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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空观念是佛教的重要观念之一。佛教认为有情的组织是由“色受想行识”五种因素积聚而成，是为“五蕴”。其中色蕴相当于物质现象，它包括“四大”(地水火风)和由“四大”所组成的感觉器官以及感觉的对象，总括了时间和空间的一切现象。佛教大乘空宗主张“五蕴”和合的人我以及“五蕴”在本质上是空的，世界上的万物只是一种假象而已。这种观念与传统的“生死无常”、“人生如梦”的意识相结合，遂对文学创作给予深刻影响。《红楼梦》与《金瓶梅》堪称中国小说史上的两株奇葩，有趣的是，它们不仅都是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世情小说，而且都以色空观念指导着自己的创作。比较一下二者色空观念的异同，我们便可以发现，《红楼梦》为什么能够超越《金瓶梅》而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审美层次之中，《红楼梦》为什么比《金瓶梅》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红楼梦》为什么比《金瓶梅》更易引发人们对人生的思考。 一 若从家庭、家族的盛衰消长来看，《金瓶梅》也好，《红楼梦》也好，都贯串着盛极必衰的色空观念，但是造成盛衰的原因，二者却截然不同。 《红楼梦》中贾府的盛主要是依靠政治的原因，是凭借着文治武功的封赏。《金瓶梅》中西门庆家的盛则是凭借着金钱的势力，靠着谋财娶妇、经商放债、收受贿赂等精明的手段。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毋庸赘述。由于他们兴盛发家的原因不同，故而他们由盛转衰的原因也不相同，西门庆家的由盛转衰至为简单明了，这便是作为一家之主的西门庆“贪欲丧命”。西门庆一死，有万贯家财、数十口之家的一个官商之家，顷刻间支离破碎，人财两空，真可谓“盛由一人，败由一人”。西门庆家的由盛转衰，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财色”诱人亦害人。正如张竹玻评语所说：“此回总结‘财色二字’利害，故‘二八佳人’一诗，放于西门汇精之时，而积财积善之言，放于西门一死之时。西门临死嘱敬济之言，写尽痴人，而许多账本，总示人以财不中用，死了带不去也。”(七十九回回首总评)因此，西门庆家由盛转衰的原因是十分显明的，其中寓示的道理也是非常确定的，是人们可以理解和把握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人们可以防止的，这也正是作者向世人进的箴言。 相比之下，贾府的由盛转衰就远非如此简单划一、清晰可辨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贾府的由盛转衰呢?在前八十回中，至少可以发现两明一暗三方面的原因。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有一句名言，这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告诉我们，《红楼梦》所叙故事伊始，贾府“已不及先年那样兴盛”：“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冷子兴所指出的可以说是贾府衰落的原因之一，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两难问题。作为贵族官宦之家，必然“生齿日繁，事务日盛”，这甚至可以说是兴盛的标志。不讲究排场，就称不上是钟鸣鼎食这家；“将就省俭”，就显示不出大家风落。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贵族后代，难免不“安富尊荣”，而且这四个字也往往被贵族之家引为自豪，并不见得就是坏事。这样看来，贾府的由盛转衰实在是合乎规律的一个运作过程。 问题还并非在于此，正如冷了兴紧接下去的一番评论：“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这可以说是贾府衰落的原因之二，但更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难题。一方面封建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日益显示出其虚伪与僵化，安富尊荣的贵族子弟们早已将其置之脑后，只知求仙访道、寻欢作乐、奢侈靡费、醉生梦死，从而促使了封建家庭的衰落。另一方面，新生的个性解放思潮、初步的民主思想，逐渐侵润到贵族子弟之中，孕育了一批封建礼教、封建专制的叛逆者，他们从另一个角度也同样促使了封建家族的衰落。 上述使贾府衰落的两个原因虽无法避免，但尚能让人把握。所以作为旁观者的冷子兴能够觑得真、道得明，一番演说便切中了要害。然而贾府之所以衰落还有更隐晦因而也更深刻的原因在。这些原因不仅无法避免，而且让你不能明说，只能心领神会，以暗示的手法去表现。这实际上是指的朝廷内部的倾轧，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 早在第二十二回，元春的灯迷便已透出不祥之兆。元春得宠，是贾家兴盛的政治保证。