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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红楼梦》第十七至十八回写道,为了元春归省,贾府大兴土木,建了一座“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其中有一处院落“, 院中点衬几块山石,一边种着数本芭蕉;那一边乃是一颗西府海棠,其势若伞,丝垂翠缕,葩吐丹砂。”贾政命人对此景题撰,有人题“蕉鹤”,有人题“崇光泛彩”,宝玉因“此处蕉棠两植,其意暗蓄‘红’‘绿’二字在内。若只说蕉,则棠无着落;若只说棠,蕉亦无着落。固有蕉无棠不可,有棠无蕉更不可”,便“题‘红香绿玉’四字,方两全其妙”。贾政虽说“不好”,却也最终“竟用了宝玉所题之额”。后来元春赐名,将“红香绿玉”改为“怡红快绿”,又赐名“怡红院”。接着,元春又让宝玉等再“各赋五言律一首”,宝玉在写“怡红快绿”这首诗时,因句内有“绿玉春犹卷”一句,被宝钗瞥见,急忙回身悄推宝玉道:“他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改了‘怡红快绿’;你这会子偏用‘绿玉’二字,岂不是有意和他争驰了?”并让宝玉将“绿玉”的“玉”字改为了“蜡”字。宝玉因此还称宝钗为“一字师”。那么,宝玉何要题“红香绿玉”呢? 元春为何又要改题呢? 元春改题是真如宝钗所说“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改了‘怡红快绿’”的吗? 宝玉的题字与元春的改动寄寓了什么呢?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宝玉题字与元春改题都别有深意。今略举数例予以说明。先说宝玉题名的寓意。如王海燕认为,题“红香绿玉”的原因是:“宝玉强调蕉棠两植:红代表绛芸轩———宝玉、绿代表潇湘馆(竹的雅称有秀玉、琅玉) ———黛玉。二者连称,便产生了动人的审美效应和强大的情感力量。宝黛二人结为同心,哪怕要面对来自整个世界的压力。”②王先生将宝玉题字视为是宝黛二人要共同面对社会压力的情感流露。刘春颖也说:“‘香’、‘玉’和‘红’、‘绿’的搭配都是在暗示宝、黛二人。‘香’喻黛玉,‘玉’指‘宝玉’,‘红香玉’四字正是石兄心意的自然流露,是对金玉良缘的无声抵抗。”③而苏萍则说:“‘红棠绿蕉’、‘蕉棠两植’,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审美观, 是宝玉作为男性即景而发的审美心理需求。⋯⋯所以‘蕉棠’应该比喻两位宝玉所欣赏的女性。”④即“红棠绿蕉、红香绿玉,分别比喻的是湘云和黛玉”。他们两人是宝玉“两种不同形式的情感寄托”对象。那么,元春的改题又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呢? 周汝昌认为这是作者“元春本就不喜欢黛玉”的“暗示”⑤。王海燕也说:“元妃执意改红香绿玉为怡红快绿,去掉香玉,正是外界压力施加于宝黛爱情的象征。”刘春颖进一步说:“虽然元妃深居皇宫,不会清楚宝、黛间彼此爱慕的情愫,也就不应成为他们结合的有意破坏者。但小说作者是全知全能的,可以安排元妃将‘红香绿玉’改作‘怡红快绿’,这样一来,中竟是一香一烛,岂非成了庙宇? 岂非象征居住者的宝玉最终出家? 她自然容不得爱弟的出家的! 因此,‘反’其意而用之———‘怡红快绿’,使得那长着海棠与芭蕉的院子里充满快乐吧,让他(原文如此,志按) 的弟弟一生无忧无虑吧。” 以上论述都颇为独特,让人深受启发。于今我们也不揣浅陋来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二、宝玉“红香绿玉”题字及《怡红快绿》诗之内涵分析 首先,宝玉“红香绿玉”的题字,紧扣了院落中“蕉棠两植”的特殊景致,并无特别的寓意。“红香”应是点海棠“, 绿玉”应是扣“芭蕉”。