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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引 《紅樓夢》簡直是一個碰不得的題目，祇要一碰到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惹出筆墨官司。一九七四年我偶然在香港的《中華月報》(六月號)上發表了一篇短文(《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立刻就引起了不少的反響。其中最使我感動的便是友人趙岡兄在病榻士寫了一篇《曹雪芹的民族主義思想》(《中華月報》一九七四年十月號)，駁我所提出的曹雪芹可能有“漢族認同感”之論。(這個問題將來另行討論。)稍後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二期(一九七四年六月)上刊布了兩篇正式論文，《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和《<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其中《近代紅學的發展舆紅學革命》一文，曾由香港《明報月刊》于一九七五年六月號加以轉載，略有刪節。這篇轉載的文字也曾在香港引起了一位“四近樓主”先生的抗議。《<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則轉載台北的《幼獅月刊》(第四十二卷第四期)上，趙岡兄讀後又寫了《假作真時真亦假》一文(見《明報月刊》第一二六期，一九七六年六月號)，有所針砭。這次趙岡兄的態度尤其誠懇，他表示县站在為朋友效忠的反對者立場上，來檢討“兩個世界”論的體系 我是向來不喜歡捲入任何文墨是非的漩渦的。這并不是因為我不相信所謂“真理越辯越明”，而是因為我所看到的許多辯論最後往往霓流於意氣之爭，不但不能辯明真理，有時甚至使得原來爭論的題旨更為混亂。尤其是在爭論雙方沒有共同的前提的情形下，文字的往復常常得不到具體的結果，而只是以韓非所謂“後息者為勝”的方式來收場。誰發表最後一篇文章，誰就是在爭辯中佔得上風。現在我破例來答復趙岡兄的質難則是基于兩重考慮：第一，我覺得我不應該對趙岡兄一再誠懇指教的好意完全置之不理；第二，我所提出的“兩個世界論”既引起了紅學考證專家如趙岡兄的疑難，則一般讀者對我的說法或不免存有更多不盡了然之處，因此我也有責任對“兩個世界論”作進一步的闡釋。趙岡兄在《假作真時真亦假》一文中所提出的幾個問題恰好給予我一個補充論點的适當機會。 一、“自傳說”與“兩個世界論”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趙岡兄在《假作真時真亦假》大文中是把我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和宋淇兄的《論大觀園》(《明報月刊》第八十一期，一九七二年九月)放在一起討論的。因此他把自傳說(包括合傳說)簡稱為“盛衰論”，而把我們的新說叫做“理想世界論”。在這個基礎上，他再進一步把新舊兩種理論作了一番簡單的對比。我不知道其他“盛衰論”者是否同意他對於舊說所作的提要，我也不知道宋淇兄是否接受他對於。理想世界論，)所作的說明。就我自己的戚受言，趙岡兄是把我的理論阉割了。他說： 新的理論對書中真假兩部份的看法不同，認為“假”是主，“真”是從。小說的主旨是要描寫一個理想世界，而以現實世界來烘托陪襯，以“濁”顯“清”，以“醜”映“美”。 真假主從的問題暫且不談，我的兩個世界論和趙岡兄這裹所說的幾乎毫無共同之處。趙岡兄曾引了我二段原文，其中有云： 但這個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現實世界是分不開的：大觀園的乾淨本來就建築在會芳園的骯髒基礎之上。并且在大觀園的整個發展和破敗的過程之中，它也無時不在承受詹園外一切骯髒力量的衝擊。 我所說的兩個世界之間的關係怎會變成了“烘托陪襯”的關係呢?何况我在原文中更曾着重地指出： 大觀園是《紅樓夢》中的理想世界，自然也是作者苦心經營的虛構世界。……但是曹雪芹自己却同樣地非常重視這個骯髒和墮落的現實世界。他對現實世界的刻劃也一樣的費盡了心機的。 我又強調： 曹雪芹雖然創造了一片理想中的淨土，但他深刻地意識到這片淨土其實并不能真正和骯髒的現實世界脫離關係。不但不能脫離關係，這兩個世界并且是永遠密切地枓纏在一起的。任何企圖把這兩個世界截然分開并對它們作個別的孤立的了解，都無法把握到《紅樓夢》的內在完整性。 任何讀者都可以看到，我的主要論旨是討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之間的動態的關係，而趙岡兄則用“理想世界論”的名稱把我所提出的兩個世界輕輕地抹去其一。這是很令人費解的事。所以就我的理論而言，趙岡兄的批評可以說是落了空的。 趙岡兄之所以把我和宋淇兄的說法合併討論，當然是因為我的原文曾引了宋淇兄《論大觀園》中的一段話作為討論的起點。但是我必須說明，我當時只是在大觀園的問題上引宋淇兄為同道，至於宋淇兄對《紅樓夢》的全面看法是否與我的“兩個世界論”相同，則我并不清楚。無論如何，宋淇兄似乎也并不曾否認《紅樓夢》這部小說襄面包含了作者的生活經驗。現在趙岡兄根據自己的邏輯硬把新舊兩種說法(所謂“盛衰論”和“理想世界論”)轉化成一種勢不兩立、有此無彼的對抗性的矛盾，未免使問題的討論横添了一層不必要的糾結。趙岡兄的誤會大概是因為他沒有讀過我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舆紅學革命》一文。我在該文中對“自傳說”與“兩個世界論”的關係曾有明確的交待。我說： 新“典範”(按：指通過小說的內在結構來研究《紅樓夢》的創作意園而言，包括我的“兩個世界論”)直接承“自傳說”之弊而趄，是對“自传說”的一种红學革命，但却并不需要完全否定“自傳說”)。相反的，在“自传說”支配下所獲得的考證成績，對於新“典範”而言，仍是很有助理解的。……研究小說的人總希望對作者及其時代背景有所認識。這對于確定書中的主題(不必限於一個主題)至少具有重大的參孜價值。關于这些問題的解答，近幾十年來的新材料和研究成績都傾向於支持“自傳說”。 我又進一步指出： 從學術史發展的觀點看，新“典範”是從“自傳派。紅學內部孕育出來的一個最合理的革命性的出路。一方面新“典範”，認為我們對《紅樓夢》作者及其家世背景，撰述情况所知愈多，則愈能把握作品的“全部意義”；因此它十分尊重“自傳派”的考證成績。另一方面，新“典範”復力求突破“自傳說”的牢籠而進入作者的精神天地或理想世界；因此它又超越了歷史考證的紅學傳統。由此可見，不但《紅樓夢》中有現實世界和理想世界之分，紅學研究中也同樣有兩個不同的世界。“自傳說”所處理的只是作者生活過、經歷過的現實世界或歷史世界，而新“典範”則要踏着这個世界，而攀躋到作者所虛構的理想世界或藝術世界。所以，新“典範”比“自傳說”整整地多出了一個世界。 我的“兩個世界論”之不可能和“自傳說”處在對立的地位，是顯而易見的。但是趙岡兄必然不能同意我這種說法。他因為我不曾完全否定“自傳說”，而說：“這種惻隱之心引來的麻烦可不小。