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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在构筑《红楼梦》的时候，采取了许多在当时堪称“现代派”的手法，如“复现”、“辐射”、“流动”、“切入”、“融化”和“凝聚”，等等。这当然不是故弄玄虚，为艺术而艺术。他的出发点，是依照人情事理，依照生活的逻辑和作品的思想脉络，去布局谋篇，使整部小说的结构显示出“天然图画”般的美。 阅读和欣赏《红楼梦》，不可片面地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传奇性，而应当仔细地“品”，从淡泊中见浓烈，从舒缓中见奔腾，从“散面不散”的日常生活图画中领悟浓郁的诗情和深刻的哲理。下面，我们仅就“切入”、“融化”和“凝聚”几点，对曹雪芹构筑《红楼梦》的艺术手段，做一点概貌性的评叙，冀求对读者的阅读和欣赏有所裨益。 切入曹雪芹十分注意表现生活的流动状态，讲求画面的衔接和气韵的连贯；但他并不拘泥于此，当各种人物和事物以较快的速度相互“穿插”时，他常常不讲“起、承、转、合”，而是突然中止对前一幅生活画面的描写，直接将艺术的镜头转向后一幅生活画面。这一种表现时问和空间转换的方法，可以收到对比强烈、节奏紧凑的效果，借用现代电影艺术的一个术语，就是直接“切入”生活场景和生活镜头。 且看第六十七回： [画面l]薛姨妈、薛宝钗、薛蟠三人，正在家中议论尤三姐的自杀和柳湘莲的出家。宝钗又将薛蟠从南方带来的礼品一一过目，分配妥当，转赠给诸姐妹，和其他一些人。 ［画面2］林黛玉看见他乡之物，触物伤情，想起父母双亡，又无兄弟，那里有人也给自己带些土物来!宝玉觉察到了，连忙过来劝慰，弄得林黛玉反而过意不去。 [画面3]薛蟠办了酒席，酬谢帮助采办货物的伙计，席间又谈刭了柳湘莲的出家，免不了长吁短叹一番。 [画面4]宝玉和黛玉到宝钗住处来，感谢她以土仪相赠，三人随便聊聊，宝玉怕再引起黛玉的思乡之疾，巧妙地将话头岔开。 [画面5]赵姨娘见宝钗送了贾环东西，心中甚是欢喜，忙到王夫人面前“卖好”，将宝钗大大夸奖了一番，王夫人见她说的“不伦不类”，冷冷地把她打发走了。赵姨娘只好一个人生闷气，她那里知道，王夫人正在为宝玉的婚事伤脑筋，如今过分夸赞宝钗，张扬“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夸他疼他”，是不识时务的。 [画面6]莺儿送完东西，回来向宝钗复命，报告王熙凤那里不似往日欢喜，倒象有什么大事似的。 [画面7]宝玉在房中谈论黛玉的思乡之情，希望派袭人去劝劝。 [画面8]袭人在沁芳桥畔的葡萄架下，跟一个老婆子谈论“园艺学”，讨论如何防治伤害果子的“最可恶”的马蜂。 [画面9]袭人来到凤姐院内，这儿的气氛的确不妙，袭人见来得不是时候，只好赶紧抽身告辞。 ［画面10］闻秘事凤姐讯家童，旺儿和兴儿经不住王熙凤的审问，把贾琏偷取尤二姐的事和盘托出；凤姐越想越气，歪在枕上，忽然眉头一皱，一条毒计上得心来，“苦尤娘赚入大观园”的悲剧就要开场了…… 瞧，在短短的一回书中，曹雪芹竟“切入”了这么多令人眼花潦乱的生活镜头；它们争先恐后地要表现自己，总是毫不客气地将别人推开，好让自己迅速地占据舞台的中心位置。这有点象“万花筒”，只要稍微转动一下，那镜中的画面就顿时改观了。为什么要如此安排呢?这是由生活的客观情势所决定的。当尤三姐的悲剧刚刚告一段落，尤二姐的悲剧眼看着就要进入高潮，这是两场“战斗”之间的短暂的平静，战场需要打扫，创伤需要包扎，人马需要调动，情报需要收集，各种人物都在紧张地忙碌着，穿梭着……。这是一个静悄悄的“黎明”，然而，生活中光与影的变化，却比喧闹的、漫长的白天更显得灵敏和快速!一方面，纯真的爱情遭到了毁灭；一方面，无耻的兽欲将要演出新的丑剧。风雨将至，“燕子”低飞，“蜻蜓”乱舞，在宁、荣二府的人生舞台上，弥漫着潮湿的、令人窒息的空气，人人都显得神经过敏，坐立不安!