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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的卒年曾經一度是個爭論得很熱烈的紅學考證題目。關於這個問題，有兩個不同的學派：一派是以俞平伯為主將，根據甲戌本《石頭記》第一回一條硃筆眉批。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之語，斷定雪芹死在壬午除夕，即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另一派則以周汝昌為代表，根摟鈔本敦敏的《懋齋詩鈔》中《小詩代簡寄曹雪芹》之詩，主張雪芹卒於癸未除夕，即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為什麼這首詩可以證明雪芹晚卒一年呢?因為周汝昌檢查《懋齋詩鈔》的結果，發現這是一部編年詩集，而在《小詩代簡>)之前的第三首詩《古剎小憩》題下，注有“癸未”兩字，由此可見《小詩代簡》亦必作於癸未。敦敏既然癸未春天還有詩柬邀雪芹飲宴，則雪芹不可能已先卒于壬午年(這當然假定敦敏確知雪芹其时尚存)，但是由於“壬午除夕”是直接的證據，尤其是除夕是不容易錯記的日子，因此癸未論者仍保習了“除夕”，而以壬午乃由批者日久誤憶所致。 在辯論的過程中，周汝昌又發現敦敏柬邀雪芹於癸未三月初一前來飲宴，是為了給他的弟弟敦誠過三十风岁整壽。但雪芹由於貧病交迫，既無能力也無興緻應酬，所以終於沒有赴席。何以知道雪芹沒有赴席呢?因為《懋齋詩鈔》在《小詩代簡》之後的第三首詩正是記述那次的宴會，而其中並無雪芹。周汝昌在新版《紅樓夢新證》中說： 是詩(即《小詩代簡》)稍後即有因敦誠壽日家宴之作，歷舉座客，而無雪芹，是終未能至，必有故矣。(頁七四五，參看《曹雪芹》，頁一八五——一八六) 更有趣的是壬午論者也同樣根据上述《懋齋詩鈔》中的兩首詩來加強雪芹卒於壬午除夕之說。茲引友人趙岡和陳鍾毅兩位的說法如下。他們兩位在合著的《紅樓夢新探》中說道： 在討論《小詩代簡》的寫作年代以前，讓我們先談一談胡適之先生的看法。很久以前，我們與胡適之先生通信討論此事，胡先生表示已經完全放棄了自己以前的看法，而接受周汝昌的癸未論。我們告訴胡先生，在未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以前，就放棄壬午諭，似乎嫌太早了。譬如說，即令《小詩代簡》是作於癸未二月中旬，上距壬午除夕不過一個多月，會不會是敦氏兄弟尚不知道雪芹已去世?我們不能完全不估計這種可能性。雪芹遷居西郊後，與敦氏兄弟的往還已是很少。有時甚至一年多都未见面。敦誠、敦敏這段時期又經常往來於東臯間。我們同時向胡先生指出，在《小詩代簡》一詩的稜兩首就是《飲集敬亭松堂同墨香叔、汝猷、貽謀、二弟(荚時按：此處標點有問題，“二弟”兩字即汝猷、貽謀兩人，前已有敬亭，不須重出。)暨朱大川、汪易堂即席以杜句蓬門今始為君開分韻，得蓬字，之詩。……這次宴會只有七人參加，雪芹並不在內。有柬邀而未出席，是否雪芹已前卒?胡先生讀過我們信後，果然就改變了主意，再度改回壬午說。我們提出此點，並不視為對癸未說的主攻，只是覺得癸未說在這里又留下一處破綻而已。(百八——一八三) 由此可見，無論是壬午論派或癸未論派都同樣承認《小詩代簡》和《集飲敬亭松堂》兩首詩是密切相關的，前一首之邀柬即是為了後一首中所寫的集飲。 我這一篇短文並不涉及雪芹卒年的問題，對士述兩派更無意作左右袒。本文的目的僅在檢討這兩首詩的性質，及它們之間究竟是不是存在著如兩派所共同肯定的那種首尾相應的關係。 