正如宋淇所说:“芭蕉与海棠一绿一红,乃是宝玉本人所提‘红香绿玉’所本。”⑦当然,宝玉的题字也并非十全十美、无可挑剔。此额不是尽美,那倒还不是如刘春颖所说:“用‘香’来形容这株海棠,是不客观的。”因为《群芳谱》说海棠“皆有色无香”。其实,海棠虽不是都有香,但有一少部分是有香的。正如《群芳谱》里的记载:“罗隐手植海棠于钱塘,王禹 有诗题之,内一句云:‘手植庭花满院香’,则知海棠亦有香者,不独昌州嘉定也。”稍后清代陈 子撰《花镜》1688) 卷六“花草类考”亦云:“独昌州定州海棠有香,诚异品也。”⑧又,高世良在《百花百话》一书中介绍海棠时,也说有些品种“有香气”、“并有芳香气味”⑨。所以,少数海棠是有香的。用“香”来形容海棠并非不可。我们以为,这原因似是在“香”和“玉”二字较俗、较艳、不甚新颖、雅致等其他方面(下详) 。然而,尽管如此,宝玉能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拟出此匾,已实属不易。实事求是地说,宝玉的题字较之众清客的不知好出多少。正如书中所介绍的,贾政虽摇头说:“不好,不好!”但最终还是“竟用了宝玉所题之联额”,并未弃而不用。就是元春在赐名之后,她也仍是“又命旧有匾联俱不必摘去”。这些都充分说明,宝玉“所题之联额”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了贾政及元春的认可的。元春还当众表扬宝玉道:“且喜宝玉竟知题咏,是我意外之想。”肯定、欣喜之情表露无遗。还说:“前所题之联虽佳,如今再各赋五言律一首,使我当面试过,方不负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元春的这些话都是在赞扬、肯定宝玉的题咏,似乎并未流露出某种不喜欢的情绪,说元春“不喜欢”云云,应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想象之词。如果元春真的不喜欢这些题联,她又为何命人“俱不必摘去”“旧有匾联”呢? 所以,我们以为,这些言行说明元春改题似牵涉不到“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只有好不好的问题。宝玉的题字,元春认为还不够更好,所以改题了,事实就是这样简单。另外,宝玉还受元春之命写有三首五言律诗,与“红香绿玉”匾有关的诗是“怡红快绿”。其诗如下: 深庭长日静,两两出婵娟。 绿蜡春犹卷,红妆夜未眠。 凭栏垂绛袖,倚石护青烟。 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 元春看过这些诗后,“喜之不尽”,夸赞宝玉道:“果然进益了!”诗中紧扣海棠和芭蕉两物来写,以女子形象为喻,写出了它们的艳美娇姿,生动形象。当然此诗还寄寓了宝玉对它们的怜爱之情。此诗虽然有“借花木以写人,写怡红院中的生活”的内容⑩ ,但它决不可能是一首宝玉的表露情爱的“咏物言志”的诗。正如林冠夫所说:“因院中植有海棠和芭蕉,隐一红一绿,引人怡悦愉快,所以叫怡红快绿。这首诗,也正是扣着这一红一绿展开。”lv 说此诗“是借海棠、芭蕉之‘婵娟’喻黛玉和自己的情意,委婉地表达出内心的爱情与焦虑”“, 诉说了海棠芭蕉的缠绵与无奈,诉说了宝黛爱情的坚贞及不被认可的苦闷”,我们以为都与实际不符。大概论者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些诗是在元春省亲时、在元春的要求下宝玉急就的“应制诗”。对这个情节,蔡义江甚至还认为:“宝玉和众姊妹奉元春之命为大观园诸景赋诗,也可以看作是写清代臣僚们奉皇帝之命而作应制诗的情景的一种假托。”可见,这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真实的反映。因此,这些诗大都不脱“颂圣”的内容,就连黛玉替作的《杏帘在望》都有“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之句,点出“颂圣”之本旨,宝玉这首《怡红快绿》又怎能例外! 