薛姨妈已经操心薛蟠的婚事，企图收一收“呆霸王”的“笼头”；王夫人已经看中了宝钗，但考虑到“紫鹃试莽玉”闹出的乱子，她只好暂不表态，在心中悄悄地谋划；林黛玉同样为自己的终身大事操心，然而，她寄人篱下，孤立无援，只好在不尽的愁绪中度日；而贾琏的“偷娶”和二姐的“暗嫁”，则是那一恶劣气候下结出的恶果和苦果，……单从婚姻问题上看，这一段“战斗间隙”中就拥挤了这么多的矛盾，难怪贾宝玉要忙了这头顾那头，王夫人要三言两语地把赵姨娘打发得远远的，花袭人要急急忙忙地退出凤姐的院子!生活，以这么快的频率在振荡，行人如织，步履匆匆。如果再用前后连贯、首尾相衔的“流动”笔法来表现，那就明显地不合时宜了；故曹雪芹顺乎人情、事理，采取了突出突收、直接“切入”生活画面的手法，来描画这一段生活的独特风貌。看起来，这一回文字有纷至沓来、跳荡不定之感；然而，由于顺乎生活的情势，合乎运动的节奏，所以就显得相当自然，相当熨贴了。 有时候，曹雪芹从大处着眼，在流动的生活主脉中突然“切入”几个“飞来”的生活镜头；这些“镜头”，似乎与生活的主脉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一旦插足进来，便充分显示出艺术结构上的特殊意义，使生活主脉的底蕴得到更加鲜明的揭示。譬如，从“贾元春才选凤藻宫”起，接连好几回文字，都是写贾府发生的“一件非常的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两府上下，“莫不欢天喜地”。曹雪芹一方面集中笔墨，描写这一件大喜事的来龙去脉，扬其波而逐其流，文字如行云流水；一方面，他又不时“叫停”，暂时中断一下文气，插入几幅与省亲大典无关的生活画面，——当元妃晋封的喜讯传来时，书中突然出现了宝玉对秦钟的思念，透露了秦钟被打、老父气死的不幸消息；当王熙凤得意洋洋地向“国舅老爷”贾琏贺喜时，曹雪芹猛地调转笔锋，补叙可怜的香菱已被薛蟠“收房”，成了“薛大傻子”的“屋里人"；当贾琏被政老爷唤去商量省亲大事时，旺儿嫂子又不迟不早地给王熙凤送来了“利银”，让读者看到了王熙凤放高利贷的秘密勾当；当贾府当权者忙着筹建省亲殿宇时，作者又忙里偷闲，插述了“秦鲸卿夭逝黄泉路”的悲惨情景；当元妃省亲结束、“龙颜甚悦”、倍加赏赐时，曹雪芹又别出心裁地插入了一段“奴婢探家”的文字，描写袭人如何“家去吃年茶”，如此等等，都是对生活主脉的直接“切入”，急促得连个“招呼”也不打。这样安排，可以产生怎样的艺术效果呢? 首先，可以通过强烈的对比，让人们体察到那一时代的贫富悬殊，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不公。在生活的最底层，香菱被拐卖，如今又“明堂正道”地落入了薛蟠的虎口，遭到了更加粗暴的蹂躏。秦钟虽然是一个公子，但由于家境贫寒，同样遭到了厄运，先是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去，接着老父被气死，最后自己也夭亡了；贾府，及其所代表的封建势力，就这样不露声色地毁灭了这个家庭!袭人的家似乎还有一点点“温暖”，不但接她回去“吃年茶”，而且商量着要替她赎身，然而，袭人偏偏不肯回去，执意要留在贾府；这样的情景，不能不叫人心悸：那一社会，不但残酷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造成了贫富殊悬，而且不断地强化精神奴役，培养了一批俯首贴耳的奴才所有这一切，都从不同的角度，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世家的罪恶，让人们清晰地看到：浩荡的“皇恩”，只能给封建贵族阶级带来说不尽的荣华富贵；而广大平民百姓，却是在水深火热中倍受煎熬，精神和肉体上受到各种各样的摧残。 如此安排，还可以补充和强调某些重要的生活环节，更加深刻地揭示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为什么贾府能上演这一幕“金银焕采”，“花影缤纷”的“富贵风流戏”?为什么平民百姓的生活如此贫困和凄惨?曹雪芹没有直说出来。但是，他忙里偷闲地请出了“香菱”，她的身影虽然只在后台一晃，却有如一道撕破夜空的闪电，刹时间照亮了读者的眼睛：是“护官符”，在庇护这个赫赫扬扬、已历百载的封建世家!是“护官符”，吞噬了许许多多“冯渊”的生命，将数不尽的“香菱”逼进了毁灭的深渊!