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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封建闺范 物质文化是文化的最表层次，典制礼俗等制度文化则深入一层，而更深层次的文化是人们的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价值系统等观念形态。 英国应用语言学家科德说：“同一社团的成员具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和伦理信仰，在颇大程度上，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划分客观对象的类别以及赋予这种分类以意义。各个社团有其共同的历史，对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具有共同的观点，并有共同的价值观念系统。他们对为人处世、衣着、饮食、婚嫁、宗教礼拜、教育幼辈等等，都有一致的是非标准。这一切构成他们的文化。”［1］表达思想最重要的方式是语言。在任何社会中，人们的言语势必打上该社会观念文化的烙印；同时，同一社团的人们在观念形态上的个性差异也势必通过各自的言语得以反映。 对《红楼梦》人物的言语，正应该通过了解该社会的文化背景、认识言语中积淀的文化涵义才有可能透彻理解，从而进一步理解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比如书中42回，写宝钗叫住黛玉，说：“颦儿，跟我来，有一句话问你。”至进了房，宝钗坐下，笑道：“你还不给我跪下?我要审你呢!”又冷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屋门的女孩儿!满嘴里说的是什么?”黛玉先是不解，直待宝钗说出“昨儿行酒令儿，你说的是什么?”黛玉才想起昨儿失于检点，那《牡丹亭》、《西厢记》说了两句，不觉羞得满脸飞红，不住地央告：“好姐姐!你别说给别人，我再不说了！”这段对话，若不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就不可能透彻理解；要看懂此处宝钗的言语态度和黛玉的言语反映，得先从当时社会的封建宗法制度与封建伦理原则说起。 《红楼梦》所处社会，“家国一体”；父系承传和父权统制的家庭是整个中国宗法社会的缩影，国家跟家庭实质上是同一格局：君主又称“君父”，是全国的严父，既在政治上掌握绝对权威，又承担“教化子民”的教育责任。而教化的工具则是符合父系家庭利益的伦理道德学说“三纲”，以及据此衍发的封建伦理美德“忠、孝、节、义”等。 “三纲”之一“夫为妻纲”是对女子的规范：女子在家、国中处于从属的地位；具体地说，“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因而，女子不需要有独立的见解与才能，“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的“本分”不是读书，而是诸如针线、纺绩等家务。“闺范”的另一重大内容是指女子对自己的婚姻大事应持有的态度。在宗法社会里，婚姻只是为了家庭血缘的延续，因此，婚姻的缔结是把家庭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所考虑的是对整个家族负责而不关心婚姻对象个人的情感好恶。婚事由父母作主、长辈包办，本人不能参与意见，更不能背着长辈自由恋爱。文学作品《牡丹亭》、《西厢记》正是因其写了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才被看成是“不正经”的“杂书”，才禁止年轻人、特别是女孩儿阅读。所以宝钗才这样“教导”黛玉：“……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连做诗写字等事，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才是好。……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偏又认得几个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了，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宝钗、黛玉等作为封建诗礼之家的“大家闺秀”、“千金小姐”，自然从小被严格教导须遵循封建伦理规范；这就可以理解：黛玉偷看《牡丹亭》、《西厢记》是“越礼”之举，被宝钗识破自然羞惭不安，又因为宝钗没有“说给别人”而由衷感激——自此事后，黛玉一改对宝钗的旧见，49回对宝玉说“谁知他竟真是个好人，我素日只当他藏奸”。 《红楼梦》中许多人物的言语都包涵有关封建闺范的文化意义。如第3回，黛玉初进贾府，与众姐妹见面，问起姐妹们读何书，贾母说：“读什么书，不过认几个字罢了!”明显流露对女孩儿读书不以为然的的态度；92回则是直接了当对巧姐儿说，“女孩儿家认得字也好，只是女工针黹倒是要紧的”。