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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敏、敦誠和曹雪芹的關係特深，這是我們所共知的事實。我們今天有關曹雪芹的生平的知識，主要都來自二敦兄弟，這一點也用不着再多說。本文論二敦與曹雪芹的文字因緣，其重點是放在二敦與《紅樓夢》的關係上。我最近細看《四松堂集》和《懋齋詁鈔》，發現其中與《紅樓夢》及所謂脂批頗有互相照應之處。我的初步結論是，不但曹雪芹在撰寫《紅樓夢》時曾受到他和二敦的文學交遊的影響，而且所謂脂批中還極可能雜有二敦的手筆。這個說法初聽起來似乎十分離奇，幾乎有標新立異的嫌疑。但是等到我在下文列舉出立論的證據和理由之後，我相信凡是不抱“自傳說”的成見的讀者至少會承認這是一個相當合理的推測。其實以往的紅學家也並不是完全沒有見到這一層。不幸“自傳說”的巨大障礙阻擋了他們的思路，使他們雖略有所見而終不敢大胆地追索下去。周汝昌和吳恩裕兩位先生便是很明顯的例子。下面我將首先條舉《紅樓夢》本文及脂批與二敦詩文足以相互發明之處，其次再進一步討論所謂脂批的性質。其中凡有周、吳兩先生已先我而發者，我都儘量加以徵引，以示不敢掠美之意。 一、破廟殘僧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舊版第七章“新索隱”此條云： 第二回、雨村閒遊，“忽信步至一山環水旋，茂林深竹之處，隱隱有座 廟宇，門巷傾頹，牆垣朽敗……走入看時，只有一個聾錘老僧，在那真煮粥，雨村見了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儈既聾且昏，齿落舌鈍，所答非所問，……”，按敦誠《鹪鹩庵雜志》第十六云：“獨居南村，晚步新月，過一庙寺，微微聞梵聲，見枯儈坐敗蒲上，因與之小語，移時，……”又，《四松堂文集》上，《寄大兄》云：“抵南村，便覓一庵下掾，榻近賴龛，夜間即借琉璃燈照睡。儈既老且聾，與客都無酬答，相對默然。”所敍蓋極相似。雪芹輩必實有此經驗，始能假以寫於雨村，此則小說雖虛亦實之處。(《新證》頁四五九一四六○) 按：周氏所用《四松堂榘》與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刻本不同，而文字無異。據古籍社本，《鹪鶉菴雜志》一條見于卷五(《鹪鷂菴筆塵》頁二十二a)；《寄大兄》則見卷三(頁十九a)。《寄大兄》寫于雪芹卒後，故書中曾道及之，《紅樓夢》文自然不可能是受了此書影響。周汝昌推測雪芹亦有類似經驗，固可備一說，但我則以為敦誠是受了《紅樓夢》第二回的暗示，遇到類似的情景，便不免特加注意。此書中提及雪芹之名，尤值得注意。書未有“不覺身年四十七”之語，則是一七八○年，上距雪芹之卒已在十六、七年左右，何以忽然思及雪芹等故友?此層大耐深思。書中復云： 時移事變，生死異途，所謂此中日夕只以淚洗面也。……即此數日前恍如一切，不幾夢中說夢，何時出此幻境耶!因悟夙孽皆因，奚逃惡果；慧鋒無利，焉断隋根?故于悲泣之餘，又增一重公案。……(頁十九b——二十a) 全書思想感情極舆《紅樓夢》契合，似非偶然。所以我認為此書可看作是敦誠曾讀過《紅樓夢》的證據。 二、太虚幻境 《紅樓夢》第五回寫寶玉夢遊太虛幻境是人人都知道的。而敦誠的《午夢記》中居然也點出了“太虛幻境”四個字，尤堪注目。茲擇錄其最有關之文句如下： 余非至人，往往多夢，夢覺思之，是想是因，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丁丑夏客松亭山，雞窻無聊，每于午後便效坡翁，攤飯手持一卷，臥仰屋梁，俄而抛書蘧然入夢。覺來未及反侧，夢境筒翅，靜而思之，渺焉茫焉，若有若無。……嗟乎!如非夢人則已，若同一夢也，何不聽樂鈞天而忘味帝側，又何不直入太虛看鞭龍，種瑤草，俯瞰下界，九點一泓。不然如邯郸道上黄粱富貴，亦可差快一時。或如巫山之遊，枕席高唐，亦可風流朝．暮。郎漆園之蝶，鄭人之鹿，亦無不可。今數者不得其一，徒以至幻之身，入至幻之境。人生大夢，而大夢復夢，又于夢中說夢。夢覺圓夢，吾不知幻之至于何地而後止。(《四松堂集》卷四，頁十一a——十三a) 按：丁丑為一七五七年，其時《紅樓夢》大體應已寫成，即上距脂硯齋甲戌重評也已有三年了。所以我深信敦誠的夢及其所入之“至幻之境”多少當受了《紅樓夢》的暗示。這是敦誠深悉《紅樓夢》的內容的另一條證據。不僅如此，敦誠的《午夢記》寫於丁丑之夏，而同年的秋天他便寫了那首有名的《寄懷曹雪芹》長詩。(見《四松堂集》卷一，頁二b)詩中恰有“揚州舊夢久已覺”之句，與《午夢記》中“夢中說夢，夢覺圓夢”諸語適相吻合。詩之末句“不如著書黄葉村”，近人都認為是指雪芹著《紅樓夢》而言，當屬可信。這樣看來，敦誠的“夢”和雪芹的“夢”之間殆有文字上的因緣，不是單純的偶合，更是信而有徵了。 三、二丫頭 《紅樓夢》第十五回寶玉和秦鐘一起跟着寧府眾人送可卿的殯。路上經過一個村莊，寶玉看見了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姑，名叫二丫頭，紡綫給寶玉瞧，寶玉對她十分顛倒。秦鐘打趣說：“此卿大有意趣。”後來臨别時，二丫頭抱着小兄弟來送行。寶玉“恨不得下車跟了她去，料是眾人不依，少不得已以目相送”。敦誠少時便有過類似的經驗。《鹪鹩菴筆塵》有一則云： 一日同貽謀遊芹城之神山嶺，飲龍泉寺溪邊，薄醉。睹一女子，眉目如畫，侧立柴門，徘徊宛轉，若不勝情。