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说屈原、宋玉、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关汉卿、王实甫、罗贯中、施耐庵、蒲松龄、吴敬梓，楚辞、两汉史传、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一座座高山峻岭，那么，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则好象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的珠穆朗玛峰。 因此，我们中国人提起曹雪芹，就象意大利人提起但丁、英国人提起莎士比亚、法国人提起巴尔扎克、俄国人提起托尔斯泰一样，感到自豪和骄傲。 《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打开《红楼梦》，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色彩眩目、线条明晰的封建社会的生活图画。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感到，书中那么多的人物形象，那么广泛的社会问题，就象生活本身那样真切而生动，广阔而深厚。《红楼梦》，不愧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一部百科全书。比起中国历代的小说多志怪而少记人，多传奇而少写实，多讲史而少说今，多拟古而少创新的创作倾向来；比起当时盛行的“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之作和“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的歌功颂德之作来，曹雪芹抉破篱樊，独步千古，以细密精工而又深沉阔大的现实主义笔力，对封建社会——特别是贵族统治阶级作了擘肌分理的艺术剖视，并展示出这个阶级及其赖以寄生的封建社会不能不走向衰亡的命运。的确，“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①。 (一)产生《红楼梦》的“康乾盛世” 《红楼梦》问世于十八世纪中叶，即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的“康乾盛世”，这是有它的文学渊源和社会根基的。 小说，“究其本根”，“在于神话与传说”②。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古代神话传说和汉代史传文学的影响下，出现了写神鬼怪异的“志怪”和记人物轶事的“志人”，成为小说的雏形。至唐人“有意为小说”，出现了“传奇”，小说创作进入成熟期。宋、元时期，“说话”艺术兴盛，“话本”这枝新花在艺苑中娉婷而立，在小说发展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明代，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在“话本”的影响下，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长篇巨著，成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第一个光辉灿烂的高峰；稍后出现的《金瓶梅》，标志着文人独创的兴起。到清代，几千年的文学与几百年的小说，为文人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红楼梦》这部熔中国小说优良传统于一炉的杰作的诞生就不是偶然的了。不难看出，《红楼梦》在艺术构思、情节安排、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受到《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以及《金瓶梅》的影响。“庚辰本”第十三回眉批说，《红楼梦》的一些描写或“似若《西游》之套”，或“深得《金瓶》壺奥”，是言之有据的。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感到，曹雪芹是个广闻博识、多才多艺的人，就连小说主体文字本身也是杂学旁收、“文备众体”的。即以书中的韵文而言，诗、词、曲，律诗、绝句、歌行，咏怀、咏物，即事、即景，应制体、联句体、拟古体……应有尽有。拟古之作，有从楚人《离骚》、《招魂》等作取“法”的，有从汉、魏辞赋《鹏鸟赋》、《洛神赋》等作取“义”的，有拟初唐《春江花月夜》之格的，有仿中晚唐《长恨歌》、《击瓯歌》之体的……香菱学诗，黛玉让她先学王维、杜甫、李白的诗，再读陶渊明、应玚、谢灵运、阮籍、庾信、鲍照的诗。这足以表明，曹雪芹对继承我国优秀文学传统是相当重视的。 《红楼梦》对历代优秀文学艺术的民主思想的继承也显而易见。书中对《西厢记》、《牡丹亭》推崇备至，赞不绝口。这两本戏文中的女主人公崔莺莺和杜丽娘，大胆地冲破传统的精神枷锁，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者。崔莺莺和杜丽娘以自己的民主思想的火花点燃了林黛玉要求个性解放的火把。就这个意义讲，如果没有崔、杜二“千金”，也就难以出现“林姑娘”。 