我們先談談一個一般性的問題：雪芹拿了這些材料如何使用?”這個問題問得好，正是我要接着討論的。 趙岡兄最注重所謂真假主從的問題，讓我從這裏說起。依照“盛衰說”，則曹雪芹主要是寫他自己家族的真實歷史，而書中之所以有一個假的世界，用趙岡兄的話說，是“一來是要發揮他自己的戀愛觀與人生觀，二來也是為了襯托這個真的部份，使之前後的盛衰之變顯得更為尖銳化。”這裏我們立刻就看到，趙岡兄解釋《紅樓夢》中理想世界之存在首先就犯了不分主從之病。究竟曹雪芹所創造的假世界是以表現他的人生觀、戀愛觀為主呢?還是以襯托真的部分為主呢?其實趙岡兄提出人生觀、戀愛觀之說完全是為了敷衍“理想世界論”而來的。他的真正想法是認定“假”祇有襯托作用、烟幕作用。這一點他在《紅樓夢新探》中說得很清楚。《新探》說： 自從胡適《紅樓夢考證》認為此書是寫曹家真實事跡以來，此一原則性的斷定已是堅立不移。……雖說是寫曹家真實事跡，但真實到甚麽程度，研究《紅樓夢》的學者看法不一。有人認為此書是百分之百的寫實。有人則認為《紅樓夢》是以曹家史實及雪芹個人經驗為骨幹和藍本，然後加以穿插、折合。我們是相信後一說法。(上册頁一八○——一八一) 换句話說，《紅樓夢》基本上是曹雪芹的“自傳”或“合傳”，不過出之以隱蔽的方式而已。如果“自傳說”(包括“合傳”)可以成立，我們當然得同意“真”是“主”而“假”是“從”。但是從五十年代之初起，紅學研究中的各種困難便已逼使俞平伯不能不放棄他以前持之最堅的“自傳說”了。俞平伯說得好： 作者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取材，加以虛構創作出作品來，這跟自傳說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序言，頁三。) 事實上，經過了五、六十年的考證，《紅樓夢》中的人物在曹家及其親戚中有痕跡可尋的恐怕最多不過百分之一、二，而且紅學家之間對書中某人相當於歷史士某人意見仍極為紛歧，更何况書中極少數最重要的主角之一林黛玉，趙岡兄便承認是虛構的呢?至於書中的事跡，今天能考證為確有所本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從一般的(而不是嚴格的)考證標準看，我們實在沒有理由說《紅樓夢》是“曹家的真實事跡”。但是這并不是關鍵所在。儘管證實的部份很少，我依然承認曹雪芹的創作確有其家世及個人的生活經驗作背景。現在我要回到趙岡兄所提出的問題，即曹雪芹掌握了他親见，親聞以及親自經歷過的許多材料之後，怎樣去使用它們? 讓我從另一個基本假定開始；我假定“紅樓夢”是一部小說。小說，特別是像“紅樓夢”這樣一部精心創造出來的小說，自然不能沒有整體的構想、通盤的布局；因此我們不談作者的創造意圖(creatire intention)則已，要談便只能通過全書的內在結構來談。我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所作的便正是這樣的分析。我所討論到的如大觀園與太虛幻境的關係，大觀園和會芳園的關係，黛玉為什么葬花，怡紅院等四所主要屋宇的安排等等都顯示出作者的匠心獨運及其貫串全書的“全部意義”(total meaning)。我可以承認作者在個別人物和事件方面曾經取材於他的生活經驗，但是當他在寫作的過程中，他究竟是以真實的生活材料為。主)，呢?還是以他自己虛構的創造意圖為“主”呢?毫無可疑的，這時他的材料必須為他的創意服務，是為創意的需要所驅遣。換句話說，許多真實的材料在《紅樓夢》中都經過了一番虛構化然後才能派得上用場。俞平伯說的不錯，如果《紅樓夢》是曹家的真實事跡，至少有三種的不妥當。 第一、失却小說所以為小說的意義。第二、像這樣處處黏合真人真事，小說恐怕不好寫，更不能寫得這樣好。第三、作者明說真事隱去，若處處都是真的，即無所謂“真事隱”，不過把真事搬了個家而把真人給換上姓名罷了。(《讀紅樓夢隨筆》，轉載于《紅樓夢研究專刊》第一輯，頁一○五) 事實上，誰能考證出曹雪芹生活過的現實世界，從人物的一言一行到屋宇的布置都恰好是像《紅樓夢》中一樣，表現出一套完整的意義并具備着共同的發展方向呢?胡適之的“趕上繁華”說和周汝昌的“中興”說都是想把曹雪芹安排一段“溫柔富貴”的生活。然而由於文獻不足，兩說各有其困難。其實無論我們對曹雪芹的家世和經歷知道得多詳細，我們最多仍祇能肯定《紅樓夢》是大量地取材於作者生活背景的小說．而不能說它是曹家真實事跡的小論化。這一分別在字面士看來很細微，但實質上則極其縈要，因為這裏確實涉及了主從的問題。在曹雪芹的創作世界裹，他的藝術構想才是主，而一切建造的材料，無論其來源如何，都是處在從屬的地位。這就是永忠在《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弔雪芹》第三首詩所說的——“都來眼底復心頭，辛苦才人用意搜，混沌一時七竅鑿，爭教天不賦窮愁。”鑿開混沌，這才是曹雪芹的開天闢地的創造性成就，材料的搜集乃是次要的。而且我也說過，真實的事跡還必須經過各種程度不同的虛構化才能成為《紅樓夢》這部小說中的有機部份。(因為不然的話，小說將不復是小說，而不過是一部無結構、無組織的回憶錄或筆記而已。)這樣我們就看到一個極有趣的現象：以真假主從而論，曹雪芹所經歷過的現實世界和他所創造的藝術世界恰好是顛倒的。現實世界的“真”在藝術世界中都轉化為“假”；而現實世界的眼光中所謂的“假”(虛構)在藝術世界中則是最真實的。這正是趙岡兄所引“假作真時真亦假”一語的主要涵義。《紅樓夢》一書由于種種原因引起了我們的歷史考證的強烈興趣，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也是相當必要的。但是曹雪芹寫《紅樓夢》却决不是為了要保存他的家世盛衰的一段實錄。曹家的盛衰只是給《紅樓夢》的故事發展提供了一個時間架構。文學的烏托邦往往需要一個歷史的背景以為寄身之所。《桃花源記》所避之“秦”，根據文學家的考證，是“苻秦”而非“贏秦”，所以，《桃花源記》雖說“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其實仍脫不了時代的影子。但是《桃花源記》却决不等于魏晉的歷史實錄。考證派所發掘出來的曹家歷史當然極為重要，它大大地加深了我們對於《紅樓夢》的背景的認識。然而作者在根據創作上的需要而運用其見聞閱歷為原料之際，已賦予這些原料以嶄新的藝術涵菱，因而在本質土改變了它們的本來面目。作者正因為怕讀者處處用現實世界的眼光去認取小說所描繪的事跡，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讀者“千萬不可照正面”。《紅樓夢》寫淫但决非淫書，寫抄家但也未必即是謗書。曹雪芹深恐世人誤認他的著述本旨，甚至把《紅樓夢》當作淫書、謗書而加以毁滅，因此才在“賈天祥正照風月鑑”一回中哭道： 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按庚辰本此處有脂批云：“觀者記之。”稍前又一條批云：“凡野史俱可燬，獨此書不可燬。”) 這里所說的“真”“假”，是《風月賓鑑》(《紅樓夢》原名之一)中的“真”“假”，其意義與我們現實世界中所謂的“真”“假”恰恰是相反的。脂批也清楚地點明了這一點，第二十五回有一條云： 以幻作真，以真作幻。