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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讯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红楼梦》“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论述是至理名言，这部奇书，确实是和传统文化密切相联的，由于能够真实地艺术再现，所以曹雪芹笔下的人物都显示出了无比的多重性和丰富性。由于作家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去审视诸种传承文化现象，所以对婚俗的描写，既有强烈的写实性，又有震撼人心的审美艺术性。《红楼梦》婚俗的描写，是多重的，多侧面的，显得异常多彩多姿。本文的侧重点是对女奴的婚恋悲歌做一阐释。 在封建社会里，阶级的压迫、阶级的剥削是极其残酷的，主奴的界限是特别分明的，奴隶永远是奴隶，生的“家生子”仍然是奴隶，奴隶没有人生的自由，当然也就没有 婚恋的自由。在《红楼梦》中，作者充满无限的同情，为我们展示了一曲令人心酸的女奴婚恋的悲歌。 从传承文化的视角看，虽然奴隶社会已被封建社会所取代，但奴隶社会的历史遗留物，有一些在历史传承中，仍然合法地保留着。在《红楼梦》中，作者为我们展示的女奴的婚配就是浸满血泪的实例。 女奴对自己的婚姻大事，是根本没有自主权的。因为沦为奴隶，生命都掌握在主子们手心，主子对奴隶的婚配，为所欲为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了。 在《红楼梦》第七十回中，作者写了这样一笔：“又因年近岁逼，诸务猬集繁杂不算外，又有林之孝开了一个人单子来，共有八个二十五岁的单身小厮应该娶妻成房，等里面有该放的丫头们好求指配。凤姐看了，先来问贾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议，虽有几个应该发配的，奈各人皆有缘故：第一个鸳鸯发誓不去。自那日之后，一向未和宝玉说话，也不盛妆浓饰。众人见他志坚，也不好相强。第二个琥珀，又有病，这次不能了。彩云因近日和贾环分崩，也染了无医之症。只有凤姐和李纨房中的粗使的大鬟打发出去了，其余年纪未足，令他们外头自娶去了。” 这是一幅极具历史真实的指配婚俗图。在这里，人性被扭曲了，被泯灭了，女奴们本来都是有血有肉的，有情有感的女孩，但在主子的眼中，简直把她们当成了畜牲，只要主子的一句话，便可以把丫头们随意的“发出去”。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这种“指配婚”却被认为是合理的，是被社会所认同的。令人惊叹的是，作者正是以超越时空的慧眼，看似闲闲笔墨，却以惊人的艺术真实，揭示了其不合理性，真实地再现了女奴婚恋的血泪悲剧。恩格斯说：“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致斐拉萨尔》)这一悲剧理论，揭示了悲剧的本质，指出了悲剧中所包含的必然性和社会倾向性，悲剧的本质就在于客观现实中的矛盾冲突。 女奴也是人，她们是有血有肉的女性，她们有对爱的强烈渴求，她们有对幸福的执著的追求。然而在那个残酷的社会中，封建统治者们，把这些做为人的最起码的要求，都视为洪水猛兽，他们残忍地践踏着女奴们求爱的孱弱的嫩苗。 晴雯的惨死，便是一个摧人泪下的实例。晴雯本是赖大买来的丫头，那时她才十岁。因为赖嬷嬷带她去见贾母，贾母见了喜欢，于是赖嬷嬷便把晴雯孝敬了贾母，后来贾母把她给了宝玉。连贾母都认为晴雯言语针线比别人都强，可见晴雯是多么聪明伶俐。然而就因为她貌美心巧，争强好胜，遭惹了别人的忌恨。在抄检大观园时，被王善宝家的暗算。王夫人听了王善宝家的微词，对晴雯便大施淫威。 在第七十四回中，王善宝家的对王夫人说道：“别的都还罢了。太太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象个西施的样子，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掐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他就立起两个骚眼睛来骂人，妖妖囗囗，太不成个体统!”在王夫人听来，“人标致”、“巧嘴”、“像个西施模样子”，这便是罪过。晴雯被王夫人召来时，因连日不自在，并没有十分妆饰。王夫人一见她钗囗鬓松，衫垂带褪，有春睡捧心之遗风，便冷笑道：“好个美人儿!