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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不幸早年谢世，未能完成他的全部著作。在他逝世的二十多年后，高鹗代替他续成后四十回书，使这部伟大作品得以完整的形式流传后世。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历来国内外的学者对于高鹗续书的基本看法是：功大于过。但是，近年来，部分红学家却提出了不同观点，于是，怀疑、批判，甚至否定之说，似乎愈演愈烈。对此，笔者愿就自己的一些见解，谈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 不可否认，高鹗的续书是有缺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许多评论者是没有争议的。但是，目前有些专家对于高鹗续书的评论，完全忽视不同作家在艺术见解上的相对独立性，抓住后四十回的某些章节，任意扩大续书者创作思想上的消极因素，不顾整个作品的社会影响，甚至用现代人的政治标准，苛求于古人。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评论方法，是《红楼梦》研究中的歧路。 尽人皆知，《红楼梦》一书，从创作、评注到续作、修辑，是由几个不同阶级地位、不同政治见解、不同艺术水平的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主张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畴里加以考察。而所谓“历史范畴”，包含的内容十分复杂，它对于不同作家的影响限制往往是不尽相同的。不论是曹雪芹、脂砚斋或高鹗、程伟元等，由于每个人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政治见解与艺术水平不完全相同，因而使这部作品的构思布局、情节发展以及艺术形象的塑造等，前后都出现了许多自相矛盾的痕迹。就以原作者曹雪芹来说，他出身于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由于政治上、生活上的不幸遭遇，使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尽管如此，他所塑造的贾宝玉与林黛玉等人的艺术形象，虽然有着强烈的反封建的叛逆精神，但同时又流露出封建贵族世家子弟所特有的阶级自矜感。在前半部里，林黛玉与薛宝钗性格。匕的冲突，几乎是无法调和的；可是，到第四十二回后，他们之间又“互剖金兰语”，尽释前愆，竟然又言归于好了。从前八十回的构思及脂评所提示的情节看，在他所写的后三十回中，林、薛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直接对立起来，而是以黛先死、钗后嫁的回避形式收场。这种处理方法，显然与作者本身的封建思想的局限有关。 历史的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同一阶级的作家，由于阶级地位、生活经历的不同，同样会产生相对独立的思想见解。高鹗其人，原是个塾师寒儒，他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抱有很大的幻想。这个人在爱情生活上有许多不够诚实的表现，但是，他在创作上由于接受了曹雪芹的思想影响，加上他自己对于封建婚姻制度的认识与分析，因而，也就能够冲破自己思想上的偏见，进而把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发展写得十分真切而动人，并且把林、薛之间的爱情悲剧写得十分尖锐，其悲剧艺术效果，远远超过了原著，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这种现象的出现，从艺术创作的实践规律上看，这也是可能的。任何作家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认识，总是不断反复，逐步提高的。从个人角度上讲，创作实践属于主观的能动作用；从客观上考察，他所写的作品则又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尽管高鹗的艺术才能远远比不上曹雪芹，只是由于特定因素的影响，打开了他的艺术思路。随着他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分析，客观事物反过来强制他不断改变自己的创作意图。因此，高鹗在续书过程中，就可能出现“学生”超过“老师”的特殊现象。 