看官亦要如此看法為幸。(影印庚辰本頁五八一。甲戌本同，但“看官”作“看書人”，而末一字誤書作“本”，頁一九一b。) 我决無意否認《紅樓夢》是一部兩面都能照的“寶鑑”(亦脂批語)，但是就小說而論，主從真假的問题曹雪芹和脂硯齋已經早就交代明白了，恐怕是沒有什么爭論的餘地的。趙岡兄說： 我們今天看到的雪芹原作只有八十回。脂批在第七十一回中說道“蓋真事欲顯，假事將盡”，然而真事伺未顯而文章已斷，故真假的此例，不免大為扭曲。 我們怎樣了解這句脂批似乎是一個問題。這句批是寫在“江南甄家”四字之下，全文如下： 好，一提甄事。蓋直(按乃“真”字之誤)事欲顯，假事將盡。 我們知道，甲戌本第二回有脂批說： 甄家之寶玉乃上半部不寫者，故此處極力表明，以遙照贾家之寶玉。凡寫賈寶玉之文則正為真寶玉傳影。(影印本頁三十一a。) 這句批語并不很正確。《紅樓夢》一百一十回，半部則是五十五回，現存的八十回早已超過全書三分之二，却尚不曾實寫到甄家。大概後三十回中甄府一定會出現，如甄寶玉送玉便是一例。所以“真專欲踊，假事将画”是指八十回后贾家将败落和甄家要出場而言。我們無法相信後三十回寫到甄家便一定是“真事”，正如前八十回寫賈家并不全是假事一樣。我們僅知的“甄寶玉送玉”便可斷定其决非真實人生中所能有的，除非我們相信曹家確有一位“啣玉而生”的子弟。更何况後三十回仍當以結束賈家為主，不可能有太多的篇幅留給甄府。這樣看來，縱使全書一百十回完整無恙也仍無法改變趙岡兄所說的“真假比例”。我們如何去適當地瞭解每一條所謂脂批固是一個問題，但更重要的則是我們不能離開《紅樓夢》正文而迷信脂批。這是方法論上的一大關键。脂批對原書推斷有誤之處并不少見，因此頗有自行更正或經他人駁正之事。脂批誠甚寶貴，但只要它與正文發生正面的衝突便失去了它的可靠性。 趙岡兄在討論《紅樓夢》主旨的時候，也涉及作者的動機問題，他同時并說道動機問題不容易考證。這一點我自然同意。不過甲戌本的“凡例”即曾問過：“書中所記何事，又因何而撰是書?”作者的答案則是“風塵懷閨秀”，也就是說：“本書原為記述當日閨友閨情，并非怨時駡世之書。”這一自白頗值得注意。所以，自口使我們接受“自傳說”的假定，我們最多也只能說《紅樓夢》作者的動機，乃在于紀錄他的。閨友閨情”的生活，而决不是其全部人生，更不可能是整個曹家的盛衰。不但《紅樓夢》的兩個重要異名——“風月寶鑑”和“金陵十二釵”——足以證明這一點，而且全書的內容也確確實實是以寫一羣女孩子為主。除非我們今天能證明曹家由盛而衰，其關鍵全在女眷方面，我們沒有任何根據可以肯定《紅樓夢》的主題是家族的盛衰。(按：書中最可能與盛衰有關的元春還沒有得到歷史的證實，詳見後文。)《紅樓夢》中當然有家族盛衰的影子，但這并不是全書的主題，而不過是由于作者所經歷的情感悲劇恰好發生在這一個盛衰的過程之中而已。以我們今天所知的曹雪芹的思想和精神境界而言，他决不可能是一個在風塵潦倒之中還念念不忘當年富貴的“俗物”。《紅樓夢引子》早已點明了“懷金悼玉”(理想世界中兩個最重要的人物)的悲劇主題，我們有什么理由拒絕相信作者自己的供證呢? 如果從“《紅樓夢》是小說”這個基本假定出發，則《紅樓夢》所透露的“閨友閨情”也不可能是作者生活的實錄。我們可以承認作者大概曾經有過一段極不尋常的情威生活；但是當他撰寫小說的時候，他已超越了具體的人生經驗。用曹雪芹自己的話來說，他已是“翻過筋斗來的”人了。他在一種“無可奈何”的心境之下，重新去體認并解釋這一段悲劇的、缺陷的人生。這樣的體認和解釋其結果不是原有的事實的單純重複而是藝術士的再創造。這一層意思至少脂硯齋是懂得的。《紅樓夢》第一回有一首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此係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 脂批在“無材可去補蒼天”句下注了“書之本旨”四字。可見作者的動機是要交待他所深咸的一段無可填補的人生缺陷(補天)。如果作者的動機只是記錄他的客觀經歷，那麼“書之本旨”四字便應該寫在“此係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兩句之後了。所以只要細心體味《紅樓夢》本文和脂批，作者的主要動機和全書本旨也并不是完全無法斷定的。我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曾說： 乾淨既從骯髒而來，最後又無可奈何地要回到骯髒去。在我看來，這是《紅樓夢》的悲劇的中心意義，也是曹雪芹所見到的人間世的最大的悲劇! 曹雪芹似乎正是用這樣一種悲觀的宿命論來解釋他所親見親聞以至親歷的一段人生缺陷。 然而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指出，《紅樓夢》是一部規模巨大而內涵又極其複雜而豐富的小說。因此除了上面所討論的主題之外，還有不少副題以至再副、三副、四副之題，正如十二金釵圖之有正、副、三、四相似。我們决不應將《紅樓夢》加以簡單化、貧乏化，把它看作短篇詩歌，如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那樣，可謂“一吟悲一事”。研究《紅樓夢》的人在主题問題上始終不能取得共同的看法，一方面固是由于研究者的觀點不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部小說包羅萬象，主題副題雜然并陳，使讀者一時分辨不得。撇開“自傳說”、“鬥爭論”等等流行的說法不談，讓我姑舉下面一條脂批為例。在第一回賈雨村口占五言一律之下，甲戌本批云： 這是第一首詩。後文香奩閨情皆不落空。余謂雪芹撰此書中，亦為(按：“為”當作“有”字，草書形近致誤。)傅詩之意。(頁十四b。) 這條批不但明說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使人再無狡辯之餘地，而且還點明了《紅樓夢》的另一副題，即作者也有意借此書而傳布他的詩篇。“傳詩”當然也是動機之一，不過不能看作主要的動機罷了。可是《紅樓夢》除了主題之外，俺有副題，至少脂硯齋是深知的。 我并不敢說我在前面所斷定的作者的動機和本旨，一定正確。“兩個世界論”究竟能否成立必須等將來的研究結果來判决。栽在這一節總論中祇想表明我的“兩個世界論”决非與“自傳說”處于直接而又尖銳的對立的地位。我的說法一方面否定了“自傳說”作為一種全面論斷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又有限度地肯定了“自傳說”作為創作原料的真實性，我的整個看法站不站得住是另外的問題，但就我自己運思的過程說，其中每一步驟、層次都具有邏輯上的必然性。趙岡兄說我因為“惻隱之心”才為“自傳說”，留了餘地，這個誤會未免太大了。趙岡兄又說： “盛衰論”的紅學家是想要弄得“真事存，假語隱”，這種捨從攻主，去假存真的還原工作，不可避免要使這兩個世界的界限在短期內變得模糊一點。但這樣作是得是失，現在下結論還略嫌太早一點。這要看基本假設如何而定。如果麵包是麵粉做的，研究麵粉是有用的，如果麵包是空氣做的，研究麵粉當然是錯了。 我不能不誠懇地指出，這個樂觀而天真的想法不僅事實士辦不到，并且理論上也無法成立。紅學考證經過了無數學者的五、六十年的長期努力，差不多已翻遍了故宫檔案和康、雍、乾三朝的文集(特別是旗人的作品)，但是我們平心靜氣地估計一下，所謂。