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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博深邃的《红楼梦》作为封建时代末期的历史写照，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斗争。贾府的大观园，贵族与奴才间的矛盾斗争就十分尖锐复杂，其中优伶的悲惨命运和反抗，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出那个时代的阶级矛盾与斗争的现实。 十八世纪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生活腐化、穷奢极欲可说是已达到了顶点。他们将寻欢取乐建筑在广大奴隶受压迫和受痛苦上，那些被奴役被践踏的奴隶，只有群起反抗与之斗争到底，才能寻出一条生存之路。 (一) 《红楼梦》所反映的十八世纪中国封建贵族生活中有玩戏和养戏班的习俗。这种事是很早就有的，正象《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以下同)五十四回写的，“贾母……指着湘云道_‘我象他这么大的时候儿，他爷爷有一班小戏’”。曹家历来就有爱好戏曲的传统，曹寅就是一位戏曲家，他们从老辈起就讲究玩戏和养戏班。许多同类人家也多是有戏的人家，无怪薛姨妈说“戏也看过几百班”了。当时官宦贵族之家，尤其身在闺阁里的小姐、贵夫人用不着出离家门，在自家府中就能“见过”许多“好戏”，“听过”无数“好曲子”。可见玩戏、养戏班已成为封建贵族日常生活寻欢取乐不可缺少的一种需要了。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封建统治阶级玩戏、用戏方面作了许多具体生动而又非常真实的描述，从中可以使人体会出封建贵族阶级在即将崩溃的前夕，他们精神上的空虚与无聊，促成生活上出现无限制的糜费，而这正是他们加速衰败的原因之一，最后导致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必然崩溃。 下面试举《红楼梦》里几处摆酒演戏的情景来谈谈。 显示家族荣耀，摆酒唱戏最为讲究的，要数庆贺贾母八十大寿那次了。贾母生辰是八月初三，亲友全来。至(七月)二十八日那天，荣、宁两府中都“悬灯结彩”，“笙箫鼓乐之音，通衢越巷”。男女宾客接踵而来，门庭若市，一片繁闹。贾母等皆是“按品大妆迎接”。先请宾客们至“大观园内嘉荫堂”。拜寿是在“荣庆堂”。之后就是请客人观戏。戏没开场前尚有一套排场：“一时参了场，台下一色十二个未留发的小丫头，都是小厮打扮，垂手伺候。须臾，一个捧了戏单至阶下”，然后层层上传，最后“尤氏托着(小茶盘)走至上席，南安太妃谦让了一回，点了一出吉庆戏文，然后又让北静王妃，也点了一出；众人又让了一回，命随便拣好的唱罢了”。这台戏便是在如此等级森严而又礼让地传递戏单，经点过戏后，才开场的。 岂止就演这一台戏?在同一日、同一时，贾府里就有几台戏都开了场。贾母这里接待的是女贵宾。当“菜已四献，汤始一道，跟来各家的放了赏，大家便更衣复入园来，另献好茶”时，南安太妃闻起众小姐，贾母笑道：“他们姊妹们……有的是小戏子，传了一班，在那边厅上，陪着他姨娘家姊妹们也看戏呢。”从贾母的回话中也可看出贾府这次摆酒唱戏不同寻常，看戏要有家内家外之别，何况贾家有小戏，随便传来一班，分别去看就是了。女宾客看戏，那么男宾客呢？这次男宾客来的有北静王、南安郡王、永昌附马、乐善郡王并几位世交公侯荫袭，他们分别在东府——宁府中被接待的。想来更要隆重些，但曹雪芹对此从略了。可知，贾府为老祖宗庆寿一日之内动用几个戏班在演戏，而且接着几天之内都要摆酒唱戏。这样作，一是为了庆寿，同时也是为了更加“光耀”门楣。 贾府的老爷、夫人、少爷、小姐过生日也多离不了摆酒唱戏。四十三回写王熙凤过生日。贾母说：“往年不拘谁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礼，这个也俗了，也觉太生分。”又说：“咱们也学那小家子，大家凑个分子，多少尽着这钱去办……”于是贾母召集了“老的，少的，上的，下的，乌压压挤了一屋子”的人，又把方才一夕话说与众人听了。“众人谁不凑这趣呢；再也有和凤姐儿好，情愿这样的；也有怕凤姐儿，巴不得奉承他的……。”最终都同意了贾母这一招数。其中一些丫头也要拿出二两或一两来。贾母又特意问了平儿说：“你难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平儿说：“我那个私自另外的有了，这是公中的，也该出一分。”平儿是凤姐房中近身的丫头，为给主子做生日，先后得拿出两份礼钱。