我們先看《小詩代簡寄曹雪芹》。這是一首五言律詩，原詩如下： 東風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駕，來看小院春。詩才憶曹植，酒盞愧陳遵。上巳前三日，相勞醉碧茵。(《懋齋詩鈔》頁九二，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此詩有地點和時間兩個問題。先說地點。詩云：“好枉故人駕，來看小院春。”可見敦敏邀請雪芹到他家中去飲酒賞春。敦敏的住處名為“槐園”。敦誠的《四松堂集》(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一九五五)卷一《夜宿槐園步月》詩题在“槐園”下注云：“伯兄子明宅”可證，子明即敦敏之字也。同卷《山月對酒有懷子明先生》詩末注云：“兄家槐圖，在太平湖侧。”又同卷《佩刀質酒歌》題下注云：“秋曉遇雪芹於槐園。”(此詩周汝昌新版《新證》定為壬午年作，頁七四三)更可知曹雪芹大約是敦敏園中的常客。槐園所在地的太平湖是在當時北京內城西南角，乾隆時尚有水，槐園舊址據說在湖的東側，但今天湖水已乾，什么遺蹟也看不到了。(見吳恩裕《有關曹雪芹十種》，頁五一——五二)所以我們可以斷定，“來看小院春”之“小院”便是太平湖侧的槐園。 其次再說時間。年份問題無法判斷。如依癸未論，則此詩在癸未。但若《懋齋詩鈔》為編年體之說有問題，則此詩的年份便無從解决，不過下限最遲亦當在壬午，上限則不敢說了。月日比較清楚，即“上巳前三日”)。周氏據《愛新覺羅宗譜》，知敦誠生於雍正十二年甲寅(一七三四)三月初一日，如此詩作於癸未(一七六三)，則適當敦誠三十整歲的生日。(見《曹雪芹》，頁一八五註一)唯周氏說《小詩代簡》是敦敏準備於癸未三月初一日為敦誠作壽，則推斷仍欠精確，(見《新證》，頁七四四)“上巳前三日”只能是初一的前一天，亦即二月的最後一日。(這一點曾次亮已看到，見《曹雪芹卒年問題的商討》，收入《紅樓夢研究論文集》，頁一六二：)故依癸未論，此次宴會也祇是世俗所謂“暖壽”，而不是正式的壽筵，周氏斷定此次柬邀雪芹與敦誠的生日有關，是一個合理的推想。但僅憑此詩，我們並不能說它一定是癸未年的事。因為依照通常過九不過十的習俗，則此詩也可以是壬午年為敦誠二十九歲“暖壽”的邀柬。 現在再讓我們看看第二首詩。原詩如下： 飲集敬亭松堂，同墨香叔、汝猷、貽謀二弟、暨朱大川、汪易堂 即席以杜句“蓬門今始為君開”分韻，得“蓬”字。 人生忽旦暮，聚散如飄蓬。誰能聯同氣，常此酒杯通。阿弟開家宴，樽喜北海融。分盞量酒戶，即席傳詩筒。墨公講豐韻，咏物格調工。大川重義俠，擊筑悲歌雄。敬亭妙揮洒，肆應才不窮。汝、貽排酒陣，豪飲如長虹。顧我徒老大，小投晰雕蟲。最後易堂至，諧谑生春風。會者此(按：“此”字原作“唯”字，用墨筆塗改。)七人，恰與竹林同，中和連上巳，花柳烟溟濛。三春百年內，幾消此額紅? 卜晝更卜夜，擬宿松堂中。(《懋齋詩鈔》頁九三——九四) 這首詩除涉及地點和時間以外，俺有人物的問題。這次集飲的性質必須把這三個問題都解決了之後，才能得到澄清。 先介紹一下會中的人物。敦敏、敦誠兩人可以不必說了，其餘的人都可以在《四松堂集》卷一的各題詩注中得其姓名。墨香即額爾赫宜，雖是二敦之叔，年齡却比二敦為小(據《愛新覺羅宗譜》，他生於乾隆八年——一七四三，見吳恩裕《十種》，頁一三八)。汝猷是二敦的四弟，名敦奇，即《宗譜》中的“敦祺”，他們三人都是瑚玐的兒子。貽謀名宜孫，是二敦的從堂弟，乾隆五年(一七四○)生。朱大川名淵，又號相崖，善畫。