因與貽謀作無題詩云：轉過清溪日已斜，桃花門巷晚停車。春來不憤輕盈燕，又在尋常百姓家。醒後亦自悔綺語過，初不意有人知也。後月餘，晤永國公，忽有劉阮之譫。余與貽謀驚訏莫測。蓋彼時伊在其園中，於墙頭窺見之也。因錄之以為年少輕薄之戒。(《四松堂集》卷五，頁十七a—b) 《紅樓夢》中是寶玉、秦鐘兩人一起在一村莊上看見二丫頭的，而敦誠則是和貽謀同遊時在一個“尋常百姓家”驚艷的。但敦誠的驚艷是他少年時代的真事，且已頗流傳於相識者之間，雪芹是大有可能知道這個故事的人。如依“自傳說”，則雪芹年少時也必須曾與另一少年遊伴同在溪嶺之間有此一番遭遇。這當然也有可能，不過未免有點過於巧合罷了。因此我此較傾向於相信《鹪鹩菴筆塵》這條筆記是《紅樓夢》此段二丫頭創作的原料，經過作者加工，在小說中扮演了相當有作用的一個環節。甲戌、庚辰兩個評本都有批云： 處處點情，又伏下一段後文。 可見這個故事其後尚有發展，惜今已不知其詳耳。又批語在正文“車輕馬快”句旁說： 四字有文章。人生離聚亦未嘗不如此也。 以“車輕馬快”及此批與“桃花門巷晚停車”詩句相較，似亦不無關合。所謂“人生離聚”正是指真實的人生而言，可見隱隱約約之間確有事在。此批不一定即是敦誠所寫，但批者却極可能是知道敦誠少年“驚艷”的故事之人。周汝昌曾指出雪芹有向敦誠“借景”之事(見下)，既能“借景”又何以不能“借情”耶!但這段故事，縱使取材於敦誠，也早已經過了藝術的再創造。它固然不是作者“自傳”，也不會是敦誠的真實寫照。總之，傳記說是派不上用塲的。 四、绿蠟 《紅樓夢》元春歸省回中，寶玉詠“怡紅院”五言詩，有“綠玉春猶卷”之句，寶釵勸他改掉“玉”字。寶玉拭汗說：“(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麼故典出處來。”寶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寶玉問可有出處，寶釵笑道：“唐錢翊咏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綠蠟乾，你都忘了不成?”寶玉聽了不覺洞開心臆，笑道：“該死，該死，現成眼前之物，偏到想不起來了，真可謂一字師了”云云。可見這“綠蠟”一典是雪芹特別鄭重致意的，但是我們細讀敦氏兄弟的詩集，便發現“綠蠟”一典也正是他們詠芭蕉時所同用的。敦敏的《芭蕉》五律有句云： 綠蠟烟犹冷，芳心春未殘。(懋《齋詩鈔》頁三六) 敦誠詠《未放芭蕉》則云： 七尺當軒綠蠟森。(长四松堂集》卷一，頁二七b) 雪芹和二敦是常在一起飲酒賦詩的朋友，而敦誠的園子更以芭蕉著稱(見下條)，則雪芹之改“綠玉”為“綠蠟”尤其可能是受了二敦的影響。我們試把雪芹的“綠蠟春猶卷，紅桩夜未眠”(按：下句係詠海棠)和敦敏的“綠蠟烟猶冶，芳心春未殘”對照着讀，立即可看出它們之間必有淵源，因為句法和遣詞吻合到這種地步極少可能是偶然碰巧。(《紅樓夢》中湘雲《供菊》之“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冶斜陽憶舊遊”風格也極似敦誠《贈曹芹圃》之“衡門僻巷愁今雨，廢館頹樓夢舊家”。)更何况曹雪芹對套用現成句法是非常認真而注意的。例如《大觀園題額》一回寶玉詠“蘅蕪院”上聯是“吟成豆蔻詩猶艷”。賈政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為奇。”而以“綠蠟春猶卷”校之“綠蠟烟猶冶”，其脫胎的痕跡實遠過於“吟成豆蔻”句也。 找到了《紅樓夢》中“綠蠟”的出處之後，我們再看庚辰本的批語便可得到新的領悟。原文在“綠蠟”句下有雙行夾注說： 此等處使用硬證實處，最是大力量。但不知是何心思，是何落想，穿插到如此玲瓏錦繡地步。(頁三九八) 我相信這個批語很可能出自敦氏兄弟之手。因為雪芹在小說中把他們的詩句套了進去，所以受到他們的特別賞識，而且所用“穿插”兩字也才有着落。否則僅僅舉出一個舊典是無需如此特別讚揚的。寶玉說：“現成眼前之物偏到想不起來了。”這“現成眼前”四字更像是指着同時人二敦的詩句說的；若指唐代錢翊的原句便嫌太遠了。庚辰本又有硃筆眉批云： 如此穿插安得不令人拍案叫絕。壬午季春。 這條批，顯然是畸笏的手筆。他大概也知道了“綠蠟”的來源，因此同意前批所說的“穿插”，在那裏“拍案叫絕”。無論如何，夾注與眉批决非同一人在不同期所寫。誰會先批上一句“穿插到如此玲廂錦繡地步”，然後過幾年再批一句“如此穿插安得不令人拍案叫絕”呢? 五、借景 這一條是周汝昌早就指出了的，舊版《紅樓夢新證》第七章此條云： 第十七回，賈政遊園至“杏帘在望”，說：“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妙極，只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做一個，不必華麗，就依外面村莊的式樣，用竹竿挑在樹梢。”按敦敏《敬亭小傳》(敬亭即敦敏，傳見《四松堂集》卷首)云： 又嗜酒，別構小屋效村墟式，懸一帘，名葛巾居。 又敦誠《鹪鹩庵雜志》頁十九云： 先大人予告後，於城西第築園亭以養疴，有堂曰靜補，亭曰褕蔭。 又其《四松堂文集》上册《宜閒館記》： 榆柳蔭其陽，蕉棠芳其陰。 “榆蔭”一名，紅樓亦有其堂，“蕉棠兩植”，怡紅適有其景。由此而言，雪芹之寫大觀園，或有借逕於親友家園亭景物之處，但不必謂大觀園岜口敦誠之園也。最明者如六十三回，平兒壽日還席，因“紅香圃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幾席新酒佳餚。”