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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应台湾中央大学之邀，我曾参加“癸酉金秋两岸红学交流会”。今值哈尔滨师范大学主办“乙亥年海峡两岸红学研讨会”，我有幸又得躬逢其盛。为了以文会友，现将平时所知红学资讯，写成札记七则，以就教于两岸红友。 一、《红楼梦》书名出自唐诗“惊破红楼梦里心” 唐宋诗词中有不少“红楼”名句，如李商隐《春雨》诗：“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韦庄《长安春》诗：“长安春色本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菩萨蛮]词：“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史达祖[双双燕]词：“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瞑。”——其中含意，无非以“红楼”喻指豪门富家罢了。而曹雪芹把“红楼”与“梦”字相连，用作小说的书名，既是他的独创，也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关于这一点，清代乾隆四十九年(1784)梦觉主人在《红楼梦》“甲辰本”的序言里阐释说：“辞传闺秀而涉于幻者，故是书以‘梦’名也。夫梦曰‘红楼’，乃巨家大室儿女之情，事有真不真耳。”并指出“红楼富女，诗证香山”。于是，《红楼梦鉴赏辞典》和《红楼梦大辞典》都根据梦觉主人的提示，认为《红楼梦》书名源出自居易(号香山)的《秦中吟·议婚》诗：“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但我细阅白氏全诗，并未见及“红楼”与“梦”字连称。如果追溯语源，该当另有来历。 经探讨考索，真正连用“红楼梦”三字的，实出于晚唐诗人蔡京的《咏子规》诗。这是徐州师范学院已故的吴汝煜教授在《蔡京小传》中提出的(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出版《唐诗大辞典》472页)。蔡京(?－863)是山东郓州人，早年曾为僧徒，后还俗，唐文宗开成元年(836)登进士第，官至岭南西道节度使。吴汝煜为其作传说：“《咏子规》‘惊破红楼梦里心’，为著名小说《红楼梦》取为书名。”但吴氏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有作出诠释，也没有另写专文加以论述。我查了曹寅主持编刊的《全唐诗》卷472，见到《咏子规》原诗是一首七律： 千年冤魄化为禽，永逐悲风听远林。 愁血滴花春艳死，月明飘浪冷光沉。 凝成紫塞风前泪，惊破红楼梦里心。 肠断楚辞归不得，剑门迢递蜀江深。 子规就是杜鹃鸟，诗中着力刻划“杜鹃啼血”的凄凉意境：“永逐悲风”，“愁血滴花”，勾出了一幅声声血泪的画面。曹雪芹很可能是读了这首诗得到启发，在小说中描绘贵族大家庭的没落，有如《咏子规》诗中“春艳死”、“冷光沉”的局面，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正是红楼女儿悲剧命运的传神写照。而“凝成紫塞风前泪，惊破红楼梦里心”，也很符合林黛玉的形象特征和“字字看来皆是血”的创作内情。由此可见，曹雪芹最终取“红楼梦”为书名，不是出于白居易“红楼富女”之句，而是源出晚唐蔡京的《咏子规》诗。 二、号称“芹溪居士”的另一人 曹雪芹的名字别号，据其友人张宜泉《春柳堂诗稿·题芹溪居士》诗注说：“姓曹名霭，字梦阮，号芹溪居士。”但清代康熙初年传奇戏《天宝曲史》稿本的署名竟题为：“苏门啸侣填词，芹溪居士校订。”此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已予影印(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剧本共二卷28出，演述唐明皇与梅妃、杨妃的故事。卷首有康熙十年(1671)作者孙郁的自序，知其籍属魏博(河北大名)，自号雪崖主人，居室题为漱玉堂，因慕阮籍、孙登在苏门山仰天长啸之襟怀，乃别署“苏门啸侣”。