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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世纪之交对红学进行回顾与前瞻，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科学地、系统地、理性地分析研究文本应是当务之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相应的理论工具和方法。崛起于本世纪中叶的叙事学应当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之内，灵活地而非呆板地运用这一理论和方法，对于寻绎出《红楼梦》的艺术规律和法则，对于提高红学的研究水准，都将产生积极的意义。本文拟从角色模式与叙事逻辑两个方面对此进行初步的尝试，不当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一、角色模式 在人类思想的深处，二元对立观念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中就以“阴阳”二元对立互补为基本概念，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在阴阳二气相互激荡中得到统一。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代表格雷玛斯提出了二元对立构成某种叙述模式的观点，“角色模式”便是这种观点的组成部分之一。①所谓“角色”，一定与叙事作品中的功能性事件有关，也就是说，它是事件行动的一个因素。根据作品中主要事件的不同功能关系，格雷玛斯区分出叙事作品的六种角色，即主角与对象，支使者与承受者，助手与对头。需要指出的是：“角色”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有的人物并没有叙事功能作用，而角色却必须具有这种作用。某一角色可能由几个人物充任，同一人物则可能充当着不同的角色。《红楼梦》中的人物虽然形形色色，关系错综复杂，但不外乎扮演着这六种角色。 1．主角与对象 在叙事作品中，最重要的功能关系便是追求某种目的的角色与他所追求的目的之间的关系，这便是主角与对象的关系。按照两者或对立或互补及其不同的程度，《红楼梦》中主角与对象的关系呈现为这样几种形态：第一，对立乃至于正面冲突，如宝玉与贾政，凤姐与尤二姐等；第二，对立但未发生正面冲突，如黛玉与宝钗，宝玉与贾环等；第三，对立互补二者参半，如宝玉与黛玉，宝钗与宝玉等。因为角色所追求的目的还可以是某种价值与理念，因而第四种形态便是主角与对象之间若即实离的关系，如凤姐希望成为贾府最有实权的当家人，妙玉希望摆脱尘世的烦恼与纠缠等。 在前两种形态中，主角与对象的位置可以互换。贾政、宝玉为父子关系，贾政希望宝玉读书为官，宝玉则希望挣脱父亲的管束。凤姐、尤二姐是妻妾关系，凤姐要制尤二姐于死地，尤二姐则希望风姐能善待于她。黛玉、宝钗为情敌关系，各自希望战胜对方。宝玉、贾环为兄弟关系，且宝玉为嫡生，贾环为庶出，宝玉希望平等地对待贾环，贾环却希望能取代宝玉。由于主角与对象的位置可以互换，因而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异常尖锐复杂，并经常表现为势均力敌。贾政对宝玉虽有绝对的权威，但宝玉却始终没有“改邪归正”。凤姐虽然害死了尤二姐，但尤二姐在贾琏心目中的地位却高于凤姐。宝钗虽然得到了宝玉，但却无法赢得黛玉在宝玉心中的位置。贾环虽达到了谗害宝玉的目的，但却取代不了宝玉在贾家的地位。 第三种形态是情人之间的关系。宝玉追求黛玉，黛玉虽然也希望得到宝玉的爱，却缺乏表露的勇气和主动精神，反而因一些误会猜疑而造成两人间的隔膜与对立。因此，黛玉只是处于对象的位置之上，未能主动地去争取主角的角色。宝钗则不然，在与宝玉的关系上，她占据了主角的地位。尽管她没有或极少直接向宝玉吐露心迹，但她却从侧面和外围博得了上至贾母、王夫人，下至奴仆、丫鬟的欢心和拥戴。宝玉的“泛爱”以及对她的好感也从某种程度上助了她一臂之力。但宝玉毕竟深深爱的是黛玉，因此，宝玉也无心成为他与宝钗之间的主角。从形式上看，宝钗似乎达到了目的，但实质上她也是一个失败者。因为宝玉追求的是黛玉，虽然他作为追求黛玉的主角没有成功，但他也不能再去扮演被宝钗追逐的对象角色。 