真象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儿揭你的皮!”因为长的标致，便看不上这浪样儿!本没有十分妆饰，倒说：“谁许你这么花红柳绿的妆扮”! 作者笔下的人物的语言是颇有个性的，其个性的语言显示着真实。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层面上，女奴就是这样无权申辩。王夫人一言一行，都是貌似公正的。她对贾母大说晴雯的坏话，大赞袭人的沉稳。在七十八回中对贾母说：“若说沉重知大礼，莫若袭人第一。虽说贤妻美妾，然也要性情和顺举止沉重的更好些。就是袭人模样虽比晴雯略次一等，然放在房里，也算是一二等的了。况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实，这几年来，从未随着宝玉淘气。凡宝玉十分胡闹的事，他只是死劝的。因此品择了二年，一点不错了，我就悄悄的把他丫头的月分钱止住，我的月分银子里批出二两银子来给他……”这一大段自认为很聪明的话，真是写得精彩极了，表面上字字在理儿，而实质上是，作者正是入木三分地揭示出其糊涂和昏溃!真正和宝玉试过“云雨情”的倒是那位“没嘴的葫芦”袭人。而和宝玉真正清清白白的晴雯却被侮为教坏了宝玉的“狐狸精”!被无情地逐出大观园。在第七十七回中，作者在写晴雯被逐的场面时，悲剧色彩是被涂得极浓的： “王夫人在屋里坐着，一脸怒色，见宝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恹恹弱息，如今现从坑上拉了下来，蓬头垢面，两个女人搀扶起来去了。王夫人吩咐：‘只许把他贴身的衣服撂出去，余者好衣服留下给好丫头们穿’” 读之真是令人泪下。而晴雯的悲剧命运，作者正是放在婚恋习俗的大的文化背景中来展来的。晴雯被大观园中的世俗所不容，其实她实在是无辜的。当宝玉去探望晴雯，晴雯和宝玉诀别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是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就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虽生得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死咬定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担了这虚名，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 作者这样写，是有意让女奴道出对婚恋陋俗的反叛之音!晴雯向宝玉赠指甲做信物，和宝玉互换穿小袄，这些举动就显得更令人心灵为之一动。 美丽的晴雯被送到“化人场”了，四儿因和宝玉同生日，说过同生日为夫妻的私房话，便被逐出了大观园。金钏因与宝玉说几句动情的话，便被王夫人一巴掌打落井里了……这些美丽的女孩，多情的女孩，她们的血泪，把这婚恋习俗网染红了!作者也正是用这些女奴泪悲剧命运、揭示了指配婚俗的不合理性。 和指配婚并行的是收屋婚，这种婚俗是指那些长得标致的女奴，一旦被男主子看上眼，便难逃魔掌了，便被收到屋里面。被收房的女奴，叫屋里人。如第四十四回，贾母骂贾琏：为这些起淫妇打老婆，又打屋里的人，还你亏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这里所说的“屋里人”，就是指平儿。女奴被收屋后，其命运是半个主子，半个奴才，在女主人的面前永远是卑微的奴才，在男主子的面前，既要操持家务，侍奉主子，又要满足男主子的泄欲需要。如果能讨得女主子、男主子的欢心，可以送给他姑娘，姨娘的尊称，如果得不到男主子的欢心，便被打发出去，或被卖掉，即使得脸的也仍然逃脱不了奴隶的悲剧命运。如贾政的屋里人赵姨娘，即使已为贾政生了探春，贾环，但仍是半奴隶的地位。贾母、王夫人可以随便责骂和申斥她，血缘关系也仍是改变不了她的悲剧命运，从经济待遇来看，也是如此。王夫人每月例银二十余两，而赵姨娘每月也只能是二两银子。从她用破碎布来做鞋面子，也可见其经济的可怜。 “姨娘”的称谓，本是子女对父辈的屋里人的称呼，下人也这样称呼，其地位低于“二房”，高于“通房丫头”，有自己的房舍，有自己的三等小丫头，表面上是半个主子，其实她们是隶属于女主子的奴才。“通房丫头”没有自己的专用房屋，更没有属于她的小丫头，通称“姑娘”。平儿就是贾琏的“通房丫头”。凤姐对尤二姐说平儿，“她原是咱们的丫头”，可见平儿就是被贾琏收为屋里人的。