何况,宝玉早在贾政试才之时就说过“必须颂圣方可”的话,没有忘记题匾、题诗、题联都是应制之作,不能离了“颂圣”的本题。如果这首诗真的寓写有宝黛爱情的内容,元春会一点也看不出来吗? 虽然元春自谦“素乏捷才,且不长于吟咏”,但她在品评众人的诗作时,还是能辨出好坏,其鉴赏能力并不差。所以青山山农说:“元春才德兼备,足为仕女班头。”这是公允之言。另外,这些诗又被元春命探春“以彩笺誊录出”来,“令太监传与外厢”。“贾政等看了,都称颂不已。”注意这个细节,说明此诗元春看过,贾母等女眷看过,就是连贾政等众人都看过,并“称颂不已”,表示赞许。说“元妃深居皇宫,不会清楚宝、黛间彼此爱慕的情愫”,不会看出此诗之寓意。那么,贾母、王夫人、贾政等也都看过,和宝黛朝夕相处,难道他们也统统被宝玉瞒过,不识此诗之寓意吗? 再说,宝钗也看过此诗,并知道它的写作过程,凭宝钗之才,她不会对诗中的所谓寓意不敏感。为了让元春高兴,宝钗连宝玉用“绿玉”一词都不放过,劝他改用“绿蜡”。若宝玉在诗中真有“无声抵抗”金玉良缘的寓意,破坏了这个气氛,宝钗难道还不会制止? 可宝钗并无别样反应! 这只能说明此诗中规中矩,符合“颂圣”之体。最后,试看此诗的相关脂批似也可以佐证我们的上述分析。“深庭长日静,两两出蝉娟”句后,己卯本双行批云:“双起双敲。读此有始信前云‘有蕉无棠不可,有棠无蕉更不可’等批,非泛泛妄批驳他人,到自己身上则无能为之论也。” 从紧扣蕉棠特点上予以肯定。“绿蜡”句下脂批:“本是‘玉’字,此遵宝卿改,似较‘玉’字佳。”客观、公正之语。但也仅此而已,并未进一步点出什么别样深意来。“春犹卷”后脂批:“是蕉。”“红妆”句后脂批:“是海棠。”“凭栏”句后脂批:“是海棠之情。”“倚石”句后脂批:“是芭蕉之神。何得如此工恰自然,真是好诗,却是好书。”先称赞诗写得好,进而又称赞书写得更好。“对立”句后脂批:“双收。”“主人”句后,脂批总评道:“归到主人,方不落空。王梅隐云:咏物体又难双承双落,一味双拿,则不免牵强。此首可谓诗题两称,极工极切,极流离妩媚。”对此诗的艺术性再作肯定性和总结性赞语。值得注意的是,脂批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此诗有宝黛爱情的寄寓。是脂砚斋读诗不细,还是慧心不足?都不是。凭脂砚斋的特殊身份,凭他对作者创作过程的熟悉和参与,若此诗真有什么寄寓的话,岂能瞒过脂砚斋的眼睛。事实只能是这首诗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它仅仅是一首应元春之命而写的带有“颂圣”内涵的应制诗。 三、元春改题“怡红快绿”之内涵臆测 元春为何将宝玉题的“红香绿玉”改题为“怡红快绿”呢?王蒙曾说:“把‘红香绿玉’改为‘怡红快绿’,改得当然是好的。”为什么好呢? 王蒙却并未申论,颇为遗憾。陶剑平也说,这些改动“绝大多数确比宝玉原题要恰切适合得多”。周思源同样认为元春改得“都更加高雅”l|。这都是公允之言。元春是个才女,宝玉也是她“手引口传”“教授”出来的,她改动宝玉的题字,应该是有理由的: 第一,元春改题别有寄寓,她希望此园能成为女儿们快乐生活的乐园。从字面来看,元春改题为“怡红快绿”是将原来的一个名词性词语改为了一个动词性词语。“怡”,快乐,愉快也;“快”,愉快,高兴,舒服也。“红”“绿”指海棠和芭蕉,代表园中的众多女儿。“怡红快绿”意即让海棠、芭蕉“愉快”“高兴”“舒服”地生长,寄寓着让女儿们快乐、幸福之意。我们同意苏萍“‘红’与‘绿’都应该是宝玉使之快乐的对象而不是其本身”的说法,但却不敢苟同“红”、“绿”即“比喻的是湘云和黛玉”的说法。“红”、“绿”应泛指众女儿,而不仅仅是湘、黛二人。正如林方直所说:“芭蕉和‘女儿棠’,象征‘女儿国’大观园里的众多女儿们。”否则,后面第二十六回脂批“红稀绿瘦”之语就不好理解了。 第二：不用“香”字或许是此字被用得过多,不太新雅、别致。“香”、“玉”、“红”等字曾被视为俗字、艳字,一般人家不大使用这些字。