当上下都全有了，凑足了银两，这时凤姐发话了，她说：“咱们家的班子都听熟了，倒是花几个钱叫一班来听听罢。”请戏班演戏对贵族之家来说是常有的事，不过这台请来庆寿的戏班，它所使用的银两中竟有丫头、奴才们一两一两凑上的。主子欢乐贺寿，奴才生受盘剥。苦哉!为了“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可以用酒戏做献供。二十八回、二十九回写贾贵妃打发夏太监送来了一百二十两银子，指定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叫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因为这是“贵妃做好事，贾母亲自去拈香”，所以也要观戏。到了初一这天，贾府的“车轿人马，浩浩荡荡，一片锦绣香烟，遮天压地”来到清虚观。拈香等事完过之后，开始演戏。因为是在清虚观，又是打平安醮，这次演甚么戏，要有“神佛”旨意，于是在“神前拈了戏”。当贾母问起要演的第三本戏是《南柯梦》时，她便“不言语”了。本来想的是用戏献供祈福，而“神佛”为贾家安排的几场戏中竟有《南柯梦》，似乎大有贾母支撑的贾府一切富贵欢乐也宛如“南柯”一梦之嫌。作者巧妙地用“不言语”三个字给打住了。 封建统治阶级经常把摆酒唱戏用在各种交往中，已是那个历史时期官宦贵族人家最“时髦”的生活需要和公开的社会交际工具了。二十六回写宝玉与贾芸闲谈，开头就提到“谁家的戏子好”，接着又谈了谁家的花园好，谁家丫头标致，谁家酒席丰盛等等。他们在百无聊赖中动辄就淡戏子，这种浓厚的兴趣在贵族子弟中颇盛，可见玩戏、说戏子是那时上层社会的一种风气。 摆酒唱戏又可以贿赂皇家官府老爷。五十三回写春祭恩赏一事，贾蓉领赏回来对贾珍说：“今儿不在礼部关领了，又在光禄寺库上。……光禄寺老爷们都说，问父亲好，多日不见，都着实想念。”贾珍笑道：“他们那里是想我?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东西，就是想我的戏酒了!”一语揭破，用戏酒可以沟通感情，以便与皇家官府老爷往来无阻。 用戏酒密切官僚间的关系也是常有的事。当赖嬷嬷孙子三十岁上当了县官时，她说：“托主子的洪福，想不到的这么荣耀光彩，就倾了家，我也愿意的。……连摆三日酒。”摆酒戏的第一天，贾母、王夫人……薛蟠、贾珍、贾琏、贾蓉并几个近族的都来了。赖大家内，也请了几位现任的官长并几个大家子弟作陪。这天，柳湘莲“串了两出戏”。这几桌酒宴和戏，很自然的将这些贵族子弟与官僚们聚集来，借以攀高枝，找靠山。 (二) 《红楼梦》揭示了封建贵族生活的奢侈糜费摆酒演戏，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优伶们凄苦悲 惨的生活。贾府中贾蔷筹办起来的女子戏班就深刻地展示了这方面的事实。 贾家大姑奶奶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之后要省亲。贾家首先忙办盖造省亲别院，就是后来定名的大观园；再者为省亲准备的就是筹办戏班这桩事。为了筹办得好，贾蔷带人下姑苏去，不惜花三万两银钱，“从姑苏采买了十二个女孩子，并聘了教习”。女孩子们来到贾府后，就被拘禁在梨香院排练戏，并着老妪带领管理她们，而这些老妪原是贾府旧曾学过歌唱的众女子，如今皆成皤然老妪了。十二个女孩子远离家乡，身在异乡异地，有的是辛酸凄楚，有谁怜悯她们呢?为了迎接“明年正月十五上元日贵妃省亲”，她们日夜不闲，练工学戏。 这年十月，偌大的省亲别院中，各处古董文玩俱已陈设齐备；采办的鸟雀：仙鹤、鹿、兔等也已买全，交于园中各处饲养；就在这同时，贾蔷那边也演出二三十出杂戏来。这些女伶们与采买来的鸟兽是同命运的，都已失群、离乡。所不同的，一是会说话的人，一是不会说话的鸟兽罢了!把女孩子们和鸟兽采买来，就是为了博取贾贵妃这次省亲的欢悦。 归省的那天，贾蔷带领一班女戏子在楼下正等得不耐烦，忽见太监飞跑来说：“做完了诗了，快拿戏单来!”贾蔷忙呈上戏目并十二个人的花名册子。少时，点了四出戏，女孩子们即刻扮演起来。“一个个歌有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态”，就是这群女伶，“虽是妆演的形容，却做尽悲欢的情状”。 伶人的歌声要甜美，但她们的疾苦却无人过问。五十三回、五十四回写正月十五日晚上贾母摆家宴，先是由外定的戏班演唱，到了三更天，尽管天是“寒浸浸的起来”，熬着夜，贾母这时又命梨香院的教习把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一概带出，叫自己家戏班登台继续演唱。老祖宗兴致高，点什么戏就得唱什么戏，还得唱得好。芳官唱一出“寻梦”，葵官唱的是“惠明下书”。