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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有我的贝多芬了 凤姐这个人物，是作家曹雪芹站在萌芽状态的民主主义立场，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塑造出来的一种典型。曹雪芹抨击凤姐的态度，不是在形象之外硬贴上去，也不是强制他笔下的人物代替他出头“表态”的，而是透过形象的特殊性很自然地体现出来的。这就有一个很值得探索的问题：在曹雪芹对实际生活的认识过程中，怎样形成了倾向的鲜明性与形象的真实性的和谐一致?这个问题为什么值得探索?因为我觉得借鉴曹雪芹的创作经验，有助于我们克服“标语口号”式的创作倾向。但是很可惜，除了能从脂评中找到点滴有关资料以外，我深感缺乏研究资料的困难。所以对待这一重要问题，我只能发表一些感想，谈不到什么研究的心得。 一切创作都有倾向性，只不过有明显与不明显的差别。记得日寇投降那年，我行军经过雁北的五寨。五寨那城门又高又窄，颇有点象一只鞋底。当地群众告诉我说，这是为了避免在穆桂英骑马经过时，头上的翎子碰着城门，所以才把城门修建得这么细而高的。对于城门特点的这种解释，实在不太“科学”，因为穆桂英这个巾帼英雄，不过是人们凭想象创造出来的。她在舞台上出现时，虽然头上戴了又高又长的翎子，但要说因此成为城门造形的决定因素，实在不那么可信。可我仍然觉得这种非科学的“考证”的有趣。可以认为，它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自己心目中的英雄那种热烈的崇敬的感情。我国到处存在这种不太合乎科学标准，却很有趣的创造性的东西。我那年游华山，听到一些有关华山古迹的传说，而且都与人们的斗争生活有联系。最平凡的事例之一，是有一个石头缝儿，也给了．它一个带社会意义的名称——“一凿子”。这个名称很普通，远不如把劳动神化的其它传说动人，但就是在这么平凡的名称里，也寄托着劳动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豪迈情感。 正因为可能从结果看原因，所以《红楼梦》的形象作为曹雪芹认识生活的结果，多少也能看出他怎样创造形象的原因，看出他怎样认识自己所要反映的生活。这就多少可以弥补一下缺乏有关研究资料的困难。 《红楼梦》第一回书里，那些有关这个小说产生的话，虽然不免有“假语村言”的色彩，但仍不失为我们了解这部小说创作过程的重要根据。要了解作者怎样认识生活，从而使一般的素材成为他所要再现的题材，使创造性的主题与创造性的形象，一开始就在作者认识生活的过程中结合起来等特点，第一回那些“缘起”具有不可轻视的价值。如果说为“闺阁昭传”的创作动机不限于歌颂也包括暴露，那么“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创作过程。可以认为，作者对于凤姐所持的抨击态度，正是作者对“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的结果。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如何，决定他对形象的如何塑造。正如感觉是否深刻，要看理解是否深刻那样，形象和主题是否新颖，艺术手法是否有独创性，对人物的爱憎深度如何，这一切都是以作者对现实的理解和感觉的深度为前提的。而“一一细考较去”，正是深刻理解人物的方法和过程。青年的罗曼·罗兰向他的挚友和先生说过：“现在我有我的贝多芬了，犹如我已经有了我的莫扎特。”[1]还说：“当我浑身燃烧着贝多芬的伟大作品的火热气息时，我将跟你谈我的贝多芬。”[2]这里的着重号是原有的，这“我的”一词的含义不难理解。曹雪芹没有说过他怎样有了“我的”王熙凤，但这个典型人物的真实性和生动性表明，因为他对凤姐这样的“裙钗”拥有他自己的认识，而不是把别人的认识成果当做他自己的认识成果，所以凤姐这个形象具备了不为别人作品所能代替的独特性。因此应当承认，凤姐这个形象是曹雪芹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这句话多余吗?不!岂不见把别人的人物当做自己的人物，因而自己的倾向反而并不鲜明的作品吗? 二追踪摄迹 在文艺创作里，古往今来，用别人的认识成果来代替自己的认识活动，比如说， “你出思想，我出技巧”的“合作”方式，这种“你的就是我的”的作风和习惯，不可能具有文艺创作所不可缺少的独创性。