汪易堂名蒼霖，《懋齋詩鈔·送汪易堂南歸省親》第一首詩中有“西湖有舊廬”之句，敦誠《鷓鵲菴筆塵》稱他是“錢塘汪易堂”(《四松堂集》卷五)，可知他是浙江錢塘人。我們關於此七人的背景，所知大體如此。從《懋齋詩鈔》和《四松堂集》來看，他們是常常在一起飲酒賦詩的朋友。(下文再詳) 其次再說地點，詩題為《飲集敬亭松堂》，詩中又有“阿弟開家宴”之句，可以確定飲集是在敦誠的住處，即四松堂舉行的。敦誠曾撰有《四松堂記>)一篇(見《四松堂集》卷三)，說四松堂即是“舊日之西園”，但已樓傾池平，僅存臥雲洞、薰風谷、控鶴嶺、魚樂國諸遺跡。他在《宜閒館記》(《四松堂集》卷三)中記四松堂的景緻道： 壬午春構小室於四松之南，褕柳蔭其陽，蕉棠芳其陰。 那麼四松堂究竟坐落何處呢?敦誠在《鹪鵲菴筆塵》中說： 先大人予告後，於城西第築園亭以養疴。有堂曰靜補、亭曰褕蔭、谷曰薰風、臺曰雨舫。 以《筆塵》與兩《記》互證，可知四松堂即其家舊園；因在城西，所以叫做“西園”。(他的過繼的祖父且有《西園詩鈔》，亦見《筆塵》。) 最後我們要考慮一下時間問題。周汝昌定此宴為癸未三月初一的敦誠壽筵，其說如下： 詩中“阿弟開家宴”，正說明是敦誠壽辰。詩中又有“中和(二月初一日)連上巳(三月初三日)，花柳煙溟濛”句，以見時近上巳節，亦正與“上巳前三日”相銜接。(《曹雪芹》，頁一八六、註三) 這次“家宴”是否為敦誠壽辰，稍後再論。但周氏把“中和連上巳”和《小詩代簡>)中的“上巳前三日”等同了起來顯然是缺乏根據的。他說“時近上巳節”是不錯的，但是對於“中和”節却沒有交代。如果這次宴會的時間是三月初一，它上距二月初一已相去一個月之久，詩中何以還要提及“中和”呢?所以僅從“中和連上巳”一句，我們已可初步斷定它必是在這兩個節日的中間的一天，更準確地說，應當是在二月的中旬。只有這樣一個日子才能把中和與上巳“連”起來。 在我還沒有列舉其他強證之前，僅憑我們對於《小詩代簡》和《飲集敬亭松堂》兩首詩本身的分析，我們已可從地點和時間兩方面制斷此兩詩之間並無相應的關係。敦敏的《小詩代簡》是邀請雪芹到京城西南角的“槐園”去賞春的，而敦誠“家宴”則舉行在城西的四松堂。這兩個地方相距縱不甚遠，恐亦非數步之遙。在交通不便的當時，如何能臨時改換宴會場所，並且主人也從敦敏改成敦誠，這是無論如何也講不通的事。試問照周汝昌的說法，如果雪芹決定前來赴宴，他究竟是去槐園呢?還是去四松堂呢?此其一。以時間而論，敦誠家宴也較敦敏招飲雪芹的日子為早，這兩首詩所講的集會絕不可能是同一的。此其二。再就“飲集”一詩來看，其中曾記“易堂最後至”，然竞無一字提到雪芹獲邀未至的事。這也可見上述兩詩之間並無關係。此其三。 但是要徹底澄清這次敦誠“家宴”的性質，我們的討論便不能限於上引的兩首詩。我們必須對二敦兄弟的詩集作通盤的檢查，看看其中有沒有和《飲集》一詩性質相近之作。我自己檢查的結果發現另有兩首詩具有無比的重要性。第一首見於《懋齋詩鈔》，题目如下： 二月十五日過松軒，(按：即松堂，前引《钦集》詩與“松堂”亦鈔作“軒”字，由敦誠用墨筆塗改為“堂”字。)忽憶去歲亦此日同敬亭、貽謀、大川小集松軒，用阮亭集中韻，各賦七律一首，轉瞬一年矣。因用杜句“花枝欲動春風寒。分韻，余得花字。(頁六十五) 第二首詩則見於《四松堂集》卷一，亦抄其題及注如下： 仲春望日草堂集飲分韻，得枝字，去年此日諸公過草堂，用王阮亭韻紀事，瞬息一載。今年此日諾公復集草堂，追念昔歡，恍如昨日。未卜明春風光人事，更復何如，因以。花枝欲動春風寒”平聲字分韻。 兩詩題注在證，可確知即是同一詩會。“仲春望日”即二月十五日，此時合一也。同用杜句“花枝欲動春風寒”，此韻合，二也。“草堂”即松堂，乃敦誠的謙詞，此地合，三也。