而七十一回賈母生日則云：“大觀園中收拾出綴錦閤並嘉蔭堂幾處大地方來作退居。”後一再言之，皆曰“嘉蔭”。設想一園之中，同是堂名，同用“蔭”字，恐無其例，“褕蔭”“嘉蔭”，本是一堂；蓋雪芹原意只名嘉蔭，不郾順手著書，名目繁亂，遂無意中將嘉褕寫成友人園中之褕蔭，由此可見其下筆時聯想之痕迹。(頁四六九——四七○) 周氏所論極為細緻，而“不必謂大觀園即敦誠之園”一語，尤為通人之論。但推而言之，我們其實也不必一定要在曹家找出某一個園子來當作大觀園的舊址。試想“怡紅院”何等重要，“蕉棠兩植”又多麼富於涵義，而雪芹竟借景於友人敦誠之園，我們如何尚能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把此條和上條“綠蠟”之典合起來看，我們便更能懂得永忠“都來眼底復心頭，辛苦才人用意搜”詩句的真義了。曹雪芹如果僅僅從自己家中找材料，那只是回憶而已，談不上什麼“搜”，更無所謂“眼底”。像“綠蠟”、真“蕉棠兩植”之類便正是雪芹自己所承認的“現成眼前之物”。由此可見，僅就《紅樓夢》的素材而言，作者也未必全是寫曹家的真實事跡也。唯周氏所舉“葛巾居”之例則不能在“借景”之內。據永忠詩題云：“敬亭敦誠新葺數椽，命名葛巾居，招客賦詩，以冬十二月歲辛丑分韻。”(見《欽定熙朝雅頌集》首集，卷二十五，頁三b一四a)辛丑為一七八一年，已在曹雪芹死後近二十年了。相反地，敦誠倒可能是受了大觀園中“稻香村”的暗示才築葛巾居的。 六、莊子 《紅樓夢》第二十二回“寶玉悟禪機”，寶玉感到調停於黛玉和湘雲之間而兩面都不討好，因此想起《南華經》上的一段文字，說： 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 敦誠有一篇《記夢》之文，其中有一段引文說： 故老子謂“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見《四松堂集》卷四，頁十三b) 今按：《紅樓夢》所引《南華經》見於《莊子·雜篇·列禦寇》篇中，雪芹本未注明篇章，敦誠則誤記為《老子分之文。敦誠此文寫於癸未仲夏，其時雪芹已卒，他大概又是受了《紅樓夢》的暗示，所以才引了這節文字來印證自己的感受。敦誠兩次寫“夢”都和《紅樓夢》有文字上的關合，這真是大可玩味之事。(參看上文“太虛幻境”條)像《莊子》這樣一部大書，敦誠引的一段竞恰好與曹雪芹所引者完全一樣，而且顯然沒有查原文，以致誤《莊》為《老》，這更不可祖為偶合了。我們當然也可以想像，二敦和雪芹讀書的範圍本極相近，兼以時相過從談論，所以這種引《莊》的偶合殊不足為異。但是這種推測終不及假定敦誠嫻熟《紅樓夢》來得自然而合理。 七、口舌香 《紅樓夢》第七十八回《姽嫿詞》中有“叱咤時聞口舌香”之句。吳恩裕曾舉敦誠《鵝鷂菴筆麈》中一則與之相比，其文曰： 吾宗紫幢居士麗人詩中有“脂香隨語過”之句，較之“夜深私語口脂 香”尤覺豔媚無痕。(見《有關曹雪芹十種》，頁一五八。所引敦誠原文 見《四松堂集》卷五，頁八b一一九a) 今按雪芹此句殆即脫胎於敦誠引詩，必雪芹平時嘗親聞之於敦誠者。至《桅螻詞》之作“口舌香”者，乃由於“脂”是平聲字，於此句不協，故易“脂”為“舌”耳。《紅樓夢》原文在此句之後，寫来清客拍手笑道： 一發畫出來了。當日敢是寶公也在座，見其嬌且聞其香否?不然， 何體貼致此? 可見作者對這句詩也是特別欣賞的。 八、二賢之恨 以上所論都是就《紅樓夢》本文而說的，現在我要專從批語方面找出一些關於敦氏兄弟的綫索。 甲戌本第一回有硃筆眉批一則曰： 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賢之恨及今不盡，况今之草芥乎?(頁 十二b。按此條俞平伯(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失收。) 我每次看到這一條批就不免要困惑一次，批《紅樓夢》怎麼會扯到諸葛亮和岳飛的身上來了呢?諸葛亮和岳飛又為什么要相提並論呢?這句批语起源於正文說英蓮(即後來的香菱)是“有命無運，累及爹娘”。此批之前尚有兩段眉批，一併錄之，以供參證： 八個字屈死多少荚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詞客騷人。今又被作者將此一把眼淚洒與閨閣之中，見得裙釵尚遭逢此數，况天下之男于乎? 看他所寫開卷之第一個女子，便用此女語以訂(按：疑當作“定”)終身，則知託言寓意之旨。誰謂獨寄興于一情字耶? 在“二賢之恨”後面另有一段眉批說： 家國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運、其數則略無差異。知運知數者必諒而後嘆也。 把這幾段批合攏來看，批者顯然是要把《紅樓夢》之言cJ隋”擴大到國家的大運，大數上面去。但這裹所說的“英雄”12C忠臣”也並不像是指曹氏的祖先。從曹世選從龍開始，曹家上代决不可能找出任何人物來可以和諸葛亮、岳飛相此拟的。 现在讓我們先解决武侯、武穆之謎。《懋齋詩鈔》第二首詩是《谒三忠祠》题下注曰：“諸葛武侯、岳武穆、文信国”诗曰： 三忠廟貌古祠堂，下馬遙瞻肅客裳。同為中原謀帝業，僅留遺像付空王。江山西蜀餘荒草，宮殿南朝冷夕陽。斷碣殘碑倍惆悵，蘆花楓葉總悲凉。 三忠祠在什么地方呢?據敦誠《松亭再征耙》云： 戌寅正月自都再赴松亭，走潞河……致沙河會子明(即敦敏)兄……於是再渡沙河，借景忠山作話愁塲……同登者汝猷弟、錢塘王植三、子明兄暨余，童子三、輿者十數。