会关系学，尤其精通官场关系的各种诀窍。他把这门学问当作实现上述野心的资本。在金陵地方，上至贾、史、壬、薛四大家族的内幕，官僚人物及其子弟们的脾性作为，升官发财的种种秘诀，下至底层社会的多方面的情况，他都深通熟谙。那个拐骗女孩的人贩子，一女两售，可算得狡诈非凡，而葫芦僧却能跟他长期共处，若没有一套圆滑的处世手段，是难能的。对于金陵一霸薛蟠打死人的案子，其来龙去脉甚至每个细节他都了然在心。他真可以算得是一个官场衙门的“百事通”了。 不仅如此，这葫芦僧还有胆有识，有智有谋。在新任知府贾雨村第一次审讯偌大一件人命案子的公堂上，一个根本没有资格过问案情的小小门子，竟敢于向那位正义凛然的知府大人递使眼色，并且仅凭这么个眼色儿，就使这位不可一世的大老爷“甚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时退堂”。紧接着，他又因势利导，步步进攻。首先和贾雨村拉上了“故人”关系，接着便抓住要害，急贾雨村之所需，献上了那一张具有举足轻重的“护官符”，并解说这张护官符的内容以及它对于保官、保命、升官、发财的重大作用。贾雨村立即为葫芦僧所说动，让他一步一步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于是详述案情、出谋画策，终于使这位新官老爷在上任后第一道难关中安全脱险。葫芦僧就这样为他的主子立下头功，不但在贾雨村面前显示了自己的才干，而且还使贾雨村明白他是熟悉对方老底的人。有了功劳，又有才干，更深知老爷底细，看来，投靠权贵的各种条件都具备了。葫芦僧不愧为一个精明的官场帮凶。 投靠和奉承，在中国古老的社会里，曾被作为一门专业学问来研究。孔夫子总结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时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5]韩非子在《说难》中也说：“凡说人主者，必知所说之心，否则身危。”葫芦僧的糊涂在于他根本不懂得这一套奉承投靠术的真谛。这也难怪，他出身低贱，没有受过正统的封建教育，所以就缺乏这方面的学问。他不懂得贾雨村辈的心理，不当言时而言，始则泄其葫芦庙内与贫贱者为伍之老底，继则揭其“当年明决、今日没主意”之弱点，又说出了他赴考得中全仗甄家赠金的秘事，更复触及他依赖贾府重新复官的阴私，还要滔滔不绝卖弄自己的见识，所献断案之策既显露自己的才干，又想插手献功，试想，达一切哪能不遭到贾雨村的嫉恨呢?一切封建独裁者是不准他的下属和奴才的智能超越自己的，一切奸官伪君子又是最忌讳别人知道自己不光彩的老底的。所以，韩信虽然为大汉天下立下赫赫功劳，到头来终难免做刘邦吕后的刀下鬼；杨修虽然一心忠于曹操，却终为曹操所忌杀。这种“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必谋自全之策”的哲学道理，就连许许多多的英雄豪杰、才智之士都不明白，何况于一个出身葫芦庙的小和尚呢?他的悲剧性的下场是必然的，也是不足为怪的。 鲁迅曾说过，古老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虽然在二十四史中满篇皆是“仁义道德”，然而字缝中却只是“吃人”二字。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明智君子，虽然天天嘴边抹着人油，却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肯讲出“吃人”的真相。《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晴雯、尤三姐、柳湘莲、焦大、傻大姐等人，就是因为从各种不同的立场、依据自己的理解，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程度上有意或无意地揭露了这种真相，而被统治者视为疯人、傻子和糊涂虫。贾雨村是很懂得这一点的。他明明是在干徇情枉法的“吃人”勾当，却声称他要图报皇恩，不能因私而废国法。葫芦僧就太天真了，太糊涂了。虽然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当一名帮凶奴才，是想更好地去维护这桌“吃人”的酒筵，以便自己能够从中分一杯残羹剩汤，然而他在客观上却最直白地揭露出封建统治阶级“吃人”的秘密。