敦誠詩題未注明“諸公”為誰，但必不能異乎敦敏之所舉者，此人合，四也。 把這兩首詩和前引《飲集》詩配合起來看，便立即可見《飲集》詩的“中元連上巳”一句正是指的二月十五日。這一點弄清楚了，其他一切也都迎刃而解，而用杜句“蓬門今始為君開”分韻尤其一個很明顯的特色。 由於二敦這一羣詩友至少曾一連三年舉行過二月十五日的松堂分韻詩會，我們可以順便討論一下年份的問題了。文學古籍社影印的《四松堂集》考不出年代先後，我們仍只有從《懋齋詩鈔》著手。但因《古剎小憩》一首下面的“癸未”兩字有過貼補的痕跡，因而成為聚訟之所在，我暫且撇開“癸未”以下的詩篇，從前面開始檢查，我反覆查對的結果，深信《懋齋詩鈔》中的四季時序大體士確很分明，現在的問題是要找出在年份方面是否也有大體士的次序。《詩鈔》中第一個明顯的線索是“丁丑榆開除夕，同易堂、敬亭和東坡粲字韻詩，回首已三年矣”。(頁二四丁丑除夕再過三年只能是庚辰(一七六○)。庚辰一年的篇什中包括了幾首很重要的有關曹雪芹的詩，如“過明君琳養石軒”及“題芹圃畫石”都在內。周氏繫此兩詩在庚辰，並說“由集中年份推之，粲若列眉”(《新證》，頁七三四)，的確不錯。 第二個線索是“上元夜同人集子謙瀟洒軒徵歌，回憶丙子上元，同秋園徐先生、妹倩以寧飲瀟洒軒，迄今已五閱歲矣。”(頁四三——四四)丙子再閱五歲，恰是辛巳(一七六一)，與上一年庚辰諸詩相銜接。從這一首詩一路數下去，在頁六○上有《訪曹雪芹不值》，那正是辛巳冬日之作，因起句即是“野浦凍雲深”也。再翻一葉(頁六二)是《送二弟之羊房》，起句為“帝京重新歲”，那就進入壬午(一七六二)年了。而“二月十五日過松軒”分韻賦詩一首正緊接在一整葉之後，故可確定為壬午之作。這首詩確定之後，下一首《飲集敬亭松堂》便非繫於癸未(一七六三)年不可。為什麼呢?理由如下：《二月十五日過松軒》詩和敦誠《四松堂集》中的《仲春望日》詩都說去年此日同用王漁洋句分韻賦詩，不更前溯，可見辛巳年二月十五日是二敦與諸詩友第一次舉行這樣的詩會。而敦敏在《二月十五日過松軒》詩中有句云： 更期明歲今朝約，竹徑传杯興倍賒。(頁六六) 可證他們在壬午二月十五日聚會時已預先定下了次年癸未同一日的詩約。這就是《飲集敬亭松堂》的敦誠家宴了。 所以由於敦敏諸人這一連三年的二月十五日詩會，我們現在可以完全斷定《懋齋詩鈔》是一部大體編年的集子，無論《古刹》下“癸未”兩字的貼補是怎樣來的，總之，自《古剎小憩》以下的詩大體上應屬癸未的作品，但是這種大體的編年並不能排除有偶然誤編的可能性。《小詩代簡》既與《飲集敬亭松堂》一詩完全無涉，它當然也有可能是壬午之作而誤編入癸未年之內的。本文的考證雖不見略有助長癸未論的威風之嫌，但並不能由此而斷定曹雪芹卒於癸未。我在開始時便已表示過，考證卒年不是我此文的目的所在。 最後，讓我再回到主題，總結一下何以《小詩代簡》和《飲集敬亭松堂》絕無可能有任何關係。我們已看到，這個詩會在辛巳、壬午兩年舉行的時候只有敦敏、敦誠、貽謀和朱大川四個人，故一句七言詩只用“平聲字分韻”。到了癸未年，與會者則增加到七個人(墨香、汝猷、汪易堂似是新參加的)。這個數字值得注意，因為“蓬門今始為君開”七個字只够七個人分韻，再多一人便要重韻了。所以詩中“作者此七人”的“此”字原文是“唯”字，到編集時始由敦誠改定。不但七人恰可各分一韻，而且又符同“竹林七賢”(“恰與竹林同”)和《論語》中的“作者七人矣”。這個詩會自始便不包括雪芹在內，癸未年也未嘗邀雪芹參加，這是再明白不過的了。因此無論就時間、地點、人物、聚會的性質來說《飲集敬亭松堂》之詩都與《小詩代簡净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小詩代簡>)也許是敦敏在槐園為敦誠“暖壽”的請柬，雪芹究竟赴宴了沒有，我們根本不知道。