已是三更过后的寒夜，女伶们拼着全身的气力用嘹亮的歌声把疲惫欲睡的众人唤醒，她们的技艺竟博得场上众人“鸦雀无闻”。女伶们给人以美的享受与欢乐，但无人过问她们的饥寒。等待她们的是演不完的戏。她们不仅平常时日演唱，还要随时被娘娘传进宫去演唱；节日年关一到，更是忙碌不堪，简直是白日黑夜，通宵达旦拼着性命应付演唱，致使龄官哑了嗓子，吐血病倒了。 伶人们演戏谋生，却遭到种种非人的冷遇，受歧视受侮辱受损害。那次宝玉挨打，贾政就曾以“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的罪名把宝玉与优伶的交往看成是大逆不道。王夫人骂过：“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探春也说：“那些小丫头子们原是玩意儿，喜欢呢，和他玩玩笑笑；不喜欢，可以不理他……”。林黛玉也曾看她们不起。二十二回写宝钗过生日事，由外边请了一个戏班演了戏。其中有个十一岁演小旦的女孩子，很讨人喜欢。凤姐说这个孩子扮上活象一个人，快嘴的湘云马上说：“是象林姐姐的模样儿。”就这样，一下子引得黛玉好大的不痛快，大发脾气说：“我原是给你取笑儿的，——拿着我比戏子。”这句话就在声明黛玉小姐决不可与小戏子同日而语，林黛玉是贵族小姐，而女伶则是卑贱的下等人。还有那位赵姨娘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口口声声骂她们是“猫儿狗儿”、“浪娟妇”、“唱戏的小粉头”等等不堪入耳的话。 这群女伶也有对青春的觉醒与追求。但，她们身在大观园中，又是女伶，她们所希求的一切也都化为泡影了。如才艺高强的龄官，对年青的贾蔷和他说的话还能听从，贾蔷可说是中她意的人，但由于门弟不相称，自觉自身地位卑下，此情也只能在龄官心底思虑，只好一个人默默流泪，在地上偷偷写出无数个“蔷”字罢了。这些妙龄女孩子们，渴望幸福，向往自由生活，但封建社会的封建统治，优伶们的奴隶地位，使令她们无权享有人间的幸福。 大观园中的十二个女伶，她们心地善良，对邪恶敢于反抗，并有同仇敌忾的无畏精神。恩格斯曾指出：“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四四页)《红楼梦》的作者写了贾府这群女伶的不同表现，尤其写了她们与贾府主子们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贾府主子与女伶关系的复杂化是由于当朝老太妃薨而“不得筵宴音乐”引起的。贾府见各官宦家凡养优伶男女者在此间一概蠲免遣发，于是贾府也急忙遣发这十二个女伶。先是当面问了话，女孩子们一多半不愿回家，其中有恐父母、兄长因家穷再次把自己卖掉的，也有说无人可投的等等原因，最后留下文官、芳官、茄官、蕊官、藕官、葵官、豆官、艾官，又把她们分给宝玉等各房当使用，从此就不再唱戏了。一时，女孩子们虽有“倦鸟出笼”之感，但进入贾府大观园也无甚自由可谈，岂不知这里的矛盾斗争尤为复杂。无奈这群背井离乡的女孩子们没有别的生路，只得在贾府大观园中当使女。 十二个女孩子从江南被采买来，同一日进贾府，朝夕相处，感情真挚笃厚。药官死掉了，最了解她的藕官曾哭的死去活来，久久不能忘怀。每逢节日，藕官冒着被打骂的风险，竟敢在大观园里烧纸祭奠药官。 芳官好助人为乐。原在梨香院当差的柳家的，当日待芳官一干人好，芳官待她也极好。被遣散后，柳家的求芳官推荐自己的女孩五儿进恰红院当丫鬟，芳官满口应承下来，又从宝玉手中讨玫瑰露送给有弱疾的五儿吃。 桀骜不训的要数龄官。有一次宝玉想起了《牡丹亭》曲子来了，就到梨香院找龄官，因为她唱的最妙。宝玉央她唱一套“袅睛丝”，龄官却正色说：“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大观园中的轴心人物宝玉，从来未经过这样被人厌弃，这次在龄官面前竟是讪讪的红了脸告退的。龄官曾经质问过贾蔷，“你们家把好好儿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又弄个雀儿来，也干这个浪事，你分明弄了来打趣形容我们。”龄官是上自娘娘下到贾府中的宝玉、贾蔷，她都敢于顶撞，不听驱使，自行其是。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场大闹怡红院，就是主奴之间爆发性的一次激烈矛盾斗争。事件起因是赵姨娘来恰红院作践芳官，想抖抖主子的威风。她先是将拿来的粉照芳官脸上摔来，又骂芳官是“小娟妇养的“，“是我们家银子钱买来学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还说：“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芳官虽然人小年幼，但口角锋利，她一边哭一边说：“我就学戏，也没在外头唱去。