再看另一个生活环节——贾政、贾琏等人不是在商量省亲大事，筹划营造省亲殿宇吗?那么，请问：这一巨大工程的资金从哪里来?曹雪芹将生活的“万花筒”一转，人们顿时看到了王熙凤发放高利贷，敲骨吸髓地盘剥贫穷百姓的侧影。原来如此!“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是靠搜刮民脂民膏来养肥自己的；王熙凤发放高利贷，只不过是种种剥削手段中的一种而已!由此可见，曹雪芹不是随随便便地“切入”种种生活镜头的。他胸有成竹，匠心独运，总是经过严格的挑选，把那些与生活主脉有内在联系的画面，穿插到最关键的地方，从而启发读者的思维，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把握生活的真谛。 以上介绍的，实际上是两种情形的“切入”。前一种，如第六十七回，作家的主观色彩不强，生活本来就这么活蹦活跳着，小说只要顺乎自然地把这种跳跃、这种节奏传神地表现出来，就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后一种，如元妃归省，作家的主观色彩就较强了，因为，无论是香菱的遭遇、秦钟的夭亡、凤姐的盘剥，还是袭人的探家，都只是同元妃归省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并不一定非要聚合在一起不可。曹雪芹之所以把它们调集到一处，或先或后地“切入”元妃归省的大场面之中，完全是为了艺术构思的需要，即前面所说的对比、补充和强调，以开拓和深化作品的思想内涵。当然，这一种主观色彩较强的“调集”和“穿插”，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它同样要顺乎生活的情势，理清生活的网络，决不能“拉郎配”，或“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融化和凝聚 有人说，《水浒传》的结构仿佛一根“链条”，它往往用数回篇幅，集中地描写一个中心人物，一个接着一个，一环紧扣一环，从而完成了它的艺术长卷。《红楼梦》就不同了，它是对日常生活的“全息摄影”。较多地带有散文的气息和诗歌的韵味，很少有掀天之浪和灼热的戏剧冲突。它很“散”，有如分散在广阔平野上的河、湖、港汉，不象那横贯千里、波涛滚滚的大江。然而，它又不“散”。因为它经纬交错，网络勾连，是一张精心编织起来的、纲举目张的生活之网，所以书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都不能离开生活的整体，单独立传。“扯动荷花带动藕”，“牵一发而动全身”，宁、荣二府内的几百号人物，就这样相互牵制着，相互依存着。想想吧：大伙儿整日价泡在一起，抬头不见低头见，主子一声咳嗽，马上有许多人闻声而至，谁还有本事“千里走单骑”呢?考察到这一种生活情势，曹雪芹又只好顺乎自然了：他很少用专门的、系列性的回目，来表现人物的性格成长史；在他的笔下，人物的各种性格特征犹如纷纷飘洒的雪花，静悄悄地“融入”了生活的溪流，分散在各回章节之中。 作为书中最主要的人物，贾宝玉的性格踪迹就显得相当分散：一会儿，他同茗烟一起大闹书房；一会儿，他在丫环里头厮混；一会儿，他卷入了其他人的爱情纠葛；一会儿，他又同贾政发生了正面的冲突，如此等等，几乎到处都晃动着他的身影，那一桩事儿也少不了他。所以，他是以“无事忙”而闻名于贾府内外的。当然，他在百忙之中并没有忘记抓大事，抓重点；这大事，便是发展他与黛玉的生死之恋，假如没有这一种建立在共同理想基础上的叛逆的爱情，贾宝玉就不成其贾宝玉了。然而，恰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曹雪芹的独到之处：他没有把宝、黛爱情线索从生活之网中抽出来，将《红楼梦》写成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演义”；有关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发展史，自始至终，都“融化”在其它许许多多生活场景和矛盾纠葛之中。