但是把癸未二月十五日的敦誠家宴當作敦敏為敦誠暖壽的聚會則是十分荒唐的錯誤。別的不說，我們至少也該想想，怎么哥哥請人“來看小院春”一下子變成了“阿弟開家宴”?胡適之先生如果真是因為看了這兩首詩竞從癸未說再改回壬午論，那么這位紅學考證的開山人物就未免太令人失望了。 《四松堂集》和《懋齋詩鈔》兩集早已被紅學考證家攪翻過無數遍了，想不到其中還存在著這樣嚴重的曲解。我個人一向信任紅學考證家，所以平時只是對他們結論擇善而從，根本就不想再去查勘原始資料。現在因偶然的機緣讀了這兩部集子，發現情況並不像我假定的那么樂觀。這真是很使人洩氣的事。我揣測這種錯誤的產生，主要是由於曹雪芹的傅記材料太少，而紅學家求證之心又太切，因此有時便不免將與曹雪芹和《紅樓夢》無關的材料也都看成相關的了。讓我再舉一個明顯的例子。敦誠《鰭鵲菴雜詩》中曾保留了兩首輓曹雪芹的詩，智不見於刻本《四松堂集》。這兩首詩的重要性自然是不用說的了。其第二首的第一句“開箧猶存冰雪文”，吳恩裕特加重視，認為“十分可能是指雪芹所撰的《紅樓夢》稿本”。(見《十種》，頁八)其實這全是無根據的猜想。《四松堂集》卷四《哭復齋文》中說道： 未知先生(指復齋)與寅圃、雪芹諸子相逢於地下作如何言笑?……僕近輯故友之詩文，凡片紙隻字寄宜閒館者，手為錄之，名曰：《聞笛集》。……從此即過西州門，亦不痛哭而返也。(並可參看卷三《聞笛集自序》) 讀了這一段文字後，讓我們再看全詩： 開箧猶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雲。三年下第曾憐我，一病無醫竞負君。鄴下人才應有恨，山陽殘笛不堪聞。他時瘦馬西州路，宿草寒煙對落曛。 詩、文互勘，可知即是一事。“開箧猶存”的“冰雪文”豈不明明白白地指“山陽殘笛不堪聞”的《聞笛集》嗎?《聞笛集》中有雪芹的詩文，輓詩特鄭重及之，這怎么可能與《紅樓夢》稿本扯得上關係呢?從這一錯誤的前提發展下去，吳恩裕甚至認為永忠《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也和敦誠箧中所藏的“冰雪文”大有關係。(見《十種》，頁六○)紅學考證繞了一個大圈子之後，現在竟變得和舊索隱派一樣地在那裏捕風捉影了，這一事實豈不值得我們深深地警惕嗎? 我決無意貶斥近代的紅學考證工作。近五、六十年來紅學考證所取得的巨大成績是無可否認的。但是這種考證主要是建築在材料的基礎之上。在新材料的發現愈來愈困難的情況下，考證派的紅學家便不兌要在已有的材料士多打主意，希望從其中逼問出更多的消息。其結果則是有的材料被迫而誇張供證，有的更弄得屈打成招。這樣的情形在研究曹雪芹家世的時候尚不甚顯著，伹在企圖指證《紅樓夢》為曹家的真人真事時便豁露無遺了。尤其是為了找出脂硯齋與畸笏叟究竟相當於曹雪芹的什麼人，紅學家簡直完全離開了考證學的正常軌道，在那裹大變魔術，正如善博者之能呼盧成盧、喝雉成雉之一般。這就不是“實事求是”、“不知為不知”的態度了。 我曾說，“新材料的發現是具有高度的偶然性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其極限。一旦新材料不復出現，則整個研究王作勢必陷於停頓。考證派紅學的危機一一技術的崩潰，其一部份原因即在於是。”(《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而“傳記說”的成見則更加深了這一危機。原因很簡單：“傳記說”使得有些紅學家迫不及待地要去填補曹雪芹生活史上所留下的大片空白；在真材料過份缺乏的情況下，偽材料和不相干的材料有時竟也乘虛而入。