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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红楼梦》的不朽价值和非凡意义，刘再复先生的新著《红楼梦悟》视其为“中国启蒙运动的宣言书”，并高度评价说：“《红楼梦》具有文化史上开天辟地的性质，她的问世，是对以往文化历史的颠覆，又标志着新的人文精神的崛起”⑴，这话说得很精辟。的确，《红楼梦》是对中国文化全部过滤后凝成的文学圣经，她是中华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更为我们树立了文学坐标。同时，由于曹雪芹在作品中清醒地反思了人类的共同生存困境，体现出博大的悲悯情怀和拯救之愿，因而还具有永恒的世界意义或者说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曾推崇的那种“宇宙”精神。 遗憾的是，《红楼梦》诞生后的红学研究史对这部巨著的形上思考、关于作者的灵魂拷问深度却远远不够，尤其是“新红学”出现以来特别是发展到末流后，那种无关宏旨的一事一考、一字之辨，同时伴随着琐屑、苍白的流弊，使许多重大的红学现象往往有意无意地被置于脑后，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红楼梦》的审美视线，诚如吕启祥先生在倡导“守护《红楼梦》的文学家园”时提出的颇富启示意义的命题：“关于秦可卿这个人物，除去探佚、还原、揭秘、猜谜之外，难道就无话可说了吗？或曰，按照小说的实际描写，秦可卿形象就只有朦胧、苍白、前后矛盾、破绽百出，以至引不起读者的兴味和经不起评者的分析了吗？人们不禁要问，这一艺术形象是否还具备内在的审美意蕴即诗意空间，对此我们是否已经开掘尽净和充分领悟了呢？”她在本文中特别强调： 文学，归根结蒂属于审美的领域，让秦可卿从所谓废太子之女的猜想回到小说中来，使之“归位”，回归它应有的文学品味。这也许被喜欢猎奇窥秘的人们看做老生常谈，而美感和诗意，往往就蕴藏在平淡寻常之中，这正是《红楼梦》之所以历久弥新的审美品格。⑵ 吕先生这段话虽是有感于一个时期以来“秦学”之火、索隐之热而发，但对于《红楼梦》乃至于其它文学作品研究大方向的正确把握，却有普遍的意义。就红学的发展历史而言，旧红学索隐派、新红学考证派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探佚研究，对推动红学的进展特别是扩大《红楼梦》的影响都起过不同程度的作用，两百年《红楼梦》“文化苦旅”的庞大队伍中，各个流派的红学研究更是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集体无意识”，甚至熔铸了民族文化精神；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红学研究中的每个流派对《红楼梦》的解读尽管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但同时也因自己的立足点而导致偏差，红学索隐派也好，考证派也好，包括后来成为时代骄子的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恰恰在这方面不够冷静，它们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后固步自封，作茧自缚，使得它们后来的发展显得后力不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红楼梦》的把握正确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采用了什么理论或研究范式，而是所用的方法在《红楼梦》作品的具体解读中是否得当。刘心武研究《红楼梦》，按照他的说法，几乎所有的红学范式都上阵了，什么新索隐、考证、探佚以及社会历史批评，据说还搬用了国外时髦的“原型研究”，但实际效果又如何呢？他运用考证的方法想找出废太子“名对”与《红楼梦》的文字因缘，并试图在清代文献中挖掘出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其结果是文献无徵，陷入了“无证据而以臆度”那种梁启超早就抨击过的空疏学风；至于索隐史事去穿凿附会《红楼梦》，由于编造的作品情节眩奇失真，更令人啼笑皆非；他本来想在红学研究方面“创新”并独领风骚，其结果却与先进的价值文化体系背道而驰。这也从反面告诉人们，任何研究方法都存在局限性，而且即使方法正确，在实际操作中还有个诠释过度问题。在《红楼梦》这株永不凋谢的“常青树”前，任何理论最终都会黯然失色。《红楼梦》体内流淌着不同于以往传统文学的新鲜血液，含混旷古的东方神秘主义，庞大的网状散射结构，姿态万千的人物群生像，“大旨谈情”又超越了言情的内涵深度……这首宏大的交响曲每一个乐章的奏响，都堪称是一曲无可比拟的千古绝唱。《红楼梦》精神体现的形上思考关乎人生价值的启悟、人格境界的提升和超越，引导后人从束缚人们的功名利禄等世俗观念中超脱，从而去珍视情性和精神的自由，实质上是指向了生命的真谛。面对这样一部有两百多年接受史并在各个阶层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作品，我们就应该正视百二十回版本的整体客观存在并深入考察其折射出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集体无意识”。 二 这部旷古奇作虽说突然降临于乾隆年间，但却凝聚了曹雪芹之前和以后的一代代文化精英们的长期思考。如果我们把《红楼梦》的成书前后情况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就会发现类似的文化现象。