又如54回，荣府家宴，女先儿说书《凤求鸾》。贾母刚听了个头就打住她们，说“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连丫头们也不懂这些话。这几年我老了，他们姐儿们住的远，我偶然闷了，说几句听听，他们一来，就忙着止住了。”李婶娘、薛姨妈也忙说，“这正是大家子的规矩，连我们家也没有这些杂话叫孩子们听见”。这正是因为《凤求鸾》的故事也是说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还有97回，黛玉得知“金玉姻缘”而病倒，贾母看视后心中不悦，说“孩子们从小儿在一处儿玩，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该分别些，才是做女孩儿的本分，我才心里疼他。若是他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这个理我就不明白了!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就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贾母这些话的文化涵义完全符合她作为封建家长应有的认识。 由于自由恋爱被视为“非礼”，家庭中、包括奴仆若发生这类事便是“家丑”，关系到整个家庭的名声。所以，74回当傻丫头在大观园山石上捡了个“十锦春意香袋”传至当家主妇王夫人手中后，王夫人又哭又叹，说“把我气了个死!”还说“倘或丫头们拣着，你姐妹看见，这还了得!不然，有那小丫头们拣着出去，说是园内拣的，外人知道，这性命脸面要也不要?”由这个“严重事件”而引发了抄捡大观园、逐司棋、撵晴雯等一系列镇压行为。 女孩儿中薛宝钗是自觉奉守封建闺范的楷模。她甘居女子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时时处处用“闺范”对照并要求自己和姐妹们。除42回对黛玉的一番劝导外，37回对湘云也有类似的劝戒。她一面帮湘云出主意，商量开诗社、作东的事，一面却又说“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倒是把那于身心有益的书看几章却还是正经”。49回，香菱学诗，向住在宝钗处的湘云请教，宝钗却说，“我实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做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一个香菱没闹清，又添上你这个话口袋子，满口里说的是什么：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痴痴癫癫，那里还象两个女儿家呢?”对自己的婚姻，她更是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95回，薛母回家告诉宝钗贾府已经提亲，说“虽是你姨妈说了，我还没有应准，说等你哥哥回来再定。你愿意不愿意?”宝钗却正色说母亲：“妈妈这话说错了。女孩儿家的事情是父母作主的。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作主的，再不然，问哥哥，怎么问起我来?”薛母听了，“更爱惜他，说他虽是从小娇养惯的，却也生来的贞静”。宝钗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全都奉守封建闺范，保持“温柔敦厚”、“端庄典雅”的“淑女”形象，故而深得贾母等封建家长的赏识与欢心，最后终于获得荣府宝二奶奶的地位。 “行为乖僻”的林黛玉在遵守封建闺范方面便不及宝钗，比如偷看“杂书”(这还未被贾母等知道)、素多猜忌、好弄小性儿等。贾母就说黛玉“太是个心细”，“要赌灵怪儿，也和宝丫头不差什么；要赌宽厚待人里头，却不济他宝姐姐有耽待、有尽让了”。所以终于没有选自己的亲外孙女儿林黛玉、而选中了薛宝钗作为宝玉的配偶。但是，即便是林黛玉也不敢公然违背闺范。书中多处描写她的“言不由衷”可以看到封建文化对她强大的制约力量。比如，宝玉经常有意无意地对黛玉流露感情，而黛玉却装出受到冒犯的样子生气恼怒，形成多次“浪费性”的争吵。又如在57回，紫鹃一片真心地对黛玉说：“……拿主意要紧。姑娘是个明白人，没听见俗语说的‘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黛玉却说：“这丫头今日可疯了!怎么去了几日，忽然变了一个人?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林黛玉的言不由衷，不能仅仅看成是人物的病态性格所致，而应从社会文化对人物深刻的影响和巨大的压力上去理解：一方面是从小耳鬓厮磨、情投意合而产生的爱情，另一方面却是自幼所受的封建教育熏陶；一方面是人性对爱的自发追求，另一方面却是封建文化的强大势力。二者的鲜明对立才形成林黛玉言语行为的病态表现——主观愿望与言语表达的自相矛盾。 封建主子对丫环的评价与处置也是以封建闺范为依据的。