书中第二回作者曾借贾雨村之口说道:“更妙在甄家的风俗,女儿之名,亦皆从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别家另外用这些‘春’‘红’‘香‘玉’等艳字的。何得贾府亦乐此俗套?”当时的社会风俗是一般人家少用、或不用这些俗字、艳字。周汝昌也说:“‘香’、‘玉’等字眼, 有点落俗。”看来,这些字确实是些俗字、艳字。偶尔一用何尝不可,却绝不能滥用。正像凤姐不满红玉的名字时说的那样:“讨人嫌的很! 得了玉的益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凤姐虽然说的是“玉”字,但少用其他的字又何尝不是此理(当然,凤姐不满此字还有其他理由,下详) 。元春或许也不喜欢这些俗字、艳字,所以改了。大观园中由宝玉题写的有“香”字的联额有:题“沁芳”亭的“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一“香”;题“杏帘在望”的“稻香村”,二“香”;题联“新涨绿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三“香”;题“蘅芜苑”:“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酴 梦也香。”四“香”; 题“藕香榭”,五“香”;其他还有:“暖香坞”、“木香棚”、“埋香冢”、“红香圃”、“梨香院”等,再加上“红香绿玉”,亦达十一“香”矣。“香”字不可谓不多。“香”字用得太多,也就不甚新雅、别致了。 第三,不用“玉”字是为了避忌犯了宝玉、黛玉之名。在题“稻香村”时,就有清客以“编新不如述旧”为由,题此院落为“杏花村”,当时就遭到了贾政的反对,理由是:“‘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请名方可。”此言告诉我们,再好的题名,只要“犯了正名”,也都是不可取的。这个道理元春不会不知。“玉”字既犯了宝玉之名,也犯了黛玉正名,宝黛名中都有一个“玉”字。元春不用“玉”字,也许就是为了让此处题名不至于犯了宝黛二人之名。此其一。其二,黛玉之名,其字面意义就是“一块青黑色的宝玉”,而青黑色与“绿”色并不矛盾,因为“古文中‘黛绿’连用表‘墨绿’之意,是常见的一种用法。”所以,孙逊就认为:“黛玉实即绿玉的意思。”早期红学家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中也说“黛玉二字”“或云即碧玉之别”。碧玉也就是绿玉的意思。这样,黛玉也就成了绿玉。又,说黛玉为绿玉,还有一个佐证。黛玉居住的潇湘馆以竹多著称,书中是这样描写这处院落的:“前面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潇湘馆竹多,而竹又称“绿玉”《正字通》云:“寒玉,竹别名,亦曰绿玉。”黛玉居住潇湘馆,“黛玉与竹的关系也就格外值得注意”,这就是黛玉与竹与“绿玉”联系了起来。这是作者在以物喻人、以物衬人,是作者在“以竹比黛玉清雅脱俗之性”。说绿玉暗点黛玉之名应该符合小说的实际。另外,苏萍也认为“绿玉”“指的是黛玉”。总之,从字面上看“, 黛玉”就是“绿玉”,元春兴许看出了这层关联,为了避忌犯了黛玉之名,便去掉了“玉”字,用“快绿”来命名。元春的这个举动非但不是所谓弃黛的暗示,而恰恰是怜黛的自然表露。再联系到元春称赞黛玉为宝玉代写的诗和其他匾额的情况看(见第七十六回叙述) ,元春对黛玉是怀有好感的。恰如周汝昌所说:“这一切,都说明了元春对于黛玉并无恶感,正是非常爱赏于她。”这是公允之论。 第四,从元春的自身性格特点来看,她对匾额的改动显然没有“择钗弃黛”的暗示。我们以为,元春改“红香绿玉”为“怡红快绿”,不仅不是元春弃黛的暗示,相反,倒恰恰是怜爱黛玉的体现。正如上文所说,为了避忌犯了黛玉之名,元春不惜改了宝玉的原题,这流露出的是对黛玉的怜爱之情。