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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饱读诗书、饱尝人生辛酸、饱受人世磨难过后，是否对当时的现实关系和矛盾、对生命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对个人的生存状态进行过形而上的思考和概括，现在已不得而知。但从《红楼梦》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现实人生的认知、把握与思考，已经深入到历史文化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和理路，以及由此形成的习惯性思维与认知方式的层面，探寻造成社会力量风水轮转，政治势力彼消此长的缘起和动因。在这个轮回与循环中，家族和个人命运无从把握和预测，生命的尊严和权利遭到蔑视与践踏。正是这些历史的、文化的和思想的内在脉动与走向，决定了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走势与形态，也决定了人的存在过程和状态。这种力量从哪儿来？人类如何克服它？已成为许多人不断思考和追寻的问题。 一 通过对《红楼梦》的症候阅读，我们发现曹雪芹对此颇有卓识与洞见：人性的自私、猜疑、妒忌等欲念所造成的非理性冲动，正是这种力量的源泉。不过人的意向与欲念是潜在的、遮蔽的，因而他人无从得知自己遭逢厄运的真相和原委。正是这种人性的道德缺陷和心理魔障，纵容了语言的狭隘和残暴，从而制造了阴险、邪恶、极具毁灭性的隐性力量。常言说的人心叵测、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等，就是这种力量存在的显在明证，而施暴者却常常毫无知觉或不去知觉。可见，人的心理若陷溺在发泄的需要中就会启动一种机制，能把自己内心的所有不满不快甚至对自己不合适的事情，下意识地宣泄出来或者修改掉，以求得心理的快意与平衡。《红楼梦》中许多女性的悲剧命运就是这种力量所致。尤其是晴雯，她的命运悲剧正是“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毁谤生”。 “症候阅读”是精神分析学用语。弗罗伊德认为，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或梦境谈论的错误、疏忽和荒唐事中，发现无意识的复杂和隐藏的结构的症候。①这种“症候”实际上就存在于人们惯常的语言举动当中而浑然不觉，这些源于实施者意识或潜意识的行为动机形成一种“隐藏的结构”，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处在历时的变动与整合的循环之中。作为独立的个体，处于这样复杂、微妙而又变动不居的网络当中，行为举措稍有盲目、慌乱或不够敏慎之处，就会被挤兑而淘汰出局，甚至付出丢掉性命的沉重代价。曹雪芹看见了这种力量而又无法阻止它对个体生命的伤害，只能为被损害者抛洒一掬同情和悲愤的热泪，或者付诸诚挚的祭奠与深深的缅怀，人类也因此忧郁而无奈。曹雪芹将之化作抗争的本能和表达的冲动，以小说为倾诉方式，根据自己充满变数的生活经验，将自家身世变故融入叙事当中，书写其生命感悟和对命运的思考。又在天人合一、《易经》和阴阳五行家思想观念的启示下获得了新的视角和高度，试图以见微知著的方式探悉人生社会与大千世界兴衰流变、荣枯交替的规律和节奏，着意寻觅世事无限多变的支配力量，以便稀释这种神秘力量施与他的压力和痛苦，进而在传达自己经历和体验的过程中实现精神的超越与飞升，达到诗意和审美的境界和高度。然而，精神上的逃逸毕竟是暂时的，心灵一旦触碰到生存的实际问题和需求，精神超人从诗美中一梦醒来，其软肋就会被生命需求的物质硬件深深地戳痛与刮伤。 《易经》把“天”或“天地”作为一切世间现象的终极性的价值范畴。它孜孜以求的是天或天地与世间现象之间的关系，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这不是经验的命题，而是把天地看成世间事物之超验的根源，是思辨的产物。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阴一阳之为道：分于道之谓命；形于一之为性。”②道是无形的，不能用感官来认知，所以《系辞传（上）》说：“形而上者为之道。”这里的“道”接近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它是一种本质的展开，是一种追本溯源的意向性追求，是指向无限性的终极关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对立面，《易经》把有关对立面的概念高度抽象化，并用阴、阳两组符号来表示，这两种符号构成六十四卦的形式系统，来演示以阴阳运动为主要内容的道的各种展现过程。“阴阳不测之为神”，神就是阴阳变化的无限多样性。③在《易经》这种充满辩证、系统、变化和单纯循环的思想指导下，秦汉时期出现了宇宙图式论哲学。这种哲学认为，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其中包括每一个个体生命，都被囊括在一个由矛盾对立的两面相互推动而引起的不断变化、循环，并以一定的结构方式所构成的系统当中，个人的命运遭际也被动地受这种变化循环所播弄。任何事物都具有对立的两面，它们的相斥相合促使发展变化。个体间的恩怨纠葛，除了这种力量的作用之外，具体的生成过程还在于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相生就是相互推动和促成的力量；相克就是相互排斥和破坏的力量。这又构成母循环系统中的多种子循环系统。