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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序 在我国苑林中，象《红楼梦》这样脍炙人口，永远保持着无穷的艺术魅 力，产生了所谓“红迷”、“红学”者，很难找出第二部，即在世界文坛上也是罕见的。说它“天下第一，举世无双”，并不算过誉。《东都竹枝词》云：“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林纾在《孝儿耐儿传序》中说：“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叹观止矣。” 但是，在《红楼梦》研究领域内，也是问题成堆、问题成山的。当然，一部伟大的作品，将随着时间和空问的伸延、扩展而不断地焕发出新的光采，使不同人们产生不同感受，得到不同的思想教益和美术享受，要把它“定于一尊”，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学的。不过，也有些问题，可以解决而且应该解决的，只是或因门户之见，或因宗派之分，长年喋喋，争执无休，以其所是，非其所非。笔者才疏学浅、见寡闻陋，但展读《红楼》，或阅“红论”，时有所感，古人云：“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狂夫之言，圣人察焉!”因不敢妄自菲薄，偶有所感，间或笔而录之，渐有所积。因体例不一，文字琐碎，题曰：《读红琐记》。 释“宝玉”、“石头”名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主人公贾宝玉。——曹雪芹为何将书名为《石头记》，又将其主人公名作“宝玉”呢?论者对此作了不少的猜测，引发出无数公案。 有人说；“宝玉”的命名，来自岑参诗：“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这诗句虽然似乎可以说明“宝玉”一词的出处，但它和“石头’’有什么关系呢?还是难以解决问题；有人引证了辛弃疾的《玉楼春》句：“影入石头光了了”，及《尚书·夏书》的“火炎昆冈，玉石俱焚”；有人举出《石林燕语》里米芾所拜的“怪石”。这些除了其中有“石头”和“玉”之类字样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还有人说是《石头记》是揭示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南京，而南京素有“石头城”之称，故《石头记》可理解为“发生在石头城里的故事”，甚至还举出《左传·昭公八年》的《石言于晋》的典故，及白居易《新乐府·青石》中的“石不能言我代言”句，证明《石头记》的“具有政治意义”，而断言《石头记》为作者最初之名，改成《红楼梦》则是“开歪曲《红楼梦》政治主题之先河”云。姑不论作者一再写明故事发生地点是“长安”、“京都”，作品里所写种种，也是北京一带生活，如以“石头不能言我代言”即断定其有“政治意义”，也属武断之至!即令如此，这个“石”和“宝玉”之名又有什么关涉呢?仍是不得要领。在中国古籍中涉及“石头” 或“宝玉”字样之处还是很多的，如无法解释这两个命名的原因，即使再找出多处，也不能解决问题。 实际上，我们往往爱去找那些不常见的典故，对常见的却不大注意。比方，《韩非子·和氏》里有一段话，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泣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和曰：“吾非悲蹦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吾所以悲也。”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宝焉! 和氏的悲剧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有象征意义的悲剧。屈原所说的“黄钟废弃，瓦釜雷鸣；谗人离张，贞士无名。”(《卜居》)贾谊说的“鸾风伏窜兮，鸱鹗翱翔；阘茸尊贵兮，谗谀得志”，(《吊屈原》)和这“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曰诳”的说法，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曹雪芹所处的康、雍、乾时代，有清统治者极力提倡程朱理学，强化八股取士，推行血腥的文字狱政策，加上雍正夺嫡为内容的上层夺权斗争，形成一种特别复杂、沉闷的局面。曹家是个“树倒猢狲散”的受打击的家庭，曹雪芹也落到“贫居西郊”、“举家食粥”，成为“废人”的地步。象他这样才华绝代的知识分子竟落到如此落魄地步，岂非“宝玉而题之曰石”吗?他那满腹牢骚、满腔抑塞，有感于斯。于是，在创作《红楼梦》时，注入他的愤懑，寄托他的牢骚，将其题名曰：《石头记》；将其中主人公名曰：“宝玉”。