還原”的工作究竟完成了幾分之幾呢?這幾十年來的紅學進展主要只是曹學的進展，在這一方面，成績的確驚人。然而即就曹學而言，進步主要也是限于曹寅和他的子姪輩；對于曹雪芹本身，我們的知識依然非常貧乏，甚至他的生卒年歲也還在莫衷一是的階段，若更以曹學成績配合着《紅樓夢》的所謂“真事還原”的工作來說，我們的展望則更為黯淡。以前我們還敢假定賈寶玉即是曹雪芹的化身；現在則連這個假定也有些動搖了。我們有什麼保證可以在未來五、六十年內發現更多更驚人的資料，足以使《紅樓夢》中隱去的真事都——現其原形呢?趙岡兄所說的“短期”究竟要延長到那一天呢?事實上，如果我們不再存“自傳”的偏見，我們已可以滿足于一個多數人共同接受的暫時結論，即曹雪芹撰寫《紅樓夢》確有其家事的一般背景，過了這一條基本防綫，所謂考證便會流入“猜謎”的陷井，即以“自傳說”的“新索隱”代替“反清悼明”的“舊索隱”。今年出版的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新版刪去了“新索隱”一章，同時又把舊版中以小說人物世系和曹家的真人混在一起的部份垒刪去了。這是一個極大的進步。事實上不但周汝昌原來那種一對一的自傳還原法行不通，任何其他“剔骨肉，還父母”的方法施之於《紅樓夢》都不能不流為穿鑿附會。我們只能在《紅樓夢》中隱隱約約地看到一些曹家人物和事跡的影子，但無法具體地加以指實。 從理論上說，還原論的不能成立也是很顯然的。在自傳說基址上發展出來的近代紅學本是乾、嘉以來一般考證學在《紅樓夢》研究方面的引申。乾、嘉之學號稱“實事求是”，其中心理論便是所謂“訓詁明而後義理明”，清儒以為只要把文字還原到最初的古義，則古代經典的涵義便自然會層次分明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這種想法其實似是而非；其最成問題的乃是把思想還原為語言。語言的釐清誠有助于思想的研究，但却不能代替後者；“訓詁”和“義理”終屬雖相關而截然不同的兩回事。這在西方學術思想史上叫做“字源的謬誤”(fallacy of etymology)。同樣地，文學批評家也認為藝術作品無法還原為它的構成素材；因為這是犯了“根源的謬誤”(fallacy of origins)。即使我們確知作品和作者的生活之間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如《紅樓夢》之于曹雪芹)，我們也决不能把作品看成作者生活的簡單翻版。所以，如果我們堅持《紅樓夢》是寫曹家的真實事跡，则無論將來再考出多少“嫡真事實”也無從使我們向《紅樓夢》的藝術世界接近一步。這是兩條永遠不會交叉的平行綫。 趙岡兄用了。麵粉”和“空氣”兩個比喻，這頗使我不安。把藝術創造的構想輕蔑地斥之為空氣，至少是不十分恰當的。從我的“兩個世界論”的觀點說，我并沒有否認麵包襄面包含着麵粉。我只是要強調，麵包和麵粉之間决不能劃等號；而更重要地，我們要研究曹雪芹所製造的，究竟是那一種麵包，或者竟不是麵包而是饅頭或其他食品。就麵包中含有麵粉這一點言，我并不覺得我必須和趙岡兄或其他紅學考證家處在敵對的地位。但趙岡兄似乎堅持一點，即任何人如果不接受《紅樓夢》是“寫曹家真實事跡”的前提，就同時必須全面否認《紅樓夢》中“含有曹家真實事跡”的論斷。抱歉得很，這個彎子我的腦筋無論如何也轉不過來。 總說到此為止，下面我將分別答復趙岡兄所提出的三大結構上的疑問。 二、大觀園的幻滅 趙岡兄指出“理想世界論”的第一個大毛病是大觀園如何幻滅的問題。他認為依“盛衰論”則大觀圖因抄家而破滅是最順理成章的；但若以大觀園為理想世界，則抄家便顯得毫無意義。他引了宋淇兄的說法，即以為《紅樓夢》的悲劇感主要來自大观园理想的幻滅，抄家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伹趙岡兄接著下一轉語道： 宋先生“雪上加霜”是一句客氣話，嚴格講來應該算是畫蛇添足的一大敗筆。 我開始就說過，我無意代宋淇兄發言，但看到這裹我實在忍不住要給宋淇兄打一點抱不平。我覺得趙岡兄在宋淇兄的原文上所動的手脚太厲害了。接下去趙岡兄就處處在“蛇足”兩字上大作文章，這似乎有故意入人於罪的嫌疑。“雪上加霜”是說“冷上加寒”，至於承認抄家有加強悲劇氣氛的作用，不過不把抄家當作《紅樓夢》悲劇感的最大來源罷了。“畫蛇添足”則是譏笑人把“蛇”變成了“非蛇”，因為蛇是無足的，這和雪、霜之為同類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趙岡兄又說我“發現了這個大毛病，於是提出新的解釋”云云，這更是莫須有的話。我的“兩個世界論”是藏之心中已久的一種看法。記得一九六○年的秋天，我已在美國劍橋的一個中國同學的學術討論會上講過這套理論，後來在密西根大學與趙岡兄共事時我也向他提過這個觀點。不過趙岡兄的興趣在考證，對我所說的一套似乎不曾留意而已。至於宋淇兄《論大觀園》一文，我看到時已很遲，一九七三年十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準備“兩個世界論”的講演期間始得入目。所以我本沒有發現過甚麼毛病，而且我也看不出宋淇兄的原文有甚麽特別不妥的地方。我當時祇覺得很高興，因為我們兩人真有許多不謀而合的見解。所以後來撰文時，凡是我早已看到的地方而宋淇兄已先我而發者，我都不再重覆。我的“兩個世界論”並沒有任何要為宋淇兄修補理論的漏洞的意思。 大觀園的幻滅和賈府被抄家之間有密切的關係，這一點在今天是人人都承認的事實。但是抄家，是否如趙岡兄所了解的那樣，在“盛衰論”中便使全書“結構完整一致，緊凑有力”，而在“理想世界論”中則成為“蛇足”呢?我想，這是很成問題的。抄家當然是《紅樓夢》故事發展的一個戲劇性的高潮，但相對於主題而言則它完全是中立性的、工具陸的。它適用於“盛衰論”，也同樣適用於“理想世界論”。反面來說，理想世界的幻滅固可不藉抄家而完成，賈家之由興而衰也同樣不是非經過抄家不可。事實上考證派紅學家之所以特別看重抄家之事，最初並不是從《紅樓夢》的情節和結構上看出了它有任何“必要性”。相反地，他們是因為後來發現曹家曾有抄家的史跡，才從自傳說的基礎上肯定了《紅樓夢》中的賈府也以抄家而敗滅。這完全是一種倒果為因的論斷。 一九二一年當俞平伯和顧頡剛兩位先生通訊討論紅學的時候，他們最初是不信原書有抄家之事的。他們認為抄家乃高鹗所補，而非原文所應有。顧頡剛在五月十七日給俞平伯的信士列了許多證據說明何以賈家的衰敗是由於“漸漸枯乾”，而非“抄家”。後來顧頡剛雖覺得高鹗補寫抄家一段頗可取，伹仍以原書不應有抄家這件事。俞平伯當時是贊成顧說的，經過反覆的討論，最後他們才確定了抄家之說。俞平伯曾坦白地說明他們改變態度的經過： 這時候，我們兩人對於這點實在是騎牆派：一面說原書不應有抄家之事，一面又說高鹗補得不壞。以現在看去，實在是個笑話。我們當時所以定要說原書不寫抄家事，有兩個緣故：(一)這書是記實事，而曹家没有發見抄家的事實(以那時我們所知)。(二)書中並無應當抄家之明文。至於現在的光景，却大變了，這兩個根據已全推翻了，我們不得不去改換以前的斷語。(見《紅樓夢辨》中卷所收《八十回後的紅樓夢》一文，特別是頁八九——九三) 可見在曹家的抄家事蹟未曾顯露以前，((盛衰論”的紅學家如俞平伯和顧頡剛並不認為“抄家這一段情節是絕對必要的”。