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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红学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把《红楼梦》当作一部文化小说来解释，但往往只是着眼于小说中积淀着的中华文化素质，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作品中渗入的异质西洋文化因子。实际上，《红楼梦》无论与明清之际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西洋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有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一 西洋物质文化主要是伴随着海外通商进入中国的。明末清初。西洋国家政府或公司为了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往往携带本国(地)奇方异物来华洽谈通商事宜。解决贸易中的矛盾。明清政府视这类举动为来华“朝贡”。《大清会典则例》九十三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上就记载“荷兰国王”、“西洋国王阿岂肃”、“西洋伊达里亚国教化王伯纳第多”、“西洋情尔都噶尔国王若望”等于康雍时期，遗使具表。入贡方物。《清统一志》、《皇朝文献通考》以及王士祯《池北偶谈》则提到佛郎机(葡萄牙)、法国、俄罗斯、英国等国在康、雍、乾时期亦曾多次来华“朝贡”。使节们带来了哆啰呢、哔吱段、绒毯、毛毯、花布、玻璃镜、照字镜、玻璃杯、蔷薇露、葡萄红露酒、葡萄黄露酒、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各种各样的土仪方货。特别是凝聚着西洋物质文明成果的工业品。这使中国的帝妃及其宠爱的王公贵族能够享用西洋物珍。 贡舶贸易又叫“进贡通市”(《明史·日本传》卷322)，这是一种在政府严格控制下的贸易形式。按照贡舶贸易的原则，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互市，这种特殊贸易形式主要盛行于中晚明，清初依然存在。《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一〇有载：“顺治初年定，凡外国贡使来京，颁赏后，在会同馆开市。或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由部移文户部，先拔库使收买，咨覆到部，方出示差官监视，令公平交易。”顺治时，荷兰、俄国都曾派使团来华，要求贡舶贸易。康熙二十八年(1689)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就有关于俄国商队来华进贡互市的条款：隔三年可以来一次北京，每次不得超过二百人。以八十天为期。期满返国。进贡互市不仅使皇家能够获取贡物，也使一般有钱人享有洋货成为可能。 关税贸易，是指不具朝贾性质但须交纳关税的海外贸易。明中叶至康熙初年，中国政府长期实行“海禁”政策。但也并未完全中断中西方的海上联系。明穆宗至崇祯时期，就曾有限开放过漳州的海澄月港。清初，因南方未定，特别是郑成功父子在台湾组织抗清斗争，清政府为此严行禁海。随着三藩之乱的平息、台湾郑氏的归附，清廷子康照二十四年(1685)重开海禁，并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别设立了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这种大范围的开放市场，自然会使各种洋货涌入中国，进入上流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 西洋物质文明的渐入中国以及对中国上流杜会日常生活的渗透，在《红楼梦》中得到了真实而具体的反映。在贾府男女珠光宝气的穿戴中，有不少就是进口货：“那风姐”……穿着……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第六回)。“众姐妹……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宝玉身上穿着荔支色哆？呢的箭袖”(五十二回)。至于“勇晴雯病补雀金裘”的“雀金裘”(六十二回)，也是外国货，贾母说：“这叫做‘雀金呢’，还是哦啰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五十二回) 贾府高档气派的日用陈设中，也有不少是舶来品。贾母设宴，“每人一把乌银洋錾自斟壶，一个十锦珐琅杯”(四十回)。贾母请刘姥姥吃宴，“风姐手里拿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乌木的镶银箸，按席摆下”(四十四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两边大梁上挂着联三聚五玻璃彩穗灯，每席前竖着倒垂荷叶一柄……这荷叶乃是洋錾珐琅活信”(五十三回)。宝玉“向怀内掏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来，瞧了一瞧，那针已指到戌未亥初之间”(四十五回)。