在第四种形态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的法则，即主角所追求的目的与实际结果总是背道而驰。凤姐机关算尽，“反算了卿卿生命”。妙玉气质如兰，才华比仙。“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但“生于末世运偏消”，元春“喜荣华正好”，却“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还有那一心要飞升成仙的贾敬，却因“吞金服砂，烧胀而殁”。专门弄神弄鬼谋害他人的赵姨娘，却因使毒心害人被阴司拷打而死。 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哪一种形态，主角所追求的目的都没有能够达到，这是《红楼梦》充满着悲剧气氛的关键所在。“美丑并举”且又“美丑泯绝”，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空幻的哀凉感觉，这正是主角与对象功能关系的意义所在。 2．支使者与承受者 主角既然要追求某种目标，那么就可能存在着某种引发主角行动或为其提供目标和对象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所谓的“支使者”，而获得对象的则是所谓“承受者”。支使者既可以是一个人或几个人，也可以是某种抽象的社会力量。承受者与主角则常常是同一个人物。因此，支使者与承受者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授受关系，这种关系在《红楼梦》中呈现为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支使者很少以某一具体的人出现，更为普遍的是无形的、抽象的社会意识或社会力量；第二，当支使者是某种较为进步的社会意识时，它往往是朦胧的、模糊的，甚至是相矛盾的；当支使者是某种正统的、保守的社会意识时，它往往是清晰的、准确的；第三，承受者常常受到几方面支使者的作用，从而使他处于复杂矛盾的状态之中。 我们不妨以宝玉、黛玉、宝钗的关系为例做一番分析。支使宝玉追求黛玉的应该是一种情投意合的爱情意识，是人性的自主与觉醒，然而它却是异常模糊的。作者用“木石前盟”暗喻这种意识，这本身就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宝、黛二人初次见面，虽然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又难以确认。还泪之说显然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之上，但这种感情又掺杂着报恩的成分。因而宝玉这位承受者并未得到支使者强有力的支持，他在争取黛玉的征途上步履维艰也就势在必然。支使宝钗希望成为宝二奶奶的是一种合乎正统意识的“金玉良缘”之说，这种信念符合传统的择偶观念，富贵荣华，门当户对。因而宝钗这位承受者坚定地毫不动摇地向着目标迈进，她能意识到支使者的强劲有力，也自信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在黛玉、宝钗两人之中，贾府的家长们选择了后者，但这种选择也是基于“金玉良缘”的信念。因而贾府的家长并不是宝钗行动的原始支使者，充其量不过是扮演了“助手”的角色而已。 再如宝玉与贾政之间，支使宝玉力图摆脱贾政管束的是一种朦胧的民主意识和个性自由的要求。但父子之间的亲情以及传统的孝道又支使着宝玉不断地进行忏悔与自责。这使得宝玉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充满了苦恼与矛盾。支使贾政管教宝玉的是正统的礼教。但骨肉之情又支使着贾政难免有爱子之心。因而贾政每次训斥宝玉时都流露出苦痛与悲哀，甚至在痛打宝玉时，“也就灰心，自悔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爱出于亲情，恨出于理念，爱与恨的矛盾实质上是情与理的矛盾。情与理分别在宝玉、贾政身上扮演了两种不同的支使者，造成了两人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 3．助手与对头 主角在追求对象的过程中，可能得到来自朋友的种种帮助，也可能受到来自敌对势力的种种阻挠，这便分别是助手与对头这样两个角色。