山高數十丈，……其巔祀碧霞元君。總兵馬永建兩其上，以奉武侯及武穆、文信為三忠祠。其碧霞祠至國朝始建云。(《四松堂集》卷三，頁二十九a——三十一a) 又《鹪鹩菴筆麈》云． 昔與嵩山、子明遊東皐，泊舟三忠兩，各為題壁詩。(同上卷五，頁十一a) 可知三忠祠所在地是沙河附近的景忠山，而二敦兄弟曾挺乾隆戊寅(一七五八)正月與友人同往遊覽，並有題壁詩。《懋齋詩鈔》前《東皐集》小序首云“戊寅夏自山海歸”(此據《八旗叢書》清抄本，現存哈佛大學漠和圖書館，影印本無“戊寅夏”三字)。《詩鈔》第二《謁三忠洞》即是戊寅之作，則此集為編年體更無可疑。這個景忠山其實離北京不遠，明末劉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說： 出崇文门三里，曰大通橋。……三忠祠祖三忠：漢武侯、宋鄂王、信國也。(古典文學出版社本，一九五七，頁三一) 余棨昌編《故都變遷記略》卷十云： 三忠兩在大通橋東里許，地名槐村，為義士周珍創建，祀漢諸葛武侯、宋岳武穆王、文信国公。(頁三十三a，書無刊行年代，有一九四一“自序”) 所以“三忠祠”在城東之外四、五里之遙而已。《故都變遷記略》說“地名槐村”，則景忠山即在此村內；又說“義士周珍創建”與敦誠《松亭再征記》不同。也許周珍創始而總兵馬永有以助成之吧。 敦誠對岳飛尤其景仰，頗不喜胡致堂之史論(見《四松堂集》卷五，頁二十一a——b)，嘗作《駁發明廣義論岳武穆》一文；文中特别婉階武穆未能雪二帝蒙塵之恥(同上卷三，頁二b——四b)他也有《岳少保》一詩不見於今本《四松堂集》，而存於抄本《鹪鹩菴雜詩》，其詩曰： 拐子軍殘虜氣頹，書生叩馬不教回。千年遺恨黄龍府，未與諸君痛飲來。(見央恩裕《有關曹雪芹十種》附錄。吳氏在詩題下注曰：“未知何年詩。”余以為此即戊寅題壁詩之一也。) 我們細察二敦的詩文，便可以非常心安理得地判斷《紅樓夢》中“二賢之恨”的眉批當是出自他們之手。敦誠詩“千年遺恨”之語更與“二賢之恨”是同一口氣，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所能解釋的。 我們要進一步推测，二敦何以會寫上引那一類的眉批呢?這一點必須從他們的六世祖阿濟格說起。一六四四年滿清入關，多爾袞為攝政王，十月遣英親王阿濟格西擊李自成軍，他擊潰了李軍，一直追到湖北，並乘勢平定了湖北和江西，左良玉之子左夢庚率眾向他投降。但一六四五年，他被召回京，坐以誑報李自戍已死及他罪，因此不僅未能受賞反而被罰。其後在一六四九年他又有平定大同的大功，次年多爾衰死，他欲取代攝政王的地位，終於在權力鬥爭中失敗，先是被削職並黜宗籍，最後更“令其自盡”(一六五一年)。周汝昌說： 阿濟格之子孫自此成為奴隸，至乾隆年閭雖稍復宗籍，亦始終為閑散之人，此則曹雪芹至友敦敏、敦誠之“宗窒奴隸”家世背景也。(《紅樓夢新證》新版，一九七六，頁二五。以上論阿濟格，參考周氏《新證，之新版，頁二三一——二五○及恆慕義編《清代名人傳略》，頁四——五) 我們知道二敦的家世背景之後，便懂得他們何以經常對歷史上失敗的英雄表示深厚的同情了。敦誠尤其如此，《四松堂集》中《咏明人四首》，《過建文墓》(卷一)，《四松堂詩鈔》中之《南霽雲塑像》、《段司農》(按：唐之段秀實)(均見吳思裕《十種》附錄)諸篇都是顯例。二敦在憑弔武穆等忠臣時，心目中必有其先祖阿濟格在，這可從敦誠的《謁始祖故英親王墓恭紀》詩見之。詩曰： 英風赫赫遡天人，廣路极楸寢廟新。百載勞勳逢聖主，九泉施澤到宗臣。(原注：始祖墓於乾隆丙寅U一七四六]特恩飭部照親王園寢式重修。)寶刀金甲猶懸壁，桂醑椒漿獨愴神。惆悵諸孫秋上塚，西風吹葉潞河濱。(原注：墓在潞河之陽。)(見《四松堂集》卷一，頁十四a) 這是敦誠為阿濟格有大功而遭赐死抱憤懣不平的確證。在敦誠看來，他的始祖的遭際和岳飛是十分相似的，他們都可以說是“有命無運”的屈死英雄與忠臣。敦敏詩“同為中原謀帝業”之句用在阿濟格的身上也是非常切合的。阿濟格死後一百年才重新得到修墓的待遇，這正是批語所謂。二賢之恨及今不盡也。。阿濟格墓在潞河，與沙河景忠山之“三忠洞”相距甚近，所以很容易引起二敦的聯想和感觸。我不但深信士引幾段批語出自二敦之手，並且敢更進一步推測批者以敦誠的可能性為較大。因為敦誠的性格似較敦敏更為開朗，說話也更少顧忌也。(吳恩裕說：“敏熱中，誠放達。”甚是。見《十種》頁一五二。) 九、“近之女兒” 吳恩裕《考稗小記》有一條云： 敦誠《四松堂集》有《筠園席上赠歌兒黛如前韻》一首云：“一曲清歌半日歡，章臺柳色放春難；鬢絲禪塌無聊客，忍聽明珠落玉盤。”按“歌兒黛”一詞甚可推敲，再以“章臺柳色放春難”句证之，則筠園其沙吒利耶?若然，孰是韓翊?筠園名書達，敦誠宗弟，别號夢鶴道人。此詩成於乾隆四十六年，試取《紅樓夢》脂硯齋批中之所謂“近之女兒”諸處，大可參稽，或有新解，亦未可知。(見《十種》，頁一三四～一三五) 吳氏此條太隱晦，又未列舉批語原文以供參證，我們很難猜想他所謂“或有新解”者何指。我現在先把吳氏的“近之女兒”批語找出來，寫在下面，然後再說明我自己的看法。甲戌本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境時，幾個仙子怨警幻“引這個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此句上有硃筆眉批道： 奇筆攄奇文。作書者視女兒珍貴之至，不知今時女兒可知?余為作萏癡心一哭，又為近之自棄自敗之女兒一恨。