考其生平事迹，却毫无记载。至于为他校订曲本的芹溪居士，更是讯息全无。如果以此与乾隆年间创作《红楼梦》的曹雪芹相比，则时代差距甚大，两不相涉。古来同名者颇多，如明末清初苏州戏曲家李玉亦曾别署“苏门啸侣”，孙郁与之重号。这康熙中的“芹溪居士”当然不是曹雪芹，而是另一文人。 三、曹寅与画家石涛的关系 曹雪芹从小生活在富有文学美术气氛的家庭里，这对他的文化素养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中曾勾勒曹家的美术环境，记其祖父曹寅于康熙三十八年春在京为博尔都所藏石涛《百美图》题写跋语，并指出“石涛久居扬州，疑与寅亦有交游”。但周氏未暇进一步探究，存疑待考。我如今读了张光福《中国美术史·四大高僧与金陵八家》和郑拙庐《石涛研究》等书，理出其交游历程如下： 石涛是封于桂林的明宗室靖江王的后裔，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姓朱，名若极，又名道济，字石涛，有大涤子和苦瓜和尚等十多个别号。他早年生活在桂林、全州、梧州一带，明亡后游历全国各地，成为“借古开今”的山水画大家，与弘仁、髡残、八大山人齐名，是“四僧”中成就最著者。清康熙十九年至二十六年，他寓居南京，在长干里一枝寺住持八年之久。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玄烨第一次南巡抵达江宁后，他曾在长干里接驾。二十八年春玄烨第二次南巡到扬州，他在平山堂接驾，得到皇上传见，作有七律纪事诗二首。当时辅国将军博尔都随驾至扬，得以与石涛结识并求画，这就是《百美图》的来历(见博尔都《百美图·小识》)。后来，石涛曾云游北京等地，晚年南归，从康熙三十一年(1692)秋开始，一直定居在扬州。这期间，曹寅正任江宁织造，并从康熙四十三年(1704)起兼理两淮盐政，所以与石涛有直接的交往。最明确的证据是：石涛在扬州画《对牛弹琴图》，曹寅是在画上题诗的第一人(原图现藏故宫博物院)，而卷末石涛自和诗中，有专题“和曹”的一首，足证他俩的关系是密切的。 四、曹家曲师朱音仙 《红楼梦》中描写的家庭戏班是有其生活基础的。早在康熙三十年前后，曹寅在苏州就自备家班，演出了自编的《北红拂记》；到南京继任江宁织造后，其家庭昆班的演艺活动更加兴盛。张大受《赠曹荔轩司农》诗云：“有时自傅粉，拍袒舞纵横。”可见曹寅曾粉墨登场，亲自参与演出。康熙四十三年(1704)暮春，曹寅让家班大演《长生殿》，邀约剧作者洪昇和南北名士共同观摩，凡三昼夜始毕。他又连续创作了《续琵琶》、《虎口余生》和《太平乐事》等剧本，自编自导。据《太平乐事》第九出批语说：“宾白半出曲师王景文。”可知曹家不仅蓄养优伶，而且还聘请曲师进行教习。有案可查的除王景文外，又有名家朱音仙。 曹寅《楝亭词钞》[念奴娇]序云：“题赠曲师朱音仙，朱老乃前朝阮司马进御梨园。”经查考，朱音仙早年是阮大铖家班的昆曲名伶，曾被推举进宫，为南明弘光皇帝供奉演剧。据顾启《冒襄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探考，朱音仙在明亡后流落到如皋，被聘为冒辟疆家班的教师。盖因崇祯十五年(1642)中秋日，冒辟疆带了董小宛曾在秦淮河亭看过阮氏家班演出《燕子笺》，他一方面痛恨阮大铖之为人，一方面赞赏阮家艺人的演技，与伶工曲师有交往。所以明亡后冒家收留朱音仙是可以理解的。清康熙十八年(1679)秋，内阁学士韩菼到如皋水绘园访冒，辟疆命家班演出李玉的《清忠谱》传奇，在场的余仪曾写了长诗《往昔行》记其事，冒襄在诗后有跋语说：“怀宁(指阮大铖)坠马死于仙霞岭已三十年矣，伊昔伶人复为吾家主讴。”(见《同人集》卷九)可见阮氏家中包括朱音仙在内的一批伶工都投奔冒家了。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二月初五日，冒襄以八十三岁的高龄病逝，韩菼《挽如皋冒征君巢民》六章之五云：“善才不死轻投迹，贺老犹存久擅场。”自注说：“贺老，谓朱音仙。”这明确地点出了朱音仙在冒家的史实。韩菼是苏州人，与曹寅深有交谊，曾为《楝亭图》题跋。从韩诗中可以证明，朱音仙从如皋回到南京受聘为曹家的曲师，当在康熙三十二年冒襄逝世以后。这时候，朱音仙年事已高，所以曹寅[念奴娇]词称之为“白头朱老”，又说他“当场搬演，汤家残梦偏好。”