先秦有很多经典作品，并非一时一人所做，并且还经过后人的多次修改、润色，有的原始作者和创作年代已难指实。诸子散文虽然标明了作者，但其实有许多亦非个人著作，如孔子的《论语》系孔门弟子所记，孟子的七篇是他和万章共同所著，《庄子》分内、外、杂篇，历代关于此书的时代、作者的争论更是众说纷纭。应该承认并尊重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先秦诸子中有影响的学派及其代表作一般都是靠其奠基人与后学合力形成。此外，作品在传承过程中也有所损益，较明显者是由于作品的写定经历了很长时间，造成师说与后学之说混杂在一起，特别是先秦典籍经秦火之后，大多为后人重新编订，这就难免有讹误。同时我们还应考虑到传播经典时的复杂情况，比如古文、今文学派的分庭抗礼致使很多异说产生。这些都模糊了先秦诸子作品的本来面貌，使之存在很多可争议之处。我们不厌其详地描述这些重要的文化现象，并不是以此进行类比要剥夺曹雪芹的“著作权”，而是希望放大眼界，对《红楼梦》成书的前前后后进行整体宏观上的考察。往前看，应该充分注意到曹雪芹家族对这部作品的初期投入特别是脂砚斋残钞本《石头记》向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过渡的情况,分别研究从棠村、曹頫、脂砚斋、畸笏叟到高鹗、程伟元对《红楼梦》成书、流传的不同贡献，包括“庙市”传抄阶段和“书坊”辗转刊刻阶段对曹雪芹原稿随意增删而形成的不同异文，因为很难保证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红楼梦》就不掺杂那些异文；往后看，主要是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乾隆五十六年程高本问世后的读者接受情况特别是要观照百二十回版本接受过程所渗透的集体无意识。当代诠释学甚至认为，经典并非仅属于过去之纯粹静止、独立自足，经典的永恒不仅仅在于超越具体化的时间、空间，还在于它能在人的参与和观照下持续地涌现其新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呈现其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简而言之，经典的意义不仅在于静止的过去，还在于能不断生成。如果在此意义上整体观照《红楼梦》这部含蕴丰富的文学经典，我们将会获得很多启悟。 两百多年的红学史表明，尽管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五花八门，红学流派层出不穷，但我们一眼就能看穿，最关键和最有全局性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后四十回是否为续书？所有问题的症结与解蔽大都是围绕这个实质性问题展开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不久前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的百二十回《红楼梦》版本研讨会上⑶，笔者曾在发言中涉及了与此相关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是重脂本轻程本，包括周汝昌、蔡义江、梁归智在内的很多著名红学家都有这种倾向。近年红学友人沈治钧出版的新著《红楼梦成书研究》⑷也存在类似问题，这当然是一部极富学术价值的专著，作者深厚的文献学功底以及该书用力之勤、开掘之深特别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创获新见，我是非常钦佩的。然而遗憾的是，该书对后四十回竟不着一字，难道后四十回就不存在成书过程问题么？即使考定是“续书”，也应该研究后四十回对前八十回主旨移步换形的衍变轨迹，这样的《红楼梦》成书专题研究才具有整体性；第二是重程本轻脂本，早些年张国光、朱眉叔先生以及著名女作家苏雪林即持此论，近年来欧阳健先生走得更远，干脆来个釜底抽薪，彻底否定了脂本的价值。其实，就承认百二十回版本对《红楼梦》影响的意义而言，红学界大部分研究者同欧阳健先生并无本质区别，与他的根本分歧主要是脂本是否伪造问题； ⑸与以上两种倾向相联系，第三就是如何面对后四十回的客观存在。它究竟是原本还是续书以及是否有曹雪芹残稿？即使判定是续书也还有个如何对待问题。后四十回之于前八十回，是题材不断拓宽、思想渐次深化还是局部或全方位歪曲了原著的意旨？这些都可以定量、定性去分析。红学研究中长期形成的凡前八十回“原意皆佳”的思维定势，造成了相当多的研究者拘泥于曹雪芹“原意”的探索，而忽视了对后四十回的解读。当年胡适、俞平伯分别确立的历史考证与文学考证从内证与外证两方面尝试去辨析原著与续书，功不可没，特别是对于涤荡以索隐派为代表的旧红学迷雾、将《红楼梦》研究建立在科学实证而不是“猜笨谜”的基础上，这在红学史上有着积极意义。然而毋庸讳言，“新红学”派用曹家史实去机械对应《红楼梦》生动活泼的艺术情节，那种“文史合一”的思维模式毕竟是违反创作规律的，它虽然切近了《红楼梦》的具体历史语境，但主要还是一种背景的廓清，与文本相关却并非文本自身，而且用前八十回去攻击后四十回、用脂批甚至用所谓“旧时真本”去检验后四十回真伪，从逻辑上讲也并非无懈可击。因为“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这句话是曹雪芹清清楚楚写在第一回的，创作过程如此复杂，曹雪芹与脂砚斋的关系又是那么扑朔迷离，今天我们显然不能再套用将脂本与程本放到一起简单对比那种“线型”思维模式，而是应该全方位地正视《红楼梦》流传史上特别是对成书过程构成重要环节的版本的存在。按照接受美学的理论，《红楼梦》这部作品的意义，是她的文本含义与读者的前理解视野结合的产物，而从《红楼梦》的传播史、接受史来看，只有百二十回文本的含义，才能和读者的前理解视野融合成一个完整的作品意义。