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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春天——红学改革新论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顾雪松顾绍炯 参加讨论

    
    
 

    

    红学改革派又名红学邓小平理论派(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的《中国当代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大辞典》第321页),产生于贵州省红楼梦学会邓小平理论与红学研究组⑴。本组有的成员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探索红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经过曲折的探索与反复的试验,到90年代中期终于确认邓小平理论所派生的审美新思维是照耀红学新航程的灯塔。
    作为红学改革论者,其研究成果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明确《红楼梦》的主要线索、人物系统和主要矛盾
    (一)红学改革派立足于文本中对人物、情节与场面的总体艺术描写,明确“腐败使宁、荣两府全面衰落和有志青年探索改革道路力图起衰为兴”是全书的主线。文本一开始,就通过贾府的人事定位,表现作者总体的艺术构思。正如研究组组长⑵在本组成立会上说的:“贾赦、贾珍、凤姐、贾琏等腐败主子,各据山头,控制经济命脉、掌握用人大权。他们沆瀣一气,互相支持,对外勾结贪黩成性的官僚政客,对内拉拢彻底腐败的纨绔子弟,形成一帮强大的腐败势力,组成一个专横的统治机构。在他们统治下,家风日益败坏,道德日益沦丧,奢靡与日俱增,荒淫越演越甚,压榨日益加剧,命案不断发生;加以浪费日益严重,贪污日益泛滥,导致财源急遽枯竭。据其丧天害理、违法乱纪的罪行来看,抄家判刑决难幸免;即使不抄家判刑,因经济崩溃而一败涂地也是必然结局。”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形势下,贾府中的有识之士遵循“穷则变,变则通”的规律,探索改革现状的道路,以避免山穷水尽、一败涂地的悲惨下场,以争取柳暗花明,更加美好的崭新前程;从而形成文本的主要线索。
    (二)红学改革派根据文本的主要线索和整体艺术形象,明确了全书主要的人物系统。贾府主子可以分为两大集团,一是不满现状、探索改革道路的集团,二是安于现状、维护现成秩序的集团。
    第一集团多为具有初期民主主义思想的年轻主子,其中又分为两派势力。一为偏重在经济领域内探索改革道路的势力,以探春、宝钗、李纨为代表,她们反对贪污浪费,提倡清正廉洁,清除以权谋私。在代理家政之初就提出“兴利除弊”并以大观园作为“兴利”的试验基地,经过5年试验,取得重大成果,为衰败的家庭经济找到新生的道路,成为重振家业、争取更加兴旺的具体保证。二为偏重在政治领域内探索改革道路的势力,以宝玉、黛玉为代表。他们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维护人格尊严,坚持婚姻自主的基本人权;但他们不参加经济改革,忽视反对腐败,结果他俩的爱情在家庭衰败总趋势的制约下以悲剧告终,给后世留下动人心魄的悲剧美。
    第二集团多为有浓厚封建思想的理家主子,也可分为两种势力。一为封建正统势力,以贾政、王夫人为代表,他们在抄家前步贾母安富尊荣、专制保守思想的后尘,与第二类改革势力形成尖锐的矛盾并摧毁其改革理想,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但他们廉洁自守,与第一类改革势力有相通之处,在抄家后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决心改正的基础上,可望一同完成兴利除弊、恢复发展家庭经济的重大任务。第二为封建腐败势力,以贾赦、贾珍、凤姐、贾琏为代表。他们荒淫骄横、穷奢极侈、挥霍浪费、贪得无厌、敲诈勒索、迫害良民,他们是使贾府经济崩溃、政治垮台的罪魁,是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对象。他们为维护巧取豪夺的既得利益与荒淫奢侈的生活方式,与第一类经济改革势力形成明显的对立和尖锐的矛盾。
    上述四种势力所构成的两组矛盾,以经济改革势力与封建腐败势力所构成的矛盾为主要矛盾,处于支配地位;另一组为次要矛盾,处于从属地位。因为经济是基础,一旦经济崩溃,贾府成员连生存都是问题,如果经济繁荣,家中其它矛盾通过说理斗争,都可望得到解决。
    二、首先发现《红楼梦》的正剧美