屋里人生前是男主子的泄欲工具，是为男主子生儿育女的工具，在主子的眼里，她始终是个奴才，死后的地位也仍然是个奴才。尤二姐惨死后，贾母就说：“即是二房一场，也是夫妻之分，停五七日抬出去，或一烧或葬地上埋了完事。”二房死后不准送往家庙，不准往南下葬。二房死后尚且如此，那么被收为屋里人的女奴，其命运不就可想而知了吗? 在《红楼梦》中，作者真实地再现了这种“收屋婚”的婚俗，但作者的艺术匠心并不止此，作者有意通过这一婚俗描写，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来描写人物的命运，从而来揭示这一封建鄙俗的不合理性。聪明俊丽的鸳鸯，共刚烈的反抗性格，正是通过这一鄙俗的描写才鲜亮起来的。 已经上了年纪的贾赦，看中了贾母身边的丫头金鸳鸯，让刑夫人去讨。刑夫人想和鸳鸯直接说，用凤姐的话说：“那一个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头的?这半个主子不做，倒愿意做个丫头，将来配个小子就完了。”没想到，鸳鸯果断不答应，她对平儿说出愤激之言：“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死了，他三媒六证的要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厂这真是掷地铮铮做响的反叛之言，这是对收屋习俗的公开挑战。平儿已是贾琏的屋里人，袭人是宝玉的尚未公开的屋里人，平儿、袭人同命相怜，对鸳鸯深为同情。以厚道老诚出了名的袭人，也忍不住说：“真真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鸳鸯是个家生女，是家奴生下的女儿。父亲金彩在南京为贾家看房子，兄嫂在贾母处服役。按清代的法规，奴隶的子女，永远是奴隶，所以平儿为鸳鸯婉惜，“可惜你是这里的家生女儿”面对贾赦这样的老淫棍，鸳鸯说：“家生女儿怎么样，‘牛不吃水强按头吗’?我不愿意，难道杀我的老子娘不成。”鸳鸯这样说的，也真是这样做的，她跪在贾母面前，发誓一辈子不嫁人，宁死不从命。 鸳鸯为什么这样刚烈呢?因为他已经看透了贾赦这个老色狼。贾赦除原配外，有迎春的母亲，贾琮母亲，有嫣红、翠云等给他做了屋里人，能有幸福吗？在第五十七回中，紫鹃对林黛玉说了这样一番话：公子王孙虽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娶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为妾为丫头反目成仇的。”这正是对多妻制婚俗的有力批判，也正是鸳鸯死不从命的原因。 然而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收屋婚”是被视为随俗的，鸳鸯死不从命，贾赦便恼起来，对她哥哥说：“我这话告诉，叫你女人和她说去，就说我的话：‘自古嫦娥爱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约他恋着少爷们，多半是看上了宝玉，只怕也有贾琏，果有此心，叫她早早歇了心，我要他不来，此后谁敢收?此是一件。第二件，想着老太太疼他，将来自然往外聘个正头夫妻去。叫她细想，凭她嫁到谁家去，也难逃出我的手心。除非她死了，或是终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她!” 这是多么霸道!女奴的婚恋命运，就是这样抄在主子的手心。尽管贾赦这般大发淫威，鸳鸯仍没有屈从。在程高的续书中，贾母死后，鸳鸯悬梁自缢而死了!有人推断鸳鸯也有可能有另一种命运，就是剪断青丝，皈依佛门，孤寂地守在青灯古佛旁。但是，不论是那种结局，都是令人心酸的悲剧。 曹雪芹在描写女奴婚恋中，更令人瞩目的是为我们展现了女奴对自主婚的追求。他挥洒画笔，塑造了一个敢于向传承习俗抗争的异样少女，这就是司棋。司棋是迎春的贴身丫头，是王善保家的外孙女，父母是宁国府的仆人，荣国府的秦显夫妻是她的叔叔和婶婶。司棋是个极富个性的女孩，生性聪颖，敢说敢为，遇事沉稳果断。她因向管厨房的柳嫂要炖鸡蛋，柳嫂没答应，于是便带领一群小丫头大闹厨房。在作者笔下，这是一个敢于大胆追求个人婚姻幸福的女孩。她虽然是个丫头，但敢于蔑视封建礼教，敢于向传统的“指配婚”、“收屋婚”这样的习俗惯制挑战。她和表兄潘又安青梅竹马，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她敢于买通守门人，约表兄到大观园幽会，不巧被金鸳鸯撞见后，潘又安却被吓跑了。