事实证明：《红楼梦》这一伟大作品的形成，不完全是按照曹雪芹一个人的构思而定型的。我们在评价这部作品的社会价值时，也不能单纯按照原作者的意图而定。必须承认，这部作品是几个作家不同艺术见解的对立、补充与提高的综合产物。这是一种“历史的合力”。也就是说，这几个作家，其政治见解、艺术才能虽然是相对独立，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可是，他们在《红楼梦》这个历史悲剧的形成及其成书、流传等方面，都是有所贡献的。如果尊重历史事实的话，我们就不能过分地尊曹抑高，厚此薄彼。而应该面对作品，从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具体内容出发，实事求是地评价它们各自的功过得失。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应有的科学态度。 二 高鹗续书的主要成就，在于他突破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大团圆”结构形式，并且以震撼人心的艺术描写，大大丰富了这个历史悲剧的社会内容。鲁迅先生说：“自《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这个评论当然也包括对高鹗续书的估价在内。这是由于中国历来的古典小说，基本都是以“大团圆”的结局而收场的。从唐传奇《李娃传》到宋传奇《谭意歌传》，以至后来的《西厢记》、《牡丹亭》、《平山冷燕》、《玉离魂》等等，因袭相传，形成一股反现实主义的逆流。直到《红楼梦》问世以后，嘉庆年间，相继出现的《复梦》、《后梦》、《圆梦》、《续梦》、《补梦》之类的续貂之作，都是由于不满于原书的悲剧结局，而代之以“大团圆”的收场。这种借助于皇权、神力的捏合，用虚幻的空想腐蚀人们的灵魂，实际上也是起着美化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正因如此，这些皆大欢喜的庸俗续书，并没有得到广大读者的承认，早已被人民所唾弃，成为历史垃圾中的废物。唯独高鹗所续的后四十回书，却与曹雪芹的原著以完整形式流传后世，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了。 高鹗所续的这四十回书，一方面根据前八十回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创造性地合乎规律地发展了它的悲剧情节。另一方面，它又保持了原作的个性特色，并且从生活矛盾的内在连贯性上，把这个历史悲剧逐步推向高潮。台湾红学家林语堂曾说：“《红楼梦》之有今的地位，主要的魔力不在前八十回，而在后四十回。”从近百年来，各种《红楼梦》剧本演出的效果看，这些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近年来，有些专家认为：后四十回书也可能是根据曹雪芹的残稿整理的。他们所持的理由，除文字推敲上的猜测外，并没有提出什么有力的证据。因此，对于这种观点，我个人是不敢苟同的。因为从脂砚斋所提供的线索看，曹雪芹对后四十回的情节设计，并没有涉及到林、薛之间的婚姻冲突。根据前人的文字记载，也有几种不同结局的说法。其中以犀脊山樵为《红楼补梦》所写的序言最为有力。他说：“余在京师时，尝见过《红楼梦》元本。原书叙金玉联姻，非出自贾母、王夫人之意，盖奉元妃之命。宝玉无可奈何而就之，黛玉因此抑郁而死，亦未见以钗冒黛之说。”(见嘉庆二十四年藤花榭刊本)关于这个情节，在原作第二十回中，端午节，元妃给各姊妹所赠的礼物，唯宝钗与宝玉相同。据此看来，犀脊山樵的话，似乎是可信的。但是，尽管目标是在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如果只把元妃一人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悲剧形成的因素就有些单一。其情节的发展，必然是迳直的、单调的，由于缺乏真实的生活根据，艺术效果也会受到影响。如前八十回中，尤三姐的悲剧形成，其结果虽然也很精彩，但由于作者对尤、柳二人的爱情关系及其与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对立过程，没有充分展开描写，这个悲剧的酝酿、发展，缺乏感人的生活细节，因而，大大减弱了它的艺术魔力。高鹗在构思林黛玉的悲剧结构时，为了强化矛盾冲突的力量对比，有意识地增加了“掉包之计”。通过贾母、王夫人、王熙凤等人对于林、薛的不同态度，不仅揭示了统治阶级的险恶的居心，而且增加了故事情节的曲折性。使封建统治者与叛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剧烈，从而更好地发挥了悲剧结构的艺术魔力。 