我一个女孩儿家，知道什么‘粉头’‘面头’的!……我又不是姨奶奶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芳官说出“奴才”两个字，岂不大大恼火赵姨娘，她便上来打了芳官两个耳刮子。芳官便没个完的哭喊道：“不用活着了!”一头撞在赵姨娘怀里。 当下藕官、蕊官、葵官、豆官知道了此事，她们说：“芳官被人欺负，咱们也没趣儿，须得大家破着大闹一场，方争的过气来。”四个女孩子一齐跑入怡红院中。豆官先照着赵姨娘撞了一头，那三个也便拥上来，手撕头撞，放声大哭。一会儿，蕊官、藕官两个一边一个，抱住赵姨娘左右手；葵官、豆官前后头顶住，只说：“你打死我们四个才算!”实际此刻赵姨娘己被裹住，那里动弹得了。最后是春燕回了探春，又动员出尤氏、李纨，还带着平儿与众媳妇走来，才把四人喝住了。赵姨娘由探春请到厅上，说了她“自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体统”。 这起大闹怡红院是先有人在背后挑唆了赵姨娘，她自己也想抖主子威风，竟亲自出面向一个小小的女伶发难。不料一下子激起了女伶们的义愤，她们联合起来群起而斗争。这场主子与奴才之间的矛盾斗争，终于是奴才们战胜了主子。 在豪门贵族的贾府，封建等级秩序森严，长幼、男女、尊卑都有因袭的一套规距和自家的封建家法。从女伶沦为奴才的女孩子们，比贾府家三等奴才都不如，她们是奴中之奴。在那样环境中，只得俯首听命被驱赶，只有被压迫的份儿。但是这群女孩子中没有一个与贾府沾亲带故，更不是贾府中的家生子奴才，而是从姑苏被采买来的。姑苏是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商业资本萌芽发达的城市。明清两代那里市民阶层反压迫、争自由的斗争此起彼伏。由于从小生长在姑苏一带，会受到坚持正义、反抗邪恶斗争的薰陶，所以这些女孩子反压迫、敢斗争的顽强精神是区别于大观园中的一般人的。 况且，十二个女孩子被采买来到贾府学戏、演戏，都是同命运的不幸者，生活又促使她们养成共患难的团结精神。她们对任何欺压决不容忍，敢于反抗，斗争性强。大闹怡红院的主奴间的矛盾斗争，有其复杂性与特殊性，面对这场斗争，女奴们要活下去，决不受人欺凌，就很自然的联合起来集体去反抗，从而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在《红楼梦》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 在私有制的封建主义社会，不论是人或物全是封建统治阶级私人占有，一切都是作为封建梵治阶级私人占有而存在并任其摆布。大观园中伶人的悲惨命运就是真实的具体写照。十二个女孩子，药官夭亡了，曹雪芹没有写明她的死因，这更掀动读者的感情波涛，引起思想震动，不难想到女伶们被拘禁，日夜排戏和演唱，象“猫、狗”似的被驱赶着，岂有不死的。她们中死去的就象踏死个蚂蚁一样默无声息；活着的还得受作践。忍气吞声的活着吗?那就象旧日在贾府学过唱歌的众女人，他年之后成为老妪，虽然活着，实际是等于死掉。从女伶变为奴才，就是品质高洁也不被人瞧得起，在大观园中难以存身。有的就是在主子盛怒之下，被拉出随便配小厮。芳官无辜被王夫人逐出，还说是“蒙太太的恩典赏出来了”。但芳官看得很清楚，她不屈从，又联系上藕官、蕊官三个人，横下一条心，打骂也不怕，寻死觅活，定要剪发做尼姑。经过斗争，最后她们三个人竞各自出家了。 她们的出家，都不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而是对贾府贵族统治阶级之憎恨，也是对那个时代之憎恨。她们出家是时代的局限，但在十八世纪的旧中国，作为女伶还有什么活路可走呢?在那十分困难的处境中，不屈从而保持高洁，只好用出家的坚决行动，表示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 (三)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刻划出封建末世被压迫群中的优伶形象，描绘了十二个受苦遭难的女伶，赞美了她们的纯洁心灵、优良品质和在向封建势力作斗争时所表现的坚决、大胆和有智慧。作者同情这群女伶、赋予她们以萌芽状态的觉醒、机敏和敢于拼斗的精神。从作者对这一些艺术形象所持的态度，具体反映出曹雪芹进步的民主思想倾向。 原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原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