在省亲过程中,元春就已经对钗黛有好感,认为“二人亦发比别的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软玉一般”。在看完众姊妹写的诗后也说:“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同夸宝钗、黛玉,并非厚此薄彼。接着,赏赐的礼物也是一样,元春“合意谁,未露于色”。这至少表明此时元春并未“择钗弃黛”。说元春改题时就已经有了“择钗弃黛的倾向”,似与事实不符。此其一。 其二,元春端午节赐礼是她礼遇长辈、亲戚和自家姊妹的平常之事,此举似也没有“择钗弃黛”的特别暗示。第二十八回的端午节赐礼,元春多送了礼物给宝钗,人们便谓之是厚钗薄黛。这是否就意味着元春已“择钗弃黛”了呢? 就像青山山农说的那样:“香麝之串,独赐宝钗。后此之以薛易林,皆元春先启其端也。”我们以为未必。这段情节是由袭人介绍出来的: 老太太的多着一个香如意,一个玛瑙枕。太太、老爷、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如意。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同数珠儿,别人都没了。大奶奶、二奶奶他两个是每人两匹纱,两匹罗,两个香袋,两个锭子药。宝玉听了,未免奇怪:“这是怎么个原故? 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 别是传错了罢?” 宝玉的奇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更在意黛玉,而黛玉的与自己不一样,当然不解了。但是,如果他知道了元春赐礼的缘由,也许就不会奇怪了。细读这段文字后,我们就会发现,元春赏赐礼物是有一个原则的,即是依据长幼、亲疏关系来确定多少,除宝玉外,凡多出者,都是她的长辈和姨亲,如老太太、太太、老爷和薛姨妈及宝钗;而他们又因长幼、亲疏关系有别又有所不同。对贾府的姐妹,元春赏赐的是一样的礼物。黛玉的礼物与贾府姐妹的相同,正好说明元春把有贾府血统的黛玉当成了自己家里的成员。家里人就不用太讲礼,送出的礼物就没有必要分出彼此。从封建宗法血缘亲疏关系来看,黛玉与宝钗相比,跟贾家更为亲近。黛玉与贾家是姑表关系,宝钗与贾家是姨表关系。“在过去,姑表比姨表亲些。”所以,萨孟武说:“由贾母观之,黛玉最亲,湘云次之,宝钗最疏。”又说:“由宝玉的立场说,就父亲贾政方面言,姑表黛玉最亲。”这样的关系就元春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黛玉比宝钗更像自家人:黛玉有一半的贾家血统,而宝钗没有。作为姨姊妹的宝钗或许在元春看来更像是家里的客人,是客人就得以礼相待,因为贾家是“诗礼簪缨之族”嘛。多送一份礼物给宝钗就像多送一份礼物给薛姨妈一样(多少还是有别) ,也不算违忤礼制,当然也没有传递更多的什么信息。如说元春的这次赏赐行为就暗示了她为了家世利益已“择钗弃黛”的话,那么,试问:不管是元春省亲之时,还是这次端午时节,宝钗和黛玉两人的家世基本面并没有一点改变,黛玉仍然是孤身依附于贾家的黛玉,宝钗也还是当初寄居于贾家的宝钗,这时的薛家并未大富大贵、仍是走着下坡路,何以元春就“择钗弃黛”了呢? 这种说法似是不通。即使退一步说,元春的这个举动或许流露出了某种特别的信息,但这也是在元春改题“怡红快绿”之后,我们似不能把之后的行为当作是元春当初改题的原因。如像有的学者所说,择钗弃黛“并非元妃一人的意向,可以说它集中了贾氏家族当权人物的意志”,而这又是省亲时与王夫人“商酌”的结果,我们以为这与事实不符。对此,张锦池的分析颇为公允:“即使贾母和王夫人有此意图当时也不宜说,并且也没有那个时间说这些。”可以肯定,当时的元春没有“择钗弃黛”的想法。就是端午节这时的元春似也没有这样的想法。 其三,联系到元春不满自己的包办无爱婚姻,她断不至于会亲自毁了她的有如母子关系般的弱弟宝玉的婚姻幸福。宝黛相爱应该说在贾府不是什么秘密。 