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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末叶，辽东长白山一带，崛起了一股以满族为中心的军事力量，组成“八旗”的体制，组织严密，讲求武事，势力逐渐扩大，构成明朝政权在东北方面的一大威胁，后来趁着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的机会，挥兵入关，从而开创了清代近三百年的统治中国的局面。 清初，满清统治者以“八旗”为中心，竭力讲求武事，重视军事教育。《清史稿·世祖本纪》记顺治十年清帝福临的话道：“三月戊辰，幸南台较射，上执弓曰：‘我朝以此定天下．朕每出猎，期练习骑射，今综万机，日不暇给，然未尝忘也’。”同篇顺治十四年正月，又记福临的“上谕”道：“我国家之兴，治兵有法，今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隳敝，不及曩时。” 这都可以基本上说明清初最高统治者对于“八旗”的武事，是极为注意的；尚武精神在“八旗”人丁中还较为广泛地存在着。但是后来承平日久，习于晏安，费力气习武事的人越来越少，而图享受、摆谱儿、讲究吃、喝、玩、乐的人越来越多。等到鸦片战争之际，“八旗绿营”已经成了一触即败的腐朽军队；而“八旗”子弟大多数也只剩下玩鸽子、斗鹌鹑、养蛐蛐、哼二簧、唱八角鼓的水磨工夫：早年那种拉硬弓、骑烈马的尚武气概，再也找不到了。这一转变过程在《红楼梦》中都有一些真实而生动的反映，主要表现在“骑射、射鹄、打围”等几个方面。现在根据《红楼梦》的内容和历史上的一些情况，分别阐述如下。 先说说“骑射”： 《红楼梦》第二十六回写宝玉病愈之后，出来在园中闲逛，顺着沁芳溪走来，突见山坡上两只小鹿箭也似地跑来，正自纳闷，只见贾兰在后面，拿了一张小弓儿赶来。宝玉道：“你又淘气了，好好儿的，射他做什么?”贾兰笑道：“这会子不念书，闲着做什么，所以演习演习骑射。” 从这两句对话中可以看到，“骑射”二字在小孩口中随便说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实际背景的。那就是在清代，尤其是在清代前期，旗人中对于骑射是十分重视的。制度规定：亲王、贝勒以下，要年满六十，才免去骑射练习。福格《听雨丛谈》“尚书房”条记云：“皇子年六岁，入学就傅“…...每日皇子于卯初入学，未正二刻散学。散学后习步射，在圆明园，五日一习马射，寒暑无间。”又记云：“每日功课，入学先学蒙古语二句，挽竹板弓数开，散学后晚食，食已，射箭。”由此可知，皇子在宫中尚且从小学习骑射，何况一般的旗人权贵之家，其子弟们自然更要从小练习了。 所谓“骑射”，“骑”是骑马，“射”是射箭。骑马因为在当时生活中更为广泛，所以《红楼梦》中写到骑马的地方很多。就以宝玉那样的人说吧，现在看书的人总觉得他是一个文弱的公子，却没有注意到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很熟练的骑士。第四十三回写宝玉“一语不发，跨上马，一弯腰，顺着街就越下去了。”这个“一弯腰”，正是写他-一提马嚼子，身子往下一压，跨下一用力的熟练的马上功夫。所以下面便接着写“越发加了两鞭，那马早已转两个弯子，出了城门。焙茗越发不得主意，只得紧紧的跟着，一气跑了七、八里路出来。”这便是刻意描绘宝玉的马跑的快了。后面又用焙茗的话补充道：“二爷好生骑着，这马总没大骑，手提紧着些儿。”又说明这匹马几乎是“生马”。由此可见，宝玉的骑术是高超的，是受过专门训练的。 据史籍记载，清代对于旗人骑马一事，是有明文规定的。关于坐轿、骑马，对旗人官吏和汉人冒吏分别有不同的规定。《清史稿·舆服志》记载： “满洲官惟亲王、郡王、大学士、尚书乘舆。贝勒、贝子、公、都统及二品文臣，非年老者不得乘舆。其余文武均乘马。” 又乾隆十五年“上谕”云：“本朝旧制，文武满、汉大臣，凡遇朝会皆乘马，并不坐轿。从前满洲大臣内有坐轿者，是以降旨禁止武大臣坐轿，未禁止文大臣，今闻文大臣内务求安逸，予京师至近之地，亦皆坐轿……此由平时不勤习技业，惟求安逸之所致也。满洲大臣当思本朝旧制，遵照执行。” 这些规定，当然越到后来越成为具文，但却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在骑马一事上，对满官、汉官要求并不一样，目的是特别重视“八旗”的武备，亦可见其苦心孤诣了。 “骑”之外，就是“射”。清代所说的练射，不是从娱乐、或从体育运动，锻炼身体的目的出发，而是另有意义的。从清代最高统治者来讲，其目的是为了武备，为了军事训练，，为的巩固其统治。从个人角度讲。旗人练射是为了遵循其“祖宗遗训”，显示“八旗”的家世精神。汉人练射则是为了下武场，考武举人、武进士。“八旗”的组织，本来就是以军事为主的。清代前期，讲求骑射，皇室本身，也不例外。乾隆作皇子时，就从贝勒允禧学射，所以即位后有一次行大阅礼，乾隆能连发五矢皆中的。(见(<清史稿·高宗本纪》)这些自然不免有溢美之辞，但多少总能反映一些清代前期统治集团对武事的重视，和皇子、皇帝等人射箭的功夫。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的祖先原来也是以武功起家的。祖父曹寅在《楝亭诗钞》中就有习射的吟咏。如卷三有题日：“射堂柳已成行，命儿辈习射，作三捷旬，寄子猷”。又，卷五《途次示侄骥》一诗，有句云：“执射吾家事，儿童慎挽强”。可见曹雪芹家学渊源，所以《红楼梦》里有习射的描写，是并不偶然的。 当时一般的射箭、武功的训练，都是按照武科的考试要求，由基本功练起的。主要的就是步射、马射、舞刀、掇石等科目。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武场考试项目如下： “首场马箭射毡球，二场步箭射‘布侯’，均发九矢……更定马射树‘的’距三十五步(一步五市尺)，中三矢为合式。不合式不得试二场。步射距八十步，中二矢为合式。再试以八力、十力、十二力之弓，八十斤、百斤、百二十斤之刀，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之石。弓开满，刀舞花，掇石去地尺，三项能一、二者为合式，不合式不得试三场。” 这是武科考试外场的内容，前引福格《听雨丛谈》所记皇子的骑射训练，也是步射、马射、挽竹板弓等等，基本上是一致的。弓的强度是以“力”计算，八个力以上的弓是硬弓，一般绿营勇壮，射箭练习是不用的。练习射箭的成绩，一看能拉开几个“力”的弓，二看能射中多少次“的”。《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写贾母问贾珍说，宝玉的箭如何了。 贾珍回答道：“大长进了，不但式样好，而弓也长了一个劲。”(脂本作“长了一个力”) 贾母道：“这也够了，且别贪力，仔细努伤着。” 对话中“一个劲，贪力”，都是指弓说的。“长了一个劲”，就是说增了一个力，如原用五个“力”的弓，现在能开六个力的弓了。“式样好”，是说射箭时的姿势好看，所谓站步时要站“骑马蹲裆式”，射箭时要“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儿”等等，姿势是十分漂亮的。 以上所谈，都是《红楼梦》中所反映的骑射情况。“骑术”，因为在当时生活中还时时用到，所以象宝玉那样的人还能驾驭生马，挥鞭急驰；而对“射”，则只是摆摆样式而已了。而这还是在《红楼梦》时代的情况。在此以后，再过若干年，等到“八旗”子弟讲究玩“十三太保”骡车，到永定门南顶跑车的时候，那在贵胄子弟中想找一个能够骑“生马”的人，恐怕也不容易了。 再说说“射鹄”： 《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写贾珍因在居丧期间，不得游玩，便生了个破闷的法子，以习射为由，请来世家子弟、富贵亲友来较射，并立了罚约，赌个利物，贾政不知就里，认为“文既误了，武也当习，况在武荫之属。”因而反让宝玉等人也来参加，而实际情况却是：“因此，天香楼下箭道内立了鹄子，皆约定每日早饭 后时射鹄子。贾珍不好出名，便命贾蓉做局家。这些都是少年，正是斗鸡走狗，问柳评花的一千游侠纨祷……” 名义上是练武习射，“射鸽子”，而实际上却是聚赌。特别写明贾蓉作“局家”，就是由他出面设局请人来赌，后面便说到-“公然斗叶、掷骰、放头开局，大赌起来”，什么。·抢快、赶羊、打天九等等都来了。这正反映了清代“八旗”之家武备松弛，日渐腐败的情况。 “射鹄”当年在北京是很普遍的。曼殊震钧《天咫偶闻》记云：“国家创业，以弧矢威天下，故八旗以骑射为本务，而士大夫家居，亦以射为娱，家有射圃，良朋三五，相约为会，其射之法不一，日‘射鹄子’……”清代的律例，禁止聚赌，但为了鼓励骑射，保持“八旗”的尚武精神，对于以“射”来赔是不禁止的。