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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秋，初游神州，燕京诸友不乏红学翘楚，在不同的场合，他们屡次和我谈及黄龙新得曹雪芹幼聆莎翁剧及圣经的史事，而且不约而同地嘱我代觅黄龙所引据的英文原书。后来连旅居巴黎，以整理脂砚斋评语名世的陈庆浩兄也托我找这本书。 曹雪芹是否接触过莎翁剧及圣经这新课题，对今后红学的发展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可能。所涉及的，不仅是曹雪芹和西方文学的关系和创作灵感的来源，还有曹頫、曹雪芹是否父子的问题。黄龙公布他的发现后，大家反应的热烈，是很自然的事。 黄龙所引温斯顿（William Winston）《龙之帝国》（Dragon’s Imperial Kingdom）那段文字，首尾俱全，措辞殊别于时下所用的英文，黄龙译文亦颇贴切，且经数度刊载（引文及译文见附录，以便读者）[1]，若干红学家已经毫无保留地相信其真确性，推许为不可多得的突破性发现。较审慎的则认为该找着原书来看看，始下判语，不能光靠一段不算长的引文。和我谈及此事的几位红学朋友，都可说比较小心，觉得有检视原书的必要，他们因为我觅食海外，追查洋书较便，故以是委托。至于陈庆浩兄虽身在巴黎，也以此事见询，大概因为在法国查检英文书还是不及在英美的方便。 最初以为此件差事不过举手之劳。近百年欧美图书馆学昌盛，各种大型书目，既齐且便。遇到这类问题时，一般来说，在校图书馆参考室花十多分钟，即可解决。孰料一经试检，困难异常，至今时间整整过了一年，仍漫无头绪，一点影子也没有。在我找书的经验中，从未遇过这种情形。 黄龙所引温斯顿书，说是一八七四年刊行的。要想知道这段时期有关中国的出版物，有一套很现成的参考书，那就是早享盛誉的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汉学论著目录》（Bibliotheca Sinica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a l’empire Chinois）。此书为大型开本，厚厚四合册，刊于一九○四至一九○八年间，又有补遗一合册，刊于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年间，是欧美治汉学者必备的基本工具。经常参考欧文资料的前辈中国学者，对高第书都一点也不陌生。 这套书所以重要，因其巨细不遗，自十六世纪中叶至一九二一年左右，用各种欧洲语文写成有关中国的专著和文章，甚至小启事和书评，不论在何地出版，差不多尽数囊括。要想找一书一文高第无纪录，可能性自然存在，待真的要补上几条，便知谈何容易，而且越是在时间上往前推，高第所收就越觉齐备。平均而言，说此书所收资料的齐全最少达到百分之九十五，绝非过誉。 话说回来，高第书并没有温斯顿书的纪录。此目录无索引，但资料排次井然，很易查检。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一九五三年曾为此书编刊过一册作者索引，编得不算好，我也查了，没有任何温斯顿作品的记载。编得好的索引是有的，只是尚未出版，为德国友人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的稿本，我请他代查，以防漏网之鱼，结果仍是证实高第书内没有温斯顿的影子。 魏汉茂是难得一见的西方汉学目录奇才，精通多国文字，各种古今欧人著述，如数家珍，连十九世纪葡文杂志内的中国资料，也能了如指掌。我托他查索引稿本，自然得告诉他是怎样一回事，除索引外，他想得到的地方都查了，终是一无所获。 高第书当然不是唯一的希望。为了辅助美国、加拿大各图书馆间馆际图书互借制度的进行，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编有《全国藏书汇目》（National Union Catalogs），按月或隔月或每季出版（视新资料多少而定），以后再按年汇编为分套；收书以美国国会图书馆（这是全世界藏书数目最大的图书馆）的为基础，再加上参加馆际互借制度的一千二百多间图书馆的藏品。这种编目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到一九七三----一九七七年的分套为止（以后为暂时性的分册；自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已改用显微胶片方式），十来二十个大书架，才够空间排列每册三英吋厚的大型开本目录一二二七册（按年代析为五分套，各依作者排次），其间所收书名，早就以千万计。这套书目，可说是整个北美洲的藏书总目。每一本书都分记哪一间或哪几间图书馆有庋藏，一般都可以通过馆际互借制度借来。