宝玉的丫头晴雯被指责为“模样儿比别人标致……又长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象个西施样子，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抓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他就立起两只眼睛来骂人。妖妖调调，大不成个体统!”王夫人立即下结论“我一生最嫌这样的人”，“好好的宝玉，倘或叫这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下令将她带着病撵了出去，害她抱屈夭亡。小丫头四儿有几分水秀，只因说了一句玩话，跟宝玉“同日生日就是夫妻”，就被骂成是“没廉耻的货”，责令“领出去配人”。芳官原是“唱戏的女孩子”，被说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调唆宝玉，无所不为”，也一同被撵。相反，袭人实与宝玉有暧昧关系，王夫人却因为听了她说了一番“大道理”，什么“男女之分……不如防避”大加赞赏，夸她“知大体”，将她的月钱提到“姨娘”规格，说“凡事有赵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袭人的”，预定了袭人作为宝玉妾的身份。 十、人生态度 从《红楼梦》人物的言语，我们还看到当时社会对男性为人处世的要求与规范。 中国封建社会的男性，作为宗法家族的承传者，于家、于国都有第上一位重要的地位。国家大事只有男人应该关心、能够参与——天下大事，匹夫有责。男人的“正务”是读书上进、求取功名、忠君报国、辅国治民。读书是做官的敲门砖，因而，封建家长对儿孙的读书给予首位的重视，所读的书也圈定在直接与科举考试有关的范围内。书中第9回贾政就严厉交代仆人李贵，说：“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这正是因为，《四书》是封建儒学的集大成，精于此道才能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作文。81回，贾政对宝玉则说得更明白，“我还听见你天天在园子里和姐妹们玩玩笑笑，甚至和那些丫头混闹，把自己的正经事，总丢在脑袋后头。就是做得几句诗词，也并不怎么样，有什么稀罕处?比如应试选举，到底以文章为主。你这上头倒没有一点儿工夫。我可嘱咐你：自今日起，再不许做诗做对的了，单要习学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无长进，你也不用念书了，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 对家庭而言，男人有“读书成人”“立身扬名”“顶门壮户”的义务。所以，肯用功读书就是“有出息”，就是“孝”。荣府贾珠的遗孤贾兰小小年纪就老想着读书，因而众人夸奖。宝钗也以贾兰为楷模，劝导宝玉为了“接续祖宗遗绪”，为了长辈的期望，为了妻儿用心读书。说“你为闲情痴意遭塌自己，我们守着你，如何是个结果?”男人是宗族血缘的承传者，因而有以身作则、承上启下、教育子侄的责任，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宝玉不肯读书，贾政便自责“上辱先人，下生逆子”，管教宝玉，是为了他日后成人，能“光宗耀祖”。总之，“读书”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关系到“为忠为孝”的大事。 然而，身为封建大家族男性主子的贾宝玉却不理会社会加于他的“为忠为孝”、读书做官的责任：他厌恶《四书》之类的“正经书”，蔑视封建文入追求的“功名利禄”，把社会赞许的“读书上进”者骂成“禄蠹”，还把科举八股文说成是“拿它诓功名、混饭吃”的，又说“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甚至否定“三纲”中的第一纲，说“文死谏、武死战”只是“须眉浊物”的“胡闹”，“只顾他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国予何地?”这些言论直接向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体系发出挑战，当然势必招致封建势力的围攻，贾宝玉成了众矢之的，被指责为“孽根祸胎”、“混世魔王”、“行为偏僻性乖张”、“于国于家无望”。他跟其父贾政之间的强烈冲突正是源于人生态度上的截然对立。 围绕读书做官的“正务”，男人的社交活动也有一定规范，正如史湘云劝戒宝玉所说的“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事务，日后也有个正经朋友”。而贾宝玉却不愿意跟那些“禄蠹”们谈讲“酸论”，宁愿成日家在女子队里混日子，或者跟蒋玉函之类的“戏子”等人往来。这就招致封建势力的无情镇压：书中33回，贾政正是因为宝玉“流荡优伶，表赠私物”、调戏母婢、“荒疏学业”，对之痛加笞挞，甚至要拿绳子来“结果了他的狗命”，以绝将来“弑父弑君”之患。 