(頁七二a) 這條批語顯然是在責備那些“自棄自敗之女兒”有負《紅樓夢》作者就他們一番“珍貴”之意。吳氏也許認為這條批語和敦誠對“歌兒黛”的感觸有某種關聯。因為歌兒黛如果是自甘墮落為“攀折他人手”的“章臺柳”，則誠足以引起敦誠的慨歎。吳氐定此詩作於乾隆四十六年，大概是因為後面第二首詩是辛丑“葛巾居集飲”之作。辛丑為西曆一七八一年，其時去雪芹之卒已近二十年，不但與雪芹無關，而且和脂硯齋以至畸笏叟恐怕也扯不上關係了。(據靖本批語，畸笏說脂硯已卒於丁亥[一七六七]之前，畸笏本人也未必能活到辛丑年。)這樣說來，這條眉批便極可能是敦誡有戚於“歌兒黛”之事才寫上去的。况且此批並無署年，又不見於他本，它的年代也許是很晚的。但這個推測是我自己的，我無意要吳恩裕先生來負責。如果吳氏所見相近而不肯明說，那當然是因為他被“自傳說”限制住了的緣故。 十、梨園子弟 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合回有一段雙行夾注，談及梨园子弟之事，其文如下: 按近之俗語云：“能養千軍，不養一戲。”蓋甚言優伶之不可養之意也。大撳一班之中，此一人枝(當是“技”字之誤)業稍贗出眾，此一人則拿腔作勢，轄眾恃能，種種可惡，使主人逐之不捨，責之不可，雖不(“不”字疑衍)欲不憐而实不能不憐，雖欲不愛而实不能不愛。余歷梨園子弟廣矣，各各皆然。亦曾與慣養梨園諸世家兄弟談議及此，眾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閱《石頭記》至“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二語，便見其恃能壓眾，喬酸披妒，淋漓滿紙矣，復至“情晤梨香院”一回，更將和盤托出，與余三十年前目睹身親之人現形於紙上。使言《石頭記》之為書，情之至極，言之至恰，然非領略過乃事，迷陷過乃情，即觀此茫然嚼蠟，亦不知其神妙也。(见頁四○三) 這一段長批，對養梨園子弟事大發牢騷，决不像是曹家人批自家事。為什麼呢?批者顯然是把《石頭記》所寫的情况和自己的經驗互相印證，覺得好像他“三十年前目睹身親之人現形於紙上”。所以接着又說《石頭記》作者也一定“領略過”、“迷陷過”同樣的事情，才能寫得如此神妙。若同是曹家的人(不論他與雪芹的關係是什麼)，則批者作者所歷之境應相同，何以要遲到三十年以後才到文字土來彼此印證梨園的經驗?這和有些處“真有是事”、“真有是語”的批法截然不同的，是决不可相提並論的。 這條長批既不出曹家人之手，那么又是誰批的呢?我覺得仍以敦氏兄弟的嫌疑最大。敦誠《感懷十首》的第一首詩是紀念他的伯父拙菴公的。此詩首句云： 東山絲竹嘗教预。 句下注云： 記戌辰、己巳間(一七四八——四九)，余年十五六，每歸自宗黌，伯父便來召，家優歌舞，使預末座，回憶三十餘年事矣。(《四松堂集》卷二，頁三十b) 這條詩注和前引《紅樓夢》的批語尤其吻合得驚人。批者說。余歷梨園子弟廣矣”，但並未說他自己曾“慣養梨園”，因此才要去問别的世家兄弟。這與敦誠之每次從宗學回家便參加伯父的“家優歌舞”豈不情况十分相似?他的伯父是養了梨園子弟的，他當然對此道有最親切的經歷。此其一。批語說“余三十年前目睹身親之人”，詩注也說“回憶三十餘年事矣。”此其二。從這兩點制斷，敦誠很可能便是批者。當然敦敏也同樣有寫批的資格，從年齡上說，也許更還合適些。敦誠生於一七三四年，如寫批時是四十五歲左右，則已在雪芹死後十餘年了。敦敏生於一七二九年，如果批語是他的手筆，則寫批的時間尚可推前若干年。但是這條批語既未署名也未署年，所以時間遲早在此並不發生問題。事實上，所謂脂批除了正式署年的以外，其餘未說明年代的我們根本無從判斷其出現的先後。以前紅學家幾乎不加分別地歸之於脂硯(和畸笏)，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根本的錯誤。批者一元論(脂硯與畸笏是同一人)或二元論(脂硯與畸笏是兩人)既不能成立(後詳)，則在這個基礎上所建立起來的批語斷代也就連帶着發生動搖了。 以上我列舉了十項證據來說明二敦和《紅樓夢》以及所謂脂批的關係。從最嚴格的考證標準來看，這些證據當然並不是最理想的，因為它們都屬於所謂“間接性的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而且作為證據而言，它們之間的力量強弱也並不完全相等。但是就紅學考證的特殊情况來說，則它們都已可說是很具說服力的證據了。首先我要重複提醒一點，即到現在為止，我們闆於曹雪芹及其撰寫《紅樓夢》的知識，基本上全是從敦氏兄弟那裹得來的。這就表示，曹雪芹生前在文學士關係最深的人便是二敦。現在我們從二敦的詩文中找出了這許多和《紅樓夢》及其批語有關合的綫索，這决不可等閒視之，尤不可以“偶然巧合”解之，我們試看敦誠在雪芹死後所表現的傷痛之情。他一則說： 未知先生與寅圃、雪芹諸子相逢於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話及僕輩念悼亡友之情否？冥冥漠漠，益增俏恍惆悵耳!(《哭復齋文》，《四松堂集》卷四，頁二十一b) 再則說： 每思及故人，如立翁、復齋、雪芹、寅圃、貽謀、汝猷、益庵、紫樹，不數年間皆蕩為寒烟冷霧。曩日歡笑，那可復得!時移事變，生死異途。所謂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也。(《寄大兄》，《四松堂集》卷三，頁十九b) 這些話都寫在雪芹死後多年，其哀戚仍有增無已，則他與雪芹的關係之深可想而知。