《天咫偶闻》又记云： “定制，赌有禁，惟以‘射’赌者无禁。故有大书于门曰：‘步靶候教’者，赌箭场也。” 这就是说，这种方式的赌博是“奉官”的。射鹄子的地方叫“鹄子棚”，而且门口有广告式的招牌。设立鹄子棚的人家要有“箭道”，一头是“鹄棚子，箭挡子”，一头房舍中摆坐位、笔砚、射扦、茶水等，给“射鹄子”的人休息，记录胜负。据《天咫偶闻》记载，“射鸽子”也有几种： 一种叫“射鹄子”，“高悬栖皮，送以响箭。”“鸽子”是皮作的，有许多层，一个圈、一个圈地重叠着，中间一个最小，俗语叫“羊眼”或“央眼”，也就是现在打靶的“靶心”。 鹄子棚中习惯把射箭技术最高，而射品又十分端正的人叫作“央眼儿”或“羊眼儿”。清代中叶旗人、将军果益亭在北京各个鹄子棚中射箭出了名，外号就叫“果羊眼”。第二种叫“射月子”，满洲话叫“艾杭”，即“画布为正”，意思就是用布画个标志作为箭靶子。第三种是“射绸”，把一寸见方的彩色绸片，悬挂在几十步外的高处，作为靶子。这个射起来就更难了，小绸片在风中飘来飘去，近似乎射活靶了。第四种是夜间射香火，晚上把线香点燃，插在一定距离外，用箭来把它射灭，这当然更难了。清代后期北京俗曲《百本张》所印子弟书唱本中，有一本《射鹄子》，把当时的鸽子棚写得极为具体生动，这里不妨引几句，如写“鹄子棚”的风光道： “有个平台儿小小五间盖在正北，将那鹄棚儿、箭挡儿都设在正南，且说那棚东(按即“局家”)清早将门进，忙唤人扫地开窗把鹄悬。撢了撢桌子调了调座，排了排笔砚拢了拢扦……” 如写“鹄子棚”的来客道： “忽听得车声碌碌到门前站，进来位丰姿翩翩的美少年，穿着件避雪遮风、风吹麦浪的羊皮袄，配着那盘花绕蝶、螺旋金丝的倭缎边。这边是荷包紧系鸳鸯佩，那边是刀鞘轻浮玳瑁斑……遥望见车驰马骤灰尘起，一霎时如风似箭到门前，进棚来仆从如云众星捧月……这位爷翎管儿、顶托儿难分品位，皂靴、貂褂才下朝班。” 还有写赌射者的赌博心理道： “非是他箭箭红心不能撂箭，怕的是撂走了箭荡尔就要输钱，…这总是练的事轻爱财的心胜，恨不得一百的戳——尔赢上个加三。” 又有描绘赌射者射箭时的丑态道： “只见他迈步蹲身先抬后脚，张弓递箭又努前肩，后手札煞前拳乱晃，弓梢子柱地箭扣子朝天，本就是弓软、箭沉从高空掉，怎禁得一推一徕箭奔了东南，忽听得打箭的‘哎哟’——说‘着了我的腿’，这位爷眼似漓鸡脸都吓蓝……” 这样的场所中，这样的来客，这样的赌博心理，赌射丑态，不正是《红楼梦》中所描绘的薛蟠、傻大舅之流的人物吗?因而可以说，当年以鼓励“八旗”武事精神为宗旨，鼓励练习射箭为主要意义的“赌射无禁”，大书“步靶候教”的“鹄子棚”，早在《红楼梦》时代，在宁国府中，就已变成这样乌烟瘴气的场所了。这也正是“八旗”武事由盛而衰，终于沉沦所表现的一个方面。 最后说说“打围”： 《红楼梦》第二十六回中写到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紫英脸上有些青伤，薛蟠问他又是和谁挥拳了?冯紫英说：他自从打伤了仇都尉的儿子之后，记了，再不怄气，“这脸上是前日打围，在铁网山叫兔鹘捎了一翅膀。”这里说到了“打围”。“打围”就是打猎，这本是从古就有的天子狩猎的制度，但到了后来却并不那么重视。直到清代，“打围”一事，才被特殊重视过许多年。清代前期，皇帝年年都要打围，其目的并不单纯为了寻求快乐和获猎禽兽，而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武事，为 了“八旗”的军事演习。 《清史稿·圣祖本纪》记康熙临去世前两个月的话道： “有人谓朕塞外行围，劳苦军士，不知承平日久，岂可遂忘武备?军旅数兴，师武臣力，克底有功，此皆勤于训练之所致也。” 从康熙的话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清代初年提倡“打围”的意义。康熙自己年年都要去打围，直到他六十八、九岁时还一直坚持。诗人查慎行曾扈从康熙去雍安岭、乌兰哈尔哈一带去行围，写过不少有关康熙行围的诗，都收在《敬业堂集》中，其中在《观围恭纪》八首绝句中夸康熙的射箭功夫道： “万钧神艺无虚发，命中仍开射虎弓。”《清史稿、高宗本纪》记载：乾隆作皇孙时，有一次康熙带他在木兰(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行围。在围场上他侍卫领着乾隆去猎熊，乾隆刚刚上马，熊便突然扑了过来，“圣祖御枪殪熊”。