值得注意的是：高鹗在组织、推动这个悲剧发展的过程中，在结构逻辑上，巧妙地运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排比、衬托等手法，把几个不同的生活情景联接对比，从而形成一种在本质上与个别映像截然不同的艺术激情。在情节的推移发展上，打破了直接对立与转变的老一套“悬念”方式，把它演化为一种连环性起伏不断地潜在式的“悬念”结构。矛盾的产生与发展，犹如一石投水，激起水波向四周波动开展，不等水波平静，又击一石，又是几圈水波向外荡漾。形式含蓄，内容尖刻，艺术效果耐人回味。林黛玉之死，本来是人们意料中的事，但作者却妙用才思，欲擒故纵，多次反复，使人“悬念”不已。八十二回，借送蜜饯荔枝的老婆的话，点破“林姑娘与宝二爷是天生的一对”，惹得黛玉在当天晚上竟做了那么一个血淋淋的梦。显然，这只是她的悲剧的一次预演。到八十四回，有人给宝玉提亲，偏偏说得有名有姓，竟是南诏道张大老爷的小姐，煞有介事似的。而在八十五回，贾芸这个小子，竟然冒冒失失给宝玉说起媒来；而王熙凤又当着宝玉、黛玉的面，也打趣“他们两个倒象夫妇一样的相敬如宾”。两个方面都似乎言出有因，真假难辨，叫人悬念不已。隔了一段时间，到八十九回，雪雁背着黛玉突然告诉紫鹃说：“宝玉订亲了……”偏偏又让黛玉听见了，到此时，矛盾的突然激化，犹如一张拉满了的弓，弦子绷得紧紧的。但如果让黛玉竞因此绝粒而死，不但文情迳直，且觉钟情尚未至深，死也死得糊涂。以后，作者又让雪罹问起给宝玉订亲的事，侍书却说：“那里就订了呢?二奶奶说，宝玉的亲事，老太太总是要亲上做亲……”黛玉听了，心里一松。于是死而复生。如此起伏不定，文愈曲而情愈深。我们说，某些平铺直叙的小说，之所以不能吸引人，其原因就在于作者不善于把握事物发展中矛盾对立的差异状态。其实，现实生活中最引人关心的矛盾，倒是那种接近激化而又尚未充分展开的矛盾。在林黛玉的悲剧上，高鹗巧妙地运用了接近激化的矛盾发展的表现手法，经过多次反复，悲剧的气氛就愈来愈浓，直到宝玉结婚前，消息被王熙凤瞒得滴水不露，偏偏又让傻大姐直接讲到了黛玉的面前。这时犹如晴天一声霹雷，悲剧高潮突然耸起，急骤而下。林黛玉从“惊梦”到“绝粒”，再到“焚稿”，经过一系列生活细节的描写，感情流露十分真切。悲剧发展的趋势，层次清晰而又紧凑，这种悲剧的情节愈典型，读者的“逆受精神”就愈强烈，愈能发挥悲剧艺术的感染力，也就愈能打动读者的思想感情。 中国古典小说中对于同一时期、不同空间所发生的互相关联的故事，一般多采取“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手法，分别加以叙述。但高鹗在组织这个悲剧高潮时，却打破时、空界限，把薛玉钗的成婚与林黛玉之死的前后经过，分成二十几个小段(镜头)，交替出现，互相映照，形成强烈对比。一边是王熙凤满脸谄笑，神秘地趴在贾母耳边，咕咕唧唧地“献计”；一边是病奄奄的林黛玉向紫鹃嘱托后事，泣不成声；一边是新婚洞房，红烛高照，薛宝钗盛服艳妆，鬟低鬓亸；另一边是潇湘馆，灯昏惨淡，李纨、探春、紫鹃等含泪为死者整理衣衾；忽而笙歌悠扬，忽而哭声哀恸。镜头一转，只见宝玉按捺不住，上前揭起宝钗头上的盖头，两眼直视，半语全无，顾不得别的，口口声声只要找林妹妹去。接着又是另一个镜头：“潇湘馆内，大家痛哭了一阵，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侧耳一听，却又没有了，再听时，唯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读到这里，读者脑海中叠印的幻景，就会产生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眼泪也就忍不住夺眶而出了。这种表现手法在中国其他古典小说中还是少见的，它正是后来电影艺术中“蒙太奇”手法的先导，但比电影“蒙太奇”的产生要早一百多年，这是高鹗对文艺结构形式的艺术创造，也是他对中国语言艺术发展的巨大贡献。 三 责难高鹗的人，很少考虑续书者的难处。按说搞文艺创作忌讳带“框框”，而续书的人则非带“框框”不可。因为他必须根据原著的人物性格特征，按照生活的必然规律，形象化地再现人物的成长过程。续书的成功与否，在于人物的性格特征前后能否统一?性格的发展是否符合生活规律?任何作家在塑造艺术典型时，都不能单纯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行事，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人物自己。每个人物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成长，正如一棵树只有栽在适合它生长的土壤之中，能按照它的本性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从这个角度上考察，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中，原书的几个主要人物如贾宝玉、林黛玉、贾母、贾政、王熙凤、紫鹃、袭人、妙玉等，性格都有所发展，给人的印象极深。