如果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品，目内还注明编号，借阅手续更简化。只要在这套书目内能找着温斯顿书，借来一看，轻而易举。可惜，我仔细逐一分套查过，哪里有什么温斯顿《龙之帝国》！ 为了防范目录和实际情形有出入，我托舍弟泰来和几位同行朋友查过以下几间大学的图书馆：芝加哥（Chicago）、史丹福（Stanford）、华盛顿（Washington，在Seattle）、印地安拿（Indiana）、耶鲁（Yale）、哥伦比亚（Columbia）、普林斯顿（Princeton），和哈佛（Harvard）。答案全部是否定的。我服务的夏威夷大学，当然一开始就查了。 整个北美洲既然如此，英国又如何？按温斯顿书的内容和出版日期，它只可能是在英国印行的。英国藏书最丰富的三馆是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即以前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的图书馆部分，以及牛津（Oxford）、剑桥（Cambridge）两大学的图书馆。这是指一般藏书而言，如果涉及有关东方的书籍，还得加上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院的藏品。 大英图书馆及伦敦大学该院都有印备的藏书目录，形式和每册大小厚度跟美国国会图书馆所刊行的《全国藏书汇目》差不多。大英图书馆的藏书目名为British Museum General Catalogue of printed Books，出了三四八册。伦敦大学的名为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Library Catalogue，按语文及地区分册，属于该查范围的约廿五册。这两批书目中，并没有《龙之帝国》的纪录，可见这两间大馆也无此书。 牛津、剑桥两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没有印行的目录，前者我请该校教授杜德桥（Glen Dudbridge）代查，后者我请教他们图书馆远东部主任Helen Spillett女士。结果不出意料之外，连这两所英国历史最长的大学也没有温斯顿书。 在此段时间，我也托朋友代查了香港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结果不必说了，不过是再除掉两所收藏有关东亚的英文书籍还不错的大学图书馆。 至此，可试的门径已所余无几了。泰来建议翻检十九世纪英国书商所编的出版总目，The English Catalogue of Books:An Alphabetical List of Work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Kingdoms and of the Principal Works Published in America。他并查了1872年1月至1880年12月的一册，内无温斯顿书。这套书目，夏威夷整份齐全，除了重翻这一册外，我连上面两册（1835年1月至1863年1月；1863年1月至1872年1月）和下面两册（1881年1月至1889年12月；1890年1月至1897年12月）都查了，同样劳而无功。这套书目之纪录当日在英国所出的书籍（包括小册子），随刊随收，大大减低了以后遗漏的机会，每一册都是在所包年代结束后一两年间出的，如1872--1880的一册是一八八二年刊的，所以这套书目的完整性，可以说达到差不多百分之一百的程度。 基于上述种种，怎教人不考虑黄龙所引文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关于发现温斯顿书的经过，黄龙的说法是：一九四七年，他在南京的金陵大学当研究生，偶然在中央图书馆碰见此书，随手把那段文字记在卡片上，事隔三十多年，翻及这些卡片，遂公诸于世。卡片则尚未公开。 卡片公开与否，关系不大；个人抄录的卡片，根本不能作为证物。虽然如此，若是进行卡片的化学分析，还是有若干澄清作用的，因为四十年代的墨水和卡片跟近年的，应有不同[2]。不过，上述的发现经过怎样也是有疑点的。 中央图书馆即现在的南京图书馆，如果从前的藏书没有迁去别处或毁掉（尚未见这种报导；移往台湾的仅是善本书，留下来的包括普通线装书、民元以来新书、期刊，以及所有外文书籍），为什么黄龙和其他有兴趣的人不能把书找出来让大家印证。即使书失了，从前馆内的编目卡片呢？这起码可以用来证明该馆曾有此书，总不能说是未编目而读者可以索阅的书吧。一本出版仅百年的英文书，不该稀罕到北美和英国多少历史悠久的公立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都没有一册，多少厚厚的书目都查不到一点线索。