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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到安顺来，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主持人一定要我讲一讲，使我感到诚惶诚恐。千万不要说是什么大学者；我在福建师大填表，在文化程度一栏，始终填“初中毕业”。我没有上过大学，文革在狱中过了四年，这就是我的大学。这次来贵州，完全是个人方面的原因，并没有想讲点什么的思想准备，请大家不要寄予什么期望；期望值越高，失望也往往会越大。 主持人出的题目是《红楼梦》，这更使我有点为难。因为我从2003年起，就决心不谈《红楼梦》了。那年我出了一本书，叫《还原脂砚斋》，此书的结尾题了一首诗：“忍性动心十二年，证伪证实岂徒然。而今揖别红楼去，一梦沉酣到黑甜。”书中说：“吾生来日，本已无多，况且还有古代小说学、晚清小说、俗文学及文言小说诸课题等我去做，眼下最企盼的则是美美睡上一觉，脂砚斋这一块，就恕我不再奉陪了。”2003年以后，我在各种场合，都没有讲过《红楼梦》。除了上课不得已讲两句以外，不对红学表任何的态。 到了2008年，我又决心作一次战略性转移。我搞古代小说研究近三十年，好多朋友劝我说，小说研究多一篇是这样子，少一篇也是这样子；倒是你自己的经历，更值得把它记下来。因此，我决定暂时终止古代小说研究，向自身的资源挖掘。我准备写三本带有自传系列的东西，也不叫小说，反正是小说的笔调，但绝对是真实的。所以，这次要讲《红楼梦》和小说研究，就有点违背我原来的想法。 但是既然来了，我觉得还是应该讲一讲。我得把自己的诺言修正一下。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 我对红学的思考，是从贵州开始的。1991年，贵州省红学会召开了程甲本刊行二百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我认为在红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长期以来，红学界抬“脂本”贬“程本”，有些专家说他根本不看后四十回，要把它丢到垃圾箱里去，根本不看。是贵州的红学界，把程本的地位郑重其事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那年来贵阳开会，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的文章尽管是非主流的，却得到贵州红学界的大力支持。那年的《红楼》杂志第四期，就发了我那篇《脂本辩正》，《贵州大学学报》不怕重复，在第二年第一期又发表了。所以，贵州红学界对我是非常友好的，友善的。这个期间及以后的岁月里，我和以曲沐先生为代表的贵州红学界，还有梅玫、马凤程先生，还有丁武光先生，都有很深的友谊。所以，有这几个因素，我觉得还是应该讲一讲。另外，我这一次来贵州，主要目的是和曲沐先生一道来编《红学三地书》，它有带有回顾我们走过的道路的性质。这不但是我们友谊的结晶，同时也是我们探索红学的非常艰苦、同时也是非常有趣的历程的回顾。今天来看这些信函，不由得产生许多感慨。所以也只好来讲几句。 我想讲的是，红学的唯一源泉，就是《红楼梦》这部伟大的艺术精品。而读《红楼梦》这部非常富于诗意的杰作，心绪本来应该是非常愉悦的。但是我有个很奇怪的发现，作为红学，红学界却充满火药味，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三国演义》写的是刀光剑影，研究《三国演义》的人倒非常的温文尔雅；《红楼梦》是一本非常平和的书，研究《红楼梦》的人却非常剑拔弩张，这是什么道理？前天还有人跟我讲，他说人很怪，今天开《三国演义》研讨会，到会是那几个人，大家都温良恭俭让；换个会场开红学会，到会的还是那几个人，马上龇牙咧嘴，各不相让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很奇怪。 作为红学研究，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 第一个部分，是对《红楼梦》文本的解读。《红楼梦》是一部非常伟大的小说，是一部内涵丰富、无可穷尽的小说，所以有人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林黛玉。我们传统文化讲“诗无达诂”，是说一首诗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红楼梦》文本的解读，也是非常丰富的。除了《红楼梦》作品本身的丰富之外，还有研究者、读者在不同时间、地点，不同的心情下，感受也会不同。同一个人，你年轻的时候读，和中年读、老年读，你的爱情婚姻顺利的时候读，和你遭遇不幸的时候读，感受就不一样；同一个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社会背景。过去讲阶级斗争，就爱谈“东风压倒西风”；换一种情境，可能又是另一种看法。所以对《红楼梦》的解读，是无穷的。 对于这点，我倒有个想法，《红楼梦》研究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它没有标准答案。讲个插曲。我1995年从江苏社科院调到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的自考委员会把我请去了，要我出一套中国小说史的试题，题目要出得有水平，而且要有标准答案。其中我出了个题目：谈谈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看法。他们就问我说，你的标准答案呢？我说没有，你答后四十回好也可以，讲不好也可以。