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红学”，是指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学问。“红学”二词虽然出现较晚，但这门学问的产生却几与《红楼梦》的问世同步。早在当年曹雪芹创作、增删《红楼梦》的过程中，他的一批关系密切的亲友诸如脂砚斋、畸笏叟等人，便已开始了对《红楼梦》的评点。后来，随着程高木活字本的问世及《红楼梦》的广为流传，《红楼梦》评论者的队伍也迅速发展并壮大起来。仅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出现了评点、题咏、索隐及随笔式的批评等诸多流派，仅有材料可查的《红楼梦》评论者，就有二百多人。他们的观点和评论，虽然有些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有些也不乏艺术方面的真知灼见，但迂腐之论与牵强附会的索隐却是这些论著的主要特点。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一文，在对当时弥漫于社会的索隐派红学给予正面打击的同时，又把《红楼梦》的研究建立在弄清作者家世生平和《红楼梦》版本源流的科学基础之上，以翔实的史料，证明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从而使红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胡适的影响下，俞平伯、顾颉刚二人，也对《红楼梦》的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二人便以通信的方式，共同讨论、研究《红楼梦》，俞平伯在此基础上，写成了《红楼梦辨》一书。无论观点还是研究方法，该书都与《红楼梦考证》一脉相承，且更为完备和丰富。后来，人们就将胡适以前的“红学”称为“旧红学”，而将胡适、俞平伯、顾颉刚以后的“红学”称为“新红学”。又因“新红学派”主要以考证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红楼梦》的版本源流为主，因而人们又将“新红学派”称为“红学考证派”。 胡适是“新红学”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而他的《红楼梦考证》则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文，初稿完成于1921年3月27日，后经修改补充，于同年11月12日写出改定稿。在这篇洋洋两万余言的文章中，胡适首先针对红学领域绵延了一个半世纪的“旧红学”尤其是“索隐派红学”发起攻击，批评“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 在批评“旧红学”的基础上，胡适又根据清人书籍中有关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片断记载，得出了以下六条结论：一、《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二、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作诗，也能画，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三、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四、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五、《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成而曹雪芹死了；六、《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故贾府在长安都中，而甄府始终在江南) 作为“新红学派”的创始人，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无论对曹雪芹家世生平的研究，还是对《红楼梦》早期抄本的考证，都是从他开始的。他不仅论证了《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将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且还考证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的。胡适曾经发现并收藏了“甲戌本”，评价介绍了“庚辰本”，并用这些早期抄本中的材料，与“程高本”进行比较研究，创立了《红楼梦》研究中的版本学。他根据脂批等历史史料，论证了《红楼梦》是写曹家的事，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从而彻底动摇了索隐派红学的种种臆说，使《红楼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错误也是很多的。例如他说脂砚斋就是那位爱吃胭脂的贾宝玉，也就是曹雪芹自己；说甲戌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等等，显然不能成立。他说曹雪芹是曹頫的儿子，也缺乏确凿的论据。至于他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将贾府与曹家、贾宝玉与曹雪芹等同起来，则更违背了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也大大降低了《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当然，作为一个新学派的创始人，主要不是看他具体解决了多少问题，或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犯了多少错误，更重要的意义是：他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打开了局面并奠定了基础。 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发表，曾经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学术论争，这就是红学史上著名的“蔡、胡论战”。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批评红学索隐派尤其是蔡元培的索隐，“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猜“笨谜”，所使用的方法和结论“实在没有道理”。1922年1月，蔡元培为其《石头记索隐》第六版作序，副题是，《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对胡适的批评作出了相应的回答。他说：“近读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列拙著于‘附会的红学’之中，谓之‘走错了道路’；谓之‘大笨伯’、‘笨谜’；谓之‘很牵强的附会’。我实不敢承认。”蔡元培认为，自己的索隐用“品性相类者”、“轶事有征者”、“姓名相关者”三法推求小说中的人物，“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 在为自己的索隐进行辩解的同时，蔡元培又针对胡适的“自叙传说”作了反驳：“胡先生以贾政为员外郎，适与员外郎曹頫相应，谓贾政即影曹頫。然《石头记》第三十七回，有贾政任学差之说，第七十一回有贾政回京复命，因是学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頫固未闻曾放学差也。