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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筷子，家之常物，每餐必用，似乎微不足道——这是它的自在价值。艺术辩证法大小是相对的，小小的筷子，在伟大的作家笔下，一进入伟大的作品《红楼梦》中，它的艺术功能却是巨大的——这是它的艺术价值。写物是为了写人、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总和)，于一滴水中可以见世界，予一双筷子也可以见社会之多端——这便是它的社会价值。见微知著，用烹饪常语可谓“尝一脔而知一鼎之调”。艺术臣匠，以箸写人，见箸知微；以箸写事，箸底波澜；以箸写俗，世情毕现。 在《红楼梦》中，箸不是可有可无的小道具，而是在情节的链条上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推动情节波澜起伏。六十二回湘云醉眠前饮酒行令，把各种酒令“搓成阄儿，掷在一个瓶中，探春命平儿拈，平儿向内搅了一搅，用箸夹了一个出来，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射覆’二字”。这个箸所以少不得，因其起着描绘细部使细节细腻的作用。装阉的瓶必定是细El而深，手指够不到或伸不进去手；只能用箸才熊夹出。置阎于深瓶，拈阄不用手而用箸，且是搅过再夹，皆是为避舞弊以示郑重。这个细节细腻动人之处，全然在于箸尖之上。 箸，还推进了情节，掀起一个又一个波澜。香菱怯令，湘云私相提示被黛玉揭破，“恨的湘云拿筷子敲黛玉的手”——筷子成了罚具。因酒令须关合人事、果蔬，湘云“忽见碗内有半个鸭头——便用箸子举着说道：“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那讨桂花油”，筷子又起了席上生风，引出丫头讨头油和偷油打卦误官司等一系列情节。这真是妙笔生花，箸下波澜。但，写物毕竟还是为了写人，因为文学首先是人学。物与人、人与人的关系，构成了典型事件，情节的发展便是那典型人物的历史。质言之，写箸仍然是为了塑造湘、黛、菱等人物的典型性格。在《红楼梦》中，筷子与凤姐缘分最深。筷子首次出现是第三回“凤姐安箸”，凤姐担任“摆台”的职司。这并不意味把她降低到丫环的地位，正是贵族之家的礼法：作为管家奶奶、孙媳“安箸”是她份内之事，丫环是近不得台盘的。搬桌布椅方是丫环仆妇之事，三十五回吃莲叶羹主仆职司分明：“众人调放了桌子，凤姐用手巾裹着一把牙箸”，而且因安箸见如虽是便餐，也秩序井然，“于是凤姐放了四双，上面两双是贾母、薛姨妈，两边是薛宝钗、史湘云的”。按习惯以北为上，主人和主宾坐北面南，钗湘辈分虽小但是客人，所以分坐东西两边。王夫人尽管较钗湘辈份大，但有贾母在座也不能入席。只能在地下传饭，“李纨捧饭，王夫人进羹”(三回)。旧时媳妇在公婆面前只能布莱、传饭，叫作“立规矩”。大家的礼法是森严的，凤姐进餐内外鸦雀无闻，理家时的探春进餐“只听微嗽之声，不闻碗箸之响”，一方面写出下人尽职，另方面也写出探春不苟言笑的守礼。旧时闺秀，笑不露齿，畜不高声，饭时碗不碰箸，不得发出声响。这筷子的种种描写，活现出封建贵族之家的礼法仪注。 至于四十回凤姐之安箸，则是为了使她处于导演地位，导出“百笑图”的恶作剧。“凤姐手里拿着西洋手巾裹着一把乌木三镶银箸，敁敠人位按席摆下”。今通行本删去“敁敠人位”四个极为重要的字，破坏了凤姐有意调理、出刘姥姥洋相的效果。敁敠突出她有意不把乌木筷放在刘姥姥桌上。所以“那刘姥姥入了坐，拿起箸来，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凤姐和鸳鸯商议定了，单拿了一双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与刘姥姥。刘姥姥见了说道：“这叉把子比俺们那里铁锨还沉，那里德的过他”。以农具喻筷子之沉重，符合乡下人的身份。“那里强的过他”，今通行本作“那里拿的动他”。语言平庸失却了乡下人典型色彩。这个强字，于今仍活在人们口头上。 这大号象牙筷子是贵族之家大型筵宴作为摆设之用，贾母说：“这会子又把那个筷子拿了出来，又不请客摆大筵席，都是凤丫头支使的，还不换了呢”。写这牙箸，一为捉弄刘姥姥，二为显出大家的势派。当给刘姥姥“也换上一双乌木镶银的”，刘姥姥不禁发出慨叹：“去了金的又是银的，到底不及俺们那个伏手”。刘姥姥惯常所用无非是竹筷，北方更穷苦的人甚至有以柳枝骨做筷的。高贵的人是惜命的，凤姐说：“菜里若有毒，这银子下去了就试的出来”。当时的毒品不如今时之繁，大抵是砒霜。据说羚羊、无峰驼消化道结石，放在砒霜(砷化物)中，不仅可试毒并能吸毒故名解毒石。据化学家言：银与硝酸根、氰化物相遇表面显黄色；遇砷化物、硫化物表面显黑色。 贵族之家对餐具的卫生是极为讲究的。凤姐几次安箸，都是用手巾裹着，而且是洋巾——今之毛巾。二十六回家宴赦政等中途退席，贾母还特命“更杯洗箸，陈设一番”。黛玉患的可能是结核病，餐具也须专用，去宝钗处吃饭，紫鹃“便将黛玉的匙箸用了一块洋巾包了”打发藕官先带过去。 “金的、银的”具体入微地描绘了箸的质料、颜色、作工，而且那颜色又切含着色彩配伍的规律：乌木黑地配以兰道中性银色色带，牙箸象牙色也配以中性的金色，都十分谐和，说明作者深明色彩学原理。小小的筷子写得彩焕金辉，这不只是“美食需美器”，重要在于写人。物反映着人的情趣，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折射，物可说是人思想感情的徽志，甚或是阶级属性的标志。镶金嵌银的筷子不同竹木之凡品，是贵族之家的写照。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同样，时时都在同各种物、各种人打交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是以物为媒介的，构成了人的行动，反映人的社会关系。于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之外，把物称之为“典型物件”，也不是不可以的。 凤姐用典型物件的筷子，戏弄刘姥姥。筷子不伏手，好不容易撮一个鸽子蛋，义滑落在地，刚要去拣，早被人拾走。刘姥姥不禁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响声就没了”。《红楼梦》中，莲叶羹，鸽子蛋、笳鲞等饮馔，暴露了贵族之家的奢靡。刘姥姥不是某些论者所说的贫下中农，书有明文，她“乃是久经世代的老寡妇”，于“世情是经历过的”，她女婿的祖父“做过一个小小的京官”。凤姐出她的洋相，她心里是明白的。她说：“咱们哄老太太开心儿”，自愿地充当了“开心果”的“象生儿”演员，进行了自我嘲弄的表演。尽管如此，透过筷子也看出：那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畸形关系。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筷子的自在价值极微，作家把它放在总和关系的焦点上，筷子尖上也突现了重大的社会意义。筷子挑开、撕去了“世法平等”的假象，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这典型物件深刻地揭示出来了，一个典型的小物件，揭出了一个大社会。 原载：《芒种》1984年8期 原载：《芒种》1984年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