可知朱音仙擅长演唱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牡丹亭》是他的拿手戏。 五、以红楼人物比拟京中名伶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由于《红楼梦》小说的风行，北京戏曲界便以书中人物来评比剧坛名伶。当时有广东梅县人杨懋建，字掌生，别号蕊珠旧史，于道光十一年进京，官国子监“学正”(相当于府学教授)，性喜昆曲，遍交徽班、昆班中的各色艺人，于道光十七年(1837)写成《长安看花记》，叙述嘉、道间成名的男伶事迹。其中记春台班旦角范秀兰，擅演昆戏《瑶台》、《题曲》，“拟之《石头记》中人，大似蘅芜君(薛宝钗)，天香国色，艳冠群芳。”又记三庆班旦角潘玉香，擅演《掬月》、《藏舟》诸剧，迥翔旋折，飘飘欲仙，“目为槛外人妙玉，可谓神情毕肖。”三庆班另一位旦角陈玉琴，“拟之《石头记》中人，极似宝琴。”又记四喜班旦角钱双寿，“论者拟之以邢岫烟，神情态度，幽闲典雅，庶乎近焉。”又记嵩祝班旦角翠霞，竟以金陵十二钗中的秦可卿相比。这些名伶除了演出《牡丹亭》、《玉簪记》等传统剧目外，并能排演新编的红楼戏。常演的是荆石山民《红楼梦散套》中的《黛玉葬花》和《宝玉乞梅》二折。擅场的演员是翠霞的师父吴桐仙和钱双寿(字眉仙)，书中记载： 眉仙尝演《红楼梦·葬花》，为潇湘妃子，珠笠云肩，荷花锄，亭亭而出，曼声应节，幽咽缠绵。至“这些时拾翠精神都变做了伤春症候”句，如听春鹃，如闻秋猿，不数一声“河满”矣。余目之日幽艳。尝论红豆村樵《红楼梦传奇》盛传于世，而余独心折荆石山民所撰《红楼梦散套》为当行作者。(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清代燕都梨园史料·长安看花记》第311页) 足见当时演出昆曲红楼戏采用的是二种改编本：一是江苏泰县人红豆村樵仲振奎编的传奇剧《红楼梦》，计32出，嘉庆四年(1799)绿云红雨山房刊行；二是江苏太仓人荆石山民吴镐编的杂剧本《红楼梦散套》，计16折，嘉庆二十年(1815)蟾波阁刊行。 六、又发见四种曹楝亭藏书 曹寅的藏书十分丰富，曾亲自编集《楝亭书目》四卷(有《辽海丛书》本)，凡三千二百八十七种，曹家败落后，先归寅之外甥昌龄，乾嘉以后，逐渐流散于南北各地。《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于康熙四十八年条下著录了楝亭所藏余怀稿本《玉琴斋词》，此书流入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光绪三十三年(1907)售予江南图书馆，今藏南京图书馆古籍部。 又，雷梦水《琉璃厂掌故拾零》(《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第3期)记载北京书肆曾收得楝亭藏书多种，如南宋楼钥《攻媿先生文集》102卷，系宋刻本，今归北京大学图书馆。还有南宋陈仁子《牧莱脞语》20卷，《二稿》8卷，系影元钞本，钤有曹楝亭印记，原为山东临清县徐梧生收藏，1927年流入京中琉璃厂，后为天津藏书家周叔弢购去。而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著录北宋朱长文《吴郡乐圃朱先生余稿》10卷，附编1卷，亦标明为楝亭藏书。 1996年1月5日，我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训诂学方面的古籍，又发见楝亭藏书四种，都钤有曹氏印记。当即与《楝亭书目》比勘，均见载于《楝亭书目·经部经类附》的条目中，现列举如下： 《释名》，汉沛国刘熙序撰，八卷四册。 《尔雅翼》，宋新安罗愿著，三十二卷十四册。 《广雅》，魏张楫撰，隋曹宪音解，十卷二册。 《埤雅》，宋陆佃撰，二十卷十册。 以上均为明嘉靖中新安毕氏刊本。按：新安毕效钦辑刊的《五雅》，其中应有《尔雅》，但《楝亭书目》中著录的《尔雅》不是毕氏刊本。可知曹寅收藏的毕氏《五雅》原来就缺了第一种《尔雅》，所以书目中只开列了上述四种。而这四种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全数为金陵大学购得，今藏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这四雅分装四函，共三十册，我仔细察看了全书，见到每册首叶都钤有“楝亭曹氏藏书”和“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印”的篆体朱文印章，的的确确是曹家原物。 