    发现大观园中第一类改革势力所创造的正剧美是红学改革派的重大成就。《红楼梦》中第一类改革势力是正剧美的创造者,其中审美价值最高的典型形象是薛宝钗。宝钗是对腐败主子所造成的严重危机发现最早、认识最深、最先有所作为的贵族姑娘。她原本也淘气任性,奢侈华贵,自父亲去世之后,全家折了顶梁柱,眼见唯一继承人胞兄薛蟠骄奢淫逸,无法无天,知道有丧门破家沦为赤贫的一天,于是立意改造自己成为勤俭朴素稳重沉静类似寒门出身的姑娘,以备一旦家境清寒后能与母亲以针黹维持生计走出人生低谷。她自我改造的性格在金陵已经定型,进京后来到贾府,见腐败之风更为严重,更加强了自我改造的决心。她不着华装艳服,从不施朱敷粉;闺房陈设极简,不重珍馐美味;而且从事针黹女工,每夜常至三更方寝;严格以俭朴教育至亲,真诚团结除腐败分子以外的全部亲友,特别注意帮助具有初期民主主义思想的同龄姑娘;并且积极参加“兴利除弊”,与探春等一起发展生产,反对腐败;对生产的丰厚利润,支持探春不向凤姐、贾琏掌握的帐房交帐,除完成承包任务外,全部分给大观园劳动者,宝钗还公开对劳动仆妇说:“夺他们(指腐败理家者)之权,生你们之利”,充分表现出这位稳重姑娘在原则上的坚强斗争性。在她性格中凝聚着华夏民族某些传统美德与初期民主主义精神,饱和着同龄人罕有的丰富知识与多方面的才能;如果说在大观园初期,宝玉倡导个性解放,追求人格平等,强调思想自由,在贾府开风气之先,算得是初期民主主义思想群体的精神领袖的话,那末,在大观园后期,特别在贾府被抄以后,宝钗以她那改革经济、倡导勤俭的思想和她那能够安处困境、力撑危局、团结全家、走出低谷的素质,自然而然成为贾薛两家年轻一代的核心,也自然而然成为初期民主主义者新的精神领袖。
    在贾府中最早从无限繁华看出严重危机的是探春。她在壬子年代理家政之初就提出了“兴利除弊”的改革方案,其实质就是发展经济,清除腐败。她首先向严重腐败的理家主子进行坚决的斗争,猛烈抨击他们的腐败罪行无异于“自杀自灭”,必将带累全家“一败涂地”。对王熙凤一系列以权力谋私利的劣迹更是深刻揭露,尖锐批评,不给她留半点情面,成为凤姐在全府中“唯一怕她五分”的年轻姑娘。她还倡议将纯消费性的大观园改造为兼有观赏价值的生产基地,在管理上实行先进的承包制,并把产品推向市场,从代理家政到园门被封为止的短短5年中就取得卓越成就,其纯利润连“各房的月例”都包下来了⑶,这说明“兴利”的利润至少年达二、三千两⑷,在三里半的花园中创造出这样高的价值不能不承认是最成功的试验。她远嫁后,贾赦以闹妖怪而封闭大观园,使兴利事业受到挫折,但她为贾府走出困境指出了新的道路,为重兴家业作出了光辉榜样。
    李纨当绝大多数男主子在红灯绿酒中醉生梦死,女主子在花团锦簇中安富尊荣时,预见到这样的精神泥沼长不出翠柏青松,带着贾兰从华屋绣阁走向槿篱茅舍,在稻香村中过着儿子勤奋读书、母亲劳动纺织的清静生活,近十年如一日,终于将贾兰培养成超越锦衣玉食,追求嘉德懿行,超越书上教义,重视生活“历练”的新人⑸。等到家庭衰败,儿子已经成材,给贾府中兴带来希望,她完成了贾府当时所有母亲都没有完成的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她自己还积极协助探春兴利除弊,所提出的重视香料香草生产的合理建议,使兴利产值蒸蒸日上⑹。
    贾政在前期思想保守,作风专制,对初期民主主义者宝玉探索政治改革的言行理解错误而给以沉重打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但他在吏治腐败、贪黩泛滥的官场能够清廉自守、秉公办事,在腐败成风,人欲横流的贾府能以身作则、清正传家;当势单力薄家道衰败以后,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使他认清了原来宁荣两府理财主子和全族子弟的腐败本质,也检查到自己溺于安富尊荣思想、教育子侄不力的严重错误。根据抄家后情节发展的定势和甄士隐合乎发展规律的预言,他在认清错误的思想基础上,将重用有初期民主主义经济改革思想的年轻主子,重新执行卓有成效的“兴利除弊”方案,终于使贾府“家道复初”、“兰桂齐芳”⑺。
    宝钗、探春、李纨都是最先透过富贵荣华的五彩迷雾看出了严重的内部危机,抓住了主要矛盾从实际出发艰苦奋斗成绩卓著的初期民主主义者或思想接近初期民主主义者的封建正统女性,她们是贾府衰败后的希望之所在,是将来贾府能够沿着初期民主主义道路走向重新发展的重要保证,曹雪芹在文本第一回所写的“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裙钗”,指的就是她们。
    贾政最终依靠钗、纨、探(探春此时已随夫家迁回京师,有条件在归宁时襄理家务)等理家,标志了贾府已经步入全面进行经济改革的阶段,已经走向不但能恢复而且能够超越过去繁荣的新时期——这一切,构成了《红楼梦》中最光辉灿烂的正剧美。
    《红楼梦》“正剧美”蕴涵在文本之中,象最珍贵的黄金白玉埋藏在宝山里一样,两百多年一直无人勘探。如今“红学改革派”将它开采出来,让它璀璨的光华照耀人间,弥补了两个多世纪红学研究的空白,不能不说是红学研究中极可贵的最新成果,不能不说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大贡献。本研究组成员先后写了《悲剧中的正剧——论薛宝钗的忧患意识》⑻、《走在时代前列,开辟光辉道路——评大胆“兴利”、坚决“除弊”的贾探春》⑼,发表以后,均为国家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大型理论文集全文转载,并分别为《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所采用。