據我所考，《寄大兄》中之“立翁”即周於禮，字立崖，大約死在一七七九年，年六十一。(見侯塄《覺羅詩人永忠年譜》，《燕京學報》第十二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出版，頁二六四三。)由此推之，此書至早也是一七七七年所寫，上距雪芹去世已在十四、五年左右，但他想到雪芹諸人莧仍然“以眼淚洗面”。這種情感似並不在脂批所謂“余嘗哭芹，淚亦待盡”之下也。總之，以二敦與雪芹交誼之深，再加上他們所流傳下來的詩文數量之少，而其間居然有這許多足以和《紅樓夢》及其批語相互參證之處，這是考證紅學者所必須特別注目之所在。 在現代的紅學研究中曹雪芹和脂硯齋、畸笏叟的關係是大家最注意的一個題目。這兩個署名的某些批語的確透露了作者的若干家世背景，儘管數量非常有限。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用這兩個署名的批者多少與曹雪芹有着血緣的關係，雖則我們無法確知此種關係究竟為何。不幸有些紅學研究者走上了一條死胡同，專門到曹氏家譜上去指實這兩個批名。因此而產生種種荒誕不經的說法，有的說脂硯是雪芹自己，有的說是書中的史湘雲，有的說是曹頫或曹棠村，甚至還有人創造出一個曹碩來充數。如果材料充足，我們當然應該從事這種指實的努力。现在則明明是材料貧乏，而大家依然像煞有介事地在那裹“亂點鴛鴦譜”，他們把一切批語，無論署名的或不署名的，都不加分別地任意予以解釋，以求適合一已立說的需要。這種作法已談不上研究，更與考證相去萬里，從前胡適駡梅景九等索隱派是“猜笨謎”，不料胡適自己也竟領導了一批新索隱派，猜了幾十年並未見得“巧”的謎。從一般的考證標準來說，一方面脂硯齋和畸笏叟到今天為止仍然是虛的、是未經證實的，另一方面幾千條的批語也是虛的，小說本文更是虛的。清初考證大師閭若璩曾說考證應“以虛證實，以實證虛”，但他决不曾說“以虛證虛”。嚴格地講，只有靖本“常村”一條批語可以算是實的，因為《紅樓夢》甲戌本硃筆眉批確提到“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一段話。我现在從《紅樓夢》本文和批語着手來探討雪芹與敦氏兄弟的文字因緣，至少合乎“以實證虛，以虛證實”的原則，因為敦氏兄弟是實的、《四松堂集》與《懋齋詩鈔》也是實的。我的考證結果也許將來會被證明為完全錯誤的，但這仍是在材料極端限制下的一種考證嘗試，而决不是猜謎。 根據前面的討論，我相信二敦兄弟和《紅樓夢》及其批語有相當的關係。但是我並無意進一步推論《紅樓夢》這部小說包括了二敦的“傳記”。相反地，上舉的實例祇不過說明曹雪芹撰書時曾廣泛地搜集材料，並不限於曹家的其實事跡而已。紅學家過去之所以對二敦與《紅樓夢》的關係完全熟視無睹，主要是由於他們受“自傳說”偏見的蒙蔽太深，不肯也不敢在曹家以外去尋求與《紅樓夢》以及批語有關涉的人物。二敦的詩文集祇是當作雪芹本人的傳記資料而受到重視的。考證家中之傑出者如周汝昌雖已見到“蕉棠兩植”的借景，却不曾注意“綠蠟”一典；吳恩裕雖指出了敦誠“歌兒黛”與批語有涉，而亦終未能暢所欲言。又如“二賢遺恨”之眉批，倘不深究三忠嗣及阿濟格的背景，更是無從索解的。所以，即使撇開《紅樓夢》的藝術境界不談，僅從考證的觀點來說，我們也非先抛棄自傳說不可。 我現在要進一步根據內證來說明《紅樓夢》的批語並不盡出於脂硯齋與畸笏叟之手。闕於批語，向來有一元論舆二元論兩種看法。一元論者認定脂硯和畸笏是同一批者，不過先後使用不同名字而已。周汝昌持此說最堅，他並相信批者即是史湘雲。(周汝昌迄今仍未改變他的見解，見新版《紅樓夢新證》，特別是頁八五三——八六八)二元論則以脂硯與畸笏既為二名自當假定是兩個人。俞平伯可為此派的代表。(見《脂硯齋紅樓夢輯評》頁十二——十六)至於其他署名的批者如松齋、梅溪，則因數量極少，大家都不甚重視。其餘未署名的各種批語便全部劃歸脂硯或畸笏的名下了。 我在這里所提出的批者多元論，並不僅是指松齋、梅溪而言。我是認為在未署名的幾千條批注中尚夾有其他人的手筆，如二敦即是顯例。但我並不否認脂硯是一位主批，其次便是畸笏。我要強調的祇是下面一點：除了有些署年的批注可以確定為脂硯與畸笏所寫以外，其餘既未署名又未署年的批注則不可一律祖為“脂批”或“畸批”。同時我還要補充一句，現存的所謂甲戌本、庚辰本都非當年所抄原本，其中顯然雜有後來的批語。所以根據底本年份及其中批注的形式來斷代都是不甚可靠的。 批者多元論的最好證據見於甲戌本第二回的眉批，其文曰： 余批重出。余閱此書偶有所得，即筆錄之，非從首至尾閱過，復從首加批者。故偶有復(複)處。且諸公之批自是諸公眼界，脂齋之批亦有脂齋取樂處。後每一閱亦必有一語半言加批評於側，故又有於前後照應之說等批。(頁二二b) 周汝昌曾引此批，先說此批是“脂硯自供，似乎當他作此批之時，已有‘諸公’也作過些批，不止他一人的手筆。”(新版《新證》頁八三六)這本是一種合理的解釋。但他因堅持一元論，又引了幾條“諸公莫笑”、“觀者諸公”之批語而主張上批之“諸公”乃指“看官”而言。他說: “批”字不必死看，意思是說：看官諸公的“批”(意見)，是看官的，我却有我的“眼界”。(頁八五○) 把“諸公之批”硬解成“看官諸公的意見”，這真是極盡牽強敷會之能事。事實上，不僅松齋、梅溪應在諸公之列，靖本所出現的“常村”(即棠村)也當是“諸公”之一。他們的名字雖僅出現一次或兩次，但安知其他未署名的批注中沒有他們的手筆呢?更何况棠村實有其人，而松齋又可能即是雪芹與二敦的共同朋友白筠呢?(見吳恩裕《松齋考》，《十種》頁六六一．