小说第二十五回,凤姐就曾当面对黛玉说:“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后又指着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儿、门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 那一点还玷辱了谁呢?” 古时女子受聘,俗称“吃茶”。明代郎瑛《七修类稿·未见得吃茶》云:“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凤姐当面道破宝黛二人婚姻秘密,不是没有所指。正如蒋和森在《林黛玉论》一文中自注里说的那样:“这虽是戏言,但善看风色的凤姐如果没有来头,是不会随便这么说的。”再有第六十六回,家奴兴儿在向尤氏姐妹介绍宝玉的婚姻时也说:“只是他已有了,只未露形。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则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过三二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兴儿之言也不是捕风捉影。可见,贾府上下诸人皆知宝黛是一对恋人、一段好姻缘。故脂批在第二十五回也云:“二玉事在贾府上下诸人,即看书人,批书人,皆信定一段好夫妻,书中常常每每道及,岂其不然。叹叹。第二十九回,脂批又有回前批云:“二玉心事,此回大书,是难了割,却用太君一言以定,是道悉通部书之大旨。”这里指的贾母之言,即是“不是冤家不聚头”。“这是贾母第一次明白表示或流露出她有成竹在胸的线索。”既然宝黛相爱已不是秘密,并得到贾母、凤姐等人的认可,想必元春也应多少知道一二。元春是那样地爱着宝玉“, 其名分虽系姊弟,其情状有如母子。”“是以怜爱宝玉,与诸弟待之不同。”为了让其弟幸福,元春也断无为了什么“家世利益”而拆散宝黛姻缘之理! 我们深知,元春就是一位不满无爱婚姻的受害者,她将自己身为贵妃的婚姻说成是“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不如“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不满自己婚姻的情感十分强烈。元春的婚姻实际上就是一种父母包办的、无爱情基础的、“终无意趣”的、政治家族联姻,她对这种婚姻是不满的,表面虽风光,内心却充满凄苦,而且,她的这种“内心的凄苦要远比说出来的多得多”。在封建社会,像元春这样的女子“, 一进宫门就永远被幽闭深宫,既不能和家人团聚,更没有爱情和家庭生活,只好零落年深残此身,甚至一生遂向空房宿。”最后“红颜暗老”时,皇帝给个“尚书”名号,算是安慰,了此残生。胡文彬对此说得好:“荣华富贵买不来欢乐,买不到真实的感情。”元春对这种没有“爱情和家庭生活”的凄苦婚姻既然深感不满,那么“, 内心深处充满了对人间温暖的渴望”的元春，又为何会不顾及宝玉的婚姻幸福,硬是要去拆散贾府上下诸人“皆信定”的“一段好夫妻”呢? 让宝玉也过着像自己一样的悲剧般的生活? 这于情于理不是不通吗? 从元春的情感态度上看,她决不是一个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本身是个悲剧人物,却又充当别人悲剧的酿成者”的人。再说,元春也不是一个爱慕富贵之人。第二十二回,她作的春灯谜诗就是这种思想的自然流露。诗云:“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诗表面写的是爆竹,实是寄寓着元春对世事无常的看法。这正像邸瑞平所分析的那样:“也许瞬息繁华、转眼即逝这一历史规律,她心中是深知的,正因为头脑清醒、政治敏感,因此元春的悲哀也就更为深重了。”元春深重的悲哀还是源于自身婚姻的悲剧。