——同是一人，富贵时花团锦簇，如捧凤凰，人人尊为“宝玉”；贫穷时树倒猴散、备极凄凉，处处视同“石头”。那么，真“石头”、假“宝玉”呢?抑或真“宝玉”、假“宝玉”?——作者答曰：“假是真来真是假”。这是一种调侃语，也是一种愤慨、牢骚语。所以，他在作品里使用了一种“假(贾)真(甄)”的手法，连宝玉也有“甄”(真)贾(假)两个。所谓此石“弃在青埂峰下” “无才”补天“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者，岂非“抱其璞泣子楚山之下”脱化而来吗?“还泪”、“绛珠” 之说，又非“泪尽而继之以血”中得着启示而创造出来的吗?而所谓“无才补天”者，果真才耶，盖有才不得其用之谓也!——“贞士无名”，岂仅无名而已，还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因才被疑、因才遭忌、因才而获罪，而受难、而身死族灭者，是无法统计的。“人高于众，众必非之”，已成了当时最有概括性的至理名言。雪芹对书中的宝玉评曰：“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真是慨乎言之的。薛宝钗的风趣 《红楼梦》的薛宝钗，一提起来，我们眼前会浮起一个道貌岸然，“一问摇头三不知”，开口“女子无才便有德”的“构构然一女夫子”。说她是个“开口不离孔孟、事事维护名教”的“大观园里的女儒”。实际上，她有“无书不知”的广博知识；发表过不少关于作诗、作画的精辟见解；吟过“淡极始知花更艳”那样的名句；在不少地方，她能帮助人、体贴人；她的度量大，能够容忍人、谅解人……等等。 可是，这些地方——我们的读者、论者为什么往往视而不见呢?这原因在于：其一，我们习惯于运用“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观点看待她：既然是“坏人”，当然就没有“好处”了。其二，我们看到的《红楼梦》是流行的程、高一百二十回本。在这种本子里，不但后四十回续书已面目全非，即前八十回中也有不少地方依据《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标准，作了大量的删改。例如在四十九回中香菱正“满心满意只想做诗”时，可巧来了个史湘云。那史湘云又是个极爱说话的，这一下，“越发高了兴，没昼没夜，高谈阔论起来。”这时，宝钗说的一番话，脂本和今本的差别是很大的。 今之流行本是—— …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痴痴癫癫，哪里还象两个女儿家呢?说得香菱、湘云二人都笑起来。 脂本是—— …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放着现在的两个诗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作什么?”湘云听了忙笑道：“是那两个，好姊姊，告诉我!”宝钗笑道：“呆香菱之心苦，疯湘云之话多。”二人听了都大笑起来。 两本相较，今本里的宝钗，板着面孔训人，真是“处处维护名教”，卫道之态可掬。脂本里的宝钗，却是个触景生春，妙语解颐的可人。——试想：香菱和湘云果真被宝钗如是云云的板着面孔训斥一顿，又怎么能够“笑”得起来呢?那未免太不合情理了。只有宝钗用眼前景、眼前人的“呆香菱之心苦，疯湘云之话多”相逗，二人听了“都大笑起来”才合情理。 这里，显见宝钗是很有风趣的，并非时时刻刻都板着脸孔。必如是，才能当得起“山中高士”、“艳冠群芳”等语的形容。这大约是那个高鹗觉得宝钗既是“坏人”不能容许其有“风趣”而删改的吧! 此仅其一侧而已! 曹雪芹之不可企及者如此!高鹗之庸俗恶劣者又如此!《风月宝鉴》就是《石头记》在《红楼梦》的讨论中，不少人认为《风月宝鉴》是《石头记》以外的另一部“旧稿”。今天的《红楼梦》就是将这部“旧”稿掺入进去“改造”而成的。有人认为这部“旧”稿亦系雪芹所撰，有人则认为系“石兄”或“曹兆页”所作。并多方探求《风月宝鉴》的原来面目，有人竟据此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认为他不过就这部“旧”稿作些“增、删”而已。 实际上，《红楼梦》第一回叙述了“石头”所“记”的故事名为《石头记》后，各种版本都有这样相同的一段话： 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甲戌本有“吴玉峰题曰：《红搂梦》。)后因曾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篡成目录，分成章回，又题曰：《金陵寸二钗》。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以二分法将《石头记》、《情僧录》，《红楼梦》，《风月宝鉴》等四个题名列为一方，而将《金陵十二钗》一个题名单独地列为一方。这个“两方”，显然就是“两稿”：即“新稿”和“旧稿”。——“旧稿”同时拥有四个题名，“新稿”只有一个“题名”。存砉也说得很清楚：“新稿”是在“旧稿”的基题名，“新稿”只有一个“题名”。