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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旧小说丛中，《 红楼梦》 的出现，无疑是一朵奇异的鲜花．这一本“自然主义的大杰作”（胡适语），不论在它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在景物故事的有机体的结构上以及对话的锋利深刻上，都已到达了前无古人的境界。它的出现，不仅是集中了我国旧小说有史以来的优秀传统之大成，而且也正是表示了章回小说至此己达到再不能发展的最高峰。 只是，像这样的一朵艳绝秀丽的奇花，却不幸在轻蔑的谬误的观念之下，长期间地被投在阴暗的空谷里，它只能屈折地寂寞地在民间及几个开明的知识分子中流散着它的幽香，没有人理会它，更没有人扶植它。 直至民国八年新文学运动爆发。当时从事这个运动的先进们，一则要找寻民间的文学以与那旧的贵族文学对抗；再则作为西洋资产阶级主要文学样式的小说，这时亦相当多地被介绍过来，这使他们也得去向自己的传统中寻求类似的东西。在这两种原因相交之上，于是许多从前不为人注意的民间小说，一时都被提倡起来，重新估价．而《红楼梦》这本杰作，方才在此时抬起头来，引起全国的惊奇．顿然为许多人所爱好着，研究着。他们留下了很珍贵的成果给我们，值得我的深深的感谢。然而，曾几何时．这一班先进们，渐渐地有的沉默了去，有的为别的更急于要做或更有意义的工作吸引了去。此后我们是已有十多年来不大听到有人提到这一本杰作了。他们留给我们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像这样丰富伟大的一本作品．有许多“合理的核心”和美妙的地方他们还没有发掘到，这是一件很大的憾事。 可是，自从抗战以后，因为我们的“欧化”的新文学在向民众宣传之前碰了钉子，大家要求着“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为老百姓所喜见乐闻”的“民族形式”的产生，有许多人又迫得回过头去向民间小说学习，于是这本杰作马上又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各人都希望在这里面承继吸取一些有用的东西。所以近半年来．许多杂志报章上不时有关于《红楼梦》的文章登刊着，特别是其中的人物描写、结构、对话等，一致都给与最高的评价，热闹非常，甚至听说还有人特别组织起什么会来，打算专去研究这一本文作，可谓极一时之盛。我想假如《红楼梦》的作者死而有知，这一回也当可以含笑于九泉了。然而，其中有一个被称为“红学”的古老问题，是曾经历来为许多学者考据家所热烈论争过的，现在却好像还没有见人重提过，为了凑凑热闹，囚此我便不忖浅陋，这里试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以供专家们的参考，也许亦不是一件多余的事情吧？ 什么是“红学”呢？ 大家都知道，关于《 红楼梦》 背境的研究，历来称之为“红学”。又，大家都知道《红楼梦》 的主题，是写官僚地主家庭的没落，是当时贵族社会的写实，这是早已成了定论，不成问题了的。但关于书中所写的究竟是否实有某事呢或所写的主人公又是何人呢？这一疑问，却成了历来许多考证家学者们聚讼纷纭的中心。 有的说：“《 红楼梦》 一书……世传为明珠之子而作。明珠之子何人也？余曰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经解》．每一种有纳兰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 《曲园杂纂》 ）。他们所根据的理由是：在纳兰成德的《饮水诗集》和《饮水词》中屡见有“红楼”及“葬花”等辞，正与《 红楼梦》 中的故事相符。其次．明珠是康熙朝的宰相，曾经豪华一世，不含于大观园的主人，而纳兰成德又是一个早有文名，风流倜傥的翩翩贵公子，他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的事迹及个性均甚相似。再次，纳兰成德与《红楼梦》的作者之父是深交朋友，互相知道很清楚。因此从来一般人就相信曹雪芹一定是曾从父亲处听了纳兰成德的故事因而写成《红楼梦》的。这是一种说法。也有人说：“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士奇女也。”（王梦阮、沈瓶庵《 红楼梦索隐》其理由是：世祖曾纳冒氏之妾董小宛为妃，因董妃不幸早死，世祖伤感不已，结果遂遁迹于五台山为僧，这就是所谓情僧，《红楼梦》亦名《 情僧录》，林黛玉不外是董鄂妃的写照，《红楼梦》 之作，毕竟是讽刺世祖的。这是又一说。 又有人说：“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满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这是怎么讲呢？据他们说：《 红楼梦》 的“红”字是影射“朱”字，意谓明朝，或汉人。《 石头记）即指明之旧都金陵。“贾府”即伪朝之意，系指清朝而言．“贾宝玉”是伪朝之帝，即以宝玉为传国玺之义，并又以废太子胤礽的事迹与贾宝玉的事迹作对照，认为相合，再次又从徐柳泉在《郎潜纪闻》中的说法，以为书中的男子是指满人，女子是指汉人，以金陵十二钗拟清初的江南学者如朱竹咤、高江村及姜西溟等。这是再一种说法。 但是，这一种意见，他们都像作猜谜的游戏一样，其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解说是有些几乎达到使人发笑的田地的，像这样的把，一件艺术品去横解直解其实其可笑尤有甚于那些精神分析学派把Grouzc 的名画La Gruche Cassee 解释为是Greuz 。