她的短寿必然使贾家“回首相望已化灰”。而元春为何短寿?这其中也颇有些难言之隐。到了第七十五回，甄家犯罪被抄暗示着贾府的未来命运。尽管贾母勉强宽解：“咱们别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咱们八月十五日赏月是正经。”但仍难免“免死孤悲，物伤其类”的感慨。在中秋庆团圆时，贾母联想当年的时光，“到今夜男女三四十个，何等热闹。今日就这样，太少了。”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贾母的伤感进一步深重，“可见天下事总难十全”，“说毕，不觉长叹一声。”当听到悲怨的笛声时，“贾母年老带酒之人，听此声音，不免有触于心，禁不住堕下泪来。”贾母的心事究竟是什么呢?作者虽未明言，但联系前面甄家被抄的消息，以及贾珍开夜宴时听到的异兆悲音，便能够领悟到个中的消息。 曹雪芹不愧是一位高手，他用扑朔迷离之笔隐而不露地暗示着贾府衰落的政治原因，这就造成了更大的恐惧和忧患效果。封建专制的残酷狠毒与变幻不定足令人不寒而栗，一旦卷入朝廷政治漩涡之中，命运便难以自行把握。贾府的兴衰自然而然地与朝廷政治发生了关联，其由盛转衰也就愈加难以估摸。时时存有不祥的预感，终日在战战兢兢中过活，说不定什么时候灾难便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这就更易产生人生如梦的幻灭感。曹雪芹这些未便直言的隐衷却被高鹗在后四十回中和盘托出，“锦衣军查抄宁国府”与元妃的薨逝不能说没有关系，贾母祷天消祸、明大义散余资，也是无可奈何之际只好乞救于神灵。同样是家族的衰落，同样是色空观念，《金瓶梅》写的质实故可切实地去把握，甚至于设法避免。《红楼梦》则写的空灵，故难以把握更无法避免。因此，两者色空观念所造成的艺术力量是不同的，给人们所带来的美感体验也是不同的。 若从主要人物的命运来看，《金瓶梅》也好，《红楼梦》也好，都贯串着人生如梦的色空观念，但由色至空的过程，二者却大相径庭。 西门庆的一生，是纵欲的一生，他得到了、占有了他所有想得到的女人。他偷娶了潘金莲，逼占了李瓶儿。拥有一妻五妾之后，仍不能满足他的淫欲。仆妇宋蕙莲、如意儿、王六儿、贲四嫂，妓女李桂姐、郑爱月，乃至有身份的林太太，都先后成为他泄欲的玩物。西门庆的一生，是聚敛财富的一生。他家中本来“算不得十分富贵”，仅是“清河县中一个殷实的人家”。但只为他“生来秉性刚强，作事机深诡谲，又放官吏债，就是那朝中高、杨、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门路与他浸润，所以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因此很快就暴富起来。他通过谋财娶妇的方式，先后从孟玉楼和李瓶儿那里获得了大笔财富。他通过经商放债，动辄就可谋取千两白银。他通过收受贿赂，举手之问就捞取了成百上千的银两。从他出场的二十七岁，到他三十三岁亡身，仅仅六年时间，已拥有了近十万两的巨资。 西门庆的一生，是为所欲为的一生，他的目的几乎全都可以达到。他本来是一介乡民，向蔡京行贿后就得到了理刑副千户的官职。在蔡京庆寿诞之际，他送去了二十余杠各色礼物，拜蔡京为义父，不久便升任了提刑所正千户。他结交的十兄弟全都对他唯命是从，阿谀奉承。他几乎没有遇到过什么不顺心的事，唯一的一次险情，由于他买通了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邦彦，将西门庆之名改为贾庆，而化验为夷。官哥和瓶儿的相继去世，是他一生中最为痛心的事，但他并未因此对人生心灰意冷，而是继续走纵欲敛财的老路，直至贪欲丧命。 西门庆的一生是至死没有觉悟的一生，在梦中浑浑噩噩寻欢作乐的一生，并未品尝到人生的痛苦与不幸。因而他的由色至空并未符合“苦、集、灭、道”的“四圣谛”。他所贪欲的财色反过来恰恰致他于死命，他的死是自作自受。因而他的由色至空反映的是乐极生悲、物极必反的一般规律。由于他的由色至空，人们不感到奇怪，也不会受到震惊，反而认定他的结局必然如此，甚至会产生某种快感。正如作者在全书开头所说：“单道世上人，营营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欲关头，打不破酒色财气圈子，到头来同归于尽，着甚要紧。” 与西门庆相比，贾宝玉的一生则是充满苦恼的一生，与佛教的“苦谛”几近一致。对贾宝玉说来，生老病死的自然之苦还在其次，而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五取蕴苦却无情地折磨着他，熬煎着他，使他深谙了人生的大不幸。宝玉生活在大观园的女儿群中，无论众姊妹也好，无论众丫鬟也好，他都以爱心体贴她们，爱护他们。他希望这种纯洁无瑕的世界能够永恒，因而他“喜聚不喜散”，“生怕一时散了添悲；那花只愿常开，生怕一时谢了没趣；只到筵散花谢，虽有万种悲伤，也就无可如何了。”他愈怕散，而散的现实却一步步向他逼来，当他听到黛玉《葬花吟》中“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时，他便预感到了散的痛苦和悲哀：“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住，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爱别离”给他带来的竟是这种对人生的深沉思考和无可排遣的苦恼。