用顧頡剛的話來說，“賈氏便不經抄家，也可漸漸的貧窮下來。高鹗斷定他們是抄家，這乃是深求之誤。”(同上書，頁九二) 趙岡兄用下列的事實，來說明何以在“理想世界論”之下，抄家乃是結構上的“蛇足”： 在抄家以前，堡壘中的少女已經一個跟一個的幻滅了。黛玉病死，賓釵自己也結了婚，湘雲嫁了衛若蘭，是否早寡都用不着追究；迎春被中山狼折磨死了，最後探春遠嫁，即所謂“三春去後諾芳盡”，根本用不著天災人禍的破壞力。抄家前未曾幻滅的只有巧姐，年紀尚小，未及論婚嫁，妙玉，身為尼姑不能嫁人，惜春是二者兼而有之，一來年紀未及笄，二來立志要入佛門。這三個人的幻滅，也只是時間問題，無須假借外力。 最使我覺得有趣的是趙岡兄的論辯方法正和當年顧頡剛持以斷定賈家之衰敗不由於抄家者全相一致。顧頡剛認為賈家的窮不外下列幾項緣故： 甲、排場太大，又收不小；外貌雖好，內囊漸乾。 乙、管理寧府的賈珍，管理榮府的賈漣，都是浪費的鉅子。其他子弟也都是纨袴氣習很重。一家中消費的程度太高，不至傾家蕩產不止。 丙、為皇室事件耗費無度。 趙岡兄說理想世界的幻滅只是時間問題，不須假借外力；顧頡剛則說賈府由盛而衰也是如此。這最可證明我所說的抄家對於《紅樓夢》的主題而言乃是中立性的、工具性的。所以趙岡兄所用的其實是一把兩面都有刃的刀，不過他的成見使這把刀只割向“理想世界論”一邊而不肯傷及“盛衰論”而已。 現在讓我再轉過來看看抄家對我自己的“兩個世界論”有無內在的矛盾。我是相信有抄家之事的，我並且也同意趙岡兄的見解，郎抄家可以使《紅樓夢》的佈局更為緊凑。但是我要指出，抄家一事對於“兩個世界論”而言，也同樣適合於創作上的需要並發揮了重要的文學效果。 我們都知道，曹雪芹費了極大的氣力，借用元春省親的絕大題目，才創造出《紅樓夢》中的理想世界——大觀園。這就表示理想世界的一個最重要的現實根據便是所謂“天恩”。因此當作者安排理想世界的幻滅時，其最自然、最合理的一個辦法也莫過於先斬斷此一最重要的現實根據。正是基於這種藝術創作上的需要，曹雪芹不得不寫元春早逝。因為元春一日不死则“天恩”一日不絕；“天恩”一日不絕則大觀圖一日不壞。理想世界的幻滅豈非漫漫無期乎?從元春早逝之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曹雪芹創造這個人物主要便是為理想世界的興起及其毁滅作引線的。相反地，如果採用“盛衰論”的觀點，認為《紅樓夢》是曹家實錄的小說化，那么像元春這樣一個最關繫賈府盛衰的人物便根本無法交代。讓我借這個機會展示一下“盛衰論”的虛幻性。 當初胡適因為在康、雍、乾三朝中找不出曹姓的妃子，乃不得不承認元春是虛構的人物。(見《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胡適文存》第三集，頁三六六，遠東圖書公司本。)這確不失為一種“實事求是”的考證態度。但後來的紅學考證家不信龐蘊居士“慎弗實諸所無”的遺言，一定要想盡方法來坐實賈元春其人，竞使紅學走上了“索隱派”那種極端穿鑿附會的路子而不自覺。這真是值得惋惜的事。现在姑引周汝昌和趙岡兄兩家之說為例。 周汝昌在《紅樓夢新證》的《人物考》一章列有下面一條： 大姊(按：相對於曹雪芹而言)某，頫長女，選入宮。 這一條毫無史料根據，完全是以《紅樓夢》所寫的為實事。此外，他又引了幾條批語如“非經過如何寫得出”之類並從而斷定元春“非盡虛構”。這尤其有迷信所謂脂批的嫌疑。近人研究脂批實已到了胡適所謂“猜謎”程度(參看《敦敏、敦誠與曹雪芹的文字因緣》)。即以上引一句批語而言，它是寫在庚辰本的書眉上的，並有“壬午春”三字，當出“畸笏叟”之手，所批原文如下： 賈妃滿面垂淚，方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攙賈母，一手攙工夫人。三個人滿心裹皆有許多話說，只是俱說不出，只管嗚咽對泣。 這里所描寫的是家人親友久別重逢時常有的一種動人情景“非經過如何寫得出”這種話可以普遍的適用於一切有過類似經驗的人。這如何能用來證明賈元春之實有其人呢?更重要的是曹雪芹所寫的這幾句話，明有所本，是從古代文學作品裏脫化而出的。王實甫《西廂記》第五本第四折云： 不見時準備着千言萬語……待伸訴，及至相逢，一語也無。 《紅樓夢》中屢引《西廂記》，是曹雪芹熟極而流的一部書。兩者之間的關係明顯如此，何能視而不見?不但如此，楊萬里《誠齋集》卷一四《詩話》中曾引了和他同時的詩人尤袤《寄友人》一聯云： 胸中襞積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語無。 更遠在《西廂記》之前。曹雪芹於唐、宋詩文，大概也不會看不到吧。(曹寅且取楊誠齋“只怪南風吹紫雪”句為“紫雪軒”。)我舉此一例，以見從活的文學的眼光研究《紅樓夢》是如何要緊。讀《紅樓夢》而念念不忘曹家的真實事跡，不但會横生種種曲說，而且也未免把曹雪芹的藝術天地看得太狹窄了。但這種“實諸所無”的大病，其根源乃在於傳記說，也是乾、嘉以來考證的通弊。《莊子·列禦寇》篇有一則寓言，說鄭國有兩弟兄，哥哥名緩，弟弟名翟，兄為儒，弟為墨，相爭十年，父親後來幫弟弟(翟)，哥哥自殺而死。這明明是用寓言方式來說儒、墨兩派同源而相爭，而清末考證大師孫詁讓在《墨學傳授考》中竞列有一條曰：“某翟，鄭人，兄緩。”又加案語說：“未詳其姓氏。”這豈不是同《紅樓夢新證》中“大姊某”此條先後如出一轍嗎? 趙岡兄也曾努力於指實元春其人，但他的取徑與周汝昌完全不同。照他看來，元春是兩個人的合傳：一半是曹寅的長女，即嫁給鑲紅旗平郡王納爾蘇的曹佳，這合乎皇妃的事實；另一半則是批書人(脂硯齋，趙岡兄指為曹天祐)的姐姐，不幸而早逝。(按：曹佳嫁納爾蘇後，先後生有四子，並未早卒，故不得不另找一個早死的寃鬼。)這番考證極盡曲折離奇的能事，其中涉及年齡、性別、輩份種種問題。我現在不想節外生枝，祇集中討論一點，郎怎樣給曹天祐找到一個大五、六歲的姐姐。 周汝昌在張雲章的《樸村詩集》中找到一首賀曹寅得孫的詩。詩曰： 天上驚傳降石麟(原註云：“時合子在京師，以充閭信至。”)，先生謁帝戒茲辰。椒裝繼相蕭為侣，取印提戈彬作倫。書帶小同開葉細，鳳毛靈運出池新。歸時湯餅應招我，祖硯傳看入座賓。 周汝昌對這首詩的解釋如下： 按連生(按：即曹顒。據最新發現史料，他的字是“孚若”，見馮其庸《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發現》，《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三期)于四十八年(一七。九)春始云上京當差，推年不過十四、五歲。同年冬，寅入京述職。此後唯于今冬(按：指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復進京，明年卒矣。因繫此詩於本年，此時連生當十六、七歲，結婚當是去年間事，寅子嗣甚艱，故連生早婚。五十四年連生故，頫摺云：“奴才之嫂馬氏(原註：“按即連生室”)，因現懷妊孕，已及七月……將來倘幸而生男，則奴才之兄嗣有在矣。”據此知本年所生者旋即天殤。(《紅樓夢新證》，一九七六年版，上册，頁五○四；參看舊版頁三八四，僅連生年齡差一歲，餘同。) 我覺得周汝昌的考釋非常合理。但趙岡兄不以為然，舉出三項理由辨明曹寅這個孫子不但未早殤，而且還是一個女孩子。第一、曹寅長孫早折是一大事，何以曹寅及友人詩文集中無徵?