你听他那一套话语，是那样赤裸裸地把那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上通天子、下连地方官府压迫人民的罪恶网——护官符的全部秘密和盘托出；是那样毫无掩饰地把封建统治者时时奉行的处世哲学和升官发财的种种诀窍揭示了出来；又是那样露骨地把封建衙门徇情枉法、愚弄人民的法术端了出来。他的言谈所及，处处撕破“吃人”者伪君子们身上的遮羞布。试想，纵然葫芦僧怎样为统治阶级卖命效劳，而统治阶级岂能容纳这样糊涂透顶的奴才呢? 精明的官场帮凶，糊涂的封建奴才，这便是葫芦僧这个形象的基本性格。 浮 生 着 甚 苦 奔 忙 作者通过葫芦僧这一典型形象，主要用意是揭露封建末世官场的黑暗。葫芦僧手中的那张“护官符”，就是封建统治阶级面临天破地陷之时，为了自身不至于溃灭而上下挂连、互相勾结、愚弄欺压人民的罪证。葫芦僧所宣扬的那一套处世之道，就是封建官场的吃人哲学。葫芦僧所叙述的那件人命案子，就是当时社会的弱小者被蹂躏、被活活吞吃的写照。葫芦僧为贾雨村设计的断案计策，就是封建法律吃人的具体表现。葫芦僧如此挖空心思投靠贾雨村，热心为他效劳，从中也看出那时社会已是“吃人”成风。象他这样出身的人，既不甘心让别人吃掉，又没有靠山，缺乏吃人者所必备的各种条件，只有凭自己的投机术去巴结依附上司，依赖主子的提拔，挤到吃人者的行列中去舔一点残汤，殊不知到头来却依然落得个人肉筵桌上的牺牲品。 封建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封建社会的官府衙门，哪里都是一片黑暗，这是无须说的，但在封建盛世和末世 却有程度上的差别。在封建盛世，在统治阶级的营垒中，有时或 可出现极少数比较清正廉洁的官吏；一在一个官衙内，除贪官污吏外，清白的官吏或许还有。到了曹雪芹的时代，古老的中国 封建社会的大厦已濒于倒塌，“长夜难明赤县天”，哪里有什么净土和清官可言?曹雪芹不仅通过一纸护官符揭示了上下官场都是一片黑暗的社会现实，通过冯渊家人告状一年无处伸冤的事实说明所有的官府衙门都是奸官当道，而且还通过葫芦僧这一典型，说明了在一个官衙之内，上上下下，不论长官小吏，就连微不足道的门子，一个个都是作恶歹徒，都在为织补那张吃人的封建统治网——护官符而挣扎。而葫芦僧自身的那场喜剧和悲剧，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官场尔虞我诈、互相利用、互相吞吃的黑暗内幕。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民群众不仅受封建政权的压迫，也受神权的压迫。佛教，自从世纪初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成了封建统治者愚弄压迫人民的工具和麻醉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曾通过许多场面和形象，无情地揭露了佛教的这种性质。葫芦僧这一形象虽然不甚重要，却也极深刻地体现了作者对佛教的批判。作者写葫芦僧的入庙，写他的改行，写他的与骗子共处，写他的向贾雨村投靠，写他的精明狡诈，写他把“扶乩”的把戏用到审案中去，写他已当了门子仍冠以葫芦僧之名，凡此种种，都是为着表示作者对行慈息恶的佛门的嘲弄，对慈悲为怀的出家人的讽刺。葫芦僧和馒头庵的那位老尼姑一样，都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骗子。 当然，正如许多论者指出，曹雪芹对佛教的态度是矛盾的，批判的同时又把它当作人生苦难解脱的某种世外桃园。所以他写葫芦庙的同时又写了一个智通寺，这两所佛庙是完全相对立的：
脂砚斋把智通寺里的昏愦老僧称为“出世醒人”。智通寺的描写，是通部《红楼梦》主旨的点染之笔，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人世红尘的否定，也就是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另方面又表现了作者的某种消极避世思想，而这正是佛道观念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作者把葫芦庙和智通寺对照着写，又表明作者批判佛教实际上是批判人生。佛教徒倘若还生活在人生，还有人的欲望，他就不可作真正的如来信徒。