它们主要作用于主角与对象的关系，在主角追求对象的过程中起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在《红楼梦》中，助手与对头两个角色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助手与对头的力量对比往往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第二，当主角与对象的关系与传统社会意识相一致时，助手的力量一般要大于对头的力量；反之，对头的力量一般则要大于助手的力量。第三，助手总是活跃在前台，但有时却起到相反的作用；对头一般比较隐蔽，但始终都没有被战胜或被消灭。由于这样几个特点，使《红楼梦》中的人物关系既复杂又有章可循，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且充满悬念，使悲剧色彩更加浓厚，更加沉重。 宝玉争取黛玉相爱之所以艰难，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支使者原因之外，还因为在这层功能关系上缺少助手却有许多对头。或许晴雯、紫鹃是仅有的两个助手，但他们地位低贱，人微言轻，不要说与贾府的家长们相比，就是与袭人相比，其作用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贾府的家长以及袭人等，尽管他们的作用比较隐蔽，但他们是宝玉、黛玉关系中的对头角色，恐怕不用对此做过多的解释。作为助手角色的紫鹃出于好意，试探宝玉对黛玉之情的真假，结果却闹出了一场乱子，在宝玉争取黛玉的路途上反而又增加了一道障碍。相比之下，宝钗争取自己的目标却有着贾府家长这样得力的助手，这种助手的力量足以抵消这层功能关系上的对头——即宝玉与黛玉的倾心相知相爱。 不难看出，处于这两层功能关系中的助手与对头，虽然壁垒分明，却极少有正面的交锋，似乎一方的强劲有力足以将另一方震慑得无法对抗。但最终的结局并不是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这恰与主角的目的都没有达到相一致。《红楼梦》角色模式的上述特征突破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一般模式特征，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二、叙事逻辑 任何叙事作品都必须服从一定的逻辑制约，否则便无法让人读懂。法国著名叙事学家布雷蒙认为叙事序列是叙事的基本单位，并用它来说明功能与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叙事的基本序列由三个功能组合而成：一个功能以将要采取的行动或将要发生的事件为形式表示可能发生变化；一个功能以进行中的行动或事件为形式使这种潜在的变化可能变为现实；一个功能以取得结果为形式结束变化过程。基本序列互相结合产生复合系列，这些结合的实现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其中最为典型的有首尾接续式、中间包含式、左右并连式等。②借助上述叙事逻辑的基本理论对《红楼梦》的叙事进行分析，便可以从头绪纷繁、千变万化的事件描述中探索出其叙事逻辑的表现形态，并进而把握其叙事的深层结构。 1．首尾接续式 《红楼梦》中的有些叙事表现为改善阶段和恶化阶段的轮换交替、连续循环，比如宝玉和黛玉的相知相爱便是如此。两人初次见面便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此后两人不断增进着相互间的了解。然而宝钗的出现，尤其是她身上佩戴的金锁对黛玉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出于自我防卫的本能，黛玉旁敲侧击，半含酸意，从而形成了两人关系的第一次摩擦。不过这次摩擦极为短暂，黛玉当着宝钗和薛姨妈的面，对宝玉既关心又体贴，口口声声叫宝玉是“咱们”。从薛姨妈处离开时，亲自为宝玉整理衣冠。这一切黛玉显然是做给宝钗和薛姨妈看，以证明她和宝玉的亲近密切。这种亲近密切在第十九回中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宝玉探视黛玉，两人打闹说笑，异常亲热。但黛玉仍不能忘记来自宝钗的威胁，在开玩笑时仍想着“金玉”之说。因此接下来的一回便出现了两人的第二次摩擦。 第二次摩擦与第一次相比，情形要严重得多。