对男人应具的处世态度，大观园诸钗有不同的言语表现，反映出她们各自的观点；而宝玉对她们的言论有不同的反应，形成与她们不同的情感关系。宝钗、湘云、探春等维护封建正统，自然否定宝玉离经叛道的言行，经常见机劝导他。而宝玉“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子，也学钩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原为引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正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了!”只有林黛玉从来没说过“这些混帐话”，自幼儿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所以宝玉深敬黛玉，跟黛玉意趣相投，而与宝钗等“生分”。 但也应看到，在强大的封建文化氛围下，“为忠为孝”等封建思想在贾宝玉头脑中的烙印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对抗只限于私下，而且是软弱的。56回，贾母就说“不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也因为他……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还周到，使人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他一点子。若一味没里没外，不给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在公开场合，贾宝玉的一些言论也是冠冕堂皇，完全符合封建规范的。如书中17回，宝玉随父亲等人逛大观园题对额。在潇湘馆处，宝玉建议题“有凤来仪”，理由是“这是第一处行幸之所，必须颂圣方可”；在花溆处，又否定某清客所题的“秦人旧舍”，说这“是避乱之意，如何使得?”都反映出“忠君”的正统思想。又如37回，宝玉的丫头秋纹说“我们宝二爷说声孝心一动，也孝敬到二十分：那日见园里桂花，折了两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来，说：‘这是自己园里才开的新鲜花儿，不敢自已先玩。’巴巴儿的把那对瓶拿下来，亲自灌水插好了，叫个人拿着，亲自送一瓶进老太太，又进一瓶给太太”。这里也可看到贾宝玉奉行“孝”德。 十一、尊卑等级 为维护社会的秩序、巩固统治，中国封建社会还确立了一系列与“三纲”匹配的伦理化等级关系：君为尊、臣为卑，官为尊、民为卑，主为尊、奴为卑，长为尊、幼为卑，男为尊、女为卑。森严的封建等级对我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起着重要作用，但同时，它带着精神虐杀的明显副作用，是封建压迫的一种形式。 《红楼梦》人物的言语饱含封建尊卑等级的文化电涵，其中以尊辞卑语最为明显。书中人物提及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皇帝都使用“圣”、“上”、“天”等一等尊辞，如：“上、今上皂上、主上、圣上、圣恩、圣君、圣心、天恩、万岁”等；提及后妃、王族则用二等尊辞，如“千岁、娘娘、郡驾、鸾驾、懿旨”等。臣对君、低级官员对高级官员、民对官，自称都使用卑辞，如：“臣、臣下、卑职、下官、在下、小人、小民、小的”等。书中l8回，贾政对身为贵妃的女儿说话就充斥着卑辞，什么“臣、草芥寒门、鸠群鸦属、政夫妇、伏愿、残年”等，提及女儿就用尊辞，如“风鸾之瑞、幸及、贵人”等。在家庭中，奴仆对主人使用尊辞、尊称，如荣府奴仆称贾母“老太太”、称贾政夫妇“老爷、太太”，奴仆自称则用“小的、奴才”等卑辞。幼辈对长辈一般随从仆人称呼以示尊敬，如贾政夫妇、贾琏夫妇、宝玉及姐妹们都称贾母“老太太”；自称一般用关系称谓，如贾政对贾母自称“儿子”。妻对夫一般都用从仆称，如王夫人称贾政“老爷”；而夫对妻却常常用“你”。人称代词“你”只是用于尊对卑的，所以55回，凤姐说平儿“这不是你又急了，满嘴里‘你’呀‘我’的起来了!”就是责备侍妾平儿忘了尊卑的“规矩”，竟用“你”称呼起主子王熙凤来。甚至对尊辈派来的人都应该“嘴里尊重”。比如袭人、晴雯是贾母拨给宝玉的丫头，宝玉须尊称她们“姐姐”才合规矩。书中63回，宝玉叫袭人名字让管事媳妇林家的听见了，后者立即劝导宝玉，说：“这些时，我听见二爷嘴里都换了字眼，赶着这几位大姑娘们竟叫起名字来。虽然在这屋里，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还该嘴里尊重些才是。若一时半刻偶然叫一声使得；若只管顺口叫起来，怕以后兄弟侄儿照样，就惹人笑话这家子的人眼里没有长辈了。” 另外，书中有许多同义词群，基本词义相同，区别正在于使用人的尊卑等级不同。如“向人陈述其事”，卑对尊用“禀、奏、禀知、启、回”等，而尊对卑则用“告谕、谕”等：皇帝对臣下专用“降旨”。《红楼梦》第95回，贾政对王夫人说：“你快去禀知老太太，即刻进宫!……因娘娘忽得暴病，现在太监在外立等。他说：‘太医院已经奏明痰厥，不能医治。”’