“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他或者是“吃人”(如老尼、门子审案)，或者是被人吃(如妙玉、门子充发)，只有彻底摆脱红尘，去掉人欲，象智通寺老僧那样，既聋且昏，吃点清粥，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浮生着甚苦奔忙”，曹雪芹愤怒抨击当时社会、劝导人们看破红尘，别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的世界观，从葫芦庙和智通寺的对照中得到体现，也从葫芦僧这个可恶、可笑、可悲的“出世迷人”的悲剧下场中得到体现。 看来，曹雪芹通过葫芦僧这一典型形象，并不是要告戒人们从他的“露才扬己”性格中获取教训，而是劝导人们看清形势，认识整个社会已处于天破地陷的前夕，封建统冶阶级崩溃在即，劝导人们看清当时官场的黑暗，看清象贾雨村这类封建末世贪官的真面目：他们对自己的下属和交往朋友都只是为了利用，利用这些人为他的升官发财铺路，需要你的时候，非常“礼贤下士”，一旦利用完了便过河拆桥，翻脸无情。为那样的社会、那样的统治者效劳是没有出路的，是一件可悲、可耻的事，只有糊涂虫才干的事，一受人民咒骂，二受主子遗弃。对于那些为虎作伥、献技卖能的帮凶走狗，更是当头棒喝。 轻拢慢捻 笔力千钧 曹雪芹对葫芦僧这一形象的描写，一看来是极随便的，不如描写其他形象那样匠心工巧，然而就在这样极不费力的描写中，仍使我们感到作者的千钧笔力。 我们先看这个小人物的出场。 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只要正式出了场，亮了相，便活灵活现，生动如见，这是许多论者都说过的了。但是使我们还要惊叹的是，作者写其他人物出场，或写外貌服饰，或写声音动 作，或夹描夹评，即使寥寥几笔吧，那也是用了浓笔重墨的；独有这葫芦僧的出场，却只有极简单、极随便的一笔。当新任知府贾雨村在威灵显赫的公堂上，大耍官威，下令捉拿凶犯时，—— 只见案旁立的一个门子，使眼色儿——不令他发签之意。 这实在算不得描写，而只是一笔极简单的叙述。一定要说是描写的话，只有“使眼色儿”四个字。然而恰恰就是这样极普通的四个字，使我们看到了这个立在案旁的小小门子“眼色儿”的非凡威力。正是这么个“眼色儿”，使那沸腾着的公堂顿时 静默，让那咆哮着的知府老爷即时哑口，把一个下了决心发签捉人的“首席审判官”弄得“心下甚为疑怪”。一件偌大的人命案的审理突然停顿，刚上任的新官大人的第一把火立即熄 灭。这么个“眼色儿”象一道有巨大威力的无声命令，使整个公堂的形势急转直下。这么个“眼色儿”又象一面照妖宝镜，刹那间，使一个装腔作势、色厉内荏的贪官原形毕露。这是具有何等神通魔力的“眼色儿”啊! 要知道，一个公堂上的门子，他的职务仅仅是侍立案旁，听候官长老爷的使唤，审判案情根本和他无关。而这个门子却胆大包天，竟然超越自己的职分，向堂堂的知府大人使起眼色——下起无声命令来了。而这个眼色确又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威力。通过这么个“眼色儿”，这个门子的形象虽刚出场，却象铁铸那样凸立在我们面前了。这里的关键在于，作者并不是孤立地来描写门子的这个眼色儿的，而是把它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来写的。这个特定的环境在表面上看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公堂，是威风凛凛的官老爷在秉公执法，而实际上却是隐伏着一种激烈的矛盾冲突的。从前几回我们已经知道，贾雨村是一位奸狡势利之徒，他已经在官场上跌过跤子，这一次多亏有了后台才被重新提拔当了知府。如何不蹈前辙保住这顶乌纱帽，这一点在他的心中是不能不考虑的重要问题。他一到任就碰到这场官司，被告既然告了一年的状而无处伸冤，就说明此案是个闷葫芦，这一点，贾雨村是必然察觉到的。但他的招牌是“民之父母”，又是新官上任，面对人命关天的案件，又怎能犹豫袖手?他的“大怒”，他的下令发签，一方面是不得不为的装腔作势，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一种狡黠的试探。他深知当时的官府衙门上上下下全是一派黑暗，他既到任作这里的最高长官，其左右下属必有人来巴结他、依附他、为他奔走效劳的。他也知道，此案被告既已告状二年，案情又发生在本地，那么本衙门以前一定受理过此案的，本衙门中的官吏下属，必有深知这案件内情的人。基于这种情况，当他咆哮公堂、下令发签的时候，他的神经和自己必然是特别注意左右吏目的反应的。假如全无反应，他又可以从中判断另一种情况，或许这个案子是可以绳以国法的，或者在捉拿凶犯族中人的过程中再斟酌断法。