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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对《红楼梦》进行评点是从脂砚斋开始的，在现存的十一种《红楼梦》早期抄本的过录本上，有九种抄本上带有脂评，已遗失的南京靖藏本也有大量早期批语。而由程伟元、高鹗整理刊刻的程甲本虽已删去全部早期批语，但仍有少量脂评“漏网”，不过这些批语都已混入正文。这表明，对《红楼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评点的形式出现的。不过，人们通常所说的红学评点派却不包括脂评。而是指在程高本刊刻之后，大量出现的各种《红楼梦》评点，这些评点者，红学史上称其为评点派。 评点是中国戏曲小说批评的主要形式，它的一般批评形式是：首有总评或读法，有回前批、回后批，有眉批、夹批、行间批、圈点等。《红楼梦》评点继承了李贽、金圣叹以来中国小说这一批评传统，在批评形式上与金圣叹完全相同。目前可以查得出来的除脂评本以外的最早带评点的本子，是嘉庆十六年(1811)东观阁重刊本《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它“有圈点、重点、重圈及行间评”。但从总体上看，嘉庆年间的《红楼梦》评点还比较简单，处于初级阶段。《红楼梦》评点派主要形成于道光年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道光十二年(1832)王希廉评点的双清仙馆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而光绪年间一再刊印的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合评本，更是有着广泛的影响，他们因此而被人们称之为《红楼梦》三大评点家。除此之外，蒙古族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回批》、桐花凤阁主人陈其泰的《红楼梦》评点，以及黄小田、洪秋蕃等等，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红学评点派中，多数评点家都是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当作小说来读，这是他们与红学索隐派的根本区别所在。他们运用中国的古典文学理论，充分肯定小说的地位，对《红楼梦》的主旨、艺术、结构、笔法、语言、人物、细节等进行了多方面的评价分析，他们尤其注重艺术和人物的分析，而他们读书之细，评点内容之宽泛，都能给人们以很大的启迪。 护花主人王希廉是清代最有影响的评点家之一，在他的评点中，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人物、结构等都有很多精彩的见解。比如《红楼梦》是一部什么书，写的什么事，这似乎是每一个《红楼梦》的读者、研究者都首先碰到的问题，王希廉也不例外。他认为：“《红楼梦》专叙宁、荣二府盛衰情事。”但他在总评中又说：“《红楼梦》虽是说贾府盛衰情事，其实专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作。”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主题与主线的问题，尽管王希廉不可能有主题、主线这样的概念和说法。王希廉还提出《红楼梦》第五回“是一部书之大纲领”，他是从小说结构的角度，强调了第五回在全书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很有道理的。王希廉在评点中对《红楼梦》的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极为惊叹，他说：“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对联扁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可谓包括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王希廉不仅看到了《红楼梦》的博大，而且概括的十分精当。王希廉还是一位最早对《红楼梦》的艺术结构做出系统分析的评点家。他认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分作二十段看，方知结构层次。”而实际上，王希廉是将《红楼梦》分作二十一大段，他显然是以“盛衰”为分段的理论依据，如认为元妃省亲是荣府正盛之时，第五十三回至五十六回为十一段，叙宁荣二府祭祠家宴，是极盛之时，而第七十回至七十八回为十四段，叙大观园风波叠起，是宁荣二府将衰之兆等，有些分段是相当有道理的。但从总体看，他的结构分析比较简单肤浅，有的则比较勉强，有的则划分的毫无道理，他没有能够看到《红楼梦》织锦式的艺术结构特点。但王希廉毕竟是第一个对《红楼梦》结构进行认真探讨的评点家，他的贡献和成绩是不能抹煞的。 另一位同样很有名气的清代评点家太平闲人张新之，他的《红楼梦》评点则与多数评点家有很大的不同，在张新之看来，《红楼梦》不是一般的小说，而是一部宣扬四书五经的性理之书，满篇无非是《易》道，如他说：“《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记》《乐记》融会其中。”又说：“《周易》《学》《庸》是正传，《石头记》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这几段话说的再清楚不过了，这个基本观点贯穿张新之全部评点之中。鲁迅先生所批评的“经学家看见《易》”，大约指的就是太平闲人张新之这类人了。当然，张新之的评点也并非一无可取，如果撇开他那些有关性理之书的枯燥说教和玄奥的占卦术，他对《红楼梦》艺术、人物的评点也有较精彩的见解。如他说：“今日小说，闲人止取其二：一《聊斋志异》，一《石头记》。《聊斋》以简见长，《石头》以烦见长；《聊斋》是散段，百学之或可肖其一；《石头》是整段，则无从学步，……此书自足千古。”这表明，张新之虽然基本观点不正确，但他于艺术分析并不外行。如他十分赞赏《红楼梦》的艺术结构，他曾形象地赞叹第四回，说：“此回文字，步步收缩，步步生发，平整中有突兀峰峦，乃大结构处，作者通身力量在此。如善打拳及人身即回，断不致命，而致命即在此拳。”类似这样的分析在张新之评点中并不很多。严格地说来，张新之的评点除批评形式与多数评点者相同以外，就其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来说，把他列入红学索隐派似乎更合适。 