当着众姊妹、众丫鬟风流云散时，他也只好悬崖撒手，回归到虚无的大荒山中了。 宝玉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之中，物质财富的占有欲在他几乎等于零，但他仍有强烈的“求不得”之苦。宝玉最大的追求是个性的自由，他无视封建宗法的等级规定，力求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在大观园内，他从来不摆贾府第一公子的架子，“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地位最低贱的唱戏的女孩子顶撞他，他不仅不去难为她，反而自觉无趣，“讪讪的，红了脸”。他尊重丫鬟们的个性，维护她们的权利，希望她们能获得人身自由。然而，这一愿望根本无法实现。身患重病的晴雯被拖出怡红院，当着母亲的面，宝玉不敢说一句求情的话，只有在王夫人走后，他才倒在床上号啕大哭。在大观园外，他与情趣相投的秦钟、蒋玉菡、柳湘莲结为挚友，而不计较这些人的身份地位。但是，他的行动处处受到限制甚至于惩罚。因为与蒋玉菡平等交往，贾政恨之入骨，将他往死里痛打一顿。去看望袭人、去祭奠金钏儿，都要偷偷摸摸地瞒着众人。他希望与志同道合的林妹妹结为百年之好，但家长却为他安排了另外的婚配对象。他在政治上、经济上没有任何权力，不能按照自己的志趣去选择生活道路和生活方式。对这种个性的不自由他有着强烈的感受，他曾对柳湘莲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也不由我使。”宝玉的追求与残酷的现实尖锐对立，因而他的“求不得”之苦是无可排解的，当追求的一切都化为泡影时，他也只好遁入空门了。 宝玉想做的事不能自由自在地去做，他不想做的事却又被逼迫着去做；他愿意交往的人不允许他去交往，他不愿相见的人却被逼迫着去相见。这种“怨憎会”之苦也在无情地折磨着宝玉。贾政虽是他亲生的父亲，但却是他最不愿相见的人，只要一听说贾政叫他，“好似打了个焦雷，登时扫去兴头，脸上转了颜色”，“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路上遇见父亲，便像老鼠见了猫儿一般，“不觉的倒抽了一口气。”尽管他极不情愿与父亲相见，但在家长的绝对权威下，只要贾政一声命令，他就必须乖乖地赶去应命。以至于薛蟠也掌握了这一诀窍，假冒贾政之命去叫宝玉，宝玉果然慌不迭地跑了出来。他最讨厌读书应举之事，但慑于贾政的威逼，又不能不去应付，听到贾政要考他学业，“便如孙大圣听见了紧箍咒一般，登时四肢五内一齐皆不自在起来。”“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偶一读之，不过供一时之兴趣。”。他最憎恨贾雨村之流的国贼禄鬼，但出于贾政的命令，又不能不去相见，一面还抱怨道：“有老爷和他坐着就罢了，回回定要见我。”当史湘云劝他：“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他当即下了逐客令：“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话虽如此说，他还是不得不穿好衣服去见他并不想见的人。无论从血缘关系上讲，还是从封建伦理秩序讲，父子都是最为密切、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宝玉恰恰在这层关系上构成了“怨憎会”之苦，这实在是难以挣脱的一具桎梏。 与西门庆的至死不悟相反，宝玉具有极强的灵性与慧根，对人生的种种苦恼他十分敏感，“无故寻愁觅恨”的性格使他常常陷入深深的思索与反省之中。他“时常没有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和第三十六回“识分定情悟梨香院”，集中描写了宝玉的悟性。从小小的矛盾纠纷中，他悟到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从龄官拒绝他演唱“袅晴丝”，他悟到了“人生情缘，各有分定”，“从此后，只好各人得各人的眼泪罢了。”对于人生的结局，宝玉也不止一次地思索过，他曾多次向黛玉表白：“你死了，我做和尚去。”他与袭人谈论到死的问题时说：“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哪里去就去了。”当着黛玉真正死了之后，宝玉“不但厌弃功名仕进，竟把那儿女情缘也看淡了好些”，看破了红尘，斩断了尘缘，终于完成了由色悟空的转变。 显然，宝玉的由色至空既非乐极生悲，也非物极必反，而是在无可奈何下的一种精神解脱。他的由色至空不能仅仅归因于他个人，而是冷酷无情的现实人生对个性压抑摧残的结果。对于宝玉的由色悟空，人们会受到强烈的震动，并因此对人生会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去认识和把握人生的真谤，去探索解除种种人生苦恼的方法。 若从“色”的实质内涵和“空”的结局程度来看，《红楼梦》与《金瓶梅》有着更为明显的不同。《金瓶梅》可以说独罪财色的檄文，《红楼梦》则是美好情感遭到毁灭的哀歌；《金瓶梅》以轮回转世预告着下一个色空过程，《红楼梦》则以涅槃圆寂宣告了身心俱灭的彻底死亡。 《金瓶梅》色空观念的“色”，作者在开卷伊始就反复作了交待：“这酒色财气四件中，惟有‘财色’二者更为利害。”“说便如此说，这‘财色’二字，从来只没有看得破的，若有那看得破的，便见得堆金积玉，是棺材内带不去的瓦砾泥沙；贯朽粟红，是皮囊内装不尽的臭污粪土。