固然，“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③。曹雪芹虽然一再申明，《红楼梦》一书“无朝代年纪可考”，“大旨谈情”，“绝无伤时诲淫之病”，但它却不能不是他生活的“康乾盛世”——封建“末世”的社会生活在他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把《红楼梦》和清代封建社会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一下，不难发现，他的申明纯属“假话”。 《红楼梦》产生的时代，是一个所谓“河清海晏”的时期。其实，是在暂时繁荣的假象下面，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过分苍老的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漫漫的历史长途，到这个时期已经破败不堪，迫近一个历史的终点。正象《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那样：“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概括地说，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虽然，作为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决定着社会性质的还是封建经济，因而当时的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但是，这个时期的封建社会毕竟不同于以前的任何时期。它已经产生了新的因素，其标志是：在封建经济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④。 这个时期，在清兵入关之际严重破坏了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惨遭洗劫的工业城市也复苏和繁荣起来。耕地面积到曹雪芹去世的第二年，即一七六五年，由清初的五百四十九万多顷增至七百四十一万多顷，接近明末的最高数字。自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实行“滋生人丁不加赋”政策，人口激增。曹雪芹酝酿《红楼梦》之际的乾隆六年(一七四一)，由清初的一千九百多万(丁口)增至一亿四千三百多万(名口)，到《红楼梦》梓行的前一年，即一七九○年，竟达三亿零一百四十八万多(名口)，远远超过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最高纪录。曹雪芹幼年生活过的扬州，孔尚任描述说： 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綺。 朱桔黄橙香者橼，蔗仙糖狮如茨比。 一客已开十丈筵，客客对立成肆市。 钧天鼓乐何震骇，絮语热言须附耳⑤。 《红楼梦》第一回说姑苏(即苏州)“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并非虚拟。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苏州阊门图》形象地层现出苏州“万商云集在金闾，航海梯山来四方，栋宇晕飞连甲第，居民稠密类蜂房”⑧的繁华景象。一曹雪芹后期居住过的北京，在《红楼梦》第三回中写道：黛玉由扬州乍到，“弃舟登岸”，上轿进城，“从纱窗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自与别处不同”。如当时的大栅栏一带，商店林立，市招繁多，小商摊贩蜂攒蚁聚，酒楼茶市鳞次栉比。高利贷行业异常活跃，乾隆九年(一七四四)，京城内外就有“大小当铺六七百座”⑦。手工业生产也很发达，《红楼梦》第一百五回写“锦衣军查抄宁国府”，清单中有大量金碗银杯、玉缸玉盘、氆氇呢绒等珍贵高级奢侈品。当时北京的手工业主要就是生产这类供贵族官僚们享用的金银玉器和毛呢织品。 贵族官僚、地主豪绅、富商大贾、高利贷者，为满足他们无止境的享乐，用榨取来的金钱大量购买土地，并加重地租剥削，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大批破产。据说，康熙朝，山东“富豪之家，田连阡陌”⑧，松江府有的地主竟“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万亩至一、二万亩者”⑨；乾隆朝，直属皇帝的庄田达四万顷，大官僚和坤占地八千顷⑩，“阡柔郝氏，膏腴万顷”⑪，“富商巨贾”也“挟其重资，多买田地，或数十顷，或数百顷”，“使农夫为之赁耕”⑫。总之，“田之归于富户者十之五六”，使“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农民“日给之外，已无余粒”，“一有旱涝，尽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犹不能足。既无立锥以自存，又鬻妻子、为乞丐以偿丁负”⑬。《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宁府有八、九个庄子，而荣府还“多着几倍，在黑山村一带遭受了“从三月下雨起，接接连连直到八月，竟投有一连晴过五日”的大涝灾，加上一场“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大雹灾后，庄头乌进孝还送来一大宗钱物，就是当时土地高度集中、佃户惨遭剥削的缩影。 