有想强奸少女的欲望，长期为此种欲望所苦的表现，以及经济史观者要以佛罗仑斯商人之账单去解释但丁的《 神曲》的故事一样。这是凡明眼人都不会相信的。所以这些臆断，是早已给胡适之俞平伯等人驳斥得不能立足了。可是，胡适之在驳斥了别人的见解之后，不幸他自己反又蹈入泥淖去，他因为看到书中第一回上有；“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等语，乃作了种种考证并以此断定此书是作者的自传，认为书中所写的完全是作者自身所经历的事实，尤其是自从他在民国十六年买得大兴刘铨福家旧藏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及廿二年在北平得见徐星署先生所藏的《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全部之后，他更振振有辞，“断定‘脂砚’只是那块爱吃胭脂的顽石．其为作者托名，本无可疑”。“脂砚斋即是《红楼梦》的主人，也即是他的作者曹雪芹。”“所谓‘脂砚斋评本’即指那原有作者评注的底本”（《胡适论学近著》 下册）。于是《 红楼梦》 是记曹家的事这一论断几乎成了铁案，一般人也深信不疑了。 不消说，胡适之的这种意见，他是有了许多证据来作为后盾的。他的方法也合乎科学一点，所以比之前三说，也自然可信。这确是一大进步，我们无可否认。 然而，尽管如此，据我们看来，不论上三说，或胡先生的说法，我们都觉还未足信，没有正确地解答了这个间题．他们花了许多精神时间去找寻证据和反复辩驳．都不免是像“缘木求鱼”一样白费了气力。因为事情固不若上三说的简单，可以像猜谜般的去解决，而像胡先生那样去拼命的考据，寻找证据，其实亦不免囿于“实证主义”的方法，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 许多伟大的作家曾经告诉我们，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作者为要表现出其主题，为了铸造他的典型人物，原是自有其充分选择取舍的白由，不一定是限于亲白经历过的事的。高尔基教我“语言创造的艺术．创造性格和典型的艺术，需要想象、推测和思考”。他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即使造成相当成功的照像，那也只是失去了社会的教育意义的照像吧。而这，对于扩大与加深我们关于人和生活的认识，也没有任何贡献吧。然而，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 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它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末，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 ‘一这正是所谓艺术吧。’”同样．亚里士多德亦曾认为作家的写人物，可以优于实际的人，或劣于实际的人。或恰如实际的人，而诗人模仿的对象，又不外三种：一是事情之确然如此的，二是事情之可能如此的，三是事情之必然如此的。所以，除非作家本身之一切经历体验都是确具有典型者，不然则作者断不会斤斤以自身所经历体验之事为限．而必然还需要加上“想象”、“推测”和“思考”等等要素的。 据说从前法国大作家福楼拜，当他的杰作《彼华荔夫人传》 一书出版之后，有一位读者曾写信给他，问是否真有“波华荔夫人”这个人．是否真有书中所说的那件故事。当时福楼拜这样复信道：“波华荔夫人没有一点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全然虚构的故事。这里我没有放入一点我的感情或者我的存在……”他这样的答复那位读者，是不是撒谎的呢？不，一点都不，李健吾先生这样解释说：“一个艺术家应该这样答复的。因为他从人生选择他的材料，等到材料上了他的手，他就有绝对的自由处置．所以故事已然不是原来的故争，但是福氏的答复，还有一种更探的恩义。通常的读者看过一部小说，时常误成作者本人的经验，发生种种的揣测。同时浪漫主义者的小说，又往往证实他们的假想。他们以为一部小说的真实，在其中有无福氏所云，作者的情绪和存在。他们不知道作者的创作是一样的真实，和人生一样地符合，这种真实是永在的、普遍的、艺术的最高的成就，便在追求小我以外的永在而普遍的真实。作者自己也许包含在里面，然而仅仅包含在里面。一件艺术品形成以后，作者便退出创作者的地位，消融在万头攒动的人生里面。一个特殊的有限的现象，经过艺术家的匠心以后，便失去了他的偏窄的感受，连结在宇宙整个的进化上，从这里看，艺术家的创作是真实的，犹如数学的程式一样地真实。”（李健吾著《福楼拜评传》) 这几段话，都是解释一件艺术品的创造的过程的，于此，我们可知艺术的创作，虽以现实为出发，但亦正不必斤斤的以自身的浅窄的经验为限的。所谓《红楼梦》即作者的自传，贾宝玉即曹雪芹化身之说，殆是未能理解此种创造的过程者耳。 不过，假如我们对于胡氏的见解——不，甚至是上述的三种见解，若取了完全否定抹煞的态度，以为必一无是处，武断《红楼梦》必非影写纳兰成德、顺治帝、康熙朝事或是曹雪芹的自传，这也是狂妄和不必要的。因为以往的故事或当代发生的事件，亦不见得一定不会给作家以某种引意或影响。我们上面已经提到．文学上的事实，虽并不一定完全是历史上的事实，但作者是有自由意志去任意增删去取的。兴会是一种有羽翼的东西，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它可以飞到任何时代或地点，只要是作者所知道的。举个例来说，比如关于《红楼梦》是写纳兰成德的家事这一问题，我们现在仅可在事实上反证这推断的谬误，但我们不能说纳兰成德的家事一定没有给曹雪芹以一种创作的引意或兴会。