贾母年夜看戏，“几上……有一个眼镜匣子。……又取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五十三回)。 贾府平时的食饮药品中，也有洋货。凤姐进给黛玉的两瓶茶叶。“是暹罗国进贡的”(二十五回)。黛玉患病，“蘅芜院两个婆子……进了一包法粉梅片雪花洋糖”(四十五回)。晴雯感冒了，宝玉让麝月“取鼻烟来，给他闻些”。又令麝月到凤姐那里去娶“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依弗那”给晴雯。(五十二回) 可以说，西洋物质文明已经渗浸到了贾府的衣、食、住、行、乐等各个领域。贾府贵族们的日常生活，已与洋货分不开来。 《红楼梦》中的贾府，当然是现实生活中真实曹家的影像。问题是，曹家何以能够据有如许多的洋物洋货？考之曹家及其姻亲史料，曹家有这样几种获取洋货洋物的可能渠道： 1、曹家与康熙帝关系特殊。曹寅母亲孙氏为康熙帝奶妈，曹寅本人又是少年康熙的学习侍从，[1]青年康熙的侍卫。继乃父任江宁织造后，康熙又让其与内兄李煦轮流巡视两淮盐政，可谓宠信有加。康熙六次南巡就有四次驻跸曹家。康熙给曹家赏赐一些贡品，也是自然之事。 2、康熙年间，李煦之父李士桢曾任广东巡抚，直接管理过清政府在广州设立的专营对外进出口贸易的十三行。这种特殊职位，自然使李、曹两家比一般贵族家庭有更多的机会获取西洋货。 3、曹家在任江宁织造时，可能还兼理过海关事务。康乾时期，江宁、苏州织造曾有兼管海关的记载。如李煦曾兼管浒关税务。商斌在任苏州织造时，又同时兼任浒关税务郎中和江宁龙江关税务布政使。黄龙先生认为，曹家兼管的海关也应是龙江关，即今日南京之下关(该关当时也是贡舶码头)。[2]康乾时代，给内宫进贡的海外宝物珍品，通常由海关备办。考诸曹家奉给皇帝的贡物单，确有不少是舶来品。如曹玺进物单中有“满堂红灯”、“珐琅象鼻垆”、“珐琅索耳垆”、“珐琅花觚”等。[3]曹寅进物单中有“开茶(咖啡罐头)二十罐”，[4]另进“两种玫瑰露八罐”。[5]曹頫进物单中有“洋缎八十匹”、“倭缎二十匹”。[6]由于海关兼理备贡事宜，所以，曹雪芹借王熙凤之口说：“那时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家养活”(十六回)。这些“管进贡朝贺”的官吏，利用职务之便，擅自受取一些贡物，也是在所难免之事。 4、曹家又是“皇商”。《红楼梦》第五十二回曾写宝玉问香菱：薛蟠娶亲“到底是哪一家的？”香菱答道：“这门亲原是老亲，见又和我们同在户部挂名行商，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户。”又说薛蟠“虽是皇商，……不过赖祖父旧日的情分，户部挂个虚名”。从内务府档案中，我们发现，曹家确曾以“皇帑十万两”经营过八年铜觔(铸造铜钱之用)。[7]内务府也曾将人参等交给曹頫、李煦、孙文成在南方售卖。[8]曹頫在康熙五十八年六月十一日的奏折中，还恳请康熙将“原八省督抚承办七分红铜，赏给奴才采办”十年。[9]他要从“洋船上购铜，与“洋商”打交道，当然是做海外贸易。这次康熙虽未准奏，但曹家做过这类贸易则是极有可能的，否则，怎么会“贸易熟悉利弊”呢？ 这种家庭背景和时代背景，使曹雪芹耳濡目染、手接足碰，对西洋器物有粉真切的感性认识，因而写作时便能顺手拈来，如数家珍。 二 西洋精神文化的渐入中国，源于西方教会对中国的渗透。 1552年(明嘉靖三十年)，耶稣会创办人之一的方济各·沙勿略由印度臣亚到达广东上川岛。这是西洋传教士直接进入中国之始。1553年(万历十一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均为意大利传教士)获准进入中国内地肇庆，并建起了第一座天主教堂。以此为端绪，西洋教士竟相来华。先后在韶州、南昌、南京等地建立起传教据点。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等人获得向明神宗进贡方物的机会，正式进入北京，并定居下来。为了真正进入中国社会，传教士们“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10]深入研究中国文化。他们逐渐认识到，要使被中国人视为“旁门左道”的天主教真正植根于中国土地，最要紧的是接近中国上层士大夫集团，而要能接近他们，有必要以西洋科技和学术为媒，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和敬重。为此，传教士们一方面以天体仪、地球仪、测天测地仪、望远镜、三梭镜等科学仪器来炫惑中国人；另一方面，又在中国士人的协助下，翻译了大量的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建筑，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西洋学术著作。西洋科技和学术，在中国士大夫中的确产生了磁石效应。当时士大夫“视与利玛窦订交为荣，官吏陆续过访。所谈者天文、历算、地理等学，凡百问题悉加讨论”。[11]晚明的徐光启、李之藻、王徵、宋应星、方以智等大学者都曾潜心研习、译介过西学，并写出了一批会通中西的学术专著。清初的几位皇帝对西学也颇为倾心。学者们的倡导，最高统治者的兴趣，使崇尚西学成为一时风气。 西学在中国的流播，中国士人对西学的深入研究，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增进了对西洋科学的认同，树立了初步的科学意识。