薛宝钗、迎春、惜春等人，从续书者设计的情节看，是符合曹雪芹的意图的，但由于描写不够充分，艺术形象显得不够丰满。探春、湘云等人基本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甚至有些倒退现象。 近年来，许多评论者指责高鹗不该让贾宝玉读书、中举，更不该让林黛玉板起面孔，劝宝玉谋取功名。严格说来，这些批评都是脱离作品实际的，也是不客观的。封建社会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各种社会现象与它的本质也是不完全吻合的。贾宝玉作为一个世代书香家庭的子弟，真正不读书、不应试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只看生活的现象，关键是要抓住它的本质。高鹗续书一开始，贾宝玉就奉严词入塾读书了。但是，按照宝玉自己的说法：“目下，老爷口口声声要我学这个，我又不敢违拗……”。高鹗甚至给这一回所定的题目也是《老学究讲义惊顽心》，其本身就含有贬义。由此可见，他也懂得贾宝玉在原著中的叛逆性格，并且一直是掌握着这个主导性格来描写的。当塾师贾代儒要求宝玉串讲“后生可畏”的词义时，他所说的那段话，有意回避开“发迹做官”的要旨，表面应付了一番。代儒又问他：“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的意思，他就觉得刺心。便顶碰道：“这句话没有什么讲头”。代儒硬逼着要他讲，他当然也不能不顺竿儿爬。所谓“德乃天理，色乃人欲，好德终是浮浅，人那里肯把天理好的象人欲似的”。类似提法，都证明高鹗对贾宝玉的抵触情绪，描写得非常细致、逼真。我们有些同志却不顾这些客观描写的用意，硬是指责高鹗让宝玉入塾读书是为了做八股、升官，其实，八股文决不是什么绝对不可以做，问题要看他是怎样的做法。代儒给宝玉出的题目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写道：“圣人有志于学，幼而已然矣!夫不志于学，人之常也，圣人十有五而志于学，不亦难乎!”稍有点文言文知识的人，显然就可看出他是与圣人的教诲相对抗，怎么能说他也是热衷于代圣立言呢?另一篇题目《则归墨》，原是引用孟子的话。宝玉的释题，寓意是以墨子的兼爱、平等思想，反对杨朱的利己、等级观念，实际上也是他的叛逆性格的一种反映，这有什么可以厚非的呢?至于黛玉劝宝玉谋取功名的话，是否合适?还要看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讲出来的?原来宝玉上了几天学，觉得很别扭，心里闷的慌。一放学，就溜到黛玉的房中来，黛玉假意劝他瞧瞧宝姐姐去，宝玉道：“这会子喒们坐坐，也好散散闷，你又催起我来……”黛玉在爱情上摸到了真心，便觉得高兴。就挖苦地说：“紫鹃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泡一碗”，“如今二爷上学念书了，比不得头里”。显然，当时使黛玉高兴的并不是念书不念书的问题，而是哥哥对妹妹的真情流露。宝玉接着驳道：“你还提什么念书，我最讨厌这些道学话”。“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它诓功名混饭吃也罢，还要说代圣立言……”在这种情况下，黛玉当然也不能不应酬几句。这才说出“八股文章中也有些近情理的，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谋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等话。从这段文字前后的意思看，黛玉说出这些话，显然是为了安慰宝玉的情绪，并非真心劝他做八股。何况宝玉听到这里，便觉不堪入耳，实际也表明了高鹗的态度。在前八十回里，黛玉对宝玉谈情，常常是通过戏谑、耍笑、挖苦、打趣的口角形式来表达的，八十回后，由于年事已长，环境变化，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变得“亲极反疏”，所以，彼此讲话就不象过去那样直率了。至于宝玉听说父亲升了粮道，“越发乐得手舞足蹈了”。情况与上述一例相似。那是由于贾母说要给黛玉做生日所引起的，不完全是由于父亲升官的缘故。 从理论上讲，一个人的语言、行动体现着他的思想本质，一切事物的形式与本质也应该是统一的。可是，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一种表现形式都能反映出它的本质。有时候，人们为了某种原因，也常常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事了。”