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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边脞语》是胡文彬同志研究《红楼梦》的新著，最近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年来，文彬同志写了不少长篇大论，大多已收集在他同周雷同志合著的《红学丛谭》中，以及将要出版的他个人的专集《红楼梦探微》中，而这本《红边脞语》，则是他十几年来研究《红楼梦》的随手结集。全书一百二十五篇文章，写得都十分简短。这些“随感式的脞语”，在文彬同志来说，可能是他长篇大论以外的副产品，而对《红楼梦》研究来说，则是一种十分有益的贡献。正如著名作家、红学家端木蕻良先生在《<红边脞语>序》中所说；“用这种通俗活泼的形式来传达感情和意见，是很及时的。……它不仅起到正误备考的作用，还可以说是一种启发和引线”，又说：“‘脞语’不拘一格，信手拈来，看了如和作者对面谈天，可以说是一种思想交流，同时也是一种享受。”的确，这正是《红边脞语》一书的突出特点。 《红边脞语》的内容十分丰富，全书按内容分为《红楼梦》词语诠释；曹雪芹生平、家世资料考析；脂评所引诗词曲赋典故汇释；《红楼梦》版本述闻；程伟元、高鹗生平资料稽考及其他等六个部分。文彬同志是《红楼梦》研究领域中的多面手，治学的面比较宽。他曾参加了《红楼梦》新校注本的校勘工作，比较系统地研究过《红楼梦》早期抄本，并特别注意对程高本的研究；他十分重视各种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国内外红学动态的研究．与周雷同志合编了《台湾红学论文集》、《海外红学论文集》、《香港红学论文集》、《高鹗诗文集》等，他个人还编著了《红楼梦叙录》、《红楼梦子弟书》、《红楼梦说唱集》等等。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红边脞语》一书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和坚实的学术基础，也形成作者对《红楼梦》研究广泛的兴趣和独特的风格。《红边脞语》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谈，而是深入研究的结果。比如《红楼梦》词语诠释部分，它更重视专题性的研究和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有关曹雪芹生平、家世资料考析部分，作者的着眼点则放在曹寅资料的挖掘以及有关曹雪芹文物、续妻等有争议问题的研究上。曹寅是曹雪芹的祖父，在曹家的发家史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曹雪芹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在这本书中，作者谈了《曹寅与胡其毅》、《曹寅与纳兰容若》、《曹寅的画》等，都是很有价值的。特别是曹寅与明末遗民、江宁名士胡其毅的交往很可注意。据介绍，胡其毅身为遗民．对满清贵族的统治可能有过不满，但却受到曹寅格外款待。在曹的《楝亭诗钞》(包括《别集》)，就有十二首题诗是标明给胡其毅的。而在《明遗民诗》卷十三则收有胡其毅《宿曹公西轩诗送秋作》一诗。胡其毅与曹寅不仅诗酒酬唱，出入“西轩”雅集，而且能够“宿”于曹寅之西轩，可见其关系非同一般。曹寅与胡其毅的关系很少被人提及，而经文彬同志的考析，这对进一步研究曹寅无疑是重要的。 《红边脞语》中关于脂评所引诗词曲赋典故汇释和《红楼梦》版本述闻两部分，也都是十分有趣的内容。脂评中的许多用语典故，常被人们忽视，在《红边脞语》中这些内容则得到了重视。比如《“香奁体”说》、《“悬崖撒手”解》、《“遗簪”“更衣”考》、《释“西崑体”》、《“文忠公之？”考补》、《安南国使题一丈红》、《“渐入佳境”》等等，都写得非常有意思，并紧密联系《红楼梦》的内容，对人们阅读《红楼梦》，了解脂评很有帮助。关于版本方面，文彬同志自然是很熟悉的，《红边脞语》独辟径溪，重点介绍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版本。如张汝执、菊圃《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这个本子原系郑振铎同志藏，现归北京图书馆藏，一粟《红楼梦书录》未加著录。这个本于在程、高序后有嘉庆间人张汝执的序，而书的正文对照脂评本添改较甚，评语以墨迹和署名分析，除张汝执评外，尚有署名菊圃者的评语，这些资料对于研究红学史，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流传，无疑都是很有价值的。再如黄小田、杨葆光评《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徐传经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以及著名红学家周绍良先生藏有的善因楼评本《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都是十分珍贵的，文彬同志的挖掘和考析，为红学研究又增添了新的资料。 文彬同志在程伟元、高鹗的研究上着力很深，《红边脞语》第五部分《程伟元、高鹗生平资料稽考》，就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部分反映。程伟元、高鹗无疑都是红学史上值得重视和需要认真研究的人物。