如果说这也算是文艺创作，它既不可能提供独创性的艺术形象，也不可能提供独创性的思想内容。读者不喜欢这种创作。区别于一般思想的主题，区别于一般素材的题材，区别于生活现象的艺术形象，这一切作为作家对生活的认识成果，都应当具有不为其它大致相同的作品所能代替的特殊点。只有这样，它才可能成为读者所需要的教材，它才可能使群众接受作者的启发和诱导，深入认识本来并不简单的普通实际生活。曹雪芹笔下的凤姐或宝玉，不论是丑恶事物的代表，还是美好事物的代表，这些形象、题材和作者的爱憎，都不是一般化的，所以至今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我看来，曹雪芹关于文艺创作的主张，既是坚持现实主义的主张，也是坚持独创性的主张一一现实主义与独创性本来 是并不抵触，而是互相依赖的。他在第一回缘起里说： “……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这是为了与“反失其真”的佳人才子等书唱对台戏，以维护艺术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主张。这种说法，分明与他所指责的“千部 共出一套”一即谈不上独创性的创作主张相对立，也就是在提倡独创性的创作方法。如果说“追踪摄迹”就是作者对其所 要反映的生活的认识过程，而“不敢稍加穿凿”是作者尊重生 活实际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这一切和他那“令世人换新眼目”，“反到新奇别致”，“细按则深有趣味”的艺术要求完全一致，并且在他的艺术实践中由凤姐等人物和情节的具体性体现出来。我说“追踪摄迹”的方法与“令世人换新眼目”的要求并不矛盾，还因为文艺所要反映的对象——实际生活——本身是有独特性的。俗话说“一娘养九子，九子不象娘”，文艺的雷同化的形象，是对现实的走了样的反映；现实本身从来不是“千部共出一套”的。人们往往抱怨生活单调，其实这是他自己的头脑不很灵光，看不见那仿佛单调的生活本身的千变万化。对于这种头脑简单，把生活看成摸式的人，是不能对他抱有创造性地反映生活的期望的。千变万化，生动活泼的实际生活，在这样的头脑之前，难免要丧失它的魅力。这样的头脑对生活本身所具备的独特性，当然难免丧失引起敏感和灵感的可能。 似乎谁都会说，没有想象、虚构、夸张就没有艺术。但是很明显，并不是一切想象、虚构、夸张，都是真实反映了现实的现实主义的艺术。那些背离生活的逻辑，全凭主观愿望搞出来的“千部共出一套”的作品，何尝没有想象、虚构、夸张。然而，我们怎么可以承认它是现实主义的艺术。某些曲解浪漫主义、用浪漫主义这么好听的名称为那些主观主义的创作方法和作风辩护的论凋，是一种替形式主义的泛滥打前站或打掩护的论调。有志于文艺工作者倘若天真地接受这样的论调，结果只能走进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死巷子。某些只把“源于生活”当做一种套语，孤立地鼓吹“高于生活”的文艺理论，和曹雪芹“不敢稍加穿凿”的现实主义主张对立。为了认识某些片面强调高于生活，公然给形式主义创作作风开路的种种论调的荒谬性，结合《红楼梦》的艺术形象，学学曹雪芹那种“追踪摄迹”的创作原则，不只有助于我们理解曹雪芹是怎样认识他所要反映的生活的，而且有助于提高我们辨别什么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什么是冒牌的现实主义的本领。 三 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见呢 只要我们对于“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等语，不是当成提倡照着葫芦画瓢的意思来理解，也不是当成排斥艺术技巧的意思来理解，而是把它理解为艺术创作应当符合生活的逻辑，避免不自然的人工气，排斥面壁虚造的文风，那么这些话的含义和宝玉的崇尚天然的审美观相一致。在我看来，曹雪芹强调“追踪摄迹”，并不排斥艺术技巧。为了说明艺术技巧的重要，我看不妨谈谈刘姥姥“雪下抽柴”故事的开场白：“那刘姥姥虽是个村野人，却生来的有些见识。况且年纪老了，世情上经历过的，见头一个贾母高兴，第二见这些哥儿姐儿们都爱听，便没了说的也编出些话来讲”。 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风里雨里，那有个坐着的空儿，天天都是在那地头子上做歇马凉亭，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见呢?