    三、全面理解《红楼梦》的悲剧美
    《红楼梦》中第二类改革势力是悲剧美的创造者,其中审美价值最高的典型人物是贾宝玉。但长时期中红学界对宝玉悲剧美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以致大大降低了这个典型形象的审美价值。
    宝玉是大观园前期具有初期民主主义思想群体的精神领袖。他痛恨国贼禄鬼,同情弱者下人,对纯洁善良受封建礼教压迫最深的女儿表现出最大的关切,对封建科举、教育、政治、伦理都作过激烈的批判,对个性解放、平等自由表现出积极的追求,他以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身基本权利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大观园中建立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包括与林黛玉坚贞美好的爱情,与众姐妹真诚深挚的亲情,与丫环们平等纯洁的友情,形成了大观园明媚的春天。但他那提倡个性解放、争取以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为主要内容的人权等言行,终于和封建正统势力构成了尖锐的矛盾,与探春、宝钗等提倡的“兴利除弊”即发展经济、反对腐败而与封建腐败势力所构成的尖锐矛盾相并存。在这两组矛盾中,很显然,探春等所抓的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作为大观园前期精神领袖的宝玉,理应参加探春等所倡导的“兴利除弊”并成为其中的领导,积极主动去团结封建正统势力,排除封建腐败势力,在探春等“兴利”事业已取得显著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大观园经验推广到全家,让探春等手种的商品经济的幼苗茁壮成长。以宝玉在家庭的身份和在亲长心目中的地位,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是一定能做到的。而且中国在明代中叶开始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到明末已初具规模,清兵入关后虽遭严重摧残,但到康乾时期已完全恢复并走向发展,宝玉如果能跟上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不但可以为家庭衰落的自然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还可以为贾府后代能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驱奠定基础。从他本人来说,宝玉如果与黛玉(据62回描写,她本来就有以下倾向)在使贾府的经济从停滞衰微转向发展兴旺,家风从腐败荒淫转为清正廉洁做出了贡献的话,他俩的人生价值必然会在全族人的心目中大大提高,他俩所建立起的坚贞爱情,所追求的人生理想,通过说理斗争,是很可能得到亲长的理解与赞同的。
    但由于这位初期民主主义者政治上不够成熟,存在着严重的偏激情绪、片面观点以及浓厚的纨绔儿的寄生习性,使他不仅认定一切入仕者都是“禄蠹”,而且认定一切理财者都是“俗物”,不但不支持探春等反对腐败、改革经济,反而劝她不要管这些“俗事”,“只管安富尊荣为是”,结果导致腐败主子权力稳固继续理家,改革势力分裂削弱两败俱伤。一方面探春等失去有力支援以致“兴利除弊”遭受挫折,另一方面宝、黛木石姻缘也彻底毁灭,一个香消玉殒,一个脱离红尘,演出了令千古伤心的爱情悲剧和人生悲剧。
    恩格斯说: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⑽,既然是“历史的必然要求”,那肯定是进步的,美好的,在适当时候能够成为现实的人类理想的体现。“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从客观上说,当然是指敌对势力的强大;从主观上说,应当是指追求者在进行中的“失误”所造成的理想的暂时破碎或个人的局部毁灭。研究出失误产生的原因让继起者得以避免,使理想终于实现,这应是悲剧美的重要体现。宝玉和探春的理想都是进步的、美好的,已经早为历史的发展所证实,宝玉作为贾府的重要成员,作为大观园前期的初期民主主义者的精神领袖,如果当时能够抓住家庭中清除腐败、发展经济的主要矛盾,集中所有力量,首先予以圆满解决,同时相应地、逐步地、认真地、彻底地解决次要矛盾,必然能够两全其美,不但可以避免催人泪下的不幸结局,还可以收到使贾府的家风日益文明进步,经济日益兴旺繁荣的最佳效果。这应当是《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名著提供给读者最珍贵的悲剧美。