葫芦僧那两道神秘而尖锐的目光，恰恰就在贾雨村处于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就在贾雨村急切等待着某种反应的情况下出现了。这个精明的官场帮凶，他那眼色儿就象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一眼就洞穿了贾雨村的五脏六腑。这说明在这以前他对这位葫芦庙中的故人的脾性作为，对当时的官场哲学均有精心的研究。这“使眼色儿”的简单描写，集中地表现了这个门子“大丈夫相时而动”的狡诈性格。作者把他的眼色放在如上的特定环境和特定气氛中来写，自然而然地会显出非凡的艺术力量来。 曹雪芹的这种艺术笔法，在文艺创作中是常见的。例如伸一伸手指头，是人们动作中的微不足道的细节。然而，在吴敬梓的笔下，严监生临断气之前见灯盏里点着两根灯草，恐费了油；因而“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的动作细节，却如张僧繇的画龙点睛，一下子使严监生这个吝啬鬼的性格突现出来，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曹雪芹的上述手法，自然是我国传统艺术手法的继承，所不同的是，曹雪芹在运用它时，显得更为精炼，更含蓄有味，更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更为轻松和自然，仿佛随手拈来，随笔抹上，看不出丝毫的斧凿痕迹。别林斯基说，杰出的艺术家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能够把任你写上十来本书也无法表现的东西生动而充分地表现出来。罗丹说，最高的艺术是最不讲艺术的。曹雪芹确实已经达到艺术家的这种最高境界了。 通过人物对话来刻画性格，也是我国古典作品描写人物的主要方法之一，曹雪芹运用这种方法更是拿手。他笔下的人物，一开了口，三言两语，就能使性格生动活现，使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就象鲁迅所说，以其语气声音，不独将他们的思想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出来。葫芦僧这一形象，作者描写的本领在于：除了“使眼色儿”那一笔之外，几乎全是运用对话描写，而且写得极为出色。从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口里吐出来的每一句话，不但恰如其分地体现着他的性格，而且极富有引人入胜的戏剧性。他的语言不断地引起戏剧性的冲突，不断地使情节波澜起伏，不断地使读者悬念，等待，倾听，赞叹，直至拍案叫绝。而人物的形象、心理、性格也在连续的对话中逐渐明朗和深化。例如，当葫芦僧被贾雨村引进了私人密室后，他—— 忙上来请安，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 这句听来似乎极平常的问话，其力量不下于公堂上的那一个眼色儿。小小的门子怎么会有如此傲慢的口气呢?竟然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对知府老爷横加责问和讽刺。好象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大恩主，贾雨村忘记了他就是大大的不该。这个怪人究竟藏着什么闷葫芦呢?联系着公堂上的那个神秘的眼色儿，这位新到任的知府老爷此时此刻的内心是更为疑怪了，只好一边琢磨，一边用“十分面善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的话作被动的应付。不料这门子又逼紧一步—— 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得当年葫芦庙里之事?” 门子并不直接回答自己和贾雨村的关系，却仍然是向对方提出责难和诘问，进行嘲弄和讽刺。这连续的傲慢的笑声，这悠然自得的反问，却似千斤闷棍，重重地打在贾雨村的心坎上。其弦外之音无非是：象你这样一位高居官位的知府，也是跟我一样，有一段下贱的历史呢。想当初，你穷愁潦倒，寄居葫芦庙，曾得过我的好处啊。这不是单纯的揭老底，而是严重的要挟和挑战，目的是迫使知府大人主动接受自己的投靠。这是多么厉害的一着啊。