况且按黄龙所说，引文见原书第五十三页，书也不会太薄。这样的一本书，怎会没有丝毫踪影？还有，四十年代末期的南京，外文藏书真的那样丰富？有可能会有在北美和英国不但找不到且无纪录，却又是在英国出版的英文书？ 据注①吴新雷文的附记，人民出版社的金敏之在五十年代曾为其单位的资料室购入一册《龙之帝国》，书现在已找不到了。这真是匪夷所思之事，在北美和英国连影子都无的英文书，中国竟不仅四十年代的南京有，北京在五十年代也有。未知金敏之为单位购入时的收据尚在否？资料室的编目卡片呢？购入后至文革动乱有好一段日子，有谁读过？事隔多年，有无可能误记别书？我不是怀疑金敏之的话，基于上述一连串的空白，我们需要的是实物佐证，人证仅能暂归人证。 处理完目录学上的探讨，还是看看此书和引文本身。 这本书的出版日期是有问题的。温斯顿的祖父腓立普（姑用其名，以资识别）来华经商，因而成为曹頫的幕僚，年纪不可能低过三、四十岁。偷听故事，因而挨打挨骂的曹雪芹，仅是小孩子（吴新雷以为至少应在十岁以上，但他以为雪芹之父为曹颙而非曹頫），如此腓立普和曹雪芹之间该有一段年龄的差别。作为腓立普孙儿的温斯顿当比曹雪芹小，但不会差得太远，差上二十年已是最大的可能性了。如果腓立普来华时年纪已相当，那么温斯顿更有可能和曹雪芹差不多岁数。曹雪芹的生卒年虽迄无定论，各说分别并不算大，不妨从周汝昌说，视曹生于一七二四年，卒于一七六四年[3]，作为观念性的约数。根据这些比对，温斯顿的活动时期当是十八世纪中期和晚期。书为何迟上起码整百年才出版？ 《龙之帝国》并不是藏诸名山，历久犹新的典籍，仅是一本介绍异国风土人情的普通读物而已。这种书最易受时间性的影响，很快便成为明日黄花，不必待上整百年，哪家书商不怕亏本去印行这种过时已久的陈货？况且讲中国风物也不是温斯顿一家所能垄断，书商要刊售这类书，尽可找新鲜点的。腓立普和他的孙儿均非赫赫有名（假如他们真有其人的话；直至目前为止，并无任何别的中外文献能证明他们确实存在过），这种类似家庭（或家族）式游记的书，当日作者自己不安排出版，百年后，找谁来印行这种出土文物？ 假如说黄龙看到的不是初版（他没有这样说），问题同样地存在。这种介绍异域的普通读物，讲究新鲜，纵然重刊，初版与再版之间也不会有太大的时间距离。这样仍是解释不了上述的百载时差。再者，倘若此书不止一版，那就需要初版达到一定的畅销程度，流传的数目，登上纪录的机会，随着增加，上面所说那种绝无踪影的情形便更莫名其妙了。 百年时差，还是自作者之为十八世纪中晚期的人数至《龙之帝国》的出版，要是加上腓立普和温斯顿间的岁数，差别还会更大。如果腓立普是温斯顿的高祖（great-great-grandfather），甚至再上一代（great-great-great-grandfather），而非祖父，时差才可以说不存在。这样也配合家传宝物之说。自祖父到孙儿，中间仅一代，孙儿能和祖父相处一段时间也是很普通的事，得自祖父的一片丝绸，要说是传家宝，不无勉强之感。假如温斯顿活在十九世纪后期（书的出版年代），腓立普为其高祖或五世祖，好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虽然仍解释不了为何英美连这本书最起码的纪录也没有）。可惜，温斯顿说了两次腓立普是他的祖父（my grandfather），绝不含糊，要曲辩去解决时差也难找借口。 提供出版日期时，黄龙列出的纪录是Douglas，1874。Douglas究竟是出版机构还是出版地名？黄龙没有说明。英国出版机构恒依东主姓名命名，如Heinemann，Chambers，Macmillan等，这种命名成规在十九世纪尤为通行。不过，Douglas这姓氏很普通，这里提供的又不是全名，不易指认。如果说Douglas是地名，一时之间也想不到究竟有无此地。 当我请杜德桥帮忙查牛津有无温斯顿书时，也请教他这一点。他回信说，英国的确有Douglas一地，但并不是一般的城市，而是爱尔兰海（Irish Sea）人岛（Isle of Man）的首府[4]！杜德桥很热心，他还写信去问Douglas的公立图书馆馆长，请求帮助。他们的敬业精神确是可嘉，Douglas当地的资料查了，连苏格兰（Scotland）是否有此书也代查了。结果呢？还不是和以前一样，毫无所获。 杜德桥还替我做了一件额外的工作，他拿黄龙引录的文字给霍克思（David Hawkes）看。霍克思用他那手潇洒清逸的英文全译《红楼梦》前八十回（后四十回由他的学生闵福德[John Minford]负责），大大增加了这本小说的国际读者，是曹雪芹一大功臣，早已口碑载道，不用多说。要特别指出的是，一般英国人的语文程度要比同等学历的美国人强得多，而在英国文人当中，霍克思的英文造诣绝对称得上是佼佼者[5]。看过引文后，霍克思的反应是：从英文风格上看，一望而知是赝品（杜德桥信中原句是“David Hawkes feels that the English style of the quotation is transparently a forgery”）。