七、江宁县花塘村有关曹家的神话传说 在1983年南京市古都学会举行的一次学术活动中，江宁县文教局副局长刘绪德讲了曹雪芹家在花塘村的民间传说。由于内容十分离奇，我听了将信将疑。 花塘村在江宁县陆郎乡地区，位于南京市西南方百里之外的丘陵地带。我想到《香林寺庙产碑》记载曹家曾在江宁县秣陵关买了二百七十余亩香火田，而陆郎乡与秣陵乡靠近，是不是花塘村曾是曹家的田庄呢?我想去实地考察，但由于交通不便，因循未果。1995年5月中，南京大学中文系高国藩教授开设的《民间文学》课把这个项目列入了采风计划，由他带领14位三年级学生下乡作了调查。作为教学实习，他们在当地邀请老农们开了座谈会，并进行了走访察勘，回校后写出了采访报告。高金国同学写的《“大观园”遗址纪行》发表在6月30日的《南大报》上，高国藩教授写的《江宁陆郎乡<红楼梦>传说采风记》载于9月5日出版的《南京史志》第五期上。归纳起来，主要的情况有三个重点： 第一，据当地农民讲，从古时候流传下来的说法，花塘有四大家族，有曹家故居，而且是大观园的所在地。高国藩写的《采风记》说： 我们到陆郎乡的花塘，发现这里有一个小村叫曹上村，访问了一位名叫曹宏德的老人以及这个小村的村长，他们非常明确地说：他们的祖宗是曹雪芹，曹上村的曹氏家族正是曹雪芹家族的后裔。 这里的村长告诉我，花塘这一带也有过四大家族。《红楼梦》中的金陵四大家族是贾、王、史、薛，而他们这里的四大家族是曹、王、史、薛。他们认为所谓“贾”姓是假的，曹姓才是真的；曹氏家族被皇帝怪罪下来抄了家，家中人死的死，逃的逃，都在花塘附近安了家，因此这里也有了曹、王、史、薛。我不信。他说：“你不信归不信，我这里还有曹、王、史、薛四家村。”曹上村便是曹氏家族的村子，小王庄便是王氏家族的村子，史家庄现在改成了“新府”，薛家凹子便是薛氏家族的村子。这四个巧合的地名使我从迷惑中解脱出来，从不信转变到半信半疑。 在花塘行政村的小礼堂里，已经集中了这一带七八位老人，他们又说出了另外三个和《红楼梦》有关的也是巧合的地名来。他们说：“这里还有两个村子，一个叫观东村，一个叫观西村，这个‘观’正是大观园的观，观东村是大观园的东门，观西村是大观园的西门，这个花塘村，正是大观园的花’园，现在水塘还在。这就是花塘，花塘中长树的小岛，正是曹氏家族衰败前古亭的亭基。” 第二，据当地农民讲，曹雪芹的祖上名叫曹光志，败落的原因有一段神话传说。高金国写的采访报告《纪行》说： 各类传说以曹光志的故事为最多。曹光志是曹雪芹祖先中一位显赫一时的朝廷要臣，只是年代却难辨别了。花塘村的人们大致不去考究得那么细，只把这数不清的传说一个个碾碎、磨细，供给子孙或外人细细地品味。 曹氏家族有一天神奇地败落了。有一个“竹龙的传说”神话般地演绎了这段历史：曹光志在朝廷做“天官”，每天骑一条竹子化成的“龙”上朝。这条“竹龙”每夜吸食露水方有力气飞动。曹母发现竹龙后怕把它放在屋外会丢失，便把竹龙拿到了屋里。房间里当然不会有露水，竹龙无从饮食，第二天无力飞动，曹光志因此误了上朝。皇上大怒，下令将其满门抄斩，曹家由此败落。还有一个“黑狗的故事”，是说曹家宅顶上有一瓦制黑狗，可镇驱邪气，曹宅靠此方保平安；不想曹光志得罪了一位道士，道士遂施法将黑狗击碎，曹宅上空顿时祥云尽失，乌云笼罩。此景被朝廷派到紫金山上观天象的官员发现，认为此乃谋反之象，上奏天子，曹家遂遭大劫。 第三，传说曹雪芹在劫难中死里逃生。高金国的采访报告说： 相传在这次劫难中，一位小男孩和他的姑妈仓皇间从阴沟中爬出，逃得性命。曹宅外有曹家开凿的一条河，直通江宁县的一条大河，连接长江。姑侄俩乘船顺流而下，漂至长江，踏上了流落天涯之路。如今的老人们都说，那男孩便是曹雪芹。 我跟高国藩教授和高金国、刘重喜、许宪国、顾钱江等同学讨论了一次，大家认为这只能算作民间故事，而不能作为考据材料。不过，花塘故事的本身说明了曹雪芹《红楼梦》在民间的深远影响。虽无史料价值，但在民俗学上作为民俗风情来讲却是颇有意义的。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2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