将百二十回进行整体考察，也可以从文献、文本、文化三重视角切入。就版本文献而言，与程本有密切关系的“二梦”（梦稿本、梦觉本）本流传状况很值得探索，如果与明义二十首题红诗披露的情节结合分析，这对研究脂本系统向程本系统文字的过渡或者说考察其移步换形的衍变轨迹，具有重要意义；至于文化视角，如前所述，主要是研究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合成“全璧”后两百年以来读者的接受状况，从而把握《红楼梦》不同历史时期的“集体无意识”，当然对后四十回同样应该以文本研究为重心，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的三位一体研究模式，在这里同样适用。红学的关键症结还是问题滞后与思想原创短缺，而“原创”短缺根源还是对文本自身钻研不透，如果不深谙作品三昧，理论之刀再锋利也难以像庖丁解牛那样切中腠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形成同构互动的关系去系统研究，这本身就是“回归文本”，总比将它们割裂或运用探佚、索隐法去想入非非地“还原”隐去的八十回后所谓“真事”，其结果是把曹雪芹呕心沥血、精雕细刻的伟大艺术品解构成了未成型的粗糙毛坯要有价值得多。 三 对百二十回《红楼梦》的整体，两百年的“寻梦”之旅或者说红学的“文化苦旅”已经进行了艰辛的求索。“满纸喁喁语未休，英雄血泪几难收”，其实，“翻过几个筋斗”者各个阶层大有人在，有如此人生况味的又岂止一个醇亲王？随着程本面世这部名著的影响面大大得到扩展后，相应的，对《红楼梦》投注热情的人数也在激增。上至缙绅阀阅、名门淑女，下至草野寒士甚至青楼烟花，几乎囊括了各个阶层之人。他们分别采取多种方式，或对红楼人物进行评价，或对其中事件陈述看法，或对红楼艺术表达见解，特别是通过《红楼梦》寄托自己的某种观念和心理。早期的题咏派主要是面对遍披华林的红楼凉雾去抒发“伤情补恨”的情感和“繁华过后成一梦”的“色空”观念，而评点派虽然还没完全摆脱当时占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名教纲常”思想，但也不乏独到会心之见，特别是作为“散点透视”那种心细如丝的分析能力给人以曲径通幽之感，至于《红楼梦》弹词、子弟书更是不绝如缕、如泣如诉，可以说，《红楼梦》在当时和以后的岁月里已经成为有文化素养人们的知音书和安魂曲，所谓“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到了索隐派时期， 由于中国社会积蓄已久的推翻清王朝的政治呼声日益高涨，“反满”情绪也就成为那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坊间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已经不在乎作品原有的涉及“满人”的违碍词句反而还故意彰显之，这与《续金瓶梅》版本演变的情形很近似，明末遗民丁耀亢做此书“意在刺新朝而泄黍离之恨”⑹，故以此罹祸下狱。康熙年间，有人将其中碍于清朝当局的内容汰除殆尽，又在情节上稍作整合，并改易了书中人物的名字，以《隔帘花影》之名面世。民国初年，孙静庵又将《续金瓶梅》重新删改，在艺术手法上参考了《隔帘花影》，在政治思想上保留了所有触犯清政府的违禁之语，以迎合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思潮，书名《金屋梦》，《续金瓶梅》内容的变化实际上同样是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体无意识”。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就是那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或“新思潮”，胡适就在“新思潮”的感召下，通过《红楼梦》研究中的史料还原去弘扬一种科学的启蒙精神。以后由于考证派在发展过程中日益暴露出其不足，而新的政权又有整合意识形态的需要，内外因的综合作用，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便得以在上世纪50年代初应运而生，而“十年浩劫”结束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给学术带来的宽松环境，红学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单纯在“自传说”和“典型论”的语境下寻找话题，而是要求对《红楼梦》进行主体价值学诠释，对传统治学范式的偏向进行反拨、诠释维度转换后涌现的各种观点确实为红坛吹来了新气息，但是还应该看到，由于曹雪芹在具体创作时常将一些小故事像珍珠似的镶嵌在《红楼梦》中，让它们各自独立去散发出折射现实的光芒，看似信笔写来，实则机锋百出、醒目警世，这就造成《红楼梦》既有总体性寓意，又有局部性象征，也就是小说本身或多或少存在支撑某一倾向的依据，因此，从不同角度对《红楼梦》的解读得出的结论均有相对的合理性，它们不但不矛盾而且相互间还可以做某种补充。一个学人、一个学派，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并冷静反观自身的不足，才是学术上成熟的标志，才能不断取得成就，这样做对避免学术资源耗散也有益处。 对百二十回版本的整体研究，还有益于在考察作品体现的不同时代的“集体无意识”时，实现《红楼梦》文本与现实历史“大文本”的对接，从而以更高的视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去审视和解读《红楼梦》，应该说，这是对“回归文本”又一层面的超越。