当然，以考证法而言，这仅能算是人证，但基于霍克思的英文修养和他对红学的认识，他的判断是不容忽视的。 霍克思既如此说，我再读引文几遍，发觉有四个地方值得讨论。其中两个不一定与真伪有关，可先提出来谈谈。引文“Of the indigenous produces，Shantung commanded the broadest popularity”句，文法有误。若按黄龙译文的模式，此句该译为“在该国各种特产中，山东最负盛誉”，山东变成中国特产之一了。黄龙译文中的“柞蚕丝”根本不在原句内，也未译出原有“山东”一名，是否Shantung和commanded二字之间漏了一silk字？这些当然都可以说是无关宏旨，但对于不懂原文，要依赖译文的读者，总可提醒他们在引用时小心点。 我用的引文是刊于《文教资料简报》的，其中温斯顿第一次提到他祖父时，说“During my grandfather's sojourn in China”，以后用he和my grandfather，始终没有点出祖父的名字来，译文及黄龙的讨论文字内却再三地说他的祖父为腓立普。腓立普自是Philip，这是英国人很喜欢用的名字。但这名字既不见引文，黄龙从何得之？后来读吴新雷文的引录，那句首次提及祖父的句子则作“During my grandfather Philip's sojourn in China”，明明白白地点出祖父的名字为Philip来。此Philip一字从何得之？是黄龙补告？还是吴新雷或他请教的专家据黄龙译文补上此名？总之，按现有的资料，Philip及其译名显有来历不明之嫌。 在未讲其他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前，让我先交代另一事。得知霍克思对引文的反应后，我想多找一人来审阅。系内同事马罗素（Russell E.Mcleod），英文修养中规中矩，可以一问。为了保证测验结果的准确，我把引文用打字机打在白纸上，不给他解释任何原委。待他看完了，我还是不加说明，仅问他觉得这段引文的英文如何？从风格上看，可能是什么时代的作品？他的回覆是：引文的英文相当不错，但好象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写的！我追问他为何有此印象，他说有好几句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是不大可能会这样写的，如“nonexistent before Creation”，“Commanded the broadest popularity”，“This rendered her to merit the credit”，“served as an initiator of textile technology”，“in token of rapport”等。待他说完这些，我才给他解释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这就是说，他的意见和霍克思不谋而合。 现在让我回到尚未交代的两个问题。这段引文不算长，又是从书中抽出，前不录，后不收，却是首尾俱全，相当完整，从解释帝国以龙为象征，说到以丝为特产，再说到传家宝物，一直谈到祖父的中国经历，如何和曹頫订交，如何宾主欢聚等趣事，全部包在一百五十多字之内。这种事不是不可能，总是不常见，书究竟是书，不是简明扼要的文章，中间剪一段出来，很难表现出这种效果。 此外，书定名为《龙之帝国》，自是以龙为号召。按常理，书一开始便得解释龙和帝国的关系，怎么迟迟到了第五十三页才作必要的破题？这种基本的背景介绍拖到第五十三页才讲，而该页那段引文又是如此浓缩，短短一段，一口气解决了好几件事，那么前面共五十二页的漫长篇幅，以作者数言一事的文风，不知已交代了多少事情，为何连书名都来不及解释？整个问题综合来看，那段文字不象是从一本书中录出来的（除非已加工、不是原貌），更不象是从一本书中后至第五十三页录出来的（除非书名与龙无关）。 如果说对引文这样的怀疑不免主观，下面所提出来讨论的总该合乎客观标准。判断古籍真伪，地名官名典章文物之属是否渗入后代始有者，往往成为破案关键。这是大家惯用的考证法，不必细表。那段《龙之帝国》的引文，短短百五十言，正出了这种毛病，有毛病的地方还不止一处。 引文内山东作Shantung，江宁作Kiangning，这种拼法属于十九世纪中晚期以来流通的邮政地名系统（postal system）。按此系统，全国省份，和主要河流、城镇，都有公认的拼法，如广州是Canton，苏州是Soochow，汕头是Swatow。这种到现在仍相当通行的拼法，主要根据习惯，演变定型而成。有的起源早，定型慢，有的却起源晚，定型快，更因为不是一人一时的发明，一般不易指出某地名之某拼法始于何时，但在材料允许的情况下，演易之迹还是可寻。山东的拼法，正属此类。 山东一名何时首次在英文书籍内出现，恐无从确考，但一定早过曹雪芹时代。