因为第一次黛玉旁敲侧击后，宝玉“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两阵罢了”。这一次黛玉一语双关地说道：“我说呢，亏在那里绊住，不然早就飞了来了。”一方面对宝玉被宝钗“绊住”不满，一方面对宝玉听见湘云在贾母处便“飞了来”不满。宝玉也有了回复之词，而不是笑笑就算了。这下惹恼了黛玉，赌气回房而去。宝玉忙跟了来，好语相劝。但黛玉气恼难消，与宝玉抬起杠来。偏偏这时宝钗又来叫宝玉，黛玉把宝玉推走，“越发气闷，只向窗前流泪”。“没两盏茶的工夫，宝玉仍来了。林黛玉见了，越发抽抽噎噎的哭个不住。”黛玉之所以如此恼火，当然主要是因为宝钗的缘故。宝玉干脆把话点明：“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姊妹，宝姐姐是两姨姊妹，论亲威，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长的这么大了，他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疏你的?”这番肺腑之言果然奏效，两人当下都表示为的是自己的那颗心，黛玉不但不再生气，反而关心宝玉脱了披风后容易伤风。两人的关系又向前推进一步，并在第二十三回再次达到高潮。 这次高潮是因《西厢记》妙词而起。宝玉赞美《西厢记》“真真这是好书”，黛玉“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由此可见两人心心相印，可以说由相知渐渐萌生了相爱之意。第二十六回黛玉午睡醒来，情不自禁地念出了《西厢记》中莺莺的唱词“每日家情思睡昏昏”，恰被宝玉听见，她“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但当宝玉借此开玩笑时，她又总觉得宝玉是在欺负她。这样在第二十六回便发生了第三次摩擦。 从表面来看，这次摩擦纯系误会造成。晴雯的气本来在宝钗身上，却无心地发泄到了黛玉身上。黛玉被挡在怡红院外，已经感到了自己的无依无靠；忽又听到院内宝玉、宝钗二人的笑语之声，“益发动了气”，当真以为是宝玉不让她进到院内，“悲悲戚戚呜咽起来”。第二天便赌气不理睬宝玉，一人躲在山坡后流泪葬花。宝玉尾随而来，听见了黛玉的《葬花词》，不由悲叹起来。两人再次推心置腹交谈，消除了误会，言归于好。但黛玉不能释怀的还是宝钗，所以对宝玉说：“今儿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儿宝姑娘来，什么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岂不大了。”宝玉大概听这些话听多了，总是记不住，在黛玉面前仍不时向宝钗表示好感，这就难怪黛玉三番五次地因此而气恼。第四次摩擦也就由此而发。 黛玉见宝钗与宝玉得到的礼物一样，心中难免生疑，对宝玉说：“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宝玉连忙发誓说：“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又说：“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黛玉回答得好：“你也不用说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宝玉虽答应着“我再不的”，却又对宝钗的雪白酥臂生了羡慕之心，被宝钗的妩媚风流而惊呆。这一切都让黛玉看在眼里，将手帕向宝玉脸上甩来。初一日在清虚观打醮看戏，宝玉因对金麒麟特别感兴趣而引起黛玉的多疑，于是两人间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正如书中所说“两个人原本是一个心，但都多生了枝叶，反弄成两个心了”。这次争吵惊动了贾母、王夫人，两人也都为此十分后悔。当宝玉主动来看黛玉时，关系又一次加深。特别是宝玉破天荒地奚落了宝钗，黛玉“心中着实得意”，似乎宝钗的威胁顿时减轻了许多。 然而湘云及其金麒麟的影响却逐渐加重起来，从而造成了宝玉黛玉之间的第五次摩擦。起初黛玉还不过偶尔说上一句两句，但第三十二回黛玉实在放心不下，径直到宝玉处“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她对宝玉说：“你死了倒不值什么，只是丢下什么金，又是什么麒麟，可怎么样呢?”