因此，我们在分析作品的内容时，就不能离开艺术形象的客观意义，仅仅根据人物的一言半语，断章取义，曲解作者原意。 贾宝玉的应试中举，也是许多评论者指责最严厉的一点。事实上，宝玉的中举，正是反对封建的功名利禄的一种形式。临下考场前夕，薛宝钗对他进行了一番苦苦劝谏，他只是仰天大笑。宝钗道：“我劝你从此收心，好好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也不枉天恩祖德。”宝玉叹了口气说：“一第呢?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倒是你这个‘不枉天恩祖德’，却还是不离其宗!”可见他对宝钗的劝谏，思想上仍然是尖锐对抗的。更可笑的是：当贾兰进来说，“爷爷叫咱们好生念书”时，他竞笑道：“好，我也要作几篇(文章)，熟一熟手，好去诓个功名……”这就是贾宝玉应试中举的实质。因此，我认为：贾宝玉的中举与一般古典小说中才子中状元，其性质完全是不同的。很显然，贾宝玉的中举，并不是为了食禄奉君，封妻荫子。而且在中举后，竟悬崖撒手，出家当和尚去了。实际上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无情的嘲笑。高鹗之所以这样处理，无非是在虚幻、色空思想迷惑下，对于功名利禄的鄙弃。但我们今天在评论这个问题时，则应当意识到它正是封建科举制度因袭发展下人的“异化”，也就是说，当封建社会发展到腐朽、没落阶段，最高统治者用以笼络、禁锢人民思想的科举制度，已经转化为一种排斥这种制度的“异己”力量。明末清初，《儒林外史》小说的出现，王夫之、黄黎洲、戴震等思想家的反儒学说的抬头，都是这种转化的表现。只有彻底消灭这种制度背后的阶级统治，才能最终消除这种“对立”现象。 贾政这个人，在曹雪芹的原著中，是个端方正直，言必忠信的正人君子。他给人的印象，除过板起面孔说教外，几乎没有什么内心活动的剖析。八十回以后，高鹗则通过几个典型事件，深刻地揭示出他的灵魂中许多比较本质的东西。他这个人，自称不惯俗务，对于贾雨村的钻门子升官，颇多讥讽。实际上他自己也是靠巡抚吴大人的关系，才升为工部郎中的。薛蟠打死人命后，薛姨妈托他给知县行贿，他也知此事：“上边好托，下边难办”，可见他也是懂行的。可是，当他升任江西粮道后，手下人劝他给节度使送礼。他却假装清高，竟说：“我这官是皇上放的，难道不给节度使做生日，便不叫我做官不成?”他见过节度使后，知道镇守海门的总制大人与节度使是亲戚。为了巴结上司，他把自己的亲生女儿许与镇海总制之子，女儿结婚时，节度使还为他设席贺喜，哪知过了不久，这位节度大人竟参了他一本，说他“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苛刻百姓”。他在任内时，原是被手下人所左右，甚至被李十儿等捉弄得毫无主见，搞出了许多徇情卖法的丑事。他竟无可奈何地说：“我是要性命的，你闹出来不与我相干。”等他丢了官，回到京城后，同僚们问他：“你在粮道任上，怎么叫门上家人向人家要钱?”他听了还十分惊讶，竟说：“我从来不敢有这念头。这是对天可表的!”通过这些描写，充分表现出他是个不谙世俗，易受愚弄的书呆子。其实，这种人在当时的统治阶级中，属于是一种不学无术但又要假装清高的伪君子。他的思想中，除过愚忠愚孝之外，并不存心干什么坏事，但是，他又被封建社会各种邪恶势力，拖入泥坊而又不能自拔。这样看起来，高鹗所塑造的这个艺术形象，比之于曹雪芹原著中的形象，其典型意义无疑是深刻得多了。 许多评论者总是把贾母看作是扼杀宝、黛爱情的刽子手。其实这也是不对的。按照高鹗的续书，最初，贾母是主张把黛玉许配宝玉的。这件事，原是侍书从二奶奶(凤姐)那里听来的。她说：宝玉的婚事，“老太太心里早有了人了，就在咱们园子里的。大太太(王夫人)那里摸的着底呢?老太太不过因老爷的话，不得不问问罢咧。”(九十回)那次，宝玉与黛玉同时患病，贾母听了自是心烦，因说道：“偏偏这两个玉儿多病多灾的。林丫头一来二去的大了，她这身子也要紧……”(八十三回)这样口气，看来也是想把两个玉儿作配。按照封建社会的习俗，儿女的亲事，是要父母之命而定的。黛玉是她的外孙女，自己当然不好直接说明。后来，借着贵妃娘娘的关心问候，她主动给贾政说：“提起宝玉，我还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你们也该留神看一个好女子，给他订下。”并且说：“也别论远近亲戚，什么穷啊富(啊)的!”(八十四回)这些话本来已经点得很明了。可是，王夫人一早已看中了宝钗，加上，黛玉平时为人皆不合众人的坎儿，因而也没人迎合贾母之意出面为之作合。从另一方面看，贾母也是满脑子封建思想，深知三从四德(夫死从子)之义。她发现贾政态度不明朗，心中便有些不喜欢，只好说：“论起来，现在放着你们作父母的，那里用我去操心……”后来，当众人重新提出宝玉的婚事时，王熙凤给她点明“金玉姻缘”的话头时，她掩饰地说：“可是我背晦了。”