这些系统最终在“太虚”之中结构出一个“幻境”，其间的人、事、物“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生命存在仅仅是个瞬息过程。 《易经》和阴阳五行家所创制的两种世界图式后来生成两种文化思想体系，经儒、道两家整合之后生发出以注重想象、抒发情感、表达志向的诗文化，和以注重维持和强化社会伦理秩序、规范个人道德行为的礼文化。《易经》和阴阳五行家的这一相反相成、相克相生、辩证系统、变化循环思想，用佛教的生死轮回、果报观念来解释也能贯通，并且佛教还为弱势的个体提供了精神避难场所——寺院与尼庵。人生一世其实就是经受一场劫难；一世一劫就是一个轮回，之后还要无休止地轮转下去。若要终止这种轮回，逃离它的操控，只有断绝欲念，窒息六根，通过参禅悟道实现涅槃，这样才能跳出三界轮回。贾宝玉最终选择遁入空门就是要跳出这个循环轮转着的怪圈；妙玉自称为槛外人，说明她已脱出红尘了。大观园里的芳官、蕊官、藕官和惜春后来也都选择了同样的归宿。但是，出家也只是精神上杜绝了欲望和念想，只要生命中沉重的肉身存在，本能的需求就依然存在，况且佛教徒清修悟道、断绝欲念修到涅槃境界的意向本身也还是一种欲念。海德格尔认为，人与存在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是“生存”。“在……之中”是人存在的基本条件和特殊方式，因此他将人称之为“此在”。此在必须“和某种东西打交道，制作某种东西，安排照顾某种东西，利用某种东西，放弃和浪费某种东西，从事、贯彻、探查、询问、考察、谈论、规定，诸如此类”④。这就是人的日常实践活动，我们的生命活动。所以，人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遗世独立，生命需要延续，其神圣与尊严也需要维护。 二 《红楼梦》是一个诗性的文本，其中中国传统诗礼文化表现得突出而浓郁。但作者对于传统诗礼文化的态度，透过贾宝玉最终选择出家的行为，表现出怀疑、彷徨和游移。伊格尔顿在把“症候阅读”用于文学批评时说：“通过注意叙述中那些看来是回避、矛盾和紧张的地方——没有出口的话，讲得过多的话，即语言的重复和滑脱的地方——文学批评能够开始刺穿二次修正层面，从而揭露‘潜文本’的某些情况；这一‘潜文本’就像无意识欲望一样，是作品既加以隐藏又可以暴露的。”⑤也就是说，文学批评不仅可以注意文本表达了什么，而且可以注意它怎样组织了表达。在《红楼梦》的构思和写作上，曹雪芹模拟了诗礼文化的生成方式即虚构与比附；在刻画人物性格和安排人物命运和结局上，他又对此进行了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的解构。不仅是曹雪芹的时代，即使在当下，人心深处“无意识的复杂”症候依然阴魂不散，对个体生命带来极大的精神困扰和身心重创。所以，分析曹雪芹对这一“症候”的抚脉剔析，将那被儒家诗礼文化所遮蔽而不能还原的生活本相，通过作者对诗礼文化某种程度的颠覆得以原形毕露，对当下仍具深刻的警示意义。 首先，作者在卷首就表明了《红楼梦》的写作目的和意图：借小说人物故事，倾诉个人家族变故、自身遭际的悲苦和辛酸，感悟人生是虚空，情爱是梦幻的生命哲理，体认生命之旅仅仅是历经一场劫难遭遇一次轮回而已。作品之所以取名“红楼梦”，意味着红尘富贵只是一场梦幻。敷演故事的主要场所为“贾府”，贾假谐音，寓意用“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性展示的深入，意象内涵曲折深邃有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寄寓，“假”就具有了虚拟、虚构、曲笔、虚空、虚幻等意义。贾宝玉是女娲（天意）锻造的一块顽石，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点化赋予灵性，又借神瑛侍者之人形前来世间历劫。其经历记载于《石头记》，若干年后被“空空道人”（小说虚构）传播世间。他与薛宝钗的“金玉良缘”是癞头和尚乱点；与林黛玉的“木石前盟”则为绛珠仙草报偿神瑛侍者甘露之惠。所有的一切均在“太虚幻境”造册备案（命数），被“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的警幻仙姑（神意）所掌管。其构思寄寓着曹雪芹对宇宙万物、人生命运及其价值意义的认知和理解：人生是虚空，爱情是梦幻，人们来自茫茫太一最终还要远逝渺渺太极。人们的一切欲念、痴心和妄想都不过如作品中所云，“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其次，作者通过对其钟爱女子灵性与才干的展现，透露出对注重想象和审美的诗文化的赞美和向往。但她们一个个的悲剧谢幕，又使作者看见了诗文化的虚幻和飘渺，它仅仅是我们民族的梦。通过对尊贵命妇及卑贱仆妇残忍、卑污灵魂的展示，可见曹雪芹对维护封建秩序的礼文化的虚假伪善本质给予了讽刺与揭露。这样，诗文化梦的实质被揭示，礼文化假的真相被拆穿，从而起到了对传统文化的解构作用。 金陵十二钗正、副、又副册中所突出的十五位女性，各禀天赋和才情，都是得山川日月之精秀的“水做的骨肉”。但从“太虚幻境”存档中的诗画判词与“红楼梦十二曲”曲词，预示的却是她们的劫难与命数。贾宝玉曾经慨叹，“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他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而女人一旦嫁了男人便也染上了那种浊臭气。王夫人家庭出身与社会背景相当显赫，又是当朝贵妃的生母，可谓有权有势的诰命夫人，但金钏儿和晴雯的死她难脱干系。其实王夫人不能容忍的是丫鬟们在宝玉跟前的轻狂行为，因此才做出对金钏儿和晴雯的残酷之举。