《红楼梦》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脉”，是中华文化的活生生的传播感染的伟大表现与载体，我们研究的红楼文化，就应该是这样一种能体现国民灵魂的高层次的文化关照，这又是避免“文化迷失”的一条有效途径。 至于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端那种谶语式的慨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虽说可以算作是对两百年红学“文化苦旅”的形象注脚，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亦未尝不可理解，这恰恰证明了《红楼梦》意蕴的丰厚。“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诚哉斯言！《红楼梦》是说不尽的，如果非要概括归纳其主旨，首回借石头自陈其创作意图的那句话至少应引起注意：“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事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是希望世人要珍惜生命的根本，勿要舍本逐末，所谓“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诞终散场”以及《好了歌》正是说的这意思。对曹雪芹生平的研究表明，他经历了生命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这一切如梦亦如电，有大觉而后知大梦，这才使《红楼梦》超出了一般的作品而提升至中国古典小说所罕至的哲学境界。然而，作者对自己的平生功业却是否定的：“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作者事业的有成无成，究指何意，他有没有彻底打破中国传统的功业思想，将之视为生命之轻而另有自己的定位呢？从《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身上，我们至少可以感觉到作者对中国有史以来代代相传的科举功业充满了怀疑，而一旦失去了在传统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根基，主人公贾宝玉或作者本人又产生了深深的失落与惆怅，其实真正无法消释的，是无边的伤痛与荒凉和由此造成的焦虑、对存在的怀疑，也就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哀，于是，曹雪芹以世人看来无比凄凉的生存境况投入了丰富、绚烂的文学创作，在此中叩问生命的存在及其生存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打破了千古以来许多人打不破的迷关：名利、金钱、权势、儿孙、婚姻等，把中国历来不受重视的灵魂、尊严、人性、高尚、美丽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这本身就是一种颠覆，它呼唤生命所本有、应有的一切而不是任何附加的东西。所以《红楼梦》才能“打破了传统的思想”而上升到对人生根本问题的叩问和终极关怀的品位。真正伟大的作家无不关注人类的生存价值与意义，无不充盈着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思考。曹雪芹实际上提出了每个人都要回答的切身问题，这就是如何对待爱情与事业。围绕着这两个人生问题，或者说“永恒的主题”，曹雪芹用他那生花妙笔写出了贾宝玉的“爱博而心劳”，写出了他的从“苦恋”到“苦悟”，写出了他的“拯救与逍遥”，写出了专制时期必然会出现的人文精神的萎缩以及在贾宝玉身上的百折不挠。 生活于当下社会的人们，为种种欲望所驱使，常常忘记了追问生命的本原和意义，沉迷在物欲中难以自拔，忘记了自己真实的存在。社会进步需要理想人格的构建，而人格构建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帮助人们克服过度物欲化导致人生价值观念的偏离，《红楼梦》启迪人们打破迷关，时时提醒人们做精神的守望者。曹雪芹以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高度思辨能力和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身份成就了一个永恒的话题。他虽然走得很凄凉，但他那疲弱的身影却永远屹立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因为不朽的《红楼梦》以其终极关怀推进了人类自身价值的生成，回答了生命存在与如何超越这一根本问题，所以引起了历代文化精英们的不断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曹雪芹也是不朽的。 注释： ⑴刘再复著《红楼梦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0月。 ⑵吕启祥文章《秦可卿形象的诗意空间——兼说守护红楼梦的文学家园》，载2006年第4期《红楼梦学刊》。 ⑶参见2009年第1期《红楼梦学刊》曹立波综述文章。 ⑷沈治钧著《红楼梦成书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3月。 ⑸欧阳健著《红楼新辨》，花城出版社，1994年5月。 ⑹引自平步青《霞外据屑》卷九。 原载：《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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