当然，象贾母这样的人，是积极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的。在宝玉与黛玉之间，她首先要维护宝玉的利益，况且，“看来林丫头也不是个有寿的”。所以，后来她也同意娶宝钗了。但就其本人的思想感情来说，她始终是矛盾的。当王熙凤献出“掉包”之计后，她仍然担心：“倘或闹出来，林丫头又怎么样呢?”当得知宝玉的心事后，半晌不说话。后来，黛玉病重，她还去看望她，黛玉说：“老太太你白疼我了。”她听了心中十分难受。黛玉死后，她也承认：“是我弄坏了她。”直到她本人临死之前，她仍然感到宝玉的婚事不谐，又怜惜宝钗所嫁不偶。总之，在这个人物身上，高鹗很重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在他的笔下，这个人有时是阶级感情掩盖了伦理感情；有时则是伦理感情抑制和影响着阶级感情，始终使人感觉到她的身上还残留着某些人类共有的感情痕迹。 王熙凤，这个作威作福的管家婆，在前八十回里，她嘴甜心辣，狡诈毒狠，干尽了许多坏事。但在字里行间，作者对她的聪明才干又流露着一种浅淡的赞赏和同情。这个人物性格上的矛盾，显然是封建宗法制度下，家族内部等级压迫、勾心斗角的产物，不能单纯把责任归之于她个人。高鹗似乎很理解曹雪芹对这个人物的爱憎分寸。到八十回后，随着宗法制度的崩溃解体，在贾府被抄前后，他就精心着意地描写这个人物双重地位及其性格的分化。在贾宝玉的婚姻问题上，她一方面适应王夫人的要求，出谋献策，扼杀了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另一方面，她又睁一眼，闭一眼，隐约流露出对宝黛的某种怜悯与同情。她在待人接物上，也幡然改变了过去那种刻薄、刁滑的作风：邢岫烟丢失棉衣，她怜穷恤贫，三番两次托人送去衣物；对司棋之死，也能讲几句公道话，以宽厚仁慈待之；特别是对贾芸的徇私求情，居然能理正词严地加以拒绝，显然变成了一个正人君子。可是，她毕竟干过不少坏事，常常心怀鬼胎，水月庵一出事，她就疑神疑鬼；大观园之行，她惊魂落魄，心有余悸而不敢明言。甚至对贾琏的摔碗、耍脾气，也是眼泪巴巴的，不予争执。及至贾母死后，她在料理丧事中，处处呼应不灵，上下拉肘，欲干不得，欲罢不成，不得不哀求大娘婶子们，“可怜可怜我吧!”所有这些描写，似乎与前半部的这个人物是完全矛盾的，实际上正是作者把她的复杂性格进一步丰富、浮雕化了。作者的意图，似乎是“恶欲知其爱”，看来王熙凤之所以坏，不完全是她个人的责任。严格地说她只是封建宗法制度下，权术玩弄者们所豢养的一个打手而已。临到收场时，作者特意为她安排了一个给刘姥姥“托孤”的凄婉场面，算是对这个“做尽了坏事”的女人的怜悯和同情。 值得提出的是：对于袭人和紫鹃这两个丫头的处理，也是十分得当的。在前八十回中，袭人往往被人们看作是薛宝钗的同党，紫鹃则是林黛玉的利益的维护者。但是，钗黛之间的爱情冲突，从没有在这两个丫头身上交叉地表现出来。到八十回以后，随着钗黛之间爱情悲剧的发展，作者着意深化了这两个丫头的性格。袭人，这个在封建社会自愿出卖自己的独立人格的奴才，最先在这个问题为自己找出路。因想平日贾母、王夫人素来看重黛玉，她便以为黛玉必是宝玉的正配妻子无疑。于是，她就借着香菱被打一事，来探黛玉的口气。没料到黛玉竟说“大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她碰了软钉子，觉得很尴尬，却毫无恼恨黛玉之心，反而曲意奉承，了若无事。宝玉失玉后，钗黛二人都不在意，唯独她怕得要命，甚至还来恳求黛玉：“求姑娘给他开导开导”。在她的眼里，宝玉就是她的靠山，她以为只要抱住宝玉这条粗腿，她自己也就有所依靠了。后来，在宝玉的亲事上，上头已确定了宝钗，她心里也很高兴。但是，她所高兴的，也只是因为若是宝钗，“我就可以卸些担子”。但对黛玉，她并没有丝毫报复的心理。有些评论者认为王夫人之所以要娶宝钗，就是由于袭人进了谗言，这实在是冤枉人。从作品的具体描写看，袭人给王夫人回话，是由于当家的人已决定用娶宝钗的办法，给宝玉冲喜。这说明在钗黛之间的取舍已定。袭人之所以要给王夫人回话，是因为她知道宝玉的心事。所以，她认为“那只怕不但不能冲喜，竟是催命了”。而且还说：“我再不把话说明，那不是一害三个人了么?”实际上也包括替黛玉的命运担心在内，怎么能说袭人就是个进谗言、杀黛玉的蛇蝎之辈呢?从曹高二人所描写袭人的全部生活看，她的意识中就只有一个宝玉，这正是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制度的一种表现。不论宝玉娶的是宝钗或黛玉，她也只是正配夫人跟前的一个变相奴才而已。宝玉出走以后，这个忠心耿耿的奴才，也不得不遵从主子的命令，又下嫁给蒋玉函。对此，有些人又抬出封建统治阶级的贞操观点。