沉重的封建剥削，使“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日益破产，农民大量流入城市。城市作坊在破产农民这种廉价劳动力的刺激下，强烈要求扩大生产。曹寅担任江宁织造时就代表机户的意愿向康熙帝上奏，取消了每户不得超过一百张织机的限制，免除了税额，机户“感颂”，在雨花台修了“曹公祠”。到道光初年，江宁“机匠一业，每坊辄有数十人”，“有力者畅所欲为”，“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⑭。在机户之中，拥有大量资本、原料和织机的“帐房”十分活跃。他们把原料(丝)、织机交给小机户，各机户“复将丝发往染坊染色”，再交与络工络丝，最后织成绸缎，送归“帐房”去“批售”，并“按绸匹”领得“工资”⑮。这里的“帐房”实际就是“包买主”。列宁指出：“包买主把材料直接分配给‘手工业者，使其为一定的报酬而生产。手工业者defacto(事实上——笔者注)成了在自己家中为资本家工作的雇佣工人，包买主的商业资本在这里就变成了工业资本。于是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形成了。”⑯此外，江南的棉纺织业、染踹业，苏州的造纸业，景德镇的制瓷业，佛山、芜湖等地的冶铁、炼钢等行业，也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汪洋大海里，资本主义萌芽尽管还是个微小的孤岛，但它标志着经历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瓦解。 有剥削压迫，就有反剥削反压迫的矛盾和斗争。清前期，地主阶级对农民繁重的地租剥削，严重的人身隶属关系，曾引起广大农民的激烈反抗。影响较大的就有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台湾朱一贵起义，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山东临清王伦起义，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台湾朱爽文起义……市民和手工业工人反对封建官府阻挠工商业发展、囤集涨价的斗争和向机户、包头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标志着“新阶级”登上了变革社会的政治舞台。市民斗争在“乾隆盛世”遍布江南各城市。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苏州以“市井贩夫”顾尧年为首的反对官府衙门和富商牙行囤集粮米、抬高米价的斗争尤为突出。顾尧年“自缚衔刀”，挂上“为国为民非为己”的木牌走上街头，“随行者不下数万”，他们“拆毁公堂”，“抛砖掷瓦，挤毁辕门”，清统治者十分惊恐，派出大批官兵镇压⑰。手工业工人的罢工斗争，表现了自身在生产地位中所具有的初期特点一一团结和有组织。他 们通过带有封建色彩的“踹匠会馆”、“聚众齐行’，“拜把结盟”、“会党”、“立会”等组织形式，给机户、包头等以沉重打击。康熙时，仅苏州的踹工或因“年荒米贵”、或为“增添工价”就进行了四次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清政府把这种斗争视为“地方大害”，忧忿地说：“流棍之令一出，千百踹匠景从，成群结队，抄打竟无虚日。以致包头畏避，各坊束手，莫敢有动工开踹者。”⑱这是封建社会行将瓦解的必然现象，是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期的新的阶级对抗的雏形。 清代前期的奴婢制度，是奴隶制残余在封建社会的表现。封建社会的奴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同于在奴隶制度下呻吟着的奴婢。从人身依附关系看，与中世纪的农奴十分相似。然而，奴婢们在封建社会还是最无地位的人。清王朝，由于满族统治者身上残存着较多的奴隶制旧习，官僚地主在商品经济刺激下，为着生活上的享受，蓄奴养婢之风有增无已。奴婢们绝大部分来自破产农民或城市贫民。他(她)们在高门府第当差，乍看穿戴整齐，甚至花枝招展，但没有丝毫人身自由。据史料记载，“主人之于仆隶，盖非复以人道处之矣。饥寒劳苦，不之恤无论矣。甚者，父母死不听其绩麻哭涪矣。又甚者，私杀而私焚之，莫敢讼矣”⑲贵族统治者把奴婢当作他们满足寄生糜烂生活的工具和牺牲品，大批奴婢被凌辱而死。康熙年间，大司寇朱之弼在奏疏中供认：“八旗仆婢，每岁报部自尽者，不下二千人。岂皆乐死恶生哉?由其平日教不谨而养不备，饥寒切于中，鞭扑加于外，饮恨自尽，势固然也。”⑳《红楼梦》里凌辱、逼死奴婢的事例屡见不鲜，如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就赶走五、六个丫头，把病得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的晴雯撵出大观园，致使她含恨身亡。“猫儿狗儿”般的生活，敲骨吸髓的压榨，引起奴婢们的不断反抗。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全国各地不断出现奴婢暴动，致使康熙年间江南一带曾出现“各富室不敢蓄奴”的现象。