正是承认西洋科技有优于中国之处，曹寅、李煦、孙文成三织造才奉康熙旨意，公议推选出杭州织署物林达(注：库使)莫尔森前往东洋学习纺织技术。[12]曹頫则将来华经商的英人腓立普延请进织府，传授西洋纺织工艺。他们的后代曹雪芹也以文学创作的方式，透示了他对中西技艺的价值取向。他在《红楼梦》中描写了一中一西两个机械装置。中国装置在第十五回，写宝玉在给秦可卿送葬途中，见到路旁农家停放着一辆老式不过的中国纺车，于是，走“上来拧转作耍。自为有趣。”西洋装置在四十一回，写刘姥姥酒醉后，闯入了怡红院，想循路找门出去，却被一面穿衣镜拦住。“因自言自语说：‘这已经拦住，如何走出去？’一面说，一面只管用手摸。这镜子原是西洋机括，可以开合。不意刘姥姥乱摸之间，其力巧合，便擅开消息，掩过镜子，露出门来”。应该说，对这两个装置，作者同样是抱着浓烈的兴味来描写的，但作者与古老中国纺车的新奇中，蕴含着的是轻蔑与谐谑，而于“可以开合”的“自动化”西洋机括，流露出的是歆羡与赞叹！ 传教士的东来，也推动了中西艺术的交流。传教士们为了结交皇帝、王公贵族，并劝他们奉教，往往给他们献上一些带有宗教意味的艺术品或工艺品。利玛窦在其上明神宗的表文中就云：“谨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万国图志一册，雅琴一张，奉献于御前”。后来，汤若望也给明思宗进上一幅“天主降凡一生事迹图”的绘画和一座蜡制“三王来朝”像，希望思宗信教。传教士们为了布道的需要，也常常在天主教堂中悬挂宣示基督福音的油画。从西洋舶来的物品上，有时也贴有小幅面像。这都使中国人能够领略到西洋艺术的风采。《红楼梦》中就写到三幅“西洋画”。在五十二回，由薛宝琴口中道出：“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儿，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带的都是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宝石；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袄袖；带着倭刀，也是镶金嵌宝的，实在画儿上的也没她好看。”这个真真国女孩子是否确有其人，不必深究；但曹雪芹看到过类似的西洋少女肖像画则是毫无疑义的。也在五十二回里，作者写晴雯病后，宝玉命麝月取鼻烟来给他闻些。麝月果真取了一个金镶双括金星玻璃的扁盒来。宝玉揭翻盒扇，里面有“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胁又有肉翅。……”。这鼻烟盒扇上画的赤身女子。乃天使安祺儿。这种画像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以宗教为题材的西洋绘画中最为常见。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件新鲜玩意，以致晴雯“只顾看画儿”，竟忘了嗅鼻烟。第三幅画在四十一回里，就是那次刘姥姥醉入怡红院后，“只见迎面一个女孩儿，满面含笑迎了出来，刘姥姥忙笑道：‘姑娘们把我丢下来了，要我碰头碰到这里来’。说了，只见那女孩儿不答。刘姥姥便赶来拉她的手。‘咕咚’一声。便撞到板壁上，把头碰的生疼。细瞧了一瞧，原来是幅画儿。刘姥姥自忖道：‘原来画儿有这样凸出来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显然，刘姥姥“碰”到的是一幅西洋油画，而且是一幅与房间浑为一体的大型璧画。这种油画，当时只有天主、宫廷和富贵之家有之(难怪刘姥姥不认识)。曹家乃“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贵族之家，且有绘画传统，是极有可能收藏的。雪芹对西洋画很可能是作过一番研究的。否则，对西洋画的特征，是不会把握得如此准确的，也很难描述得如此精细逼真。 十八世纪，中国的园林建筑艺术曾对欧洲园林建筑产生过盆大影响。而与此同时，欧洲的建筑风格同样被传教士移植到中国。明朝末年，明思宗就御赐土地，在北京宣武门建起了葡萄牙风格的天主教堂一一南堂。康熙三十八年(1699)，也御赐地皮和经费，在北京建造了法国风格的教堂——北堂。之后落成的西堂、东堂。亦为欧洲风格。康熙于四十八年始建圆明园时，西方传教士也直接参与了设计。乾隆时，供奉内廷的西洋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等又专门设计了圆明园中的西式部分。曹雪芹“认得许多名园”(三十七回)。到北京后，与敦敏、敦诚兄弟及明琳等宗室成员过从甚密，对皇家御苑圆明园以及南、北、东、西四堂，想必也是游观过的。因而，他在小说中创造大观园时，也能吸收欧式建筑的某些风格。如写大观园正门是“一色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矶。凿成西番草花样”(十七回)，这与圆明园之水木明瑟的白石雕刻、海源堂中白石门坊石柱上所刻的葡萄花样(意大利风格)就十分相似。园中之“花门”(“编花为门”——十七回)，正是西洋式“花拱门”。怡红院中“地下踩的砖，皆是碧绿凿花”(四十一回)，类似今日之水磨雕刻，亦疑为西式。另外，园中还有“外国之种”的海棠和“自鸣钟”、“穿衣镜”、“油画”之类的西洋建筑装饰。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观园不只是兼采了南北风格，还配上了异国情调，真可谓“天上人间诸景备”矣。 