在那讲究门第出身的封建等级社会里，下贱的出身是极耻辱的事，这个老底被葫芦僧一语揭穿，怎么能不使贾雨“如雷震一惊”呢。 葫芦僧这三言两语的见面礼，生动地表现了他那既大胆狡诈又鲁莽愚蠢的性格。他的目的是要投靠贾雨村，想贾雨村提携提携他。虽然，他的身上早已准备好投靠的资本即护官符；他的心里早已准备好一套让贾雨村青睐他的礼物——提供葫芦案的案情和断案计策。但他又觉得仅凭这些资本和礼物还不足以彻底降服贾雨村，而必须首先向对方提出一个要挟的条件，不但要让对方知道自己曾经是他的“故人”，而且还要让对方明白自己是深知他底细的“聪明深察”之徒。真是俗话说的葫芦油蒙了心。他在这里用的是先发制人的流氓手段，却不知道对方也是一个更高级的政治流氓。虽然暂时的胜利是属于葫芦僧了，贾雨村果然向他携了手，认了故人，拜他作了审理葫芦案的顾问；但从中却伏下了对他的嫉恨，后来终于借故充发了一他。可见，葫芦僧的语言又是他糊涂性格的表现。他后面的全部语言都体现了他那相反而又相成的双重性格：精明的官场帮凶，糊涂的封建奴才。 在整个葫芦案的审理过程中，交织着三根情节的线索。一根线索是葫芦案本身的处理始末，这是主线，二是葫芦案案情的经过，三是贾雨村和门子前后关系的变化。这三根线索相互错综，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又各自呈现着曲折微妙的变化。其间的枢纽是芦葫僧的语言。案情本身的曲折复杂，是通过葫芦僧的叙述展现开来的。贾雨村和门子由无关系到认故人，由相互利用到一方被吃掉，其问的变化过程是由葫芦僧的语言所引起的。当然，葫芦僧的最终悲剧，从情理上讲是取决于当时社会的势利风气和官场恶习，取决于贾雨村的本质。但从情节本身的枢机来说，问题的引线仍在葫芦僧本身，是他的语言引起了贾雨村对他暂时的幸宠，引起了贾雨村对他的嫉恨。在葫芦案的审理这条主线上，情节的大起大落，微波荡漾，几乎是、全由葫芦僧的语言所引起。葫芦僧的眼色儿——一种无声的语言，令贾雨村退了堂；他的“贵人多忘事”的诘难和护官符的一篇道理使贾雨村拜他为审案顾问；他详述英莲遇骗、薛蟠逞凶的案情经过，中间夹着对雨村的提示，引导着贾雨村对案情的思索；他那露骨的徇情枉法的断案妙计虽然招来贾雨村的伪君子式的否决，而葫芦案的最后定案仍然不过是葫芦僧妙策的实施。正因为如此，所以本回的回目有“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之称。 当然，这场戏是由贾雨村和葫芦僧两人演出的，整个剧情的构成要涉及到两人的对话。因限于篇幅，不能细述。而仅从葫芦僧一人的语言来看，也可见出作者写人物对话艺术的高明了。 用人物语言来表现性格，在古典小说虽然是常用的，但用它来展示情节，则是古典戏曲的一种特殊表现手段。看来曹雪芹是兼收了这两种古典艺术的表现经验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了。 一 对 活 宝 贝 有些红学家对《红楼梦》的典型人物持“影子”说，我颇赞同。我觉得芦葫僧可以看成是贾雨村的影子。这两个人物虽然出身门第不同，地位不同，经历不尽相同，性格也有差异，而其本质则一。二人都从势利场中的葫芦庙里滋生出来，同样是野心勃勃，向样善于伺机钻营，同样精通关系学和投靠学，特别是两人都是精明的官场帮凶和糊涂的封建奴才，而他们的可耻下场也是一个样。自然还有一点不同：一个是大帮凶，一个是小爬虫；一个是假话实非(即贾化时飞，依脂注)的伪君子，一个是表里如一的真走狗；一个善于藏奸，一个喜欢露才。在葫芦案的审理过程中，葫芦僧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贾雨村的所作所为。贾雨村想说的话自己不说，由葫芦僧说出。贾雨村的那一套官场哲学，嘴上掩盖着，实际奉行着，葫芦僧却，代他赤裸裸和盘托出。谁是葫芦案的审理者和判断者呢?是葫芦僧，又是贾雨村，看似葫芦僧实为贾雨村。葫芦僧和贾雨村，曹雪芹画出了封建社会官场的一对活宝贝。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让 版第25页． [2]本文所引《红楼梦》文均见新校注本． [3]转引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4第561页． [4]见屈原《卜居》． [5]《论语·季氏》．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1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