二、一七一五年李煦奏摺中稱曹顒有“孤”留下，何以有“孤”又不能承祧，足見是個女孩子。三、張雲章誤聞生男，以詩賀曹寅得孫(《紅樓夢新探》，頁一七二)。其實這三項理由無一可以成立。第一項理由最弱，孫兒夭折雖是大事，何以必須見諸文字?而且此孫生於一七一一年(趙岡兄則把生年提早兩年，即一七。九)冬天，曹寅次年(一七一二)七月即逝世了。周汝昌並未說這個孫子是在甚么時候死的。如果孫子後折，我們如何能在曹寅及其友人的文字中找得到痕跡呢?第二項理由則是趙岡兄未加深考。李煦原摺中所說“曹頫承繼宗祧，養贍孤寡”毫無可疑之處。此摺寫於一七一五年的三月初十日，與同年三月初七日曹頫摺中言其嫂馬氏有孕事，相去僅三日。此時曹天祐尚未出世，性別未明，何能必其承祧?但已在母腹，何以不能稱“孤”?趙岡兄所舉第三項理由更是犯了考證學上最大的忌諱，郎以主觀願望來抹殺證據的價值。張雲章與曹寅酬唱甚夥，周汝昌且疑其嘗入曹幕，他的詩正是第一手資料。且詩中自註云： 時令子在京師，以充閭信至。 晉代賈逵晚年生子，以為有充閭之慶，故名其子為充。這首詩是曹寅確確實實得到了北京來的添孫之喜的專信後才作的，怎么可能是“誤傳”。詩中有“歸時湯餅應招我”之句，足見作者亦在江寧。而且詩中用的全是得子之典，絕無絲毫可疑之處。以時相往復的朋友，當面呈詩賀孫，竟至誤女為男，事後居然還收入集中，這是事理之萬不可通者。我們生在兩百年以後的人，除非找到了絕對可靠的第一手反面證據，否則無論如何也不應在這首詩上別生新解，強使其適合我們立論的需要也。胡適當年提倡《紅樓夢》考證，由於材料不足，或推論不精，錯誤自然不少，但他大體士還能遵守自己所立的“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信條。他的“自傳說”本是相對於。反清悼明”的舊說而來，雖收宣傳之效而立意已偏。不過他在《紅樓夢考證》一文中，說明祇研究“著者”和“本子”兩項，故衔情有可原。後來的人推衍其說至極端，竟要把一部小說(以及所謂“脂批”)實錄化，遇有不可通處，便悍然強材料以就我。這就不知不覺地走到考證學的反面去了。我在這襄借元春一題，稍稍暴露一下“盛衰論”的局限性，決不是要否定新紅學的成就，更不是對趙岡兄“反唇相譏”。我確實感到“自傳說”支配下的考證紅學早已面臨“技術崩潰”的絕大危機，現在真是迷途知返的時候了。 以上的討論旨在說明，曹雪芹借抄家來寫賈府的衰敗雖有其家世的背景作根據，但他虛構了一個早死的元春以為抄家的引線則決非為了要保存曹家的真實事跡。相反地，祇有從兩個世界的動態關係著眼，、元春這個人物的創造才是可以理解的。通過元春而始有大觀園(理想世界)的存在，隨著元春的死去而大觀園亦終於幻滅。我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說過： 作者處處耍告訴我們，《紅樓夢》中乾淨的理想世界是建築在最骯髒的現實世界的基礎之上。他讓我們不要忘記，最乾淨的其實也是在骯髒裏面出來的。……而另一方面……现實世界的一切力量则不斷地在摧殘這個理想世界，直到它完全毀滅為止。 曹雪芹用抄家來結束大觀園，正是為了配合這種文學構想上的需要。而且抄家在《紅樓夢》中的意義已絕不同於它在曹家歷史上的原始意義。歷史上的抄家終結了曹家的“花柳繁華”和“溫柔富貴”，這些在曹雪芹寫《紅樓夢》時已棄之若倣屣。他早已超越了世俗的榮辱升沉。抄家在《紅樓夢》中则象徵著摧毁理想世界的一股暴力，賈府的沒落在此反而是處於從屬的地位。作者的同情基本士是在大觀園內一羣清淨的女孩子這一邊，園外的賈府简在其次。第七十四回“抄檢大觀園”便是清楚的晴示。探春對來抄檢的人说： 你們別忙，往後自然連你們一齊抄的日子還有呢。 園內园外的分別指點得極為分明。接下去才是甄家抄家及自殺自滅那一番話，那是針對着整個賈府敗滅而言的，也是曹雪芹家世背景的一種反映。但是在作者筆下，主從輕重之間是極有分寸的。 從文學效果上看，抄家對於大觀園理想世界的必要性尤其顯然。趙岡兄認為十二釵嫁的嫁，死的死，因此理想世界自然幻滅，所以不需要抄家。這似乎對我的“兩個世界論”有所誤解。照這個辦法，理想世界固可自行幻滅，但與現實世界豈不是全無開係了嗎?而且僅僅出嫁和死亡並不能使讀者發生理想世界徹底毁滅的強烈感覺，更不能使整個大觀園從乾淨變成骯髒。試想大觀圖中的人物都死光了之後，這個園子本身(即太虛幻境的人間投影)又如何交代?寶玉何嘗不知道，女孩子終不免要出嫁，而人也都不免於一死。嫁與死雖可傷，但畢竟祇是人間一般性的悲劇。寶玉並不是怕死，他的生死觀最清楚地表現在第五十七回對紫鵑所說一句打𧄌儿的话： 活着，咱們一處活着；不活着，咱們一處化灰化煙，如何?(並可參看第十九、三十六兩回寶玉和襲人論“死”的問題。) 林黛玉要起葬花塚，使花兒不致流出園外，也正是同一個意思。這樣的死，不但不是理想世界的幻滅，而且恰恰是理想世界的永恆化。因為祇有如此才真正能徹底的乾淨，再無被現實世界污染的危險。第二十二回黛玉為寶玉的禪偈續上二句：“無立足境，是方乾淨。”寶釵復從旁稱讚道：“實在這方悟徹。”作者的深意是值得我們細心體味的。 然而曹雪芹偏偏要殘酷地寫出現實世界的骯髒力量怎樣摧毁理想世界，使人雖欲求“無立足境”的“乾淨”而不可得。他傷悼的不是一般性的人間悲劇，而是一個最強烈、最濃縮、而又最不尋常的悲劇。因此在結構上抄家就成為絕不可少的一個主要環節了。如果沒有抄家，大觀園如何成為“衰草枯楊”之地?如何從“鳳尾森森，龍吟細細“變作”落葉蕭蕭，寒烟漠漠，“瀟湘館、紫雲軒等處又如何”蛛絲兒結滿雕樑”?如果沒有抄家，大觀園中一羣極清淨的女孩子如何能自動地流落到現實世界的骯髒角落上去承受各種不同的屈辱和糟蹋?趙岡兄文中提到巧姐、妙玉和惜春三人，說“她們的幻滅也只是時間問題，無須假借外力。”這話未免說得太嫌輕鬆一點。我要請問，如果沒有抄家這樣的横暴外力，惜春又怎么會“緇衣乞食”(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批語)?妙玉怎麼會“風塵骯髒違心願”?巧姐更怎麼會“流落在烟花巷”?(見俞平伯《紅樓夢研究》，頁一五五——一五六)這樣劇烈的大顛倒必須要假定賈府對於依托其下的一羣弱女子完全失去了保護的力量。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要使得像賈府這樣的世族一下子垮得乾乾淨淨，抄家可以說是唯一的辦法。趙岡兄又說：“要糟踏大觀園的簡便辦法很多。譬如賈政、賈赦、賈琏等開個家庭會議，呈請貴妃批准，大家一起遷入園中居住，兩個世界便合而為一了。”這好像是負氣的話。曹雪芹如要圖“簡便”，他何必寫一部《紅樓夢》呢?照趙岡兄的辦法，故事的發展是否入情入理呢?全書的氣氛又是否調和呢? 總之，趙岡兄和我的看法最分歧之處在於他根本不肯相信大觀園是太虛幻境的人間投影。我在《兩個世界》一文中曾搜羅了許多條正文及脂批的證據說明大觀園是理想世界、是烏托邦。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已極少爭辯的餘地。现在不妨再舉一條以前未引用的脂批如下。庚辰本“大觀園試才題對額”一回，在“賈政方擇日題本”句下批曰： 至此方完大觀園工程公案。觀者則為大觀園廢(按：當作費)盡精 神,余则为(疑是“谓”字之誤)若許筆墨却只因一個葬花塚。(頁三八二) 把這條批和我對黛玉葬花的分析合起來看，大觀園究竟是理想世界，抑或是曹家的真園林，那只好讓讀者去作公平的判斷了。 