与王希廉、张新之并称红学三大评点家的姚燮，他的评点水平不很高，艺术上分析也比较少，他最有影响的成果是《读红楼梦纲领》，原名《红楼梦类索》，分为《人索》、《事索》、《余索》三部分。《人索》主要是统计《红楼梦》中男女共有多少人。《事索》则是编记年代，以及器物、艺术等，其中《方言谐谚》一项，从两个字到五十个字的都有，赵景深先生认为“可供语文学者、新文字研究者及民俗学者的参考，极为重要。”《余索》则包括了《丛说》、《纠疑》、《诸家撰述捷要》等，赵景深先生认为这最后一节是最重要的，可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之不足。 比起王希廉、张新之、姚燮，其他评点家如哈斯宝、黄小田、陈其泰等人的名气和影响则要小得多，但水平却不在所谓三大评点家之下，尤其比张新之、姚燮要高得多。比如耽墨子哈斯宝是蒙古族杰出的翻译家和早期文艺理论家，他不仅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将《红楼梦》翻译介绍给蒙古族人民，而且还写下了四万余字的批语。哈斯宝的译著和批语无论在《红楼梦》研究史上，还是在蒙古族文学发展史上，都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哈斯宝既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又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丑恶愤愤不满，认为是由于奸臣挡道，才把国家搞得不成样子，因而他过多地从政治方面去理解小说内容和小说人物，把复杂的人物形象简单化为忠与奸的斗争，这样他就不可能正确地把握《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对人物的评价分析也不免简单化和偏激。哈斯宝评点的主要价值在于他的艺术见解。他称赞《红楼梦》“文思之深有如大海之水，文章的微妙有如牛毛之细，络脉贯通，针线交织。”又说：“读此书，若探文章的神灵微妙，便愈读愈有味，愈是入神；若追求热闹骚噪，便愈读愈乏味，愈是生厌。”哈斯宝艺术鉴赏品味还是很高的。更为值得称道的是，哈斯宝并没有停留在一般的鉴赏和评论上，而是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创作理论，这在清代《红楼梦》评点中是出类拔萃的。比如他总结薛宝钗形象刻划的经验时，指出：“全书那许多人写起来都容易，唯独宝钗写起来最难，因而读此书，看那许多人的故事都容易，唯独看宝钗的故事最难。大体上，写那许多人都用直笔，好的真好，坏的真坏，只有宝钗，不是那样写的。乍看全好，再看就好坏参半，又再看好处不及坏处多，反复看去，全是坏，压根儿没有什么好。一再反复，看出她至坏，一无好处，这不容易。但我说，看出全好的宝钗全坏还算容易，把全坏的宝钗写得全好便最难。”说宝钗全坏这太偏激，但他正确地指出了宝钗这个形象的复杂性，认为人物刻划不能脸谱化，不能一眼就看出好坏，不能用直笔，这还是很有理论见解的。哈斯宝很喜欢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一些理论问题，比如他说写小说不能直来直去，应该像《红楼梦》那样“曲径通幽”，他说：“选中题目之后，并不全盘写出，必从远处绕来，曲曲折折，最后正好点在本题上，这就是文章的奇妙处。”哈斯宝类似这样见解很多，的确不同凡俗，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或许算不了什么了，但在哈斯宝那个时代，对小说创作来说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理论建树了。 在清代红学评点派中，黄小田、陈其泰的评点是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他们不仅都有很高的鉴赏能力，而且很有理论水平。黄小田称赞《红楼梦》作者是“小说圣手”，说“文章之妙，为自来小说所未有，故不得不批。”黄小田十分欣赏《红楼梦》中有关言情和两性关系的描写，认为这样的事不必细写，不可明写，不能太实太露，而要浑雅，认为“实写情事是笨伯也。”桐花凤阁主人陈其泰对《红楼梦》的评价更是高出同时代人，尤其他对《红楼梦》中写“情”以及宝黛之情、宝玉对众女儿之情的论述，都极为精彩。他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怒。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继《离骚》者，其惟《红楼梦》乎!”他指出：“吾不知作者有何感愤抑郁之苦心，乃有此悲痛淋漓之一书也。夫岂可以寻常儿女之情视之也哉。”他说：“宝玉于黛玉，两人心心相印，纯是天性，绝无人欲。”又说：“宝黛二人，志趣相合”“宝玉深于情者，而从不着意于警幻所训之事……若其于黛玉，则冰清玉洁，惟求心心相印而已。所以欲得为偶者，即紫鹃所谓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既得其人，必不忍相离耳。非慕色也，非好淫也。”他认为：“读《红楼梦》而存一男女之见以论宝玉，则触处皆错，不止不识得黛玉而已。”陈其泰将情与欲，真情与俗情做了明确的区别，宝黛之间，不是欲的吸引，而是志趣相合，心心相印，是建立在相互了解相互知心基础之生的神圣爱情，这个被当代红学家称之为一个新的原则，一个现代的恋爱原则，早在一百几十年前，就被清人陈其泰做了详尽的分析和大胆的肯定，这是多么了不起。陈其泰甚至还明确提出了“泛爱”的论点，认为：“宝玉之爱姐妹，是其天性……其意全不在夫妇床第之间，故不嫌于泛爱，与俗情自是不同。”可以说，陈其泰这些论点都是相当深刻的，在清代红学评点派中是无人可比的。 过去，许多学者对小说评点评价不高，比如胡适就批评金圣叹的《水浒》评点有许多八股习气。不可否认，在《红楼梦》评点中这类八股习气也是不少见的，陈腐的封建说教，牵强的笔法、章法，甚至还有俗不可耐的调侃等等，这些都可能破坏读者的阅读和审美情趣，但这决不是评点派的全貌。清代的《红楼梦》评点有那么大的影响，他们不仅扩大了《红楼梦》的流传和普及，也确实实有许多精彩的见解，可以帮助读者更深更细地领会作品的意蕴，这些方面的贡献是不能否认的。坦率地说，我们今天对红学评点派研究的很不够，如果我们能深入地研究一下清代红学评点派长处与短处，正确与错误，这对于总结二百年来的红学史，尤其是总结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必须重新评价红学评点派，我们应该全面地科学地评价评点派。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3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