西学的输入，特别是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使基督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曹雪芹不是基督徒，但对基督教奉为经典的《圣经》等著作很可能是了解的；其博杂的思想中，恐怕也浸润着某些基督教的观念。黄龙先生已经指出，《红楼梦曲·虚花悟》所云“西方宝树唤婆娑，上结着长生果”(第五回)，禅宗及伊斯兰经典，均无从稚考，惟有《旧约·创世纪》载伊甸园中有“生命树”，“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第二章)。《新约·启示录》也载有“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第二章)。“长生果”即“赐人永生之果”，“永生”乃基督教义之真髓，与佛道之“涅槃”、“升天”“长生不老”的概念，内涵并不相同。[13]第二十九回张道士所说的“圣诞”一词，也是基督教用以称耶稣诞生之辰的语词。至于《芙蓉女儿诔》中的“上帝”一词，中国《诗》《书》中虽有，但利玛窦来中国传教后，为适应中国人习俗，已借“上帝”称呼“耶和华”。另外，“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第二回)的观念，也可能是《旧约·创世纪》中所载“尘土造人”之说启发的结果。 基督教伦理反对除对“天主”以外的任何偶像崇拜。《红楼梦》中的宝玉也反对偶像崇拜。他说：“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盖庙。这都是当日有钱的老公们和那些有钱的愚妇们，听见有个神，就盖起庙来供着，”……塑了像供着”(四十三回)。宝玉的说法当然体现了作者的观点，而这些言论与基督教反对木雕泥塑之偶像，是完全一致的。 《红楼梦》中所表现的“圣爱”，对男尊女卑观念的颠覆，对嫡庶制度罪恶的批判，也很可能是受了基督教伦理所提倡的博爱、人人平等、一夫一妇观念的影响。作者在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深沉的忏悔意识，与基督教所要求的忏悔罪过，也有着精神上的相通。 曹雪芹的青少年时代，基督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因“礼仪之争”已遭禁止。但自利玛窦等人进入中国内陆迄康熙末年，天主教会已在中国传教一百三十余年，传教据点殆已遍及全国。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基督教理已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了。更何况曹家人员还与传教士有着直接的交往。曹寅十二岁入宫“侍皇帝读”，就直接聆听过南怀仁等传教士关于基督教教义的说教。康熙南巡数次又只“以织造府为行宫”。张诚等随行传教士也住入曹家，自有可能向雪芹父祖辈宣讲基督。就是平时，曹家与传教士也有联系。曹寅《砚山歌》诗就提到传教士与他的酬赠往来：“泰西(指欧洲)郭髯持赠我。十砚陪列如排星”。[14]在与传教士的频繁接触中，自然会知晓一些有关基督教文化的知识，沾染上一些基督教的观念。曹寅在其诗文中，就写及“天国”的观念，并启发了他的艺术想象：“彼西隅之蠢生，睹三辰而立法。……信天国而立巧。渺炎海而来航”。[15]曹寅的学识和观念，当然有可能为其子孙所承受。曹寅的子孙自身与西洋羞怪徒亦有来往。据黄龙先生提供的资料，英人威廉·温斯顿在其所著《龙之帝国》中，提到他的祖父腓立普赴华经商，“有缘结识曹頫君，当时彼任‘江宁织造’；并应曹君之请为该厂传授纺织工艺。曹君极其好客殷勤，常即兴赋诗以抒情道谊。余祖亦常宣教圣经，纵谈莎剧，以资酬和；但听众之中却无妇孺，曹君之娇子竟因窍听而受笞责”。[16]如果这条资料确凿可靠的话，这个“曹君之娇子”很有可能就是“曹雪芹”。如此说来，曹雪芹所受容的西洋精神文化，不仅有“家学”之渊源，而且有直接来自西洋基督徒的“宣教”。那么，本文的推论就不为无据了。 注释： [1]参见《湖南师大学报》2000年第六期。 [2][13]分别参见黄龙《红楼梦涉外新考》第62页、第71页，水南大学出版牡，1989年版。 [3][4][5][6][7][8][12]分别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5、7、9、116、15、148、14、98页，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 [9]见《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补遗》(下)，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2辑。 [10]柳诒徽：《中国文化史》(下)第19页。 [11]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37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14][15]分别见曹寅《棟亭集·诗钞》卷4，《棟亭集·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6]见黄龙《曹雪芹与莎士比亚》。《文教参考资料》总126期。 作者简介：向彪，怀化师专中文系讲师。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