这段话中“禀知”用于王夫人对贾母，“奏明”用于太医对皇帝，都是卑对尊；后者更是特指臣下对皇帝“陈述某事”。又如“请安、问安、问好”都是“向对方问候”的意思，而前二词用于卑对尊。29回张道士对贾母说“一向没到府里请安”，53回贾府属下的乌庄头的禀帖上写“门下庄头乌进孝叩请爷奶奶万福金安。”都用的是卑对尊的等级词语。而第6回，王熙凤对刘老老说“到家该问好的都问个好儿罢”，虽也是客气话，但带有“随便”的色彩，用于尊对卑或平辈之间。 对于“尊卑有别”这一封建规矩，书中人物的认识与执行是有差距的，这在他们的言语中有所反映。比如贾宝玉就是个“不能安分守理”之人，“一味的随心所欲”，私下里常常不守规矩。除上文举到的随便呼袭人的名字外，在第9回，他因喜欢秦钟，就对秦钟说：“以后不必论叔侄，只论弟兄朋友就是了”；秦钟不敢，宝玉执意不从，只叫他“兄弟”或丧字“鲸卿”，秦钟也只得混着乱叫起来。按辈分，宝玉、秦钟有长幼之分，混着乱叫是不合规矩的。对于“男尊女卑”，宝玉更是反其道而行之。他说“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又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尤其是对家中的青年女奴，他更是充满着同情，睛雯被撵抱屈死后，他特地作了诔文祭她：自称“浊玉”，却赋予晴雯“金玉不足喻其贵”等美辞。这些言语看出贾宝玉对封建等级意识的逆反，是一种民主思想的萌芽。 荣府三小姐探春正相反，她严格奉守封建的“尊卑”规矩。55回，赵姨娘对探春称赵国基“你舅舅”，把探春气得哭起来，反问道：“谁是我舅舅?……每日环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学?”这是因为：赵姨娘虽是探春生母，但她是庶妻，和其兄弟都是奴才，探春却是主子；“主为尊、奴为卑”，探春故而直呼其名，不承认他是“舅舅”。在60回，探春劝戒赵姨娘的一番话看出她对小丫头“卑下”地位的认识，她说“那些小丫头子们原是玩意儿”、“如同猫儿狗儿”，说赵姨娘亲自责打她们是“自不尊重，大呼小喝，也失了体统”。 女奴中，袭人是忠实奉守等级规矩的楷模。67回，大观园管理果园的祝妈请袭人尝个果子，袭人却正色道：“这那里使得?……上头还没有供鲜，咱们倒先吃了。你是府里使老了的，难道连这个规矩倒不懂了?”可见，“主为尊、奴为卑”的观念已深入到她的骨子里；即便在私下，即便祝妈出于好意，她也不肯违反“规矩”。30回，为开门迟了，宝玉踢了她一脚，她却奴气十足地忍痛笑道，“我是个起头儿的人，也不论事大事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该从我起”。77回，晴雯被撵，杀鸡警猴，王夫人严厉吩咐袭人等“你们小心!往后再有一点分外之事，我一概不饶!”袭人却为王夫人辩护，说“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轻狂些”。当宝玉将晴雯比作“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道有坏事，果然应在他身上”，袭人却说“真真的这话越发说上我的气来了!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心思，比出这些正经人来?还有一说，他总好，也越不过我的次序去。就是这海棠，也该先来比我，也还轮不到他”。120回，作者不无讽刺写了这个口口声声“次序”、“上下”的奴才因“不敢违拗太太”，最终不得已嫁给蒋玉函，没能成一个封建道德赞美的“节妇”。 十二、结束语 语言学家赵元任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从史前就有语言，有史以来就有代表语言的文字，所以能表达一个民族文化的信号系统，没有再比自己的语文更合适的方法了。”［2］诚然，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又是传承文化的载体；文化和语言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本文对《红楼梦》人物言语交际中丰富的文化内涵的分析，证实了语言与文化的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 (续完) 注释： ［1］S·皮特·科德[英]：《应用语言学导论》(中译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l983年l2月第l版，第52页。 ［2］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6月第l版，第l0页。 原载：《湖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 总第76期 原载：《湖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总第7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