七一及wu Shih—Ch’ang[吳世昌]：On the Red Chamber Drea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l，PP．61—63) 上引脂硯“諸公之批”的一條大概出現的較晚，照全文看，這該是在他批過好幾次之後了。吳世昌推測脂硯“諸公之批”很可能指梅溪、松齋諾人，是有道理的。（上引書，頁六一)吳恩裕在《松齋考》中說得更透徹： 考出松齋是誰，至少可以使我們知道《紅樓夢》的批語絕不像某些人所設想的全是曹家的人批的。(《十種》，頁六九) 據我本文所考獲，“諸公之批”更可能也包括了二敦在內。試想與雪芹關係不算親密的白筠都能參加批《紅樓夢》，何况敦氏兄弟呢?我完全同意吳恩裕闕於批語不全出曹家人之手的論斷。我可以給他添列幾條堅強的本證。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有下面幾條批語： 是家宴，非東閣盛設也。非世代公子再想不及此。(頁四九○) 寫寶玉如此，非世家曾經嚴父之訓者段(斷)寫不出此一句。 非世家經明訓者段(斷)不知此一句。寫湘雲如此。(兩條均見頁五○七) 非世家公子斷寫不及此。想近時之家縱其兒女哭笑索飲，長者反以為樂，其(無)禮不法何如是耶! 這一句又明補出賈母亦是世家明訓之千金也，不然斷想不及此。(以上兩條均見頁五○八) 第五十八回有下面之批： 看他任意鄙俚詼諧之中，必有一個禮字還清，足是(見)大家形景。(頁一三七二) 像這樣極力讚揚作者“世家公子”、“世家明訓”之類的話絕無絲毫可能是出於曹雪芹的父兄妻子之口。在傳統中國社會上，祇有恭維別人的家世時，人們才用得上這一類的語氣。《紅樓夢》的多數批注都是曹雪芹生前寫上去的，我們能想像雪芹會容許他自己家的人寫這些炫耀門第的惡札在他的書上嗎?如果我們不被“自傳說”所蔽，這些話應該一望而知不是曹家人的筆墨的。 不但上引諸條不是曹家人寫的，即使有些所謂“親見親聞”的批語也不可率爾肯定其真实性。讓我也舉一條例證。庚辰本第六十三回，賈蓉調戲尤二姐、三姐，又抱着兩個丫頭親嘴。丫頭們駡他說：“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句下有雙行夾批說： 妙極之頑，天下有是之頑亦有趣甚。此語余亦親聞者，非編有也。(頁一五二一。按：我疑心這是兩個人批的，“此語”云云或是作者的答語。) 這句話只有五個人聽見，即賈蓉、二尤和兩個丫頭。試問批者從何處“親聞”?難道批者是這五個人之一嗎?事實上批者之意不過是說他在另一個類似的場合也曾聽到同樣的說法而已，我們豈能真以為批者當時在場?我舉此一例以說明就算批語中“真有是事”之類的說法也要小心領略，不用說那些一般性的感慨話頭了。 最後，我要就《紅樓夢》的撰寫、批注以及最初流傳的情况作一極簡略的推測。讓我們從永忠在一七六八年所寫讀《紅樓夢》的三首詩說起。永忠在《戊子初稿》中曾保存了這三首詩，其題目如下： 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弔雪芹，成七截三首。 此詩稿上有瑤華道人弘眸的眉批說： 此三章詩極妙；第《紅樓夢》非傳世小說，余聞之久矣，而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見周汝昌新版《新證》，頁七七一、一七七三；吳恩裕《十種》頁三一一四一。) 永忠即號臞仙者，乃康熙第十四子胤禵之孫，和二敦交誼甚篤；弘旿是永忠的堂叔，為乾隆帝的堂弟。弘旿的“礙語”二字吳恩裕認為是政治性的，以前周汝昌則以為是“豔詞排語”之意。現在周氏也改從吳說，故謂弘眸之批是“乾隆時宗室深知其政治意義，不敢接觸之確證”，這應當是正確的。 從永忠的詩題和弘眸的批語中，我們知道《紅樓夢》一書最初只流传在一個很小的圈子之中。為什么呢?我可以舉出三層理由： 第一、永忠在題目中特别寫上“因墨香得觀《紅樓夢》”的字樣，可見其時此書之不易得。永忠第一首詩中有“可恨同時不相識”之句，則他之看不到《紅樓夢》顯然是因為他不在雪芹的交遊圈子之中。墨香親識雪芹否雖無確證，但他是二敦的叔父，過從又密，我們可以假定他和雪芹也有朋友之誼。這就是說，墨香至少是雪芹那個交遊圈子的邊緣人物，因此才能設法為永忠找到《紅樓夢》，從“因墨香得觀”的語氣看，似乎書尚不是墨香的，否则永忠應該說“得觀墨香所藏《紅樓夢》”了。第二、弘旿眉批說“第《紅樓夢》非傳世小說”，這句話的意思當是說它不是在社會士流傳的書。我們不能誤會此語是貶斥《紅樓夢》無“傳世”的價值。弘旿眉批當寫在永忠詩寫成相當時日之後，可見雪芹卒後至少七、八年之久《紅樓梦》仍然祇流通在一個小圈子之中。第三、弘旿雖未睹此書而已疑其中有“礙語”，這表示此書的名聲已漸漸傳出原有的小圈子之外了。從永忠、弘旿的身份來判斷，這個小圈子必然包括了宗室子弟，這就非二敦、墨香諸人莫屬了。 《紅樓梦》撰寫的經過及始撰年代是一個很難解决的困難問題。我現在祇強調一點，即此書一直到雪芹死時伺在撰寫修改之中。最明顯的證據是甲戌本第一回的眉批：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頁九b) 批云此書是雪芹以淚哭出來的，但壬午除夕作者淚盡而逝而書伺来成，正可見作者寫此書一直到死未輟。此外還有庚辰本第二十二回之末畸笏叟批云：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頁五一三。