纳兰成德的《饮水词》 出版于1678 年，而《红楼梦》出现于1 765 年顷，谁敢说曹雪芹一定没有受到纳兰成德的情思笔调的影响呢？更何况曹家与纳9兰成德家素深交往还甚密呢！又《 红楼梦》 与顺治帝的关系，又谁能保证曹雪芹之使贾宝玉终于出家不会是受了顺治帝的故事所提示呢？又同样，亦谁能说曹雪芹执笔之际一定没有存心讽刺一下康熙时代的政事呢？举凡这些，都是也可能，也不可能的事，至于’事实如何，是只有作者自己才能知道的。只不过，并非如各家所说．全部的故事人物，一定依照于某事某人罢了。 总之，一个作家铸造一个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都并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儿或一件实在的事件而照抄下来的，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单从一位模特儿或事件观察研究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索研究得太多了、就会反把原来的真正的模特儿或事件忘却，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来，所以我们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或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儿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就是即令作者自己恐怕也实难于确凿的指出来吧？记得鲁迅先生在述说他的创作经验时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咀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又说：“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二心集》 ）。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地指出他的“阿Q ”或“孔乙己”的模特儿究竟是谁来呢？所以，我们想，凡是伟大的艺术家，其创造的过程，大抵都是差不多的吧？要之，作者的经验愈丰富，则他的想象力愈强大，想象力愈强大，则我们就更难于找出他的人物或故事的根源来，这道理是必然如此的。因此我们义可以推知，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思索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风、贾政、贾母、袭人、薛蟠、刘姥姥以及一切其他的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哪一位是实在的谁，真是有点做梦，徒劳无益。 当然，我们亦并不是说部部小说的人物都不可能指出其实在的谁来，事实上有些是可以的，譬如歌德的少年“维特”、康斯当的“爱多尔夫”，以及夏多布里昂的“亚特拉”和“罗南”等便是。这种情形．乃是因为如上面所说过的：作家可写恰如实际的人物．因这些实际的人物确具有典型性的缘故，不过，我们敢说，这些情形是很少很少的，也许在一千部小说中拣不到一部．正如我们在实在的一千个女人之中有时也找不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出来一样。并且，我们就承认有这种例外的情形存在罢，但至低限度，若想指出曹雪芹的模特儿是谁来．这件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他的人物，不但可以附会为清初的名人，而且可以附会为中华民国的人物，也许三五百年后的人物，仍可以附会亦不定，除非造成这种性格的客观环境，根本已不存在。 总之，艺术家的任务，不是描写事物的现象而是要刻画事物的本质，他不是摄影机，而是表现人生，批评人生．创造人生的透视器。不然者．我们早已有了历史家和摄影机，那末．诗人和画家就决不会有存在的理由了。 最后，且让我抄引一段《 红楼梦》 里的话来作结束：“如今画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头有些丘壑的，如何成画。这园子却是像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这样。你若照这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稿子，再端详斟酌．方成一幅图样。”这一段是惜春画大观园时宝钗所发的议论。绘画如此，写小说亦然。老老实实依样葫芦的抄写实在，是绝不会讨好的。所以我们能以考证的仅系真人物与理想人物性格的关系，绝不能亦步亦趋地照样复写。宝钗的一段话，也许正就是作者藉此以说明他的创作过程的，只可惜以前的“红学一家们都没有注意到。他们所考证《红楼梦》 的影射法，固属可笑，但想不到聪明如胡适之先生，也居然忽略了这一点，囿于“实证主义”的贫困的方法，未理解艺术创造过程，于是就不免造成了“抓了象脚当全象，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悲剧了。 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草于曲江 原载：〔 韶关《民族月刊》 第一卷第三期，1944 年2 月） 原载：〔韶关《民族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44年2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