但过去人们对程伟元、高鹗的生平经历了解甚少，文彬同志十分重视程伟元、高鹗有关资料的挖掘研究，这无疑是一项十分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在《红边脞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乐钧题＜楝亭图＞》、《高鹗与鹤算》、《高鹗与徐润第》、《辽阳发现程伟元绘“双松并茂图”》、《程伟元与王尔烈》、《程伟元在沈阳的传说》等文章，这就为人们研究程伟元、高鹗提供了重要线索。 《红边脞语》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资料性、知识性很强，它的学术价值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一起形成了这本书的又一个突出特点。邓云乡同志在《序》中对此评价说： “虽说是细碎，虽说是余绪，而其重要意义绝不亚于宏论巨著，其功力也不低于任何宏论巨著。”的确如此，著有《红楼识小录》的邓云乡同志，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文彬同志是一个认真的人，读《红边脞语》我是深有感触的，他读的书很多，发现问题，随时记下，研究起来是穷追不舍，表现出勇于探索的可贵精神。比如，《红楼梦》第三十一回回目有“因麒麟优白首双星”一联，多少年来，研究者们围绕着“双星”的解释，各持一端，争论不休。朱彤同志曾撰文《释“白首双星”》，提出“双星”一词，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里，是一个专用名词，即指牵牛、织女二星。并认为，曹雪芹无非是通过这个回目和这回里写的关于金麒麟的情节，暗伏后来史湘云跟她的丈夫婚后因某种变故而离异，得不到离剑再合，破镜重圆，永抱白头之叹。对朱彤同志的这个观点，专家们看法不一。文彬同志则认为朱彤的解释和结论是有确凿的根据的，是合理的。为了说明问题，他在《<释白首双星>补证》一文中提供了一个新的佐证。他发现清嘉庆二十五刊印的《补红楼梦》中，“双星”一词也是指“牵牛”、“织女”二星。 这部续书写得如何，另作别论，但《补红楼梦》的写作，距曹雪芹写《红楼梦》只有几十年，相隔不算太远，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对“双星”的理解，自然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取其做“双星”解释的佐证也是合理的。 在《黛玉的生日与“冷月葬花魂”》一文中，作者的见解也是值得重视的。《红楼梦》第七十六回，写林黛玉与史湘云中秋月夜联诗，史湘云说：“寒塘渡鹤影”，黛玉对“冷月葬花魂。”在早期抄本中，除甲辰本作“冷月葬诗魂”外，其它均作“冷月葬花魂”，庚辰本作“冷月葬死魂”，“死”字点改为“诗”字。那么到底是“葬诗魂”还是“葬花魂”，或者说是“花魂”好还是“诗魂”好，人们的意见又是不同。过去讨论这个问题，多是从版本角度或是出典角度探考较多，《红边脞语》则直接从《红楼梦》本身取证，注意到黛玉的生日与“冷月葬花魂”的联系，很有说服力。据《红楼梦》六十二回讲，黛玉的生日在二月十二，即俗称“花朝节”，是百花的生日，作者由此认为：林黛玉一生爱花、惜花、怜花，自比“飞花”薄命。特别是“葬花”一节文字精采，哀婉动人，更可见她与“花”字有一种特殊的缘分。据小说的交代，黛玉死后重返太虚幻境消结情案后，被封为百花之神主，如果再将她的“花朝生日”联系在一起，我倒想连黛玉的生日也是曹雪芹控空心思安排的。作者进一步认为，林黛玉脱口而出的诗句应该是“冷月葬花魂”，而不可能是“冷月葬诗魂”。这个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冷月葬花魂”正是暗寓了黛玉最后的命运。黛玉曾有过《葬花词》，“葬花魂”就是葬黛玉，“花魂自比诗魂好”，是有依据的，再佐证黛玉的生日，就更加可靠了。 在《<红楼梦>书名新释》一文中，作者的考释也是比较贴切的。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和写《红楼梦》时的境遇与李商隐《春雨》诗意正相关合，“红楼梦”三字的出处就是李商隐的《春雨》诗。文彬同志则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李商隐《春雨》诗中的“红楼隔雨相望冷”，“残胄犹得梦依梦。”虽然“梦”在“红楼”，但三字并不连用，且其意与雪芹所题书名相去甚远。他还认为： 《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二有蔡京《咏子规》诗：“千年怨魂化为禽，永逐悲风叫远林。愁血滴花春艳死，月明飘浪冷光沈。凝成紫塞风前泪，惊破红楼梦里心。肠断楚词归不得，剑门迢递蜀江深。”这首诗中一是“红楼梦”三字连用，二是诗意悲冷与雪芹身世、写作《红楼梦》时的境况相合之处不下《春雨》诗。与其说雪芹用《春雨》诗中的“红楼”与“梦”拼奏而成书的题名，不如说是袭用蔡京《咏予规》诗中的“红楼梦”三字可能性更大些。 文中进一步指出，《石头记》第五回有“新填红楼梦仙曲十二支”旬，旁有朱批云：“点题。盖作者自云所历不过红楼一梦耳。”认为这是理解曹雪芹取“红楼梦”三字作为自己小说题名的关键处。认为曹雪芹以“红楼梦”为书名，既有他对自己身世的感叹，亦有对所著小说的盛衰骤变的悲剧结局的寄寓。这些解释的确比较贴切全面，更能接近曹雪芹的原意。 文彬同志的研究和写作的成绩是令人赞叹的。文彬同志正值年富力强的中年，我衷心希望他学术丰收。为红学事业多作贡献。 原载：《山西师大学报》1987年1期 原载：《山西师大学报》1987年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