    两百多年以来,论《红楼梦》悲剧美的文章积案盈箱,但皆从产生悲剧的客观原因立论,归咎于封建正统势力的压制,这当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具体到悲剧的主人公贾宝玉来说,其导致悲剧结局的主观因素是决不能忽视的,不然就将严重损害其悲剧的审美价值。本组成员写了《论贾宝玉典型性格的悲剧美》⑾。在论述宝玉悲剧的构成时,既分析其客观因素,也分析其主观因素,在分析其主观因素中,既高度肯定其人生理想的进步性质,也深刻指出其在追求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没能根据贾府的基本形势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忽视发展经济,反对腐败的首要环节,致使腐败主子长期掌权,家族经济全面崩溃,在此险恶形势的制约下,大观园之春化为寒烟,木石联姻成为泡影,就成为难以避免的悲剧结局了。文章问世后,2001年被由人民日报理论部领导卢继传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理论文集《中国当代论文选》全文转载,成为全国范围内入选该文集唯一的一篇红学论文。
    另外,本组顾问写的《论贾宝玉形象的典型意义》⑿,本组组员写的《从林黛玉的诗看她的性格》⒀、《林黛玉和崔莺莺——论爱情的悲剧美和正剧美》、《“彩云易散“之谜——晴雯的悲剧美探微》⒁,这些论文在承认主、客观因素共同形成悲剧的前提下,有的着重从客观因素立论,有的着重从主观因素立论,共同开展了红学改革派对《红楼梦》悲剧美的全面论述。
    四、明确贾府中被历史淘汰的对象——封建腐败势力
    由于贾府中以贾赦、贾珍、凤姐、贾琏为代表的腐败主子,各自具有虚伪、贪婪、荒淫、奢靡、专横、冷酷,甚至狠毒、残忍等恶德,以致在理家期中,丧伦败德、违法乱纪之事层出不穷,造成宁府和荣府长房被查抄、贾赦与贾珍被流放、贾琏的职衔被撤销、凤姐的财产被没收的后果,终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无一能够幸免;王熙凤还因此而一病不起,连肉体也归于毁灭。其他几个虽保留躯壳,但其恶劣的灵魂及其肆虐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如不能重新做人,获得新的生命,只不过是“尸居余气”,苟延岁月,等入坟墓罢了。本组成员写的《评“向剥削者王熙凤学习”论》⒂、《精明的官场帮凶,糊涂的封建奴才》⒃、《贾珍——贾府衰败的祸首》⒄、《论贾赦形象的审美价值及其他》⒅、《评固宠檀权以权谋私的王熙凤》⒆,都各自以丰富的论据、明确的论点揭露所论人物的腐败本质,阐明其被历史所淘汰的必然性,并指出他们的毁灭对贾府内部进步力量的发展极为有利,成为贾氏家族扭衰为兴的前提。
    当前红坛上对文本的主题充满了以下论调,说《红楼梦》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说《红楼梦》“不单指出了那一家族的必然崩溃与死亡,同时也暗示出那一家族所属的阶级、所属的社会必然崩溃与死亡。”说《红楼梦》中“充满了悲哀感和末世的气氛,越到后来这种气氛越突出,直到贾家及其亲族彻底败亡……它们的败亡预示出整个封建社会走向没落。”
    这一类论点都是不确切的,都是以偏概全的。
    红学改革派认为:“贾家及其亲族”并没有“彻底败亡”,彻底败亡的仅是其中的腐败势力。首先,倡导“兴利除弊”的年轻主子探、钗、纨等还健在,积极从事“兴利”的叶妈、祝妈、田妈等众多劳动者还健在,怎么能说经济改革势力“败亡”了呢?腐败主子封闭园门只不过使兴利事业暂时受挫、停产几年而已,当腐败势力败亡以后,他们必然以更大的规模,更高的速度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其次,清正廉洁的封建正统势力的代表贾政在抄家后不仅没有败亡,反而袭了荣国公世职,声望比以前更高了。虽然因误用贾琏、凤姐使家庭经济遭受重大损失,但腐败势力败亡以后,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必然会重用改革经济成效显著的年轻主子,力图使家业中兴的;同时贾兰已经成材,这位能超越书本教义,重视生活“历练”的新人,是其贤母精心培育出来的优秀子弟,可以想象,他入仕以后,不但能秉承祖风,清廉为官,而且在朝在家,都会有所建树,使当年甄士隐“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的预言成为现实的,这更不能说“败亡”二字了。至于探索政治改革道路的宝、黛虽然以悲剧告终,但对悲剧主人公来说,前人的失败总是后人成功的母亲,个人的毁灭常是整体新生的开端。卢那察尔斯基在《论文学》中谈到“革命英雄的牺牲时”说:“他的局部的失败,正如马克思论到巴黎公社时所说的,却是后来胜利最大的保证”。宝、黛自由恋爱的悲剧结局,也必然是后人成功的最大保证,从这个本质意义上说,他俩的悲剧和“败亡”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总上所述,在贾府中,历史注定的淘汰对象是封建腐败势力,在这种势力毁灭后,进步的改革势力,必然会迅速发展壮大,迅速向前迈进的;还有清正廉洁的封建正统势力在当时依然具有生命力,当腐败分子被淘汰以后将会更好地发挥其历史作用。那种认为贾氏家族将“彻底败亡”的观点忽视了贾府中改革势力和清正廉洁的封建正统势力的存在,抹杀了《红楼梦》中熠熠闪耀的理想光辉,严重削弱了它的思想价值,是不可取的。