作者也说得很清楚：“新稿”是在“旧稿”的基础上进行“披阅”、“增删”工作的。由此可知：《风月宝鉴》只是“旧稿”的四个题名中的一个题名，并非另外还有一部稿子。同时，可以看出：《石头记》这个题名领先，《情僧录》次之，《红楼梦》又次之，《风月宝鉴》列在最后。——后来居上，此名又有囊括全书的“所历不过红楼一梦”的题旨，也就成为“旧稿”的全书之名。脂砚斋故称为“旧有《风月宝鉴》之书。”这样，就可知：脂砚斋在“重评”时所说的“仍用《石头记》之名”，乃是说在“新稿”中将“旧稿”的《风月宝鉴》的题名改掉，复用《石头记》之名。同时，这也就可知：脂砚斋所说的“睹新怀旧”的所“睹”之“新”，乃经过十年增、删的“新稿”之“新”；而所“怀”之“旧”，则为同时具有四个题名，而以《风月宝鉴》为主名的“旧稿”之“旧”。——那么，既然《石头记》已“仍用《石头记》之名”，脂砚斋所说的“故仍卤之”又指什么呢？这是因为《石头记》系甲戍“重评”时所改用，“初评”当在甲戍以前，那时还没有“改”，仍是用的《风月宝鉴》之名。这也就可知：“初仍因之”者，应指“重评”以前“旧”名尚未改之时而言也。 所以，裕瑞在《枣窗闲笔》里也说：“闻旧有《风月宝鉴》之书，又名《石头记》。”可见《风月宝鉴》即《石头记》旧稿的题名，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同为一体的，并非另外还有一部书。有关《风月宝鉴》的种种猜测，及由此而发生的一切公案，都是建立在臆想的不可靠的基础之上，所作的种种推论也都是架空的，不能成立的。从“怡红”到“悼红” 《红楼梦》里对于“红”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主人公贾宝玉爱红：爱红粉、红妆、红颜，爱吃胭脂。他的住处叫《怡红院》，号叫“怡红公子”、“绛洞花主”。在神话故事里，他是“赤瑕宫”的神瑛侍者。林黛玉也是“绛珠仙草”变成的“绛珠仙子”。作者对于“红”何以有如此这般的偏爱呢? 如果我们不带贾政那样观点的话，就不能不看到：这个红的意义就不仅仅限于红粉、红妆、红颜……而更主要的“红”是指一种诗的意蕴、美的象征。虽然也包括红粉、红妆……而且占着最主要的地位，但那也是从诗的、美的意义出发，而不是以“女色”的、性的观点看待。因而贾宝玉对大观园里的年青、美丽的女子的无分彼此的、一视同仁的关怀，爱护和体贴，而不存猥亵之念、侮弄之心，就是因为他并不象世俗男子那样地视她们为性的代表，占有的对象，而是看成了诗的象征、美的化身。故“昵而敬之”，一个个“昵”字表示了无限的亲近、眷恋；一个“敬”字，又充分道出了宝玉那种对女性的尊重之意和爱护之心。这正如珍爱优美的诗篇和不朽的艺术品那样，它是无私、无我的。因为无私、无我，所以“自己烫了手，倒问别人疼不疼”、“大雨淋得水鸡似的，他反去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这种无私、无我的性格，正是一个有着赤子之心，有别于“皮肤滥湿之蠢物”的当时极其少见的“新人”的性格。宝玉，正因为他太爱红、爱美、爱诗，而“霁月难逢，彩云易散”——一切美好的东西，在那“风刀霜剑严相逼”的黑暗时代里，是难以永存的，会被摧残、毁灭的。一一死金钏、死晴雯、死尤二姐、尤三姐……他目睹一个个美好生命的毁灭，正如目睹一片片落花的飘零，一朵朵流云的消逝一样；他哀悲、惋惜、悲痛……林黛玉的“忍踏落花来复去”，惜落花堕入泥涸，筑芳冢“葬花”——唱出可以作为《红楼梦》的主题歌的《葬花词》，其所想、所感，和宝玉正是一致的。他们的心，正是相通在这个爱红、爱美、爱诗的“一点灵犀”上面。他们这种思想、感情是当时一般俗人所无法理解的。脂砚说：“除恰只有一颦儿可对”，所以，二人结成了生死知心。 应该看到：这种爱红、爱美、爱诗的嗜好，和曹雪芹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这正是他谱写出来的心曲，抒发出了那种出自内心的感情。所以，他将自己住处题名曰：《怡红院》，正好和《悼红轩》相对，说明了他是“有红则怡，无红则悼”的。这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我们不赞同“自传说”，不过，应该承认：在贾宝玉的身上，也注入了曹雪芹自己的血肉，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希望，除了曾概括脂砚等人的“幼年往事”及其他人特征外，也还有“自写其照”的地方的。——从“怡红院”到“悼红轩”的命名，可以窥探出作者创造《红楼梦》——贾宝玉的真实消息。那些否认《红楼梦》为曹雪芹所作的论者，如果否认不掉《悼红轩》确为曹雪芹所自题的轩名，也就动摇不了他的著作权。 美的追求，美的向往 日本学者林松瑛说“贾宝玉是个唯美主义者”。当然，如果将贾宝玉类比于近代西方的唯美主义者，那当然是荒谬的。不过，如果从借用这个名词说明他的某些思想特征来说，却不是毫无理由的。 贾宝玉对美的东西，确实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追求和向往。