贾宝玉怕读“圣贤”之书，贾政为此伤透脑筋，父子俩常常在这问题上发生尖锐的思想冲突，曹雪芹将这一组矛盾写得有声有色，然而，一旦时机成熟，他的笔墨马上落到了宝、黛的爱情采卷上，譬如“西厢记妙词通戏语”，就分明将“读书”和“爱情”融合在一起，——林黛玉支持贾宝玉阅读“地下书刊”，这在客观上卷入了贾政父子的矛盾，同时，又使她与宝玉的爱情得到了升华。“宝玉被打”一段也是如此。曹雪芹正面展示了宝玉和贾政的思想冲突。交什么朋友，走什么道路?父子俩发生了根本的分歧，贾政企图用板子把贾宝玉打入“正轨”。那是一场卫道者与叛逆者的短兵相接的较量，看起来，与宝、黛爱情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是，曹雪芹笔锋一转，借黛玉探望之机，巧妙地将他俩的爱情心曲“融化”进来了，其结果，引出了赠绢和题诗，——宝、黛二人的心靠得更紧了，他们竟在不知不觉之中定情了!其它，如宝玉痛祭晴雯，主题是“多情公子，，对女奴的同情和敬仰，但写到后来，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乐章又渗透到《芙蓉诔》中来了。仅从以上几例，我们便可看到：曹雪芹是用逐步点染的手法，从许多侧面，许多渠道，来显示贾宝玉的性格踪迹和爱情发展史的；由予这一条线索“融化”在《红楼梦》的整个生活图景之中，所以，谁也没有办法把它单独清理出来又不损伤其它的生活经纬。目前，有许多剧种把《红楼梦》搬上了舞台，基本上都采用了“抽取单线”的办法，结果是出力不讨好，充其量，只表现了宝、黛、钗三人的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算不上真正的《红楼梦》。 把人物的性格踪迹“融化”在生活的“水网”之中，还可以产生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一些着墨不多的次要人物，由于被“融化”了，得到了许多方面的“关照”，结果变得相当活跃，相当厚实，仿佛曹雪芹为他们花费了不知道多少笔墨!就说紫鹃吧，这个不争“镜头”的丫头，只在《红楼梦》里占有一小块生活的园地，曹雪芹用来描写她的文字远远不及袭人和晴雯多。然而，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无不感到她亲切，生动、丰厚和博大；紫鹃简直成了忠诚和友谊的化身!有兴趣的读者，若将《红楼梦》仔细检阅一遍，就会发现：有关紫鹃的描写，都是星星点点的，而且无骄矜之色，总是在“山花丛中”文静地“微笑”。那么，读者为什么会产生“错觉”，觉得曹雪芹在紫鹃身上花了许多笔墨呢?原因就在于：他把紫鹃的性格征象巧妙地“融化”在生活的旋涡之中，使这些性格征象得到了多方面的滋补和洗荡，从而在读者的思想屏幕上留下了最闪光的印象，最经久的记忆。譬如“慧紫鹃情辞试莽玉”一段，就是在一个人人有话说、人人不开口的生活关口上发生的。宝玉和黛玉一来二去的大了，他们的婚嫁问题日益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原先，大观园里有一个温柔端庄的薛宝钗，如今又来了一位聪明美丽的薛小妹，林黛玉作何感想?贾宝玉有什么念头?王夫人怎样盘算?老祖宗如何抉择?王熙凤怎样见风使舵?花袭人要生出什么新点子?如此等等，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番分析、研究和判断，只不过，由于这个问题太敏感了，关系太重大了，所以谁也不肯抢先表态，谁也不肯伸出小指头将薄薄的窗纸儿捅破。生活，在捉弄着人们；气氛，是这等的微妙。然而，就在大家运足“内功”打“太极拳”的时候，以友谊和忠诚为生命的紫鹃终于憋不住了，她那么自然地，又那么突兀地站了出来，施展了一番既聪明、又傻气的小计谋，一下子把窗纸捅破了。她在此时此刻的言行，本来极其寻常，但由于得到了整个生活情境的烘托和映照，所以顿时迸发出奇异的光采，人们禁不住要向她欢呼：聪慧啊，紫鹃！多情啊，紫鹃!你是我们中华民族美好道德风尚的骄傲!