在这种危险情况下，康熙能一下子把熊打死，自然也是不简单的。这些记载虽有溢美夸大之处，但根据“八旗”的武事精神来看，是多少有些事实根据的。由于行围的主要目的在于军事演习，讲求武备，所以特别奖励猎获猛兽，如虎、熊之类，以鼓励勇猛精神。当时规定，在行围时，扈从侍卫，如果两个人就能猎得一虎时，就要受到赏戴“花翎”的奖赏，这在清代同赏穿黄马褂一样，是很高的荣誉。 由于封建皇帝的重视和提倡，所以在“八旗”贵胄仕宦之家，早期也特别盛行“打围”，把“打围”看成是很豪迈、很雄壮的带有诗意的活动。贵胄词人纳兰成德在《渌水亭杂识》中引张来的诗赞美“打围”道： “十月北风燕草黄，燕人马饱风力强，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杀阴山双白狼。” 这诗把“打围”写的太美了。《红楼梦》所写冯紫英随他父亲神武将军冯唐到铁网山去打围，正是这样历史背景的具体反映。 “打围”重在一个“围”字，人少了没有办法合围。皇帝行围，可以带领不少侍卫和军队，而在京的王公大臣去打围，要调动军队的权还是没有的。只是府中的家奴、帮闲、纨绔子弟等成群结队，背上弓箭、架上鹰、骑上马，带上干粮，去到山场中围猎。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辛苦的活动，不但要成天骑着马或徒步奔跑在山岭、草莽中，追赶野兽，而且还有一定的危险性。吃饭也不方便，只能吃点干粮，晚上睡觉没有房屋，要在野外搭帐棚。在帐棚中吃水靠山泉，取暖靠篝火，遇上雪虐风饕的坏天气，自然更为艰苦。所以如果要贪图安逸，那就不会选择这样的娱乐了。《红楼梦》中写宝玉问冯紫英道：“单你去了，还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没法儿，去罢了，难道我闲疯了?咱们几个人吃酒、听唱的不乐，寻那个苦恼去?” 这几句话很重要。“打围”在冯紫英一代人口中，实际上也就是思想中，已经变成“苦恼”了。冯紫英的父亲名“冯唐”，《红楼梦》作者欢喜在所写人物的姓名上叶音喻义，这“冯唐”二字可能也是用“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成句，暗藏一个“老”字；就是这不只是简单地写当年公子哥儿、纨绔子弟的好逸恶劳，沉溺洒色的腐朽生活，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在满洲王公贵族中，老一辈和小一辈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矛盾。老一辈还受到清代前期的影响，还爱好骑射、围猎，保持一些英武精神；而小一辈则只是以“吃酒、听唱”为最好的享乐了。这正是前引乾隆十五年“上谕”所告戒的情况：“务求安逸”造成的结果。这个折转期，也正是《红楼梦》所描绘的时代。在这以后，特别在嘉庆、道光之后，则再不作兴打围了。偶然想起“祖宗”的遗训，虚应故事地在北京近郊、南苑一带举行一下，弄虚作假的现象也发生了。《天咫偶闻》记同治时行围道： “自开国至乾嘉，田狞盖为重典，非以从禽，实以习武也。圣祖于热河建避暑山庄，以备木兰巡狩，行围之制，一用兵法，围时以能多杀者为上，皆以习战斗也……道光以后，不复田狩，于是讲武之典遂废，后生小子，既不知征役之劳，又不习击刺之法，下至束伍安营，全忘旧制，更安望其杀敌致果乎?迨同治中，穆宗奋欲有为，亲政后曾畋于南苑，诸环列至有预购雉、兔，至临时插矢献之，而蒙花翎之赐，可为叹息也。” 曼殊震钧的话，除去把同治说成是“奋欲有为”，或是不得已的奉承、或有意的调侃而外，其他所说都是事实。这不仅是田狩、行围而已，实际上也概括了有清一代八旗武事的衰落。所以说，《红楼梦》是庞大而衰朽的封建帝国“末世”的写照。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统治阶级开始“安富尊荣”， “一味高乐”，“一代不如一代”。毫无疑问，随着《红楼梦》故事的结束，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必将走完它自己的历程，最后进了历史博物馆。 原载：《我读红楼梦》 原载：《我读红楼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