趙岡兄堅信他已找到了大觀園的曹家舊址，他在註三中問我道： 如果我能設法指證，大觀園的兩塊骯髒基址，其榮府園為江寧織造署西花園，其會芳園為擷芳園。“拆會芳園牆垣樓閣”的拆建費是一千八百八十二兩三錢銀子，不知英時兄是否打算在理論上讓一點步? 我讀了這條註文，不禁為之啞然。我在理論上沒有任何讓步的必要，倒是趙岡兄在考證上必須大大的讓步才成。我在理論上無須修正，因為我並不否認曹雪芹創造大觀園時心中會浮起他所親歷、親見的一些園林。這些園林當然可以包括南京的舊園，北京的家園，甚至親友的園林。祇要紅學家能確實考證得出來，我並無反對的理由。曹雪芹是生活在十八世紀中國的文人，他所寫的大觀園自然不能不取材於當時的園林，正如陶淵明的“桃花源”也有其歷史的影子一樣。但是任何企圖指實大觀園坐落何處的努力都只能是白費的。不但隨園、北京恭王府等說不可信，趙岡兄的南京織造署花園說也同樣是“實諸所無”。趙岡兄引脂批之語，及《紅樓梦》本文，說明織署花園在西邊和榮府花園之亦在西邊一致，因而肯定大觀園即是織署的“西園”。事實上，趙岡兄所引的“證據”(《紅樓夢新採》，上冊，頁一八五——一八七)沒有一條不見於周汝昌《紅楼夢新證》的舊版(頁一五七 ——一六三)。不過由於周汝昌堅信大觀園在北京，所以他沒有下“南京織署花園即大觀園”的斷語罷了。我們細看這些引文，最多祇能說曹雪芹在這些地方有意(或無意)洩露了他的家世背景。我們如果認真地尊重考證學的正當標準，我們無論如何也無法把南京織署花園指證成《紅樓夢》中的大觀園。至於說南京行宫圖所載的院宇花園，其規模及配置很類似大觀園，那更是毫無根據的話。這個圖現已收在新版的《紅樓夢新證》中(在一六四頁之後)，恐怕想像力再豐富的人也無法在那樣一個簡單的圖中看出任何大觀園的痕跡吧! 大觀園是曹雪芹在藝術創造方面的偉大成就。這個成就具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是為理想世界的活動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場所，故園內的佈置和氣氛處處都和人物性格以及故事的發展相配合。這一層我已在《兩個世界》中作了初步的分析。第二則是對中國園林藝術的傳統作了一次最成功的綜合，這…層現在已開始受到文學研究者的重視。(詳見Andrew H．Plaks，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chaps．VII and VIII)這樣創造出來的大觀園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因此它可以和許多十八世紀的第一流真實園林具有若干相似之處，然而它决不可能和當時任何一個園林等同起來。 趙岡兄說他可以證明會芳園是擷芳園，他並且舉出會芳園的拆建費是一千八百八十二兩三錢銀子。這一層驟看起來十分驚人。他既考證得如此一清二楚，我們如何還能不相信《紅樓夢》是“曹家的真實事跡”?那么就讓我們檢查一下他的立論根據吧。趙岡兄的根據是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內務府奏曹家人呈報修建西花園工程用銀摺”。原摺有關文句照抄如下： 拆擷芳殿用匠及將拆下物品運至西花園，共用銀一千八百八十二兩三錢。(見《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頁一○六——一○七) 這里有三個問題：首先我們看到原文是拆“擷芳殿”，而不是“擷芳固”，這一嚀之差關係不小。但這當是趙岡兄涉上文“會芳圍”而筆誤，不足深究。其次是為什么會有這一奏摺?自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始內務府就開始清查曹寅修築西花園工程的費用，一直到曹寅死後尚未查完。士引之奏摺郎根據曹寅家人陳佐的報告而來的。最後是西花園究指何地?周汝昌新版的《新證》中有切確的說明。周汝昌說： 按此所謂西花園者，當是郊西之暢春苑，由連敍之六即莊、聖化寺可 以確知。暢春苑必寅在京任郎中時所監造，康熙帝常居，亦即卒于此園。 周氏又接着說： 又余初斷此西花園為暢春苑，以語馮其庸先生，蒙檢示《日下尊聞錄》(暢春苑條之後，圓明園條之前)一則云：“西花園在暢春園西；正殿為討源書屋。高宗純皇帝問皇太后安之便，率詣是園聽政。”是西花園為暢春苑西部。(頁五二四——五二五) 可见西花園是北京皇帝的園子，所以才能拆用殿的材料來修建。西花園既與南京織署的西園(不叫“西花園”)完全無關，擷芳殿更與《紅樓夢》中的會芳園風馬牛不相及。趙岡兄因有成見在胸，一見西花園三字便立刻往南京織署的西園上去聯想，以為又得一確證，竟不再細考同摺中所說六郎莊、聖化寺坐落何處。追源溯始，這都是被自傳說、真事說誤引入歧途了。(按：周氏所考僅据《日下尊聞錄》一條文獻，對於一般讀者而言或尚嫌簡略，詳證見我的《江寧織造曹家檔案中的“西花園”考》。) 最後還不得不補辯一句，趙岡兄在大文中問我：“乾淨的變髒了，原來骯髒的如何變乾淨”云云。我想這是一個可以避免的誤解。我的原文明說“大觀園這個清淨的理想世界也不見要隨着而遭到一番顛倒”，我壓根兒沒有想到過骯髒如何變乾淨的問題。我當時落筆之際是因周汝昌文中有“顛倒”兩字而順手借用了一下，沒有想到這會連累到賈赦、賈政要再去費事另造一個新的大觀園。我現在鄭重聲明決無此意，賈府的狀況已今非昔比，省去這一項巨大的工程費用吧!一笑。 三、情榜及其他 趙岡兄所說的第二個結構上的大問題，细讀之下似并不能獨立存在；他只是強調《紅樓夢》必然是曹家的真事而已。所以我把這一項和第三項的“情榜”問題合併在一起來討論。合併的理由很簡單，第二項主要只談到秦可卿的問題，正合“情榜”的排名密切相關。 趙岡兄在第二項的開頭處提出了《紅樓夢》創造的時間問题，認為作者寫真事而又須加以巧妙的偽裝，因此需要十年的時間；如果描寫虛構的理想世界，則用不了這樣長的歲月。同時批語中有“血淚”兩字考語，更可見是寫自家的史實。這一層和我的“兩個世界論，，本無衝突，因為我本來就承認曹雪芹是用親見親聞的經歷作創作的素材的。所不同者，我認為作者是運用這些材料來配合他的創造構想，而不是如趙岡兄所說的，只是在真事上面加些巧妙的偽裝而已。但是使我大惑不解的則是趙岡兄下面這一番話： 真人真事當然無法納入太虛幻境似的理想世界，只能用來做充填現實世界的材料。可是我們又得知現實世界是代表骯髒齷齪。于是我們不免要問，雪芹為甚麼要專門回家掏自己的毛坑來充填這個現實世界?有甚麼理由相信曹家的髒事此別家多?……雪芹如果需要描寫現實世界的骯髒體材，大街上俯拾即是，無須專程回到自己家中去掏毛坑。 《紅樓夢》對賈府的男人的骯髒和醜惡幾乎作了毫無保留的暴露，這是大家一致公認的；即使是對于大觀園中的女孩子，作者也并不掩飾她們在性格方面的個別缺點。這是非常合乎寫實主義的原則的。從“兩個世界論”的觀點說，大觀園理想世界之終于幻滅，除了外在因素以外，也另有其足以導致幻滅的內在根源；沒有內在根源的接引，外面現實世界的骯髒力量也就不容易滲透進來。由于曹雪芹要創造兩個鮮明對此的世界，他平生所親見親聞的骯髒事跡自然就成為《紅樓夢》中現實世界的主要素材。這些素材可能大部份來自曹家及其親戚圈子，但其中也未嘗沒有從大街俯拾而來的東西，不過今天已無從考證罷了。