…… 把刘姥姥当作一个业余作家，她那“雪下抽柴”的故事的开场白，是她掌握得住艺术技巧的表现，是她懂得怎样把观众的兴趣激发起来，给正文作出适当的铺垫的艺术手段的特点的表现。她讲故事不搞一览无余的开门见山，却又在乎平淡淡的“闲话”之后奇峰突起，来一句“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见呢?”对于正在听故事而又不知道她到底要说什么的“哥儿姐儿”，这种提问很能调动注意力、好奇心和听下去的期待。写小说的曹雪芹，在这里描写“南院马棚里走了水。……”，把刘姥姥的 故事打断了。这，是对刘姥姥艺术创作的干扰呢?还是在对刘姥姥的艺术创作帮忙?我认为这既是干扰，又是帮忙。正因为有了这一干扰，才更加引起了宝玉“要知后事如何”的急切心情，急得他一定要“寻根究底”。后来，“雪下抽柴”的正文出现，宝玉对刘姥姥的“信口开河”信以为真，害得小厮焙茗为寻找女神到处奔跑。当然，其他听众没有宝玉的“痴”劲儿，感受和感动的程度大不相同。但是，使干扰成为帮忙的这种艺术手法，对于其他听众也具备程度不同的魅力。不论是文刘姥姥编故事还是曹雪芹写小说，这种不显得是在玩弄技巧的技巧，在结构上仍不失“天然”的美，并非人工气十足的“穿凿”。 把刘姥姥当作一个作家来看，她并没有坚持“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的创作原则。较之“雪下抽柴”，她那“天赐麒麟”的故事，实在不怎么高明。当刘姥姥正讲到小姑娘的穿着，忽听外面人吵嚷起来，又说“不相干的，别唬着老太太，……”，马棚失火，打断了刘姥姥的故事。火焰扑灭，贾母领众人进屋，宝玉忙问：“那女孩儿大雪地做什么抽柴草?……”贾母说：“都是才说抽柴草，惹出火来了，你还问呢。别说这个了，再说别的罢。”刘姥姥重打锣鼓另开场，胡编了一个以贾母为样板的故事。尽管这次的“信口开河”“实合了贾母夫人心事”，但因为它太勉强，不可信，再也引不起“哥儿姐儿”们的“寻根究底”了。 为什么故事编得这么不高明?也许她中了“主题先行”论的毒，也许她以为投合主人的需要是她的“根本任务”。总之，评价这个故事，可借用贾母骂鼓书《凤求鸾》的话：“都是一个套子”。不过，在我们看起来毫不能引起“新奇别致”之感的这个故事，贾母王夫人却不觉得“最没趣儿”。可见讨好文学也有它的市场。可惜，刘姥姥这么“便没了说的也编出些话来讲”的创作态度，丧失了作品的“天然”，也丧失了她那“村野人”的“野味”。 曹雪芹写刘姥姥这么“有些见识”，未必是要从反面证明，他在“缘起”里所提倡的避免“反失其真”的创作原则。我把刘姥姥的信口开河与曹雪芹的创作原则联系起来，读者不会责备我过于“穿凿”了吧? 四 这些神佛有的 刘姥姥不过是小说里的人物，从来没有以作家自居，但她也有艺术才能。她讲故事的创作动机、创作方法、艺术风格都有代表性，剖析她的“口头文学”有助于认识曹雪芹的创作原则，所以对她的作品要多说几句。 刘姥姥便又想了一篇，说道：“我们庄子东边庄上有个老奶奶子，今年九十多岁了，他天天吃斋念佛，谁知就感动了观音菩萨，夜里来托梦，说：‘你这么虔心，原来你该绝后的，如今奏了玉皇，给你个孙子’，原来这老奶奶只有一个儿子，这儿子也只有一个儿子，好容易养到十七八岁上，死了，哭的什么似的，后果然又养了一个，今年才十三四岁，生的雪团儿一般，聪明伶俐非常，可见这些神佛有的。 这样的作品，不能说它毫无技巧，而且它的主题的确并不含糊。最后那句“篇末垂教”—“这些神佛有的”，更是倾向性明确得很的。刘姥姥的创作动机，是为了迎合贾母这样的服务对象的兴趣。她早已风闻贾府有关子息的一些情况，临时又看见贾母迷信，因此来了一篇即兴之作。但她终究不熟悉自己的模仿对象，所以主题和形象都缺乏独创性是不足为奇的。谁要是象尤氏把凤姐说来讨好贾母的笑话当作样板那样，把刘姥姥这样的作品当样板来学，那就只能助长不高明的一般化的文风的泛滥。尽管曹雪芹写刘姥姥的“信口开河”，不就是为了从反面寻求论据，从而进一步论证“追踪摄迹……”的创作原则的正确，但是我们从创作方法的角度读读刘姥姥的“信口开河”·从而理解“追踪摄迹……”的创作原则，不等于是在“信口开河”吧? 结合刘姥姥这种从主观愿望出发，把某种观念“形象化”一番，“信口开河”编造“天赐麒麟”的这段情节，读一读喜欢“寻根究底”的小丫头翠缕与史湘云论阴阳的那一段书，似乎有助于我们理解曹雪芹所掌握的“追踪摄迹”的创作原则。 ……… 翠缕 这么说起来，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阴阳了? 湘云 糊涂东西，越说越放屁。什么都是些阴阳，难道还有个阴阳不成…… 翠缕 这糊涂死了我，什么是个阴阳，没影没形的。我只问姑娘，这阴阳是怎么个样儿? 湘云 阴阳有什么样儿?不过是个气，器物赋了成形。比如天是阳，地就是阴，水是阴，火就是阳，日是阳，月就是阴。 翠缕 是了是了，我今儿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头叫太阳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么太阴星，就是这个道理了。 两人的论辩尚未进入高潮，也还未分明显出翠缕的智慧和愚昧，但是这至少可以看出，小丫头翠缕，在湘云面前对问题的态度，要比一味地“信口开河”的刘姥姥认真得多。 五 也有阴阳不成 翠缕对于日头即“太阳”，月亮即“太阴”的“这个大道理”，其实也并不怎么明白，她仍然脱不开“人云亦云”的思想作风。不过，这是她幼稚的表现，与刘姥姥看贾母等人的眼色行事的老练和世故大有区别。刘姥姥提出“这些神佛有的”的结论，倾向性非常明确，这强迫别人接受自己论点的结语，常见于动不动就来一个反问的句式，例如“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那些“将军”式的文艺批评里，其实这不是虚心探讨问题的作风，不过在有贾母支持的场合，准要是不同意她的这个论点，就难免要落众人的褒贬。何况在场听故事的人们，谁也不会对刘姥姥的口头文学做专门的研究，刘姥姥那强辞夺理的文风当然可以通行无阻。 翠缕和湘云，一个是知书识礼的小姐，一个很可能是一字不识的丫头，两人有不同的阶级地位，有不同的文化程度，有不同的年龄……所以她们论阴阳显出了鲜明的性格的对比。一个根本没有想过这样的“学术”探讨将会产生什么意外的坏作用，一个唯恐有失体统而落人褒贬。但这段有趣的对话却显示了曹雪芹观察研究客观事物的一些方法。这些对话的戏剧性冲突表明，曹雪芹处处从矛盾的特殊性着眼，不作兴用一般代替特殊，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和情节可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湘云 阿弥陀佛！刚刚的明白了。 翠缕 这些大东西有阴阳也罢了，难道那些蚊子、虼蚤、蠓虫儿、花儿、草几、瓦片儿、砖头儿也有阴阳不成? 湘云怎么没有阴阳的呢?比如，那一个树叶儿还分阴阳呢。那边向上朝阳的便是阳，这边背阴覆下的便是阴。 翠缕 我可明白了。只是咱们手里的扇子，怎么是阳，怎么是阴呢? 湘云 这边正面就是阳，那边反面就为阴。 我不想考证，翠缕为什么不满足于“大东西有阴阳”的大道理，而要提出“蚊子、虼蚤、蠓虫儿、花儿、草儿、瓦片儿、砖头儿”这些小东西是否也有阴阳的问题，也不想考证小姐和丫头论阴阳一段与《庄子》中的有关论述有什么联系，我只觉得这一情节很有趣，只觉得翠缕真是一个很动人的艺术形象。这个好问的小丫头，颇有点儿独立思考的作风和能力。她的身分虽是奴隶，在学术问题上却不搞奴隶主义，她对待“大道理”，并不满足于“也懂得的”。我想，如果她也乐于搞口头文学，也许不至于象刘姥姥那样“信口开河”吧?既然她不满足于“大东西”才有“阴阳”的议论，既然她不放松虼蚤或砖头儿这些小东西是否也有阴阳的问题，那么，她如果要搞文艺创作，也许能够避免刘姥姥式的“主题先行”论，避免产生“天赐麒麟”之类的讨好文学吧?如果可以说艺术创作对生活的认识需要形象思维，这个小丫头的好问态度，不从概念到概念的方法，难道不比教条主义更值得欣赏吗? 不论曹雪芹写湘云翠缕论阴阳的主观动机是什么，看来曹雪芹也觉得小丫头翠缕是一个逗人喜欢的人物。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曹雪芹是为了塑造这样一个逗人喜欢的人物，才这么想方设法，把优点朝她身上堆积呢，还是因为作者在认识生活的过程中，感到这样的人物有些逗人喜欢的特点而产生了写她的冲动?这是关系到形象以至主题是否真实感人的问题。看来曹雪芹对翠缕的塑造过程，不象是前者。他并没有因为过分钟爱自己的主人公，而把她变成一个完美无缺即不可信的幻影。这是曹雪芹的可敬之处。也是《红楼梦》的人物形象避免了一般化的重要原因。 六 不用难我 湘云和翠缕论阴阳，不仅表现了翠缕这个丫头的好学和智慧，而且表现出小姐史湘云对于金玉缘一说的复杂心理。