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宝坻县满族贵族的庄头焦国栋任意强奸奴仆妻女，打死奴仆五、六人，奴仆们义愤填膺，将其绑缚厅堂，狠狠地打了一顿。[21]乾隆年间，宝山县官僚地主家中的奴婢曾揭竿而起，“千百成群，焚庐劫契，烟销蔽天，臧获踞坐，家主供馔，稍有难色，按地予杖”[22]。《红楼梦》为我们形象地层现了奴婢们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斗争。 清乾隆时期，欧洲的许多国家经历了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迅速地推进了历史的进程。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商品生产正在向外寻找市场，并猛烈地扣击着古老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的输入，西方物质文明也熏染了地主阶级的日常生活。《红楼梦》里就有着明显的反映：王家曾专管各国进贡朝贺之事，经营“洋船”货物，薛家曾在沿海买进大批“洋货”；贾家曾监造海船……贾府有很多“洋货”，仅宝玉的衣食住行所及就有：屋内墙上的镜子后面是安着“消息”可以开合的“西洋机括”，十锦隔子上陈设着金色的“西洋自行船”，穿的最贵重的衣服是俄罗斯的“孔雀裘”，过生日接受过波斯国的礼品玩物…… 贵族官僚们不知餍足的享受欲望以及他们的盲目自大和无知短见，只知道欣赏和享用“洋货”，却拼命扼制本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然而，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的绪言中论及工商业威胁封建经济的情况时说：“明清两朝已经潜意识地预感到它的某些威胁。明朝厉行海禁，清朝更加严格。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以及控制贸易的公行(十三行)之所以设立，原因之一，就是企图阻遏民间对海外自由通商。事实上，明清两朝都不能禁止对外贸易的实际进行。但若干地区正在发芽的资本主义已受到严重的压制，发展的速度因而迟缓起来。不过，即使如此，中国资本主义终究是鹅行鸭步地在前进。”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3]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24]在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还是封建社会的清代，甚至在“河清海晏”的康熙、雍正，乾隆相继统治的一个多世纪中，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也先后出现了一系列诸亲贵之间、满汉贵族之间的朋党之争。其中最突出的是康熙末年诸皇子的夺嫡之争。他们为着夺取皇权，有的“巧行贿赂，收服人心”；有的施展暗杀诡计，以剪除对手，有的采取迷信手段，唆使喇嘛僧，企图咒死政敌[25]。胤稹(即雍正)夺得帝位后，为了巩固攫取到的最高权力，又以穷追恶治的手法，一批批地把嫌疑处死。这场皇室内讧，接二连三，牵五挂四，从雍正朝一直持续到乾隆统治时期，在贵族阶级内部，罢官，封产，抄家，充军，造成了政治风云的瞬息惨变。曹雪芹的家族正是在这种风云多变的政局下面被革职抄家的。《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的《好了歌》解以及全书所描述的贾府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相互争权夺利的曲折而形象的反映。 康熙、雍正、乾隆相继统治时期，在文化思想上的统治极为严酷。他们号令尊孔读经，提倡程朱理学。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孔丘就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各地广建“文庙”，祀圣祭孔。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朱熹以“有功圣道”被尊为“十哲”之列，配享孔庙。雍正皇帝上台后，还下令把孔丘的五代祖宗都加封王爵；对孔丘的名字避讳，除“園丘”的“丘”不避，其它一律改写为“邱”，读“期”音。康熙皇帝曾编了《性理精义》，重刊《性理大全》。雍正皇帝颁布了《大义觉迷录》。朱熹的《四书集注》规定为天下书院学校必读的教科书、八股考试的主要内容。在思想界形成了“非朱子之传不敢学，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26]的理学统治的严酷局面。同时，在整理古今图书、编纂《四库全书》中，销毁不少不符合孔孟之道和理学教条以及诋毁满清的书籍。乾隆皇帝曾下令：“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27]为了更有效地箝制思想意识，动辄对认为有“华夷之辨”、“讽刺时事”、“诽谤朝政”的“二心”之士大兴文字狱，加以野蛮镇压。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大小文字狱达一百多起。雍正四年(一七二六)，礼部侍郎查嗣庭到江西主持考试，试题为“维民所止”[28]，其中“维”、“止”二字被指控为暗喻“雍正”去头，以“逆天负恩，讥刺诅咒，大干法纪”的罪名革职治罪，死于狱中后，戮尸示众。