我看到最早的一处，在P.Jean Baptise Du Halde（1674--1743）所作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Paris，1735）的Richard Brookes英译本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Historical Chronological，Political，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London，1736），初版，四厚册，内有整章讲山东，拼法是Chan tong。最值得注意的是，此书英译本仅比原书后一年出版，同是曹雪芹时代之物。 我发现引文的地名和人名（详后）拼法有问题后，即函告泰来，他对此事兴趣浓厚，刚巧他服务的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庋藏欧美所刊旧世界地名辞典甚丰，他一口气查了一堆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出版的。所得结果，十分整齐，十九世纪初叶以前出的，尽数山东作Chan-tong或Chantong！为了交代清楚，不妨把这批书列出来：Richard Brookes， The General Gazetteer（London，1762）；John Walker，The Universal Gazetter（London，1807）；J.Morse and E.Parish， New Gazetteer of Eastern Continent （Boston，1808）；J.E.Worcester， Geographical Dictionary（Andover，Mass.，1817）；Edinburgh Gazetteer（Edinburgh，1824）；William Darby，Universal Gazetteer（Philadelphia，1827）. 后来我查一七九三年英国首次来华使节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的纪录，使节团没有到过山东，但在该团参赞斯当东（Geroge L.Staunton，1737--1831）的行纪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Embassy to the Emperor of China（London，1797）[6]内，有中国地图一幅，山东作Shanton。在时代上，这比曹雪芹后不了多少。 这就是说，自曹雪芹时代至十九世纪初叶，山东见于英文书籍，拼法仅知两种：Chan-tong和Shanton。 山东何时始作Shantung？我所知的是一篇一八三二年之文章：Charles Gutzlaff，“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Siam，and of a Voyage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to Mantchou Tartary ，”Chinese Repository，1∶4（Aug.1832），p.127。作者即德籍在华传教士郭施拉（Karl F.A.Gützlaff[1803--1851]），在他稍后所出China Opened，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History ，Customs，……of the Chinese Empire（London，1838），则有时作Shan-tung有时作Shang-tung，大概是拼法尚未定型之故。泰来所检地名辞典，Shantung（或Shan-tung）最早见于Harper's Statistical Gazetteer of the World （New York，1855）；W.G.Blacktie ，Imperial Gazetteer（Glasgow，1855）。换言之，温斯顿是没有可能用Shantung的拼法的。 引文曹頫作Tsao Fu，问题更严重。这样的写法，显然是用威妥玛（Thomas Wade，1818--1895）、翟理斯（Herbert A.Giles，1845--1935）拼音法，即世称Wade-Giles system[7]。这是个人的发明，是十九世纪中叶始有，十九世纪末期才渐为英语世界所接受，变成学界和民间最通用的拼音法。温斯顿如果能够用到这种未来的发明，那么慈禧西狩大可坐喷气机了。 温斯顿时期的汉字拼音，乱七八糟，各自为政，毫无系统可言[8]。要盲打瞎碰，而能合乎后来Wade-Giles法的法度，那是绝不可能的事。Wade-Giles法现在看似简单，在十九世纪中晚期却是很大的突破。