只要有充分说理，只要能自圆其说，都可以及格。他们就说，那不行，没有标准答案怎么行呢！我说，那不行的话，你另请高明，我就走了。 （主持人：欧阳老师，我插您一句，您现在说您出《红楼梦》后四十回这个题目，我就想起今年的高考，有个省出了个题，是谈《泰坦尼克号》，说当时船上有四十一个人，船长数的时候数了四十个。然后有四个标准答案让学生选。第一个说船长是毫不利己的人，他没数自己；第二个是太慌乱了，船长来不及数；第三个是人太多了数不过来；第四，船长是单身汉。这四个标准答案，其中只能选一个。若是用您的这个标准来考试，我们的整个高考的平均分可以提到十到二十分，单就阅读这块。从您刚才讲，只要是自圆其说就可以。而我理解的文学作品，就是它只要能合理的理解我对生活的认知就可以。但是标准答案只有像以上四种，不能说太忙人数不过来，不能说人太多了数错了，只能说船长是个只考虑别人的伟大的人。这是我们的语文教学和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被肢解成了数学题目。您刚才说的自圆其说，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问题。） 这是个非常鲜活的例子。用解剖刀分成一个一个的部件，这个是肝，那个是脏，血淋淋的，哪有一个林黛玉呢？所以，我们的教学方法、考试方法，是扼杀人才、埋没人才的，是窒息人才的。前天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讲的一句话非常精彩。他说欧阳啊，搞红学的人都很聪明，但“新红学”却把人异化了，搞蠢了；本来很聪明的人，只要一碰新红学，他就变得愚蠢，非常明显的问题他就看不懂，非常简单的道理他就想不通。这就很奇怪。 所以，任何观点都有存在的理由。当然这里面，可能有精、粗、高、下之分，我可以同意你，也可以同意他，但是我不能说你不对，更不要说你反动、你荒谬，不要扣帽子。所以我很欣赏丁武光先生的《人间百态红楼梦》，他从各种视觉来看《红楼梦》—— 从男人的视觉，女人的视觉，从各个角度，谈得就非常好，他对林黛玉、对薛宝钗的评价，就比较委婉，就有“理解之同情”。昨天晚上我们聊天讲到安娜·卡列尼娜，要我回答的问题，有些就太形而上学了。比如说，你若是要找媳妇，是找薛宝钗好呢，还是林黛玉？他却没有自问，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可能林黛玉适合你，也可能薛宝钗适合你，或是一个人都不合适。对婚姻、爱情，不是加法。不一定能很完美。英雄美人、才子佳人是中国人最理想的组合。才子不一定能配佳人。讲到佳人，林黛玉是佳人，薛宝钗也是佳人。但为什么贾宝玉喜欢的是林黛玉。这有个志向的问题。情、志连在一起，志比情还要更高一点，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一时感情好又有什么意思呢？志同道合，才能够维持久远。所以对《红楼梦》的解读，不应存在一个剑拔弩张的问题。当然，像刘心武的解读，也是一种解读，却让有些专家愤怒。刘心武的探索，有它存在的权利；当然我可以说，你这样做没有道理。我不一定要骂他，但是主流红学界对刘心武采取扼杀的态度，反而推波助澜，反而让刘心武更走红。 红学研究还有另个一方面，就是对《红楼梦》成书过程的探索。这里的问题，就很复杂。所谓成书过程，还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作者是谁，这个有两个答案：一个说是曹雪芹，一个说不是。这个是排他的，要么是曹雪芹，要么不是。不可能既是，又不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曹雪芹，是曾经做江宁织造的曹寅的儿子，还是孙子？要么是儿子，要么是孙子，这个也是排他的，不可能既是儿子又是孙子。 还有一个是版本。为什么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因为曹雪芹的手稿，当时出版不方便，没有保存下来；现在有电脑，传播就快了。当时的条件很不容易，曹雪芹的身世都还不明，后来的本子出现都较晚，最早的刊刻本是程甲本，1791年。而且曹雪芹是康熙年间的人，雍正年间的、乾隆年间的人，说法都不一样。总之，那些本子不是曹雪芹自己校对过的。后来出现一些手抄本，先是说这是曹雪芹自己的写本，是真本；经过研究，发现也是过录本，不是真本。两种本子差别很大，不光是文字本身流畅优美与否的问题，对人物的理解，如尤三姐，两个形象也完全不一样。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哪个本子反映了曹雪芹的原本面貌，这也是排他的。曲老师与我认为是程本，另外一些红学家认为是脂本，这就是排他的。 本来这个问题是可以心平气和坐下来谈的。因为它是文献，文献就可以考证，就像法官判案，要讲证据；如果没有证据，还可以合理的推论，本来就可以心平气和的。问题是有几位号称红学家的人，他们是以《红楼梦》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的，他们所有的名誉啊、地位啊，都建立在红学的基础上，否定了这个东西，就否定了他自己。所以他不愿意，这就是“利害”影响了“是非”。现在青年一代红学家也有这个矛盾，某种程度上还更严重，因为网络太方便，他们互相骂起来，骂得更厉害。 如果说有希望，当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介入到红学研究中来，那可能会好一点。就只有期待着新人的出现，这是我昨天来以前想到的话。 昨天晚上和姚晓英（主持人）聊天时，我又想到了两个问题，也想向各位讲一讲。这两个问题可能与古代小说与文化研究有关。 第一，是如何评价古代文学作品。