    五、《红楼梦》思想美与艺术美精华的复归
    根据前面四部分论述,“红学改革派”认为《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主题思想应当是,通过贾氏家族20年兴衰历史,表现封建腐败势力的毁灭和初期民主主义改革派的兴起,赞美改革派中的经济改革势力为贾府中兴作出了榜样;并预示在抄家败落以后,她们必然会成为理家的主要力量,将和清正廉洁的封建正统人物一起努力,共创繁荣昌盛的新前景。
    红学改革论者不但强调《红楼梦》中初期民主主义改革派的兴起,还特别重视其中经济改革势力所显示的价值。这个经济改革势力,就是作者在文本中浓墨重彩所描绘的“兴利除弊”先行者,也是作者在第一回开宗明义要“昭传”的众“裙钗”。她们在生活中表现出的积极用世态度好象明丽的太阳光将“色空观念”在作品中投下的苍白暗淡虚无寂灭的阴影一扫而光,她们在改革上表现出的乐观进取精神又象强力的催化剂将宝黛悲剧在读者心灵中造成的哀伤及时转化为理性的反思斗争的激情和胜利的信心;她们既有可贵的实干作风,又有远大的发展前途;她们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是作者审美理想的最高体现。两百多年以来,为所有红学流派等闲视之闭口不谈的《红楼梦》思想美的精华,在红学改革论者的笔下首次清除尘封一展丰彩:在“红楼”灰黑阴沉的夜雾中,已透进了破晓前的银色曙光;在“红楼”悽惋哀痛的悲剧乐曲中还交织着坚韧追求的正剧旋律,这才是《红楼梦》思想美的全部内涵。
    红学改革论者对《红楼梦》固有的思想美全面开发之后,其中曾经蒙垢受污的艺术美也得以洗涤清白恢复绚丽。薛宝钗的《临江仙·柳絮》词本来是大观诗坛的精品,但因宝钗长期被诬为“封建保守派,巧伪人”,她的代表作品也被泼满脏水,涂遍污垢。不是说这首词流露了宝钗“倚附封建势力,想要出人头地的野心”,就是说表现了薛宝钗“野心勃勃地想要‘凭借’那贵族之家后继无人的衰败形势取而代之”。总之是情趣低劣,格调卑下。红学改革论者根据文本大量描写,明确宝钗既是大公无私清正廉洁勤俭朴素的贵族姑娘,也是满怀忧患意识为挽救薛贾两府的衰败危机而深谋远虑未雨绸缪的初期民主主义者。通过实事求是分析,认定这首词是她在衰败危机临近时,抒发自己依靠多数亲人战胜重重困难争取两家中兴的言志篇,感情既淳正高尚,风格也清壮激扬。在这一方面,本研究组两位成员共用一个笔名写作并发表了一系列探讨《红楼梦》诗文艺术美的文章⒇,力求在清除其被误解的尘垢以后,和思想美一同恢复其固有的灿烂光彩。
    另外,本组成员还试图开拓红学与其它学科相交叉的边缘学科。比如《贾芸论》,就是和“语用学”相交叉的富有开拓精神并取得初步成功的佳构(21);《“烟云模糊”隐深山——谈《红楼梦》中深层心理表现》则是和心理学相交叉的富有创新意义的尝试(22)。在文本的多种文体研究方面,如《红楼梦书信漫评》(23),在版本学研究方面,如《红楼梦真本何处寻》(24),论述都周密中肯。本组顾问写的《论鲁迅对红学的贡献》,资料完备,论述洽切,是红学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力作(25)。
    六、结论
    从1981年到1995年,红学改革派的主要成员经过几多曲折几多反复,终于探索出红学研究新航程的指导思想和红学改革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是探索者从自发到自觉,用邓小平理论所派生的审美新思维深入研究《红楼梦》的结果,也就是说,探索者立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从有利于中国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以全新的审美观念,对文本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的结果。这样的研究,既可将“古为今用”的原则引入更新的时期,推向更高的层次。也有利于获得最佳的研究成果。
    红学改革派认为,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和平发展时期兴衰规律的总概括。其中许多重要论点的指导作用,远远超越了“当代”的时限,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对腐败,两手都要硬等论点,不仅能对当前全国的各项工作给以正确指导,也能对历史上和平发展时期一般王朝或家族的兴衰规律作出准确的诠译。《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是和平发展的康乾时期,贾氏家族的兴衰原因当然不会例外。