……只有那《金刚经》上两句说得好，他说道：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金瓶梅》全书也正是以此为立意主旨。财色当着人生在世时，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结果时，一件也用不着。“倒不如削去六根清净，披上一领袈裟，参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灭机关，直超无上乘，不落是非窠，倒得个清闲自在，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这就是财色皆空的道理。对于这种财色无法伴人常存，“一旦无常万事休”的色空观念，人们是容易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问题在于人们明知如此，却又难以抵制其诱惑，直到生命结束也未能觉悟，西门庆便是一例。《金瓶梅》的作者就是要以西门庆为法，警醒世人，毋蹈复辙。 《金瓶梅》在将财色视为罪恶渊薮的同时，也否定了男女之情有纯洁与美好的一面。在《金瓶梅》作者看来，情与淫没有什么区别，因而书中大量充斥的是对淫的裸露，而极少有对情的赞美。李瓶儿是西门庆的宠妾，她的死使西门庆几乎寝食俱废直到入葬之后。还“不忍遽舍，晚夕还来李瓶儿房中，要伴灵宿歇”。白日间供养茶饭，“他便对面和她同吃。举起筋儿来：‘你请些饭吃！’行如在之礼。丫鬟养娘都忍不住掩泪而哭。”这似乎是肯定西门庆与李瓶儿的真情了。然而就在这同时，当李瓶儿病重之际，西门庆仍与王六儿、潘金莲肆意淫乐(61回《西门庆乘醉烧阴户，李瓶儿带病宴重阳》)。在李瓶儿灵床前，西门庆又与奶妈如意儿勾搭成奸(65回《愿同穴一时丧礼盛，守孤灵半夜口脂香》)。作者似乎唯恐人们被西门庆的情感所动心，及时地将其淫欲的丑行凸现出来，实际上是在向人们宣告，西门庆只有淫欲，并没有多少真情；或者说他仅有的那点真情，也几乎全被淫欲吞噬了。 《红楼梦》色空观念的“色”与《金瓶梅》迥然有异，也是在全书的开头，作者就声明这部书是“大旨谈情”。在色与空之间，作者特意入了一个“情”字，所谓“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 “情”成为全书描写的主体。与西门庆的“淫”相对，贾宝玉是一个真正的“情种”。他对林黛玉的痴情，对众姊妹、众丫鬟的至情，乃至于对世间万物的“情不情”，是那么执着纯洁无私。难怪脂砚斋评语称其为“欲演出真情种”(戚序本第57回批语)、“情痴之至文”(庚辰本第l7、18回批语)。作者对情与淫的界限把握得非常准确严格，对于情给予了由衷的赞美，对于淫则给予无情的讥讽嘲弄。因而脂砚斋不无感慨地批道：余叹世人不识情字，常把淫字当作情字，殊不知淫里无情，情里无淫，淫必伤情，情必戒淫，情断处淫生，淫断处情生。二姐项下一横是绝情，乃是正情；湘莲万根皆消是无情，乃是至情。生为情人，死为情鬼，故结句曰“来自情天，去到情地”，岂非一篇情文字?再看他书，则全是淫，不是情了。(戚序本第66回总评) 然而《红楼梦》的动人之处、深刻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热情讴歌了至情、真情、痴情；如果如此，它也不过是第二部《牡丹亭》罢了。它的最伟大处乃在于宣告了真情的毁灭，也就是脂砚斋指出的，“作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甲戌本第8回批语)。作者由情悟空，悲掉的是自己美好理想的毁灭。“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太虚幻境中的这幅对联道出了作者的内心情感。肯定真情、追求至情，却又不能不承认它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无法实现，于是就使《红楼梦》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美好情感毁灭的原因，不仅仅是封建礼教、封建专制摧残的结果。假若仅有外来的压力，最起码宝玉是不会屈服的。他在遭到一番痛打后，仍表示“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便是明证。最让宝玉感到痛心的是，他所尊重、体贴、同情的姊妹、丫鬟们对他也不理解。第二十二回中，宝玉出于好意调解湘云与黛玉之间的纠葛，谁知却遭到了两人的抢白。于是他“细想自己原为她二人，怕生隙恼，方在中调和，不相并未调和成功，反已落了两处的贬谤。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上，有‘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汛若不系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盗’等语。因此越想无趣。”宝玉尊重女性的泛爱意识的确出于真情，却又很难让人接受和理解。再如第五十七回，宝玉看紫鹃穿得少，“便伸手向她身上抹了抹”，结果却招致了紫鹃的一顿指责：“从此咱们只可说话，别动手动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宝玉见了这般景况，心中忽浇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发了一回呆”，“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直呆了五六顿饭工夫，千思万想，总不知如何是可。”