过去我们有个标准，就是我们认为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是吃人的社会；如鲁迅讲的，二十四史打开来一看，字里行间都是吃人的。所以这个世界是很坏的，是注定应该被打倒的，被推翻的。这是我们过去的观点。那么，凡是反映了那个社会的黑暗的、腐朽的一面，歌颂了起来反抗的、斗争的、破坏的那一面，都是应该肯定的。你看，解放以后，小说界最早给以高度评价的是《水浒传》。为什么呢？因为《水浒传》写的是农民起义的。共产党走的也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就是现代农民起义。我用个词形容，就叫“古今认同”。我就认准了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是我的一家人，我歌颂了它，就等于歌颂我自己。这就是古今认同。对《水浒传》这种歌颂破坏的一面，很快就得到认同，赞赏。对《三国演义》，就能不肯定了。因为《三国演义》是主张正统的、忠义的。这个“忠义”，就是要维护既定的秩序，对破坏就不利了。造反派就不是正统，所以就得不到支持。又如在诗歌中，对杜甫的评价也是如此。因为杜甫讲的是人民的疾苦，所以应当肯定。对苏轼就不肯定了。对于《红楼梦》，本不应该有这么高的评价。后来有人说，《红楼梦》是反封建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是自由恋爱，而贾母代表封建势力，专门破坏。贾宝玉又不好好读书，喜欢玩，不愿意“文死谏，武死战”，这就具有反封建的意义。 我进了江苏省社科院，编了一本书，叫《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我们把从唐代到清末的一千多部小说收在一起，到全国各地访书，将找到的小说加以著录，包括内容、思想。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真正够得上“破坏”的很少。我还发现，《水浒传》、《红楼梦》的所谓破坏，完全是一种误读，它们哪里是在反封建？难道贾母，这个“老祖宗”，不希望自己的孙子、外孙女幸福，而去专门破坏？完全是没有的事情。我们当父母的，难道会希望自己的儿女不幸福？有时候，我们对子女操操心，还是好心的。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即破坏与建设的问题要重新认识。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是建设起来的，不是破坏出来的。反过来看，破坏是容易的，如放一把火把这个地方烧掉，或者喊喊口号，都不难，都是很容易的。要紧的把国家治理好。当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内忧外患频仍的时候，你如果能够出来挽狂澜于既倒，那是很难的。所以，换一种角度看，很多古代小说，都有它自己的价值。比如说贵州的王阳明，他镇压过农民起义，曾国藩也镇压过农民起义。但他们两个人的见识、功劳都是很大的。再比如小说《野叟曝言》，历来对它的评价很低。但它真正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红楼梦》还当不起，其范围没有出过大观园。《野叟曝言》的规模比《红楼梦》还要大，气魄还要大。这就是建设与破坏的问题。 第二，我想讲一讲学者和作家的问题。一个是作家的学者化，一个是学者的作家化。我因为长期搞古代文学，对当代文学基本上没有涉及。我有一个习惯，即中央一套黄金时间的电视剧是一定要看的，这可以让我知道现在这个时代的脉搏、主旋律是什么。在现代小说家中，如四川的克非，和我们有很深的友谊，他是后来介入红学的。因为他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就能看出脂砚斋的那一套完全是胡说，是完全不懂创作的人在胡说。我认为克非是作家学者化的典型。还有一个李国文。李国文的小说《改选》，1957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就引起很大反响。我当时就非常喜欢，后来和他有了通讯联系，但没见过面，互相之间还比较有会意之处。这些是作家的学者化。胡适提倡白话文学，说什么“我手写我口”，但从事小说创作，没有传统文化的底蘊，就上不了档次。 我搞了三十年的小说研究，现在很想尝试尝试写些作品。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小说，所以我一向认为，小说家比研究者更伟大。现在有种很奇怪的现象，作家到中文系去“进修”，教授给作家讲课。我就说，这些教授懂什么《红楼梦》的叙事方法，你讲的叙事方法有什么用呢？我看《红楼梦》，要跟你学叙事方法，才能看懂；作家要跟你学叙事方法，才能创作，这些都是胡扯。有些人功夫不行，搞不下去了，只好换一套什么接受美学、叙事学、原型与符号，玩点新花样。这是不行的。我最近开始写我的自传系列，所以我很想与你（主持人青年作家姚晓英）保持联系，望你能给我赐教一二。我准备花五年时间，完成三部自传系列。第一部已写好了28万字的初稿，在我的博客上发了目录，书名叫《敢死队》。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很难忘的遭遇。在写这本书时，我通过网络了解了与文革有关的许多研究成果，包括国外的。我有一种自信，我书中对文革的理解是特殊的，是别人没有过的。我写的故事、内容，既是百分百真实的，也是别人所没有尝试过的。而且，我改变了一个理论上的观念：有人说小说是虚构的，而我则认为小说创作不需要虚构。我这三本写出来，你可以看到，它将比虚构还要离奇。 （温庆新先生据录音整理） 原载：2008年7月31日 原载：2008年7月3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