    本组成员写了《邓小平理论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启示》,为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联合编辑部合编的理论文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所选用(26);接着又发表了姊妹篇《再论邓小平理论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启示——兼论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重评<红楼梦>人物》,也为中央外宣单位中国报导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合编的理论文集〈中国世纪文论大系〉所选用(27)。并且分别评予“优秀文章荣誉证书”和“优秀论文荣誉证书”,本市人民政府也评予优秀社科成果奖励。
    2001年,本组成员共已发表论著50余万字。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在国家级书刊上发表或转载的,有的为《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红楼梦学刊》所采用;有的为人民日报理论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单位领导专家所编纂,并在国家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文集所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专家学大辞典》中明确指出我组所发表的红学论文“已初步形成一个新的红学流派(邓小平理论派)”。
    根据上述情况,我组成员写了《论红学改革派的兴起》(28),发表于《红楼》2000年第3期。并于2002.6.28.举行本组第三次学术研讨会,根据已发表的数十万字科研成果学术特点,总结了有规律性的红学改革新理念,为建立红学改革理论体系奠定初步基础。其后,《论红学改革派的兴起》的作者对该文进一步充实加工,改名为〈红楼梦的春天——红学改革新论〉,2004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百业论著编辑部所编的大型理论文集〈中国百业论著〉全文登载,并且评予一等奖。
    [注]
    ⑴本研究组除贵阳学院红学研究者外,还有其他单位的资深红学研究者,由于学术观点相同,在原校党委、行政领导的支持下,于1998年6月15日共同成立本研究组,是贵州省红楼梦学会团体会员。
    ⑵顾绍炯,贵阳学院副教授,曾经兼任人民日报社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客座研究员、贵州省古典文学研究会理事、省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现贵州省红楼梦学会理事,邓小平理论与红学研究组组长。
    ⑶⑷见文本102回。按大观园“兴利”从壬子年开始,到丙辰年贾赦封闭大观园时结束,一共进行了5年。因管理制度先进,产值成倍增长,其后竟连各房月例都承包下来了。荣府两房中仅贾母、邢夫人、王夫人、李纨(涵贾兰)4人,每人每月的月例各20两,共计80两,全年就达960两,加上其他数以十计的主子、数以百计的下人,每年月例至少也在2千两以上。
    ⑸历练:此指生活阅历,实际锻炼。
    ⑹参看顾绍炯《向初期民主主义方向前进的李纨——兼论品学兼优、重视“历练”的贾兰》。1999年发表于《贵阳师专学报》第4期,成都“中国20年改革理论文献”丛书编委会在第一集中全文转载。
    ⑺参看顾绍炯、顾雪松合写的《廉洁从政,清正传家——评“亡羊补牢”、力求中兴的贾政》,发表于《贵阳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
    ⑻参看顾绍炯《悲剧中的正剧——论薛宝钗的忧患意识》。1995年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第1期,同年为《新华文摘》第4期文艺栏收入索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编的《中国当代社会科学论文选粹》、人民日报社理论部领导卢继传主编的《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论文选粹》均全文转载,2004年深圳市社会科学院评予优秀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
    ⑼参看顾绍炯《走在时代前列,开辟光辉道路——评大胆“兴利”、坚决“除弊”的贾探春》。1998年发表于《贵阳师专学报》第2期,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第9期收入索引。人民日报海外版《决策·研究·发展》大型理论文集、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中华优秀科学论文选》大型理论文集均全文转载。