宝玉闻听此言，急得“筋都暴起来”，只说了“你放心”三个字。黛玉再三追问三字的含义，宝玉掏出了肺腑之言。“林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两个人怔了半天”，黛玉含泪说道：“你的话我早知道了!”此话黛玉并不是随意说的，从此以后两人果然没有再因宝钗、湘云的缘故发生争执，他们的爱情可以说进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 由此看来，每次摩擦都为宝黛二人表露心迹提供了机会，成为两人爱情发展的契机。摩擦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关系的进一步加深，而不是关系的恶化。这种叙事循环既意味着宝黛爱情的好事多磨，也表明着两人的情投意合。这样一对真心相爱的青年男女，最终却未能结合，不能不引发人们深深的思索。 2．中间包含式 《红楼梦》中的某些叙事看上去显得非常细碎，有些甚至给人以游离之感。但实际上这些细小的叙事序列往往包含于某一大的叙事序列之中，并成为大叙事序列的组成部分，发挥着某种叙事功能作用。我们把这种叙事形式称为“中间包含式”。 王熙凤是贯串《红楼梦》始终的人物，她力图成为贾府最有实权的当家人构成了全书的一个重要叙事序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采取了种种行动。这些行动大致可以分三类：一是千方百计赢得贾母、王夫人的喜爱与信任；二是不惜一切代价巩固自己琏二奶奶的地位；三是运用各种手段弄权揽事，提高威望。 刘姥姥两进荣国府的叙事序列，在某种意义上应隶属于凤姐的第一类行动。当凤姐得知王夫人对刘姥姥的态度后，便给了刘姥姥二十两银子，显然是按王夫人的心思来应付此事。凤姐见贾母喜欢与刘姥姥攀谈，连忙留刘姥姥多住几天。见贾母要给刘姥姥戴花，便“将一盘子花横三竖四的插了一头。贾母和众人笑的了不得”。为了让贾母开心，凤姐又与鸳鸯商量好，让刘姥姥在宴席上出洋相逗乐，这一点刘姥姥也十分明白，她对凤姐、鸳鸯说：“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可有什么恼的!”喝酒时凤姐又让拿十个大套杯给刘姥姥用。总之，刘姥姥在荣国府的举动，帮助凤姐达到了取悦于贾母、王夫人的目的。 贾琏与鲍二老婆通奸及偷娶尤二姐等叙事序列，在某种意义上隶属于凤姐的第二类行动。“馋嘴猫儿似的”贾琏偷鸡摸狗，甚至与仆妇私通，对凤姐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凤姐自然要豁出脸去与贾琏厮闹，逼得贾琏当着众人给她赔了不是。贾琏偷娶尤二姐的威胁更为严重，凤姐闻听此事后，改用软刀子杀人的计谋，将尤二姐骗入大观园，然后大闹宁国府，逼死尤二姐，使贾琏不得不俯首称臣，甘拜下风。贾琏两次拈花惹草，反而帮助凤姐达到了巩固琏二奶奶地位的目的。 宁国府为秦可卿大办丧事的叙事序列，在某种意义上隶属于凤姐的第三类行动。“那凤姐素日最喜揽事办，好卖弄才干，虽然当家妥当，也因未办过婚丧大事，恐人还不伏，巴不得遇见这事。”她从整治宁国府中的五件弊端人手，“不畏勤劳，天天于卯正二刻就过来点卯理事”，她威重令行，毫不手软。“彼时宁国荣国两处执事领牌交牌的，人来人往不绝”，她处理得井井有条，丝毫不乱。她忙得“茶饭也没工夫吃得，坐卧不能清净。刚到了宁府，荣府的人又跟到宁府；既回到荣府，宁府的人又找到荣府”。尽管如此，她“心中倒十分欢喜，并不偷安推托，恐落人褒贬，因此日夜不暇，筹画得十分整肃。于是，合族上下无不称叹者”。 为张家退定礼事，水月庵的老尼本来想求王夫人帮忙，凤姐经不住诱惑，自己揽在了身上。她“假托贾琏所嘱，修书一封”，交给长安节度使云光，逼迫长安守备忍气吞声地接受了退礼。为此逼死了一对情人，她却坐享了三千两白银。“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的作为起来。”凤姐协理宁国府处理丧事以及在铁槛寺弄权，对于提高她的威望，有着重要的作用。 与此作用相似的还有贾芸谋求差事的叙事序列。贾芸求贾琏没有成功，便想直接给凤姐送些礼物，让凤姐给自己个好差。他到母舅卜世仁处借贷碰了钉子，却意外地得到了醉金刚倪二的帮助。她投凤姐所好，奉承得凤姐“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欢喜”，果然交给了他种花木的差事。贾芸故意对凤姐说求贾琏没有用，凤姐也冷笑道；“你们要拣远路儿走，叫我也难说。