所以,我们以为,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元春就是为了让弱弟宝玉有一个充满爱情和幸福的婚姻生活这个最为简单的理由,似也不会作出“择钗弃黛”的、并不会真正给家族带来利益的错误选择。或曰:元春“择钗弃黛”,“赐予宝玉的节日礼物独与宝钗的相同,是基于她认为与薛府结成新的联姻符合贾府的家世利益。”此言似是而非,大可商榷。如上所述,联系到自己的切身感受,元春似不大可能以牺牲宝玉的爱情幸福来换取家族的利益,让宝玉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再说了,与薛家联姻也并不意味着就能给贾家带来多大的利益。从书中的描写可知,薛家虽是皇商,但此时父亲已逝,薛蟠又是“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水”的“老大无成”的公子哥,所以,“京都中几处生意,渐以消耗。”可以想象,薛家的财富一定会被薛蟠挥霍殆尽《, 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描写正是如此。正像萨孟武所指出的:“在这四族之中,首先家道中落的是薛家。”于是,薛家以送宝钗“备选”为名,投到贾府,住在梨香院中。后第七十八回,宝钗也对王夫人说过“姨娘深知我家的,难道我们当日也是这样冷落不成”之语“, 冷落”云云,说明富贵已成过去,家道已经中落! 另一方面,林家的根基却不浅。黛玉其父为“钦点出为巡盐御史”,其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业经五世”“, 因当今隆恩盛德,远迈前代,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林家既是“钟鼎之家”,又是“书香之族”,与贾家也算门当户对。只是人丁不兴,开始走下坡路而已。所以,作家二月河说的话客观实际:“林黛玉本盐政老爷的独生女儿,其家计纵然不如贾府,亦决不至于穷得一文莫名。她既无叔伯,亦无兄弟,应是带着家产到贾府来的。苏州接她的贾琏长着一双油锅里也要捞钱的手,决不会放弃她的家产,必然是一股脑儿地带回贾府的。”如此看来,与其说与薛家的联姻“符合贾府的家世利益”,还不如说更符合薛家的家世利益。元春至于作出这样的选择吗? 以这个理由来解释元春会在宝玉的婚姻中“择钗弃黛”,似也不合情理,不能让人信服。更何况,贾府为宝玉择偶的婚姻标准也不是什么“家世利益”。在第二十九回,贾母就曾向关心宝玉婚姻的张道士说:“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的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可见,富贵不富贵对贾府择偶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模样儿和性格“难得好的”。这虽是贾母的意思,但亦未尝不是元春的想法。因为元春原本就对自己为了“根基富贵”而牺牲爱情幸福的婚姻强烈不满,她没有理由又亲自去剥夺自己爱弟的爱情和幸福。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宝玉题字“红香绿玉”是为了紧扣“蕉棠两植”的怡红院景物特点,撰写的《怡红快绿》诗也是一首“颂圣”的应制诗。而元春改题“怡红快绿”的原因也仅仅是因为要让匾额或更清新雅致;或为了避忌犯了宝黛之名,表露出对黛玉的怜爱之情;或是希望怡红院成为众多女儿们的快乐、幸福、自由生活的乐园。元春改题以及端午节赐礼都并没有暗示出在宝玉婚姻问题上的“择钗弃黛”倾向,元春自己就对无爱的、包办的、“终无意趣”的、政治的家族的联姻强烈不满,她没有理由在对她深爱着的弱弟宝玉的婚姻问题上“择钗弃黛”,毁了宝玉的幸福!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1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