说到这里，我们不难领悟：曹雪芹之所以能够化少为多，化轻为重，把次要人物写得那么神采奕奕，就因为他善于把握时机，将这些人物“投放”到生活“水网”的交汇之处，让他们扬波逐流，如“海上明月”，与潮水“共生”。 在《红楼梦》里，还有一种与“融化”相对应的艺术手法，那就是“凝聚”。 这部卷帙浩繁的宏篇巨制，写了那么多人物，决不可能人人“平等”，个个都有机会把自己的性格征象“融化”到生活的“流水”之中，这里露一露头角，那里显一显身姿。但是，曹雪芹是“通情达理”的。他既然把这一个人物请上了《红楼梦》的人生舞台，那么，此人就成了作家的“心灵产儿”，就有了“生的权利”。怎么办呢?曹雪芹常采取“凝聚”法，让那些不可能多露脸面的人物，在特定的场合下，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凝聚”起来，变成一颗闪闪发光的艺术“结晶体”，以此跻身子《红楼梦》的人物之林。最典型的两个例子，就是焦大和傻大姐儿。写焦大，曹雪芹只用了一千多字；写傻大姐儿，字数更少，仅有五百余字。然而，他们在曹雪芹的笔下，都活了，都站起来了，而且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这该是多大的荣幸啊!为什么能够如此呢?他们是曹雪芹用生活的泥土，精心塑造起来的两个“多余的人”。焦大是一个醉汉，傻大姐儿是一个白痴，那一社会早就把他们无情地遗弃了，他们已沦为非人，但是，曹雪芹却没有将他们看死。他从这两个人物的身上发现了一种最可宝贵的东西，那便是“真诚”。酒后露真言，醉汉的嘴里常常吐出一般人不敢说的真话，故焦大的一番醉骂，顿时将宁、荣二府的肮脏事掀了个老底朝天!痴人无世故，他们与圆滑、奸诈、投机、钻营永远绝缘，所以，傻大姐儿毫无顾忌地交出了“绣春囊”。当然，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自觉，曹雪芹也不会异想天开地叫他们认识自己行为的价值；他只是借助这两个人物的病态的“真诚”，来揭示一条生活的哲理：当那些“正常”的人忙不迭地在人生舞台上“演戏”的时候，常常“遗忘”了某些重要的东西，需要那些不会“演戏”的“多余的人”站出来补充，而他们补充出来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显示生活底蕴的东西。焦大和傻大姐，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撕破了封建世家的遮羞布，把贵族阶级的虚伪和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的形象就变得很有分量、很有价值了。从人物性格的塑造来看，曹雪芹也是十分审慎的，他没有因为表现对象是酒鬼和白痴就随意支使他们，而是严格地“按迹循踪”，不敢做一丝一毫的虚夸和穿凿。写焦大，一字一句都紧扣着他的“愚忠”和狂态，把他的自大、焦躁、愤怒和爽直巧妙地揉合成一个整体，其语言的个性色彩也极其鲜明。写傻大姐儿，特别强调了她的“嘻笑”，那么无知，那么愚顽，手捧着“定时炸弹”，却以为捡了个“爱巴物儿”；然而，一听到邢夫人的厉声警告，她的高兴劲儿马上被吓得无影无踪，连脸都吓黄了!谁说她“一无知识”?她至少还懂得惧怕，还晓得什么叫主子的淫威；这是严酷的生活送给她的唯一的“礼物”，她就是再傻，也没有忘记这世界上还存在着“迫害”!曹雪芹多么仔细，连一个傻女的心理变化，都分析得如此精确，表现得如此周详。别林斯基说过：“在一位具有真正才能的人写来，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曹雪芹就是这样的天才。他能用最传神的笔墨，把一个人物的性格之光汇聚到一点；他能把一个极普通的角色，略加排练，让他粉墨登场，堪与艺术大舞台上的明星们媲美。这样的功力，来自于他对生活的潜心揣摩和深刻领悟，来自于他那十分严谨的创作态度，以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艺术峰巅的进取精神。 原载：《名作欣赏》 1985年3期 原载：《名作欣赏》 1985年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