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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余在浙江大学教授十七八世纪中外文化交通史，因略及《 红楼梦》 中之外国物品；顾欲知此类舶来品传入之年代，必先知《红楼梦》故事发生之时期，但若能考出前者，亦可以推知后者，其理一也。 余当时心中横亘一不可解之疑团，盖《 红楼梦》中之外国货，为数颇多，种类不一，若洋䋓、洋锦、洋巾、洋毯、洋呢、哗叽、哆哆呢、洋线、雀金泥、凫靥裘、钟、表、洋漆茶盘、洋漆几、洋漆架、鼻烟盒、洋錾自斟壶、看戏用反射镜、玻璃盒、水晶缸、穿衣镜、玻璃毯灯、自行船、自行人、木樨香露、玫瑰清露、葡萄酒、洋糖、逞罗茶、鼻烟、依弗哪（医头痛药）、洋狗、洋鸭、遑罗猪、西洋画等，不可屈指计，第作者之外国地理知识，似甚贫乏，外国地名之见于书中者，仅西洋、逞罗、俄罗斯、波斯、爪洼国、女儿国、茜香国、真真国、西天大树国而已。西洋一名太含混，或至少包括太广，爪洼，实有其地，惟作者以之譬为渺茫荒远之域（见第十回）；最后四地名，更为我国历代小说家所习用，虚无飘缈，不可究洁；作者在第十七回亦尝借宝玉之口，谓女儿国系出文人捏造。作者之世界地理知识既如此磅陋，余敢断言其所叙述之西洋物品，乃其先人所有，而非由彼本人获得也。（余假定作者即书中之主人翁）否则，其所知外国地名不致如此之少也。 《 红楼梦》 外国物品，得自何处，由何人带入？亦为极饶兴趣之问题。据原书所云，知其中有为外国贡品，如暹罗茶和暹罗猪；有臣民进上者，如木樨香露及玫瑰清露；有购自江南者，如薛蟠带来之自行人及其他洋货等。余以为得自西教士者亦必不少，余另有专文考证。 第十六回记凤姐曰：“我们王府里也预备过一次（按：指接骂）, 那时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此亦重大关键，《红楼梦》之外国物品，必有为此等洋船贡品中所留下者。又作者之外国地理知识既极肤浅，而书中除宝琴谎造之真真国女孩与宝玉口中明言无处可找之俄罗斯裁缝外，绝不见外国人影踪，亦奇事也。晴雯知西洋织补法，即当时所称界线法，为宝玉修补孔雀𣰉，论理应得自外人传授；又晴雯曾谓宝玉房内之钟，不时损坏，常须修理．在当时修理钟表．亦非外人不办。作者既未述及外人，余乃更可断言作者所说之故事，或有一部分为自传，或得之亲见亲闻，但书中之西洋物品必在作者生前或作者幼年时，即已流入其家中；作者本人或未能遇见西人，而作者之先人必曾与西人有往还。凤姐所谓：“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此语虽可引作佐证，然其力不强，余乃更求其他。 读费赖之（P , Pllaster , ）著《1 773 年前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及其他诸书，乃知乾隆前为清宫及全国土公大臣，修理机械及钟表（包括机器人、自行狮等）者，悉为天主教之修士或司铎，如安文思( G . de Magalhoen 。）、林济各（St adllin ）、西澄元（Adeodat ）、杨自新( Theobauh ）、汪达洪（J . M . de Ventavon ）、闵明我（Grimaldi ）、恩理格（Herdtricht ) ，陆伯嘉（Brocard 、 ）、严嘉禄（slavizek ）、李俊贤（de Mericourt ）、巴嘉禄（Paris ）等，余别有考，词长不录。然《红楼梦》表之修理人，固不难于上述诸西士中求得也。 王府曾收养外人，并由外人船上得外国物品，而贾府亦须有外人传授界线法，修理钟表，故贾府先人得见外人，殆无疑问。但在何时何地？则颇值得探索。 胡适之先生考证《红楼梦》 ，以为作者乃曹雪芹，书中十六回曾言及先代接驾故事，而雪芹之祖曹寅，以任江宁织造，康熙帝最后四次南巡，又皆以织造署为行官，遂得有四次接驾之机会。按康熙南巡，凡有外国教士之处，教士皆尝晋渴．