本篇考證《懋齋詩鈔》中有關雪芹生平的兩首詩，便是紅學家以不相干為相干的一個具體說明。 後記：關於《八旗叢書》清抄本《懋齋詩鈔》 《懋齋詩鈔》是周汝昌最先發現的。但他所見的本子並不是後來文學古籍刊行社在一九五五年影印的稿本。周汝昌記他所見的本子如下： 這部詩鈔，不是敦敏的底稿本，而是鈔本，和一些旗人的作品，收在 一起，叫做《八旗叢書》，紙墨還都是很新的，是清末人所錄。敦誠的詩， 外面題泎《懋齋詩鈔》，裏面題作《東皋集》，不知是二者即一，還是後者乃前者的一部分?前面有敦敏一篇自序，說從戊寅年到癸未年，常常來往於東皋，於癸未年夏，把詩編成這個集子，但詩却包括癸未年以後的。……詩是按年編的，有條不紊，這於考證，非常要緊。(《紅樓夢新證》舊版，頁三五) 但據吳恩裕《懋齋詩鈔稿本考》云： 《紅樓夢新證》作者引用“秘笈”《懋齋詩鈔》，是前燕京大學所藏的一個抄本。……抗日戰爭勝利以後，這個抄本……被人攫取走了。(見《有關曹雪芹十種》，頁二二) 可見後來許多人討論曹雪芹的卒年問題，所根據的都是影印本，而沒有人再看到過《八旗叢書》了。而且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八旗叢書》本祇是照著影印的底本清抄一過。現在底本既已出現，則清抄本已無大價值可言了。 最近我偶然在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圖書館中見到了這部《八旗叢書》，是珍藏在善本室中的一部書，其中第二十七冊正是《懋齋詩鈔》。取而讀之，原來恰是當年周汝昌所發現的本子，不料三十年後我竟無意中見之，真是一種意外之喜。今年秋季恰好友人勞延煊兄來哈佛任教半年，我們兩人費了一兩個小時的時間，用劉向“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的辦法校賺了此本與影印本的異同。現在我把這一次校勘的結果簡單地寫在下面，以供治紅學者之參考。 《八旗叢書》本《懋齋詩鈔》有藏書章兩處，一是“燕京大學圖書館珍藏”，可證即周汝昌所見之本，一是“富察恩豐席臣藏書印”，當是叢書原收藏人的圖章。富察是滿族的族名，恩豐是名，席臣是字，取席豐履厚之義。據崇彝的恩豐小傳，知他卒於民國十九年庚午，則此抄本的年代是很晚的。 卷首在《東皋集》之後的敦敏小序，起句較影印本多“戊寅夏”三字，中間“癸未夏長日如年”句，“癸未”兩字在影印本係由“庚辰”貼改，這兩處不同的地方早已為紅學家所注意。值得指出的是影印本起始確無年代，至於跨加“戊寅夏”三字(未印出)則不易斷定是出自何人手筆。(吳恩裕《十種》，頁八八)僅此一點已可見兩本原有出入。換句話說，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影印本看成《八旗叢書》清抄本的祖本。 清抄本與影印本最大不同之處是少收了兩首詩。影印本頁三九《敬亭招飲松軒》和頁八一《八里莊望山》，都不見於清抄本。伹影印本在《八里莊望山》一首之上有敦誠眉批“選”字，且加雙圈。如清抄本的祖本即是。影印本，則此首無論如何不應漏去。 以編次而言，兩本大體相同，唯一不同之點便是紅學家爭論過的《題畫四首》。這四首詩在影本是緊接在《飲集敬亭松堂》之後，下接《題朱大川畫菊花枝上一崔》。(頁九五——九六)其剪貼移動的跡象尚宛然可觀。在清抄本中，《題畫四首》則置於《題朱大川晝菊花枝上一雀》一首之後。這四首詩有人據《四松堂集》定為壬午之詩。但吳恩裕認為敦敏題詩也未嘗不可能晚一年，在癸未。(《十種》頁八五)另一個可能則是敦敏編年時誤記晚了一年。