其子也被处死，家属又遭流放。亲友受累，株连极广。当然，沉沉夜幕，遮盖不了进步思想的光华。在统治阶级竭力以提倡孔孟之道、推崇程朱理学等手段来禁锢人们的思想的时刻，跟曹雪芹同时的反映新兴社会力量的思想家戴震(一七二三一一一七七七)等人，对程朱理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光辉地发展了唯物主义思想。不过，在这个知识分子“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恐怖时代，著书立说，旨在暴露封建政治的黑暗，控诉封建礼教的罪恶，揭示封建社会的衰亡命运，就不能不三思而行了。曹雪芹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来“敷演故事’，巧妙地抒写了自己灼愤懑和向往。他一再表白不批评政治，声明“此书不敢干涉朝廷”，“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虽一时有涉于世态”，但也“非其本旨”，这实 在是文网森严下作者的苦衷。 这就是“康乾盛世”的基本面目。原来，“这是一个异常沉闷而苦痛的时代，是一切生动的思想、美好的感情得不到一点回旋余地的时代。新生的事物，被压抑在老大沉重的封建尸体底下，呻吟着而又挣扎着，可是又得不到解放的道路”，“这一时期，有如暴风雨之前的海洋，表面上似乎是云淡风轻，但大气却显得特别的潮湿和具有压力”[29]。曹雪芹敏锐地感受到风雨的来临，在自己丰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以旷世奇才创作了不朽巨著《红楼梦》，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所谓“河清海晏”的“康乾盛世”的社会面貌和时代特征。 (二)《红楼梦》的影响 《红楼梦》以它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娴熟精湛的表现艺术，在作者创作修改中就为至亲好友争相传阅转抄。经程伟元、高鹗订补刊行后，更是不翼而飞，风行于世。 《红楼梦》问世不久，就有人在笔记中写道：“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30]；“乾隆八旬盛典以后，京版《红楼梦》流行江浙，每部数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31]。不少人对之“爱玩鼓掌”、“读而艳之”，有的甚至为了品评书中的人物，“一言不合，遂相龃齬，几挥老拳”[32]，形成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33]的社会风气。到近代戊戌变法前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攀登政治舞台之际，在意识形态领域冒“举世非之”的大不韪，批“旧学”、倡“新学”，形成一股谈“经济”的新风，说“红楼”，搞“红学”，一时避席让位，太平天国革命前后，随着封建秩序的崩溃，更显现出《红楼梦》反封建的光辉，出现了所谓“红学大盛”时期，辛亥革命前后，说“红楼”呈现出空前的热潮，所谓“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34]，大体可以反映出当时研究、评论《红楼梦》的概貌。 研读《红楼梦》，在封建专制时代当然是一股“歪风邪气”。守本分的读书人，渴慕“蟾宫折桂”，死啃“五经”、“四书”，揣摩“高头讲章”，这才是“好风”、“正气”。把光阴花费在连“文学”都不算的“小说”上，而且是“言情”、“诲淫”的《红楼梦》，那该是多么可卑可笑伪事情!在那时，凡违背“纲常”、“名教”的言论，都被视为“异端邪说”；对封建政权，“一字违碍，每兴大狱”，加以野蛮镇压。在那种以儒家经典为科考内容的八股取仕制度下，一般文人既慑服于“文字狱”的威压，又倾慕于“金榜题名”的荣耀，无不专心致志于考据“经典”，撰写“时文”，“代圣贤立言”。因此，乾隆、嘉庆以来，“经学”考据风就象瘟疫一样风靡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酷爱《红楼梦》的学者文人也把对《红楼梦》的考究戏称为“红学”。据说“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35]，“一日，有友过访，语之曰：‘君何不治經?’朱曰：‘予亦攻经学，第与世人所治之经不同耳。’友大诧。朱曰：‘予之經学，所少于人者一画三曲也。’友瞠目。朱曰：‘红学耳。’盖‘經’字少‘囗’，即为‘紅’……”[36]李放在其《八旗画录》中引《绘境轩读画记》也说：“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他们讥笑“經学”“穿凿附会，曲学阿世”，“紅学”才是真学问。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关于《红楼梦》的深入人心，清人笔记中有这样一些记载：杭州一位商贾之家的小姐，“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绵缀时，父母以是书贻祸，取投诸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杀我宝玉!’遂死”[37]；苏州有个姓金的公子，“喜读《红楼梦》，设林黛玉木主，日夕祭之。