献呈物品，独此四次，不见有外国教卜在南京接驾之记载，南京教士之接驾，可考而知者，仅康熙二十三年（1684 〕 及二十八年（1689 ）两次，即第一次与第二次南巡。二十三年接驾者为法教士汪儒望（Valat ）与义教士毕嘉( Gabiami ）。帝曾索阅耶稣像，毕嘉乃进呈苦像（即十字架上之有耶稣被钉像者），帝注视良久，仍还毕嘉（见费赖之原书二八二及三一七页）。黄伯禄辑《正教奉褒》第二册八十二页记述尤详。二十八年康熙第二次南巡，是年阴厉二月二十五日毕嘉与法教士洪若（即洪若翰P . de Fontaney ）在上方桥冒雨跪迎；三十六日晨二人赴行宫请安；二十七日晨帝赐白金，亭午，二人赴行宫谢恩，并献方物十二种，蒙收半数。帝又要求气温表二具，并询问晚间可见老人星否。二十八日晨二人再趋诣行宫，以前晚测验所得之老人星出入地平度数，缮具黄册，进呈御览．，三月一日，帝临行，赐二教士蒙古珍馐三盘，并传旨不必往行官谢恩，即在天主台前谢恩可也。初五日，二人赶抵扬州湾头送驾，帝命毕嘉船傍御规而行，并赐御撰四色。（摘录《正教奉褒》第二册九五至九八页）。 以上仅足证明康熙第一第二两次巡幸南京时，曾与南京外国教士相见，第二次并接收礼物，教士赴行宫者三次；若能证明康熙第二次在南京巡幸时之行宫系织造局，任织造者为曹雪芹之先人，则余之疑团尽释矣。盖如此．则雪芹之先人必获见南京之外国人也。 关于第一点，胡适之先生已早得顾颉刚先生之助而考知“康熙南巡，除第一次到南京驻跸将军署外，余五次均把织造署当行宫。”余近更发现法文史料一则，可为补证，并可知大观园即织造局，亦曾有欧洲人之足迹也。亟译如下： 1689 年… … 康熙帝入通济门，毕嘉与洪若翰跪于秦淮河之上方桥上（在高桥门与夹冈门之间）。帝骑马，侍卫骑队凡二三千，仪仗甚盛，所费不赀，以织造局为行宫。洪若翰曾记曰：“帝居南京时，吾辈日往行宫．帝亦日遣一二侍臣来堂．并派人问南京可见老人星否？答以入晚即现，帝乃于某晚特至观星台测望。 右文见《 耶稣会士通讯集》（Lettre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第九册．四二九页。其书直译当为《新奇而可取训之书札集》，以1717 年刊印于巴黎．为十七八世纪中西交通史及远东传教史之一大史料来源，我国人尚鲜有注意及此者。《正教奉褒》 所记必取材于此书，惟不如原书之详耳。康熙问老人星事，并见王氏（东华录》 ；而以织造局为行宫一事，乃得西文史料为参证，至可喜也。 关于第二点，即康熙二十八年任江宁织造者为何人？据顾颉刚先生在《江南通志》所查得，江宁织造官自康熙二年至二十三年为曹玺，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为桑格。按康熙第一次南巡至南京，帝亦在行宫接见毕嘉与汪儒望。见Letters……九册四二七页，惟第一次之行宫乃将军署，故当时曹玺虽亦在南京任织造，只能谓彼与毕汪厂西人有会见之可能，但不能证西人曾至织造局也；第二次南巡时，教士固至织造局觐帝突，乃任织造者为桑格。事之不巧。有如此者。试列表以明之。
惟尚有不能解者，道光刻本张穆编阎潜丘先生年谱八十五页附注，称康熙十七年，曹玺以工部侍郎典江宁织造，越三十余年而子清继之。子清为曹寅字，寅任江宁织造始干康熙三十一年，故“越三十余年”一语，必有外误，而康熙十七年曹玺任织造一事，亦与《江南通志》不合。年代误记，恒事也，然张穆谓曹寅继其父为织造，不及桑格，则余所愿深究其故者矣。 如以曹雪芹为贾宝玉，则曹頫当为贾政．曹寅为贾代善．而曹玺正为荣国公矣。 惟曹寅四次接驾时，南京虽无西教士躬与其盛，惟费赖之称罗德先修士Rhodes 曾随康熙作十次巡行，又安泰修士Rousset 亦在最后数次出巡时雇从，皆御前西医。在南京时，二人必往织造局，则曹寅至少当能与此二西人晤见也。 原载：（重庆《东方杂志》第二十九卷第二号．1943年3 月） 原载：（重庆《东方杂志》第二十九卷第二号．1943年3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