他的爱红，爱一切美丽的少女而又不存欲念，正是这种耽美情绪的表现。应该说，《红楼梦》里那片盎然的诗意、蕴藉的美，也是和此相适应的。我们说在贾宝玉的身上，曹雪芹注入了自己的血肉，寄托了自己的希望和理想，在这个耽美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他的“悼红”，它和林黛玉的“葬花”、“冷月葬花魂”也是一致的。“悼红”就是悼念花的凋落、美的消失——一句话，就是悼念美好东西的被毁灭。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描写的以十二金钗为代表的所有女子，都属“薄命司”——都是悲剧人物，这一个个人的悲剧命运和悲惨下场，意味着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春残花落、红消香断。 可以说，美的追求、美的向往，是曹雪芹思想性格的根本特征之一。他对事物的取舍、人物的臧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美的标准作衡量的。所以，他看待生活、认识生活，也就在“美”这个角度上看出了封建主义的破绽—一它是焚琴煮鹤、斫树摧花地毁灭一切美好事物的，他也就从这里找到突破口，进而对一切礼法制度、道德、伦理观念，在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内产生了怀疑、不满、乃至否定。 从这个意义看来，曹雪芹确有一种耽美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塑造贾宝玉形象，及规定作品的思想面貌和艺术风格上，都起了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云空未必空” 在《红楼梦》里，曹雪芹摆出一付大彻大悟的样子，宣扬什么“终究是，到头一梦，万境俱空”，什么“悲喜千般同梦幻，古今一梦尽荒唐”……等等。那与雪芹“一芹一脂，似一似二”的脂砚斋，也说什么“故红楼梦也，余今批评，亦在梦中，特为梦中人作此一大梦也。”——好象真有勘破红尘，达到“涅槃”境界的样子。所以有人说《红楼梦》是写“出家成佛”之书。 其实不然，雪芹未“勘破”，脂砚也如此。 假如真的“勘破”，雪芹何必化“十年辛苦”，作这“字字血泪”的《红楼梦》?脂砚又何必用“泪笔”一评、再评，乃至“凡四阅过”呢?——假如真“勘破”了“万境皆空”，那么，“涅槃”是园寂、解脱、是“至乐”，是“返朴归真”……雪芹又何必为红消香断而如此悲悼?脂观又何必为“哭芹，泪亦殆尽”呢?——事实上，书中的贾宝玉“撒手悬崖”地出了家，雪芹自己却没有出家，还是为“子殇、因感伤成疾”而逝，还念着“新旧飘零目岂暝”(敦诚：《挽曹雪芹》)……这就说明了“万境俱空”、“古今一梦尽荒唐”之类的想法，并不是曹雪芹——包括脂砚斋一一出自内心的想法，仍只是因袭当时流行的色、空观念。那时的小说常常宣扬一些果报、色空思想之类的东西。如《金瓶梅》就有不少地方宣扬那“倒不如削去六根清净，披上一领袈裟，参透了空空世界，打破了生灭机关”(《金瓶梅》第一回)的佛教思想。《红楼梦》受《金瓶梅》的影响很深，但其成就远远高出于《金瓶梅》。不过，《红楼梦》终究是两个世纪前的作品，曹雪芹也是那个时代的作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对流行观念还不可能摆脱干净；对《金瓶梅》也有摆脱未尽的地方。在《金瓶梅》里，果报、劝戒的色彩更浓厚，什么“一善一恶、一盛一衰；后事前因，历历不爽”之类的说教，随处皆见。《红楼梦》则提高到“空、无”的哲学观点上来。但因终究是因袭流行的观念，故不能和作品融成一体，成为游离的、格格不入的。——作品的形象实体的描写是对丑恶的憎恶、对美好的爱和自由生活的向往，它只能激起读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而不能产生如其所宣扬的那种达到“勘破”、“涅檠”境地的效果。这是因为曹雪芹是个深情的、真情的、热爱生活的人，而不是浅薄、冷漠、出世的人。“喷泉里喷出的是水，血管里冒出的是血。”——一个深情、真情的人、只能写出深情、真情、热爱生活的作品，而不可能写出浅薄、冷漠、出世的“涅槃”成佛之书。所以，那个卷首的空空道人“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不叫“空”什么，反而改名叫做“情僧”，这也就道出了曹雪芹的思想体系中是以“情”为轴心，而不是以“空”为轴心的。所谓“万境俱空”、“一梦荒唐”云云者，全属外铄的、流行的口头语而已，于雪芹思想中不能生根，于作品也不能起决定作用。作者在“大虚幻境”的册子诗判词中说妙玉是“云空未必空”。这话移来形容曹雪芹其人及其《红楼梦》宣扬的色、空观念，也是十分恰当的。 原载：《徽州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 原载：《徽州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