在第七十二回中，有个婆子来告诉司棋，潘又安逃走了。“司棋听了，气个倒仰，因思道：‘纵然闹出来，也该死到一处，他自以为是男人，先就走了，可见是个没情意的。’”两相对比，真是须眉为之扫地! 特别是在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中，封建卫道者大打出手，对大观园中的女孩们的抄检，竟连贵如林黛玉这样的娇客，也不能幸免，其肃杀之气可以想见。就是在这样严酷的氛围中，司棋和表兄潘又安相恋的事被发现了。面对以王熙凤，其实是以王夫人为首的气势汹汹的封建卫道者们，司棋只是低头不语，也并无畏惧惭愧之意。连王熙凤也“倒觉可异”。作者正是让司棋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使其典型性格鲜亮起来了。 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自主婚只能是女奴们憧憬的幻影罢了，他们的抗争、追求遭致了社会的、主子的、家庭的重重打击和扼杀。所以司棋对自主婚的追求，注定也只能是一场悲剧。 当凤姐儿把潘又安写给司棋的信当众宣读以后，不怀好意地看着王善保家的，抿着嘴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道：“这倒也好了，不用他老娘操一点心儿，鸦雀不闻，就给他们弄了个好女婿来了。”王善保家的是司棋的亲姥姥，此时只恨无地缝可钻，只好打着自己的脸骂道：“老不死的娼妇，怎么造下孽了!说嘴打嘴，现世现报!”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女孩的婚事，是不能自主的，只能听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司棋的反抗行为，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是违俗的，在王熙凤的嘲讽中，在王善保家的自打自骂中，更让人感到司棋的大胆和执著。 在第九十二回中，写道潘又安又回到了司棋家。司棋对母亲说了这样震撼人心的话：“一个女人配一个男人。我一时失脚上了他的当，我就是他的人了，决不肯再失身给别人的，我恨他为什么这么胆小，一身做事一身当，为什么要逃。就是他一辈子不来了，我也一辈子不嫁人的。妈要给我配人，我拼着一死的。今儿他来了，妈问他怎么样。若是他不改心，我在妈跟前磕了头，只当是我死了，他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就是讨饭吃也是愿意的。”情真意切，令人生怜，然而他母亲却是铁石心肠，断然回绝!由此可见，民俗的堕力是多么强大!正是在这强大的民俗压力下，司棋撞墙身亡了!潘又安自刎了，当两口棺材盛殓下两个年轻人的尸体时，给人们留下了多少沉思啊! 《红楼梦》中对女奴婚恋的描写，作者是倾注了深深的情感的。很显然，作者对“指配婚”对“收屋婚”都是指斥的。正是通过形象的描写，揭示出其不合理性，以及阶级压迫的残酷性。而作者对自主婚则给予无限真诚的同情，这同情则是通过多层次多角度所表现的，这一切，都应该说是曹雪芹这位伟大作家的婚姻观的形象化体现。婚俗，是历史的传承物，人们久已成俗后，身心浸染其中，往往是视陋为美了，能在陋俗中尚知其陋，这便是先觉者。曹雪芹这位语言艺术大师，同时更是一位站在时代高度的思想家，而应该说也是一位民俗的改革家，只不过他移风易俗的主张是寄寓于文艺形象之中罢了。 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艺术作品只有当它把新的感情(无论多么微细)带到人类日常生活中去时，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小孩和年轻人，在接触到那些把他们未曾体验过的感情初次传达给他们的艺术作品时，会有那样强烈的感受。谁也没有表达过完全新的感情，也能在成人身上产生同样强烈的效果。”(《艺术论》)《红楼梦》正是这样的新的感情，其艺术价值，就今天而论，它不仅仅有沉重的历史感，很强烈的认识价值，思想价值，而更显现出耀眼的审美价值。《红楼梦》中女奴的婚恋悲歌已成为历史了，而作品的强烈情感，仍然感染着、打动着一代代读者，这也正是《红楼梦》艺术永驻的真正原因吧! 原载：《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原载：《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