挖苦她说：“若是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点来看，一个艺术形象的美好价值，在于它使人们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分析，认识阶级社会不同人物的生活意义及其价值。绝对不能就人物品德的好坏，赋之以个人感情的好恶评价。客观地说，从袭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为巩固压迫自己的阶级的奴才的转化过程。其中有很大程度是历史因素决定的。我们当然没有必要跟在封建士大夫阶级的屁股后面，对于一个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的奴才，落井下石。这是我们应有的批判道德。 紫鹃也是个奴隶，却是一个具有正义气节，没有丧失人格的女子。在宝黛恋爱过程中，她的确替黛玉操了不少的心，始终都是以朋友和妹妹的心理与身分对待的。尽管她希望黛玉和宝玉的婚事能够如愿，而自己却不抱任何幻想。在她看来，“黛玉那个性儿是个难服侍的；宝玉的性情虽好，又是个贪多嚼不烂的。”“我尽我的心只服侍姑娘，其余的事全不管。”这正是她与袭人截然不同的地方。当宝玉与黛玉的关系，还没有明确时，她处处试探宝玉的心；当黛玉冷淡宝玉时，她又以黛玉的代表身分，热情接待宝玉；甚至批评黛玉“浮躁了些”。最后，当她得知宝玉要娶宝钗时，便激出一腔闷气来：“我看她(指黛玉)明日死了，你拿什么脸来见我?”为了薛宝钗成亲，王熙凤派人来找紫鹃去欺骗宝玉。她敢于违抗贾母、王夫人和王熙凤的命令，当面顶碰林之孝家的：“林奶奶，你先请吧，等人死了，我们自然是要出去的。”令人深思的是：宝钗与宝玉结婚后，她对宝钗的态度却毫无怨恨之心，照样是有说有笑的，偏偏不理睬宝玉。对于她的这种态度，宝钗始终是谅解的，甚至把对她是出过力的雪雁，也打发走了，偏偏把紫鹃放在自己的身边。这就说明作者对这个人物性格的观察处理是深刻符合生活规律的。同时，也说明紫鹃是个通情达理的姑娘，因为她知道宝钗之嫁宝玉，其责任并不在宝钗身上；也可以说，她们林姑娘之死，并不是由于宝钗夺去了宝玉而造成的；她之所以不肯理睬宝玉，也并非认为是宝玉的薄情负义；而是由于她一旦理睬宝玉，就会联想到她那个可怜的林姑娘，也就会伤透她的心。后来，当宝玉找她，向她赔不是时，她竟关着门，赌气地说：“若就是这些话，我们姑娘在世时，我也跟着听熟了。若是我有什么不好，二爷倒是回太太去，左右我只是个丫头，更不算什么。”当她发现宝玉站在门外发呆时，自己也动了感情，忍着泪说：“是走了，还是傻站着呢?有什么又不说，尽在这里怄人。已经怄死了一个，难道还要怄死另一个么?”说到这里，两个人都伤心流泪了。很明显，他们都是为着死去了的黛玉而流泪。至于紫鹃之于宝玉，那是情义有别的。到最后，她还是跟着惜春出家去了，这是任何人也不能混淆的。应该说，高鹗在塑造紫鹃的形象时，是别具匠心的。她是区别于晴雯之外，另一个感人至深的奴隶典型。她的性格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林黛玉之死的正义性与纯洁性。这也是高鹗的艺术成就之一。如果按照阶级论者“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划分方法，那不仅会把复杂的生活现象简单化，而且那样袭人将不成其为袭人，紫鹃也就不成其为紫鹃了。 四 高鹗的艺术表达能力虽然远远比不上曹雪芹，但是，作为续书来说，大部分章节在摹拟、模仿原作的艺术风格方面，却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是，也有些篇章写得比较粗糙，与原作相差较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主要是由于续书者对当时社会某些生活现象或事物，认识、感受、理解不深。因而，在他所续写的后四十回书中，在艺术技巧与语言风格方面就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凡属高鹗比较熟悉、并且打动过自己的感情的事物，就写得比较精彩。如宝玉与黛玉的爱情发展、妙玉对宝玉的爱慕钟情、贾芸对小红的挑逗、甚至夏金桂与宝蟾对薛蝌的招惹勾引等。不仅构思精巧，情节典型，语言表达方式也各有特色。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高鹗本人的生活经历，但从他笔下所流露的感情色彩来看，可以肯定地说，他这个人对于爱情生活是十分敏感而丰富的。因而，他就能抓住某些人物的感情脉络，揣摸出人物当时的心理活动，创造出一些十分贴切的生活语言，形象化地再现人物的性格变化及其感情色彩。 从美学观点上看，小说创作是造型与表情相结合的语言艺术。作品中的抒情描写，渗透着作家对客观事物形象的认识、创造与评价。如九十一回，宝玉与黛玉通过谈禅的形式，含蓄而沉郁地表达了双方的爱情。