早告诉我一声儿，有什么不成的，多大点子事，耽误到这会子。”这实际上在暗示她的权势绝不在贾琏之下。 可以说《红楼梦》中极少无意义、无功能的叙事，关键在于是否把握了“中间包含式”这一叙事逻辑。“由于一个变化过程要得到完成，必须包含作为其手段的另外一个变化过程，这另一个过程又还可以包含另外一个过程，依次类推。”③布雷蒙的这番话形象地说就是古代评点家所说的“横云断山法”，中间插入的事件与前后事件存在着逻辑的隶属关系，似断实续，似游实离一体。 3．左右并连式 布雷蒙还指出：“同一个事件序列，在与同一个施动者的关系中，不可能同时具有改善和恶化两种特性。相反，如果事件牵涉到利益冲突的两个施动者，那么它同时具有两种特性则是可能的：一方命运的恶化等于另一方面命运的改善。”④这就是说，同一事件对某一人物来说是有利的，但对另一人物来说则可能是不利的，而且这两方面的人物都是施动者，不能简单地将他们区分为主要人物、次要人物。遵循这种叙事逻辑，才可能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丰富性、多变性揭示出来。 凤姐、宝玉被马道婆用魇魔法毒害的事件，最能见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特性。一方面凤姐、宝玉深受贾母的喜爱；凤姐是王夫人的侄女，宝玉是王夫人的唯一儿子；凤姐是贾琏的妻子，宝玉是袭人的依靠。因此，“贾母、王夫人、贾琏、平儿、袭人这几个人更比诸人哭的忘餐废寝，觅死寻活”。另一方面，凤姐、宝玉又是赵姨娘、贾环的死对头、眼中钉，因此，“赵姨娘、贾环等自是称愿”。赵姨娘巴不得宝玉快些咽气，劝贾母道：“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悲痛。哥儿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儿的衣服穿好，让他早些回去，也免些苦；只管舍不得他，这口气不断，他在那世里也受罪不安生。”“这些话没说完，被贾母照脸啐了一口唾沫，骂道：‘烂了舌头的混帐老婆，谁叫你来多嘴多舌的!你怎么知道他在那世时受罪不安生?怎么见得不中用了?你愿他死了，有什么好处?你别做梦!他死了，我只和你们要命。’”贾母看得十分清楚，赵姨娘的确希望宝玉一命呜呼，这对赵姨娘也的确大有好处。道理非常简单，宝玉一死，贾环便成了贾政唯一的儿子，赵姨娘的地位也就随之看涨。有如此重要的利害关系，难怪赵姨娘肯写五百两的欠契交给马道婆，让马道婆施展魇魔法。 抄检大观园的事件从更广阔的角度反映出了两种相反的特性。大观园是与外部混浊世界相对立的理想国，当然会引起某些人的忌恨和仇视，绣春囊便成了向大观园开刀的导火索。这次抄检虽然针对的是丫鬟，但深受其害的是宝玉、黛玉、探春等人。这从抄检的顺序便可看出，先是怡红院，接着是潇湘馆、探春院内。探春对此看得十分清楚，所以她说：“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这次抄检大大损伤了大观园中天真烂漫的气息，理想国遭到了残酷打击。晴雯抱屈夭风流，芳官、藉官、蕊官斩情归水月，司棋、潘又安双双殉情，迎春、香菱乃至于黛玉、探春的不幸接踵而至。大观园内再也听不见欢声笑语，到处弥漫着阴风惨雾，浸透着血泪苦恨。代表严酷现实的一方虽然暂时占了上风，但也无法借此挽回日渐衰微的命运。理想国的毁灭与腐朽势力的回光返照，从两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了时代的特征。 《红楼梦》叙事逻辑的上述三种形态，从本质上分析，依然建构于二元对立互补的思维模式上。“首尾接续式”是改善与恶化的交替循环，“中间包含式”是间断与连续的特殊形式，“左右并连式”是同一事件的不同利害关系的展示，这种叙事逻辑与上述角色模式共同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结构的突出成就。 注 释： ① 参见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101页。 ② 参见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153页。 ③ 同上，第155页。 ④ 同上，第158页。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4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