自己的真情竟然不能被视为知音的人所理解，还有比这更令人感到悲哀的吗?宝玉因而心灰意冷、打破情关、由情悟空，也就势在必然了。 不仅财色利禄诸色归“空”，甚至于美好的情感也同归于“空”，遂使《红楼梦》色空之“空”，无论从程度上还是从形式上都远远超过了《金瓶梅》。《金瓶梅》的“空”以普静法师幻度孝哥儿为结局。孝哥儿乃西门庆托生，孝哥儿遁入空门便可使西门庆得到超生，其他人物也一一蒙普静法师荐拔而得以重新为人。因此，《金瓶梅》是以善恶报应，轮回转世作为“空”的形式，这一色空过程的结束预示着下一色空过程的开始，周而复始，永无已时。《红楼梦》则不然，尽管曹雪芹没有完成全书，但从前面的叙述描写中，已不难见出它的“空”乃是“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宝玉属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一类。这里没有善恶报应，也没有轮回转世。宝玉的遁入空门是对烦恼、欲望、生死统统断灭的涅槃，他的肉体生命虽然仍存，但他的烦恼欲望已彻底死亡。他领略了红尘中的荣华富贵，也尝尽了“美中不足，好事多魔”的滋味，最终不过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这种人生的大彻大悟使《红搂梦》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贾宝玉也成为一位最具个性的悲剧角色。 四 《红楼梦》与《金瓶梅》的色空观念之所以有以上不同，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创作心态密切相关。《金瓶梅》的作者生活于十六世纪，在封建社会母体中正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西门庆便是这一特定时代的带有畸型特征的人物形象。他身上虽然体现着某些新的因素，但又浸润着旧的文化传统。他认识到了金钱的威力，却不知如何去使用；他无视封建专制对人性的限制压抑，却使个人的欲望无限膨胀，最终只能被财色二字所淹没。《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活于十八世纪，所谓的康乾盛世只不过是封建社会回光返照的末世繁华。封建专制对新生的文化因素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打击和压制，贾宝玉便是这一特定时代的具有叛逆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他同封建专制、封建礼教进行了悲壮的斗争，但由于自身力量的不足和对方力量的强大，最终只能归于失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金瓶梅》、《红楼梦》的色空观念都带有各自的时代特征。 《金瓶梅》是第一部由作家独立完成的长篇小说，它与由话本演变而来的、累积型的长篇小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作者的创作心态还带有说书人痕迹，即作者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向读者讲述故事并寄寓劝惩之意，这就决定了《金瓶梅》的色空观念难以摆脱“善恶有报”、“轮回转世”的框架。《红楼梦》则不同，作者绝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过来人”，它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他血泪的体验。“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是以一种如痴如狂的态度投入到创作之中的，所谓“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夸大之词。脂砚斋的许多批语都反复指出了这一点：“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庚辰本17、18回眉批，)“非经历过，此二句则云纸上谈兵。过来人那得不哭”(甲戌本5回夹批)，“试思非亲历其境者，如何摹写得如此”(庚辰本76回批语)等等。我们虽不能赞同“自传说”，但曹雪芹的确在创作过程中更多地融入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则大致是不错的。正因如此，他才能将情看得那样重，又写得那样悲，完成了这样一部情的悲剧。如果说《金瓶梅》的色空观念具有世俗化和粗浅的特征，那么，《红楼梦》的色空观念则是对现实人生的一种思维方式，并带有深沉的哲理意味。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8年2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8年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