且使贾府果为曹家影子，而此书又为雪芹自写其家庭之状况，则措词当有分寸。今观第七回焦大之谩骂，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似太不留余地。”这反驳得相当有力，击中了“自叙传说”的要害。 1922年5月，胡适在《跋红楼梦考证》之第二部分《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中，具体回答了蔡元培的反批评：他说：“用‘品性、轶事、姓名’三项来推求《红楼梦》里的人物，就像用这个方法来推求《金瓶梅》里西门庆的一妻五妾影射何人，结果必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胡适还特别批评了蔡元培轻视关于“作者生平”考证的观点，认为作者的生平和时代是考证“著作之内容”的第一步下手工夫。他说：“要推倒‘附会的红学’，我们必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来《红楼梦》一书所以容易被人穿凿附会，正因为向来的人都忽视了‘作者之生平’一个大问题。” 蔡胡论战是一场学术论争。论战的双方虽然谁也没有说服谁，但自此而后，类似的红学索隐派著作虽仍有出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索隐派便渐趋衰微，胡适所开创的新红学派也以绝对压倒的优势取代了红学索隐派的红坛盟主地位。 俞平伯是紧接胡适之后出现的最著名的《红楼梦》研究家，也是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之后，引发了顾颉刚、俞平伯等人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这年暑假期间，二人便频繁通信讨论《红楼梦》。后来，俞平伯在二人通信的基础上，写成了《红楼梦辨》一书。这是红学史上的第一部考证派红学专著，竣稿于1922年夏初，正式出版于1923年4月。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书前有顾颉刚《序》及俞平伯《引论》。上卷五篇文章，专论高鹗的后四十回续书；中卷六篇，论曹雪芹与前八十回《红楼梦》；下卷六篇，分别考证其他续书及札记随笔。此书兼有评论和考证，研究的重心是《红楼梦》的内容和有关版本。因而有的红学家指出：俞平伯虽然深受胡适影响，但二人却又不尽相同。胡适所做的是历史考证，而俞平伯则偏重于文学考证。 俞平伯早年的红学基本观点是：《红楼梦》是作者感叹自己身世的，是曹雪芹的“自传”。基于这一基本观点，又派生出以下几种看法：《红楼梦》是为情场忏悔而作的；《红楼梦》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等等。此外，他还提出了“钗、黛合一论”，说林黛玉和薛宝钗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认为《红楼梦》“能保持悲剧的空气”，“功绩全归之于兰墅”，所以高鹗“虽不是雪芹的功臣，也还不至于是罪人”。 平心而论，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许多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但其中的一些观点，也不完全符合《红楼梦》的实际情况。后来，俞平伯对“自传说”这一带有根本性的红学观点作了修正，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不能离开小说的艺术形式对它进行研究。贾宝玉是书中的一个人物形象，大观园也是书中描写的一个园子。小说有虚构，因此，“不可能把小说中的人、事、物都一一落到实处。” “新红学派”的另一位创始人，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他虽然未曾写过专门的论著，但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却是很大的。1921年3月，当胡适刚刚写完《红楼梦考证》的初稿时，顾颉刚便以极大的热情，与胡适、俞平伯频繁通信讨论《红楼梦》，并收集到《上元江宁两县志》、《楝亭集》、《八旗氏族通谱》、《八旗通志》、《船山诗草》等，为胡适《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提供了大量的关键性史料。其后，在胡适与蔡元培围绕《红楼梦》而展开的大论战中，顾颉刚也一直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在继续为胡适提供史料的同时，还明确表示了自己的观点。胡适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中，就曾引用顾颉刚的两点意见批驳蔡元培：“一，别种小说的影射人物，只是换了他姓名，男还是男，女还是女，所做的职业还是本人的职业。何以一到《红楼梦》就会男变为女，官僚和文人都会变成宅眷?二，别种小说的影射事情，总是保存他们原来的关系。何以一到《红楼梦》，无关系的就会发生关系了？例如蔡先生考定宝玉为允礽，黛玉为朱竹垞，薛宝钗为高士奇，试问允礽和朱竹垞有何恋爱的关系?朱竹垞与高士奇有何吃醋的关系?”给予索隐派红学以致命的一击。 与此同时，顾颉刚还与俞平伯频繁通信，共同探讨《红楼梦》。后来，俞平伯将他们的通信成果写成《红楼梦辨》一书，于1923年正式出版。俞平伯在《红楼梦辨·引论》中说：“这书有一半材料，大半是从那些信稿中采来的。”顾颉刚在为《红楼梦辨》所作《序》中也说：“平伯这部书，大部分是根据于前年四月至八月我们的通信。”并且，在这篇《序》中，顾颉刚还明确竖起了“新红学”的旗帜：“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 “新红学派”的出现，在红学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它扫荡了旧红学的种种谬说，将《红楼梦》的研究，纳入了科学研究的正确轨道。从而开创了近代红学的新生面。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等人以及后来的考证派红学家们，大都以翔实的史料为据，有意识地考证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红楼梦》的版本以及脂评等等，为更好地研究《红楼梦》的文本，打下了坚实牢固的基础。当然，“新红学派”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们所提出的“自叙传说”、“自传说”等，便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但是，与其功绩相比而言，此等失误毕竟是很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遂至在“新红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一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实力也最雄厚的红学研究派别——红学考证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楼梦》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专学、一门显学，虽然取决于《红楼梦》本身那博大的思想内涵和高超的艺术魅力，但与“新红学”的产生及红学考证派的努力也是密不可分的。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3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