要明白这一点和为什么不可能给温斯顿乱碰地一射而中，不妨看看汉字拼音是怎样演变的。 外人用欧文讲述中国，如何用拼音法来代表中国的各种专有名词，是欧人开始与中国接触即存在而至今尚未能圆满解决的问题。第一套拼音法是利玛窦（Matthiew Ricci，1552--1610）创制的，自此至今，究有多少种拼音法，不可能有准确数字，少说也总上百种。不过，早期的，全是拉丁文和法德等语，第一种英语的，迟至十九世纪初才出现，见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的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Macao，1815--1823）。第二种见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的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Shanghai，1857）。第三种才是威妥玛的，见其Peking Syllabary（Hong Kong，1859），当时仅略备规模，尚未成气候。第四种是梅辉立（W.F.Mayers，1831--1878）的，见所著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Shanghai，1874）。第五种见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1831--1878）的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hanghai，1874）。第六种以翟理斯的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London，1892）为代表，改良威妥玛法，取代了其他英语拼音法，使之成为英语世界内处理汉字的公认标准。马礼逊以后各种，仅选列重要的，英语拼音法的总数不限于此。 究竟这些不同系统如何处理“曹頫”二字？不妨连同“早”字[7]，分别按时间列出： 曹 早 頫 马礼逊 ts'aou tsaou foo/fuh 艾约瑟 t'sau tsau fu/fuh 威妥玛 ts'ao tsao fu 梅辉立 ts'ao tsao fu/fuh 卫三畏 ts＇ao tsao fu/fuh 梅辉立和卫三畏两法之间，以及他们和威妥玛法比较起来，分别都很大，但碰巧这里涉及的三个发音，三法俱同，晚出的两种，说不定因承了威妥玛法这三个发音。虽然从各书的流行度来看，引文用的当是翟斯理改良后的法子，要说用的是威妥玛原来的办法，或是梅辉立的，或是卫三畏的，原理上并无不可，起码可归存疑之列。真正时差的分别，其实不大，推前拖后，最多不过五十年。总而言之，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曹頫”是不可能给拼成Tsao Fu的。 这样一来，地名拼法和人名拼法的考察，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引文最早的上限，不可能早过十九世纪中叶。下限则可以晚至黄龙公布发现的时间。 以上所述，是过去一年追寻和思考的历程，路是走了不少，全无收获，有疑问之处，答案亦全是否定的。所谓温斯顿《龙之帝国》是否子虚乌有之物，那段引文是否从别的资料改拼而成，甚至全是杜撰，读者可以自己决定。 我不是红学家，这次的参与纯是应几位好友的委托而为的。图书馆也好，书目也好，可查的，可问的，全都做了，除非有人真的找着此书，整本公诸于世，我不会再在这问题上花时间了。 按这件事情的始末，黄龙多少有解铃还需系铃人的责任。他四十年代在南京求学，现又执教于南京，当是老南京，熟悉这一带的藏书情形。他的专业又是英文，找英文书自不必假手于人。寻找“原书”的工作，恐黄龙责无旁贷。 附录： 《龙之帝国》原文及黄龙译文----据《文教资料简报》 William Winston， Dragon's Imperial Kingdom （Douglas，1874，p.53） The imperial kingdom was symbolized by a five-clawed golden dragon， a legendary reptile nonexistent since Creation.Of her indigenous produces ，Shantung Commanded the broadest popularity.This rendered her to merit the credit “Land of Silk” in the Orient. There has been cherished as our precious heirloom a piece of home-spun fabric with