这段问答，如辘轳旋转，愈转而寓意愈深。黛玉连续采取了六个不同的变换语式，苦苦追问：“宝姐姐要和你好?你怎么样?”的问题。宝玉答话，斩钉截铁，颇有悟机。从文字表面来看，黛玉的问话似乎有点绕口令的味道，但并不使人感觉到可笑，反而感到那个急切追求爱情的姑娘，真是有一万个不放心。宝玉答话，虽是生僻的禅语，却又剥开了它的外壳，如使人看到了一颗赤诚热切的心。这种文白相混，长短不齐的句式，并不使人感到繁琐冗长，反而如细嚼橄榄，愈嚼愈觉有味。八十七回，妙玉与惜春下棋，写得十分静细。宝玉突然插问一句，打动了妙玉的尘心。通过几句拘泥、尴尬的问答，连用了几个“微微一笑”，也就很有分寸、很有层次地把两个人的内心世界，维妙维肖地勾画出来。八十八回，贾芸给小红送东西，本是邪意挑逗，小红却假装正经，半推半就，两个人说话断头落关，吞吞吐吐，眉来眼去，字字勾魂，勾勾搭搭之情，跃然纸上。九十一回，夏金桂与宝蟾共同设计勾引薛蝌的一段谈话，表面上句句是家常闲话，实质上却语意双关。妙在一问一答，步步入邪，嘴上讲的是一本正经，却句句话都蕴含着一种淫欲邪念。既要拖人下水，又要不露痕迹，真是微妙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在这些章节里，作者的思想就象一根无形的金线，把许多不同感情色彩的单字串连起来，信手拈来，款款脱俗，形成几种不同寓意的生活情境。 另一种情况是，作者对自己还不很熟悉的社会生活，如贾珍鞭仆、包勇投靠贾府、贾政赴任主事、大观园驱妖、甄应嘉复职、散花寺抽签等章节，由于缺乏真实感受，抓不住事物的特征，情节提炼不典型。甚至生硬编造情节，有不少人为的刀斧痕迹。故事的叙述，只有纵向叙述，缺乏横断面的剖析。表达语言又以当时官方的文言体为主，古涩、拗口、平庸呆滞、缺乏生活气息与感情色彩，与人物的性格及生活环境不合拍。布局构思始终限制在一个狭窄的天地，缺乏应有的广度与深度，不能给人造成一种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对某些比较特殊的社会生活，由于作者缺乏应有的社会知识，因而只能照抄别人的文字材料，甚至以枯燥的推理来代替艺术概括。如八十六回黛玉论琴，八十九回宝玉填词、评画，几乎都是从别人的书面材料中抄来的。黛玉论琴全是一些老学究式的说教，根本不象从这个多才多艺的姑娘嘴里讲出来的。与前八十回中曹雪芹所写的论诗论画，截然不同。由于抄来的文字，语言生硬、冗长，隔断了人物之间的感情交流，使人读后厌其繁琐。又如一百七回，写贾母临死前散余资的一段谈话，长达三百余字，显然是作者为了宣扬封建的伦理观念所作的诠释图解，完全不是一个活到九十多岁的老人临终前思想、神志所能做到的。在有些章节中，作者为了阐明某种意图或观念，往往硬性插入一段局外的谈话，以便与故事情节相吻合，从而达到自圆其说的目的。如一百六回贾府被抄后，为了说明被抄的原因，凭空插入几个没名没姓的亲友的议论，连续出现了三个“有的说……”，长达二百六十余字。一百七回，贾府败势后，为了批判贾雨村的忘恩负义，通过包勇在街上听到众人议论，也是连续出现了三个“那人道……”，长达二百四十余字。一百一十一回，贾雨村被罢官问罪，为了颂扬当今皇上的圣明，又是插入众人议论，连续出现三次“那两个人道……”，长达三百七十余字。象这样粗糙低劣的编造，肯定是作者仓促敷衍而成的。象这样的败笔，是艺术珍品中的瑕疵，我们也无需替他掩饰。 从以上情况看，后四十回书中，写得十分精彩的不少，写得粗糙低劣的也有。有人怀疑其中写得比较精彩的章节，可能是曹雪芹的残稿。笔者过去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经过反复分析、考证，除过文字、情节上的异同，没有找到任何有力的佐证。值得研究的是：后四十回书中的精彩章节，没有一处与脂砚斋所提出后半部情节线索相吻合。而且在这些章节里，同样出现高鹗式的语言特征和败笔。而且这些精彩章节的文体及其语汇、人物的语言习惯、句式结构等也与前八十回迥然不同。当然，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断然排除这里边可能保留有曹雪芹某些残稿的可能性。但是，也可以肯定地说，高鹗本人也是写过不少精彩章节的。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需要有一个科学、严肃而又客观、公允的态度，在没有发现更新的、更有力的旁证材料之前，我们不能轻率地剥夺高鹗的创作权。尊重事实，尊重真理，尊重作家的劳动，是一个学术工作者应有的学术道德。我愿意和一切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专家共勉之。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1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