因為這種《题畫》詩與紀事詩不同，整理時誤記的可能性比較高。 兩本的異文則甚多，我不能在這裏寫詳細的校記。茲舉《二弟病足詩以慰之》為例。影印本(頁四九——五○)共圈刪了六句詩，清抄本都保存了。第二句“摩挲病脚日陽前”，清抄本“日陽”作“朝陽”，似較佳，頗疑“日”是筆誤。第五句影印本“自古詩人多此疾”，清抄本“疾”作“病”字，但與下一句“君今同病應相憐”重複。最不同的是倒數第三句。影印本“贈君一言應怡然”的“應怡然”三字原作“還自憐”，清抄本則是“君勉旃”。清抄本似是最早的寫法，“還自憐”則是第二次改稿，但因與“君今同病應相憐”重出，因此最後定為“應怡然”。這個例子最可以說明清抄本的祖本此影印本為早。 有影印本有題無詩而清抄本則並題亦無之者，如頁一一三之《同敬亭、貽謀、大川載酒遊潞水，時三月五日也。分韻得東字》即其例也。又有影印本有詩無題而清抄本尚存其題者，如前者頁四三之《入春已十日》五言一首，讀清抄本始知即以首二字“入春”為題，是也。 此外尚有影印本已塗去之句，清抄本郎不錄入之例。如影印本頁九一之“盡歡及童僕，並許預其筵”，“始猶隙地覓餘粒，繼皆摭竊逞豪強”，頁一○二之“此病雖云天之殃，鬼行憑人殊孥攫”，清抄本皆已不見痕跡也。 總之，以上各種例證都祇能說明清抄本絕非以影印本為祖本而照錄一過。相反地，清抄本所依據者乃在影印本塗改前之一種改本。就這一點說，這個清抄本仍有其獨立的價值，不能因為我們已得見敦敏的原稿本而棄之不顧也。 這兩個本子既為獨立的兩個系統，而編詩的次序大體一致，則《懋齋詩鈔》是編年體，其可靠性又增加了一分。 據我的制斷，《懋齋詩鈔》並不是“殘本”，而是敦敏一生中某一階段的詩集，這一階段他自己稱之為《東皋集》，上限是戊寅(一七五八)，下限大約在癸未(一七六三)或甲申(一七六四)左右。其餘各階段諒必以別的稱號名“集”，但現在已失傳了。《欽定熙朝雅頭集》首集卷二十六一共收了敦敏的三十五首詩；其中除極少數外皆不見於今本《懋齋詩鈔》，可見其中必多《東皋集》前後之作。其第一首《懷敬亭時住喜峯口》即早於戊寅也。又當附及者，《雅頌集》所收第二首詩正是《二弟病足詩以慰之》之作。以《雅頌集》本校之《懋齋詩鈔》影印本，除“多此病”之“病”字異於影印本之“疾”字一處外(可能手民之誤?)，其餘影印本所刪六句全已不見。這也是清抄本的祖本早於影印本之一強有力的證據也。 《八旗叢書》清抄本《懋齋詩鈔》的再發現還是很有意義的事。三十年前周汝昌初見此本時，他並沒有想到將來會出現另一個作者再度修改的稿本，也沒有想到《八旗叢書》本會失蹤。因此他對原本沒有作更詳細的記錄，以致後來在“癸未論”與“壬午論”的爭辯時期，他已無法根據兩本的異同來討論《詩鈔》的編年性質。而一般紅學家也都假定清抄本是以影印本為祖本的，這使清抄本的真正價值大大地受到了損害。清抄本縱使過錄的時代稍晚，但它的祖本却此影印本為早，這是不成問題的。 關於《八旗叢書》如何從燕京大學搬到了哈佛大學，我本來也是很不解的。幸而哈佛燕京圖書館原任館長裘開明先生依然記得這段經過。裘先生告訴我，這部書本是哈佛燕京社購買的，存在燕京圖書館，因為當時這兩個圖書館原是互通有無的機構。大概在一九四八年這部叢書才運到了美國，存放在善本書庫裏。我覺得這本書還有很高的剩餘價值，所以特別寫了這篇《後記》，以備紅學家參考。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四日凌晨英時記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臺北旅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