读至黛玉绝粒焚稿数回，则呜咽失声”，后来竟有些疯疯颠颠了[38]……这些奇异的故事，未必真实，而记录这类故事的人往往是以之劝诫人们不要读《红楼梦》，以免中毒受害。然而这些故事从反面反映出这样的事实：《红楼梦》具有惊人的艺术魅力，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异常迷人，对许多读者发生了强烈的影响。 《红楼梦》影响之大，更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 一为补续。曹雪芹的《红楼梦》只写定八十回便不幸逝世。面对一部有头无尾的巨著，有谁不感到遗憾呢?因此，有人深深慨叹：“惜乎《红楼梦》之观止于八十回也。全册未窥，怅神龙之无尾；阙疑不少，隐斑豹之全身。”[39]有人为使神龙有尾、斑豹全身，补续了后四十回。一七九一年，程伟元和高鹗把续作和原著合成“全璧”，首次以木活字刊行问世。此后的十年间，先后出现了《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绮楼重梦》、《红楼复梦》四种。直至一八四○年“鸦片战争”拉开近代史的序幕，续貂之辈，兴会仍然淋漓，累计所作，约二十余种。此类续作，多为宝黛爱情悲剧翻案，“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40]，务使“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二为摹仿和改编。一八五○年后，摹仿者渐起。此类作品，如《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等，大都以倡优拟闺秀，以狎客比才子，以北里为情场。人物与背景虽与《红楼梦》不同，而“摹绘柔情，敷陈艳迹，精神所在，实无不同”[41]。同时，还被大量地“串成戏剧，演作弹词”，观众为之“感叹欷獻，声泪俱下”。阿英曾把清代据《红楼梦》改编的戏曲汇编为《红楼梦戏曲集》，共收戏曲十种。 三为评注。《红楼梦》前八十回，最初即以脂砚斋评本形式辗转传抄。程伟元和高鹗订补的一百二十回排印本流行后，评者蜂起，连绵不绝，代表人物是护花主人、明斋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读花人等。 四为索隐。评注者的眼光所注，不出本书范围，索隐者则越出书外，爬罗剔抉，以“索”出书中所“隐”的“真人真事”，代表性的著作是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 五为题咏。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里，《红楼梦》拥有的歌咏之作为其他小说望尘莫及。一粟在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虽只“选存一小部分”，但也“蔚为大观”。据说“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著、诗词等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原作的诗词剔除不计，至少还有三千首”[42]。 至于《红楼梦》对后世的作家的创作从思想到艺术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似乎是无形的，然而是更加巨大的。直至我国近代、现代文学作品中，也有明显受《红楼梦》影响，取得一定成就的作品。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巴金的《家》、《春》、《秋》“激流三部曲”，其风韵就跟《红楼梦》一脉相承。不少名作家总结或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都有这样一条：读几部古典名著，尤其是《红楼梦》! 《红楼梦》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就译介国外。据不完全统计，有英文八种，日文六种，法文四种，德文三种，朝鲜文三种，俄文二种，意大利文、荷兰文、匈牙利文、越南文、蒙古文等各一种，总计十几种文字、三十多种译本。其中前八十回的全译本两种，百二十回的全译本七种。英文译本最早，日文译本最为认真。《红楼梦》在国外，同样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红楼梦》已经成为世界文库中最伟大、最丰富、最深刻的巨著之一。 曹雪芹到底是二百多年前生活在封建“末世”的一位作家。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3]，所以曹雪芹也不可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他的《红楼梦》里，就是对封建贵族家庭没落的惋惜，对贵族生活的留恋，以及用“色空”观念说明悲剧产生的根源和暴露封建社会罪恶、揭示封建制度必然灭亡时散布的虚无命定的思想，等等。这些消极因素，致使某些思想不健康的读者神往“大观园”生活，甚至陷入悲观厌世的泥潭。当然，这些缺陷并不能掩盖《红楼梦》的丰姿。《红楼梦》之所以美，并不是因为它白璧无瑕，而是这些瑕疵仅仅是瑕疵而已。 原载：《红学史稿》 原载：《红学史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