an ornamental pattern of “dragon and phoenix”manufactured at the Kiangning Textile Mill. It survived fires and swords.During my grandfather's sojourn in China，he contracted an acquaintance with Mr.Tsao Fu，the then Superintendent of Kiangning Textile Mill,and at the latter's request served as an initiator of textile technology.The host was hospitality incarnate and oftentimes indited extempore verses in token of rapport.As a reply,my grandfather delivered Biblical sermons and gave a graphic narration of Shakespeare's dramas.For audience he had merely those other than the juvenile and feminine.On the score of eavesdropping,Tsao's pampered son suffered a lashing and castigation. 龙之帝国以五爪金龙为其象征，此种传奇式之爬虫，自创世以来，并无其物。在该国各种特产中，柞蚕丝最负盛誉，不愧为东方“丝绸之乡”。余家所藏江宁织造厂之手工织品，即饰有龙凤呈祥图纹。此品素所珍爱，视为传家之宝，几历兵燹而仍幸存无恙。余祖腓立普赴华经商，有缘结识曹頫君，当时彼任江宁织造；并应曹君之请为该厂传授纺织工艺。曹君极其好客殷勤，常即兴赋诗以抒情道谊。余祖亦常宣教《圣经》，纵谈莎剧，以资酬和，但听众之中却无妇孺，曹君之娇子竟因窃听而受笞责。 参考文献： [1]原文及译文，见黄龙《曹雪芹与莎士比亚》，《文教资料简报》，一九八二年六期（一九八二年六月），页九三----九八。该文并收入江苏省红楼梦学会编，《1982年江苏红学论文选》（一九八二年）。吴新雷，《曹頫新史料初探》，《江海学刊》，一九八三年一期（一九八三年二月），页七一----七四，亦收入原文及译文。 [2]今年初夏，伪造的希特勒手书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五年日记六十二册，轰动欧美，牵涉千万美元，骗倒多少史学家和字迹专家，结果还是在纸墨的化学分析下原形毕露。 [3]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一九七六年增订本），页一七三----一八二。 [4]读者不必因Douglas为一岛之首府，便以为它是个大码头。整个人岛，面积不过二二七平方英里，一九七六年全岛人口为六万人，一七七六年（曹雪芹时代）为一万四千人，十九世纪后半期为五万人左右。这种地方，出版事业的规模，可以想见。参见H.S.Corran The Ise of Man（London，1977）。 [5]关于霍克思的英文功力，可参阅林以亮（宋琪），《红楼梦西游记》（一九七六年）。这是批评霍克思所译《红楼梦》第一册的专书。 [6]这是行纪的节本，全本为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London，1797），书内谅应有类似的地图。 [7]严格来说，Wade-Giles法的“曹”字当作Ts'ao；Tsao是“早”、“造”等音。但在日常应用中，经常把撇号省去，如姓陈的，写作Chen（该是“真”、“阵”等音），而不按正规作Ch'en。这种情形，在非学术性的刊物内相当普遍。 [8]要知道晚至十八世纪末，英语拼音仍是如何杂乱纷陈，漫无法则，可看马戛尔使团另一随员安德逊（Aeneas Anderson）的行纪，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1793，and 1794（London，1795），书后所附的中国日常用语词汇。其中Lyangswee冷水、Tchee-tanna鸡蛋（哪？）、Quoitzau筷子、Niodzaa牛奶、Jowcko九个、Hongjoo红酒、Laatchoo蜡烛、Pyeng兵等等，今人看见一定捧腹不已。这种情形，时间越是往上推，越是光怪陆离，奇状百出。温斯顿所能做到的，绝不可能比安德逊更有规律。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 》1984/02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