其实，她并不了解儿子的天性与禀赋，只是按照传统价值观念与意义，希望宝玉走上仕途经济之路。她的宽厚仁慈建立在爱子的前途之上，建立在礼教文化所规定的秩序之上。下人们惟有尽他们的本分，不该有别的非分之想。一旦超出这个要求和范围，她就顾及不到他们的尊严和生命了。礼文化充分体现出人的不平等以及对弱势群体生命和尊严的漠视与轻侮。 诗梦也好，虚礼也罢，它们都不能支撑生命的存在，惟有物质生活条件的需求才是实在的、沉甸甸有分量的东西，但这些东西总是极其有限。为了争权夺利，人们处心积虑，阴谋算计，甚至煽风点火，制造混乱，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其人性已被物欲严重扭曲。王熙凤聪明能干，巧舌如簧，颇得贾母的欢心、王夫人的信赖和贾府上上下下的敬畏。但她利欲熏心，利用管家之便中饱私囊，在大家庭内部左右逢源、翻云覆雨尚不满足，手段甚至玩到社会官府之中，其结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凤姐所操心和上手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硬件，治理家政切实感受到权力与财富的魔力，她遏制不住无限膨胀的贪欲，向着沉重的方面失衡了。贾府的那些粗鄙仆妇们，往往为着丁点私利或闲言碎语，感觉情面受到冒犯而怀恨在心，相机谗言构陷他人。对于她们赶走司棋，害死晴雯，逼迫芳官、蕊官和藕官出家的恶果，宝玉非常愤恨。他说“钳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这样，在梦幻与现实、虚无与实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形成矛盾、悖反的对立与冲突。终其一生，曹雪芹的精神心理一直游走彷徨在这种矛盾对立的两难境地，这也是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存在境遇。 再次，对佛、道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选择，和对一心图谋仕途经济的禄蠹的鄙薄，也是作者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颠覆的重要表现。曹雪芹是在家庭遭遇政治变故，仕途经济道路受阻，自身天赋和书香翰墨的熏陶与濡染，各种机缘的巧合变现实的不利因素成为一股推动力量，使曹雪芹的激情和天分通过《红楼梦》的写作淋漓尽致地得以展示和发挥。在写作的过程中，其价值观念无疑会从维护自我尊严、寻找生存意义的立场出发进行重新选择和调整。《红楼梦》从开篇到结尾，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的人间化身癞头和尚、跛足道人，突破时空界限，穿越阴阳两端，操纵“宝玉”命运，守护宝玉灵魂，点化“宝玉”的去向与归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佛、道思想向来以注重个体生命，主张出世，追求虚无空灵和清静无为的精神境界而著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修身自律，洁身自好等，一直是古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高洁品性和最高的精神境界。与那些渣滓浊沫的须眉禄蠹相比，贾宝玉同情弱势，关爱生命，他以女性的品性、才情、能力和志趣来取人，更加合乎情理和天道。王熙凤重权在握炙手可热，贾母为她过生日有谁敢不急切赶来凑趣？可宝玉首先想到的是金钏儿的忌日，早早赶到水仙庵撮土为香，含泪拜祭。他还杜撰《芙蓉女儿诔》月夜祭悼死去的晴雯，赞美她“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妙玉在作品中仅有两次重点亮相：“栊翠庵品茶梅花雪”突出她的洁，洁得过分；“凹晶馆联诗悲寂寞”突出她的才，才比诗仙。宝玉透过其孤僻性情看到她“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叹息她“却不知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 最后，曹雪芹通过对他者、另类的肯定和赞赏，实际上解构了传统势力对这些社会边缘人的忽视和压迫。与贾宝玉相知相交的男性屈指可数，除世交和亲戚外，就只有地位低下的蒋玉菡、柳湘莲了。蒋、柳皆为社会边缘人物，他们二位的出现必有薛蟠在场，因此形成蒋与蟠、蟠与柳性情与品质的对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蒋玉菡最终与花袭人兑现了姻缘前定的美满结局，能够赢得袭人的芳心足见他的不同一般。柳湘莲是尤三姐唯一钟情的人，并因其悔婚自刎仙逝。在封建社会里，戏子、侠客等都是被主流社会排挤出去的边缘人，属于下九流的另类、他者。戏子甚至与妓女一般，是达官贵人豢养的玩偶与取乐对象。可见，诗文化一旦遭遇生命的物质需求苍白而无力；礼文化在生命的尊严和神圣面前触礁而崩溃。 ①⑤ 王先霈 王又平.文学批评术语词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③ 谢维扬.至高的哲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④ 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原载：《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 原载：《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