按靖本“未成”作“未補成”，於義較長，見周汝昌新版《新證》，頁一○五六) 這兩條批語都充份說明雪芹晚年在北京西郊逝世前一直不斷地在《紅樓夢》上加工，毫無可疑。 批書和撰書差不多是雙管齊下的。甲戌(一七五四)已是再評，則初評自然更早。此下在作者生前尚有丙子(一七五六)、己卯——庚辰(一七五九一六○)及壬午(一七六二)三度正式評閱。不但如此，作者死後評閱的工作也未中止。甲戌本有一條甲午(一七七四)批語，是现存署年之最晚者。(按：此條靖本作“甲申”[一七六四]，唯靖本大家都未見，不宜盡從。)但是我要強調一句，未署年之批語則未必全可歸之於現存的少數年份之內。我的看法是批注工作從作者生前一直斷斷續續延長到作者死後十幾年以至二十年以士。這種批注工作是限於一個很小的圈子之內的，而以脂硯與畸笏為主評人。因為他們熟知曹家往事，所以偶能指出作者借用於自己家中的某些素材。其餘圈內的觀閱者則大概是作者的親密朋友，但也偶然加批其上。我判斷至少說雪芹晚年到死後若干年之內，二敦、松齋、梅溪以至墨香諸人都是這一個圈子裏面的成員。同時，當作者在世時，他也偶而參加一點批注或答復的工作。這些都是可以從批語中看出來的。庚辰本第二十五回有一條硃批說： 二玉之配偶，在賈府上下諸人，即觀者、批者、作者皆為無疑，故常常 有此等點題語。(頁五七六) 這裹明明指出有觀者、批者、作者三種人；但觀者並非泛指一般讀者，而是指圈內觀者而言。因《紅樓夢》其時尚非“傳世”之書也。 前面我曾引“諸公之批”一段，並指出周汝昌解“諸公之批”為“看官諸公的意見”為牽強。但周汝昌說諸公有時指“看官”而言倒是有根據的。讓我略舉數例(與周氏之例及解法略有異同)說明這一層複雜的關係。庚辰本第二十回有以下的批： 襲卿能使顰卿一讚，愈見彼之為人矣。觀者諸公以為如何?(頁四四一) 故觀書諸君子不必惡晴雯。(頁四四七) 余為(謂)寶玉肯效鳳姐一點餘風，無可繼榮、寧之盛，諸公當為(謂)如何?(頁四五二) 這些批中的“觀者諸公”、“觀者諸君子”都是小圈子內的人物，且批者詢問的語氣也像是當面說話一樣。還有觀者批後，批者答復之例。甲戌本第十六回秦鐘臨死前。又記念着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句，旁有硃筆批云： 扯淡之極，令人發一大笑。 緊接着一句是： 余謂諾公莫笑，且請再思。(頁一七五b) 這兩句一氣抄成，好像是一條批。其實舶讀即知上句乃觀者諸公之一的手筆，故批者(或作者)答云“諸公莫笑”也。 這些例證可以使我們知道諸公雖是看官，但也偶而參加批注，所以有“諸公”之批。這時《紅樓夢》並未向外流傳，它的讀者僅限於圈內極少數的幾個人。此所以批語中彼此質難、互相幽默之肇時時有之。研究批語的人一向多“自傳說”的俘虜，往往只看見“嫡真事實”或感慨系之一些批語。其實正由於曹家真實事蹟在書中僅僅佔了一部份，雪芹的本家或親戚才在這些地方特別加批。如果全部(或絕大部份)都是曹家的事，不過以隱蔽方式出之，批者反而不會在某些地方強調其真實性了。這個道理本來是極為淺顯的。(附註) 《紅樓夢》在最初二三十年之間僅流傳在一個極小的阁子之內，主要當然是由於其中確有“礙語”。曹雪芹雖别有藝術創造上的意境，但《紅樓夢》的素材則完全取自現實世界。其中寫大族的衰敗不但逕借於曹家的往事，而且也隱隱地牽動了皇室的內部鬥爭。永忠(康熙十四王子之孫)的哀悼雪芹，二敦之“二賢遺恨”、弘旿之“不欲一見”，以至靖本出現的《哀江南》之文，都應該從這一角度去求瞭解。我相信後三十回稿本之終於遺失，批者之撲朔迷離，甚至二敦諸人之諱莫如深，也未嘗不與此種忌諱有關。胡適曾有過一個意見，認為雪芹生前窮途潦倒，嘗賣《紅樓夢》文稿為生。這是為不可信的傳說所誤，我决不敢相信此說。敦敏《贈芹圃》詩但有“賣畫錢來付酒家”之句，卻絕不曾有半點暗示他賣過小說。不但雪芹生前不曾出售《紅樓夢》，就是他死了許多年之後，他的家人朋友也還不敢把它變作商品。否則永忠“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和弘旿“《紅樓夢》非传世小說”，這些最可靠的直接供證便都變成不可理解的了。又據侯堮的《永忠年譜》，永忠和二敦及墨香相往還始於一七六六年，至一七六八年他就因墨香而讀到了《紅樓夢》。則這個小圈子和《紅樓夢》的關係更可想而知了。 《紅樓夢》在取材方面深深地牽涉到當時的政治禁忌，然而基本士它仍是一部藝術創作；因此它一方面包涵了現實政治，而另一方面又超越了现實的政治。這部偉大文學作品的出現固然主要應歸功於曹雪芹的才華和勤奮，但是作者和他的少數朋友的文字因緣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敦敏、敦誠在這一點上尤其值得我們注意。除了我在前面所列舉的一些例證以外，《紅樓夢》中的許多詩篇恐怕多少都與二敦的交游有關。像聯句詩便是二敦所最喜愛的一種體裁。在結束本文之前，讓我引敦誠論友朋交游之樂的一段文字，以略見雪芹生前與二敦文字因緣之一斑： 居閒之樂，無逾於友；友集之樂，是在於談；談言之樂，各有別也。奇諧雄辯，逸趣横生；經史書文，供我揮霍，是謂談之上乘。銜杯話舊，擊鉢分箋，興致亦豪，雅言問出，是謂談之中乘。論議政令，臧否人物，是謂談之下乘。至於嘆羨沒交涉之榮辱，分訴極無味之是非，斯又最下一乘也。如此不如無談，且不如無集，並不如無友之為愈也。(《四松堂集》卷五，頁七b——八a) 這也是《紅樓夢》創作的一個重要背景，愛好紅學者不可不知也。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