    ⑽见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
    ⑾顾绍炯与顾雪松合写的《论贾宝玉典型性格的悲剧美》,发表于2000年《贵阳师专学报》第3期,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卢继传主编、并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理论文集《中国当代论文选》全文转载。是入选该文集唯一的一篇红学论文,其后又为由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陆善镇等主编的大型理论文集〈中国教育大典〉全文转载。
    ⑿贵阳市委宣传部秦家伦部长(本研究组顾问)在《贵阳师专学报》上发表了《论<红楼梦>的写作主旨与创作思想》、《论贾宝玉形象的典型意义》。在第二次研讨会上印发研讨。
    ⒀顾绍炯《从林黛玉的诗看她的性格》,发表于《铜仁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红楼梦研究》第7期全文转载。
    ⒁顾绍炯、郭静《“彩云易散“之谜——晴雯的悲剧美探微》,发表于《贵阳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2004年为中国民政部中国经典文库编辑部全文收入其所编大型理论文集〈中国经典文库〉,并且评予二等奖。
    ⒂见《红楼》1998年第3期祝秉权《评“向剥削者王熙凤学习“论》。
    ⒃见《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1辑祝秉权《精明的官场帮凶,糊涂的封建奴才》。
    ⒄见《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期辑顾绍炯《贾珍——贾府衰败的祸首》。
    ⒅见《贵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顾绍炯《论贾赦形象的审美价值及其他》。为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理论文集《全国社会科学优秀论文选》全文转载。
    ⒆见《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6期顾绍炯《评固宠擅权以权谋私的王熙凤》。
    ⒇顾弘,顾雪松笔名。贵州省财经学院写作副教授,全国财经院校语文研究会理事,贵州省写作学会副秘书长。与本组顾绍炯合用“师北”笔名,写作并发表了一系论《红楼梦》诗文艺术美的文章,如《精美的诗篇,鲜明的性格——从大观园诗人的代表作谈诗品与人品》、《诗贵创新——谈<芙蓉女儿诔>》、《<评姽婳词>质疑》、《中国古代诗论与红楼梦》、《谈红楼梦的情节美》……。
    (21)参见本组刘宗棠写的《论贾芸》。
    (22)参见本组顾绍炯《“烟云模糊”隐深山——谈<红楼梦>深层心理表现》,发表于《贵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
    (23)参见张清河《红楼梦书信漫评》。发表于《贵阳师专学报》。
    (24)参见何大堪《<红楼梦>真本何处寻》,发表于1994年3月1日《今日文坛》。
    (25)参见林钟美《论鲁迅对红学的贡献》。发表于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探艺》文集。
    (26) (27)参见顾绍炯《邓小平理论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启示》。发表于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联合编辑部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第二辑。并且评予“优秀文章荣誉证书”。又参见《再论邓小平理论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启示——兼论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重评〈红楼梦〉人物》。1999年发表于《贵阳师专学报》第2期,中央对外宣传单位中国报导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合编的《中国世纪发展文论大系》全文转载。评予“优秀论文荣誉证书”。其后贵阳市人民政府在第4次(1997—1999)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时评予三等奖(为当时单篇论文最高奖项)。
    (28)作者顾雪松,笔名顾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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