仔细阅读和分析这段充满戏剧性冲突的对话，对于那些由于对生活的无知，结果将复杂的阶级斗争写得平淡无味，将活生生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写成可望不可及的真理的符号的作品来说，不仅在艺术技巧上，而且在对生活的认识上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翠缕 (对系在湘云宫绦上的金麒麟)姑娘，这个难道也有阴阳? 湘云 走兽飞禽，雄为阳，雌为阴，牝为阴，牡为阳，怎么没有呢? 翠缕 这是公的，到底是母的呢? 湘云 这连我也不知道。 翠缕 这也罢了，怎么东西都有阴阳。咱们人到没有阴阳呢? 湘云 (照翠缕啐了一口)下流东西，好生走罢，越问越问出好的来了。 翠缕 这有什么不告诉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难我。 湘云 你知道什么? 翠缕 姑娘是阳，我就是阴。 湘云 (只顾发笑) 翠缕 说是了，就笑的这样了。 湘云很是，很是。 翠缕 人规矩主子为阳，奴才为阴，我连这大道理也不懂的? 湘云 你很懂的。 单说这段短短的对话的结构，也是随着人物双方的心理、情绪由松到紧，由紧到松的变化而起伏变化着，并非死板板的平铺直叙。至于人物，写得多么生动!器缕，随从小姐的丫头，在主子面前并不低声下气，盲从主子提出的大道理。她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畅所欲言。但正是这种畅所欲言，暴露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奴隶主义——在她心灵上留下的：烙印，因此，这个聪明的小丫头在封建主义“大道理”的禁锢之下又显得相当愚昧。而作为公侯小姐的史湘云。她既对丫头翠缕的问题感到很可笑，觉得不值答辩，却并未因此施加压力。倒是能够以平等态度对待“学术探讨”。只有当她感到翠缕所提出的问题不文雅，有损于女孩儿的尊严，她才拿出小姐的身分，摆出主子的架子，啐一口，骂一句，以免有损于她那灵魂的洁净无瑕。 一个作家在观察生活，提炼素材的时候，不仅要看到一点，而且要看到两点，不仅要看到两点中的重点，而且要看到重点的转化。这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大道理”，两百年前的曹雪芹不可能精通，但是他那种“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的创作主张，说明他有时能够用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去观察生活，提炼素材。正因为他塑造人物、结构故事的方法是从客观的实际生活出发的，这就能使他的作品符合生活的逻辑，避免那种脱离无限丰富、生动的实际生活，为了把他自己头脑中那些既定观念“形象化”，结果是歪曲了实际生活的创作倾向。可以肯定，翠缕这个生动的形象，既是曹雪芹运用艺术想象创造出来的，也是曹雪芹从实际生活中发现出来的。如果是脱离生活的作者，不可能拥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不可能塑造出这么生动的人物形象。翠缕性格中的对立，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这既是曹雪芹拥有出众的艺术才能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他尊重客观事物的特点，不忽视翠缕这样的人物的性格的多面性特征的结果。翠缕那奴隶主义和独立思考的对立，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所以这个形象是独创性的而不是一般化的。这种具有独创性的形象，只能是作家对生活有独到的认识的结果。一般化的形象，就认识的方法找原因，只能说它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态度搞出来的。 七 快写个履历来 我欣赏翠缕的肯动脑筋，不等于欣赏她那思考的成果。我说她的思维形式和曹雪芹的“追踪摄迹……”的要求相一致，不等于说她与湘云的问答就是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但是，艺术创作虽然和翠缕的“开动机器”有差别，却也有其不可抹煞的联系。是的，没有想象和虚构就没有文艺创作，但是，想象力不只是艺术家才独有的功能，也是科学家用来认识客观事物的心理功能。轻浮的、非创造性的想象，不可能产生艺术典型，也未必能在科学上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区别于感觉、记忆、联想等心理功能的想象，不等于抽象思维的推理判断，却也不能排斥它那与感性因素相辅相成的理性因素。如果可以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既是小说的情节内容，也是作者所要认识的对象，那么“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就是为了保证形象符合生活的逻辑，即避免文艺作品“反失其真”。怎么可以认为，这种想象活动根本不带理智作用。如果说“迹”与“踪”是客观对象，“追”与“摄”是主观认识，这种认识虽然始终不脱离形象的感性、具体性、个性，但它不可能排斥分析和综合的理性活动。我们必须反对那种否认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认为具体——抽象——具体就是艺术形象的创作过程，即把抽象出来的概念再具体化一番，其实就是给概念化打掩护，助长八股调头的论调。与此相反，片面强调感性和感情，用感觉、记忆、联想代替创造性的想象，艺术创作岂不流于现象记录?现象的客观主义的记录，既不能避免思想内容的肤浅和贫乏，也不能真正对素材进行提炼取舍，形成具有集中性的典型人物。历代文论里，有一种把创作活动神秘化的论调，把创作成果一律说成是不期而然的产物，这，如果不是故弄玄虚，就是不认真对待创作经验。的确，有些出色的令人感到愉快的构想，往往好象是不招自来的。但它那意外地突然地来临的灵感，不过是作家辛勤努力的结果。曹雪芹所说的“追踪摄迹”既是一种应当怎样创作的主张，也是一种创作为什么会成功的经验总结。 无从了解曹雪芹为什么要接受别人的建议，把原稿“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删掉(即删去公公贾珍与儿媳秦可卿私通的情节)。但是，《红楼梦》一书并未因此而失去它的进步意义。我觉得似乎不必去追究为什么秦氏一死，“贾珍哭得泪人一般”，为什么给秦氏办丧事，贾珍要“尽我所有”，“恣意奢华”。值得注意的，是这回书以秦氏之丧为情节中心点，多方面地写出了封建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且不论地主阶级各个阶层在这一事件中的各种表演，单说贾珍“为丧礼上风光些”而为贾蓉买个虚有其名的官职的情节，对于封建社会的腐朽的现实，揭露得多么有力。而这一切，并不因为删去了秦氏与贾珍那不可公开的秘密，有损于这回书典型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地主阶级的腐朽没落的巨大意义。 这一回书揭示什么的着重点如此鲜明，贾府外强中干的状况揭露得如此深刻，难道不是因为曹雪芹对于封建末世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的结果?他着重揭露大太监戴权卖官鬻爵这一类丑恶现实，而不是歌颂贾府以及封建王朝的丑恶现实，这只能从曹雪芹的认识能力与创作态度寻求解答。尽管我们看不到曹雪芹为什么要接受别人修改这一回书的建议的说明，尽管我们不知道曹雪芹为什么要着力描写大太监——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接受贾珍的请求，为贾蓉“蠲个前程”，但是作者对这个老内相的含蓄而深刻的讽刺，显然不是只凭直觉，完全没有理性的思维的产物。戴权象做掮客一样地说： 事到凑巧，正有个美缺。如今三百员龙禁尉短了两员，昨儿襄阳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现拿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到我家里。你知道咱们都是老相与，不拘怎么样，看着他爷爷的分上，胡乱应了。还剩了一个缺，谁知永安节度使冯胖子来求，要与他孩子蠲。我就没工夫应他，既是咱们的孩子要蠲，快写个履历来。 这样富于典型意义的对话，这种“令世人换新眼目”的形象，只凭感觉、记忆和联想就能写得这么深刻吗? [1] 《罗曼·罗兰文钞续编》，第94页。 [2]同上，第98页。 原载：《论凤姐》第三章 原载：《论凤姐》第三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