總之，曹雪芹所掌握的材料是為他創作意圖而服務的，他并不是為暴露而暴露的自虐狂者。他之取材於曹家是被他的生活經驗所决定的；試問他不向自己最親切的生活經驗中去求取創作材料，又向誰家去“掏毛坑”呢?而且更重要的是曹雪芹在運用這些素捌于藝術創造之際，己賦予它們以藝術的通性(也可以說是“藝術典型的概括意義”)，因而使它們不復只是曹家一姓的個别歷史事實了。在《紅樓夢》第六十三回中，曹雪芹曾借賈蓉之口對賈府的骯髒作過如下的解說： 各門另戶，誰管誰的事，都殼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髒唐臭漠”，何况咱們這宗人家。誰家沒有風流事，別討我說出來。 這是作者化歷史事跡的獨特性為藝術素材的通性之一種明白的表示。很顯然地，《紅樓夢》的作者寫現實世界中的骯髒，是為了深入地挖掘人性中的缺失，而决不是單純地自揚其家醜。所以對于“兩個世界論”而言，“專門回家掏自己的毛坑”這樣的問題根本就不存在。相反地，堅持《紅樓夢》是曹雪芹自寫其家族的真實歷史的人(無論是“自傳”說或“合傳”說)倒必須設法答復趙岡兄在前面所提出的那一番質難。這就是我最咸到大惑不解的地方。 普通所謂“傳”者，是指有可傳之事；雪芹如果只是為了傳他生平所“親覩親聞的幾個女子”，也不必一定要把他的父兄子姪輩，幾乎寫得沒有一個不是齷齪不堪似的。第十三回秦可卿託夢給鳳姐，說“非告訴嬸子，別人未必中用”一句下，有脂批云： 一語貶盡賈家一族空頂冠束帶者。(甲戌、庚辰本同。) 如果《紅樓夢》是“曹家的真實事跡”，這樣一網打盡的手法豈不是把曹雪芹的父親曹頫(書中賈政)也包括在內了?這裏我是用“自傳說”來解釋的，趙岡兄也許不盡同意。那麼讓我們轉換一下，用趙岡兄的“合傳說”，看看結果如何。依“合傅”說，賈寶玉是曹雪芹和其堂弟曹天祐(趙岡兄指為“脂硯齋”)的合傳，而曹頫則又在害中“一分為二”，一部份是賈政，另一部份又是賈琏(因為趙岡兄要解决“過繼”的問題，不得不如此安排。)更妙的是趙岡兄同時還相信曹頫就是另一位大批家“畸笏叟”。這樣一來，我們就清楚地看到了下面這一幅奇景：兒子寫小說糟蹋老子到了極其不堪的地步，而老子居然還有心情和雅量，一再戚慨萬千地給這部小說寫批語。這樣的父子關係不要說在中國歷史上為僅見，恐怕古今中外再也沒有第二個例子了。曹頫既有權威“命”雪芹刪去天香樓一段文字，何以霓不能令雪芹把他自己的藝術造型(無論是賈政或賈琏)改得像樣一些?曹頫是被曹寅“自幼帶在江南長大”的，趙岡兄在小說中“很客易的找出這層過繼關係”，難道曹頫竟看不出賈琏就是影射他自己的么?那麼，是否雪芹曾向他父親解釋：“請您老人家不要誤會，我寫賈琏只是借用您的一層過繼關係。至于賈琏搞多少姑娘那類事情，是與您沒有關係的。”可見“合傳說”在這裹所引起的後果更為嚴重。總之，如果我們堅持傳記說，而同時又無法否認脂批所謂“貶盡賈家一族空頂冠束帶者”那句論斷，那麼曹雪芹為什麼寫一部家族盛衰實錄來“專掏自己的毛坑”，確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現在趙岡兄反而拿這個問題來向我質難，這真令人有不知從何說起之戚了。 現在讓我們來具體地討論一下“情榜”的問題。 首先必須說明，我們今天對“情榜”的全部排名已無從知悉。除了正冊十二釵，副冊之首香菱以及又副冊的首二名晴雯和襲人以外，其餘的便只能猜测了。不但我們不清楚，就是當時的批書人似乎也不甚了了。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回中本有一段雙行夾注，推測正、副諸冊的人名，但緊接着便有畸笏叟在壬午春所寫的眉批，駁云： 樹(按：疑是“前。字之誤)處引十二釵總未的確，皆係漫擬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諱。 可見在曹雪芹生前“隋榜”的名單已費猜測，必須看到末回“情榜”才知真相。畸笏叟在壬午(一七六二)時已讓到“情榜”，所以敢于這樣說。我們今天既無此眼福，自然不能全面地討論這個問題。以下僅根據已知名次，略作推測。 我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并不是專門對“情榜”而發的，不過因討論所及，略一提示而已。我在原文說道： 大體上說，作者决定情榜名次的標準是多重的；故除了“情”字外，我們還得考慮到其他標準如容貌、才學、品行、以至身份等等。這裹我只想提出一個此較被忽略了的重要綫索，即羣芳與寶玉的關係。庚辰本第四十六回有一條批語說：“通部情案，皆必從‘石兄’掛號，然各有各稿，穿插神妙。”這一條評語我覺得特別重要。“情案”之“情”即是“情榜”之情。這樣看來，書中諸人與寶玉之間關係的深淺、疏密，必然會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他們在情榜土的地位。而了解大觀園世界的內在結構，也就必須個別地察看書中諾人如何在“石兄，，處掛號了。 我在這里祇強調了脂批“通部情案，智必從‘石兄’掛號”那一點，但限于篇幅和文字體例，未及詳細發揮。文中所引“容貌、才學、品行、身份”諸標準則是宋淇兄所提出，而我也贊同的一些排名標準。總之，我和宋淇兄都主張情榜排名是根據多種標準的。趙岡兄指責我們各自提出若干標準，“但是每項標準都是走一半就走不通了”。相反地，他認為按照“盛衰論”，則排名問題很簡單；其中只有兩大原則，一是人物的“重要性”如何，二是“各人在賈府中的身份與地位”。趙岡兄的第二項原則本是我們都已提出的，他既然認為我們的‘每項標準都是走一半就走不通了”，他為什麽又把我們所列的“身份”一項列為兩大原則之一呢?我在《兩個世界》一文中沒有特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身份一項早巳為歷來的紅學家所重视，已沒有再詳說的必要。趙岡兄最特別之處則在于他舉出“重要性”一項原則。但可惜的是他并未進一步說明“重要性”究竟何指。如指在書中所佔的重要性而言，則任何人皆可同意；重要性愈大則在“情榜”中的名次也應該愈高，這是用不着說的，而且說了等于不說。因此空洞地、抽象地提出“重要性”的問題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不過趙岡兄在論及秦可卿時曾指出她的重要性在于“對賈府整個家運影響重大”。我姑且假定他的“重要性”是相對于影響賈府盛衰而言，這應該是符合“盛衰論”的觀點了。 如果把“重要性”確定在“盛衰”這一點上，那么麻煩可就大了。依照這一原則(或標準)，這個理論恐怕刚起步就有走不通的危險。首先我們要指出，“情榜”六十名都是女子，難道賈府的盛衰的責任全落在女人的身上嗎?難道這就是歷史上曹家由盛而衰的事實真相嗎?《紅樓夢》中雖有極少數的女子與賈府的盛衰有關，但這種關係也并沒有在“情榜”的名次中表示出來。以正冊十二釵而論，元春和鳳姐可以說是繫乎賈府的升沉榮辱的人了，可是元春排名在第三，鳳姐在第九。如果我們運用趙岡兄的兩大原則來解釋正冊的排名，則無論就“重要性”或“身份地位”而言，元春都必須高居首位。我們不能想像在關係賈府盛衰這一點上，黛玉和寶釵的重要性竟會在元春之上；我們也不能想像，以“各人在賈府中的身份與地位”而論，元春竟會低于林、薛兩人。所以稍一分析，即可見趙岡兄所說的“排名問題很簡單”者，其實遠非那蜜簡單，而他的兩大原則，不用說“走到一半”，就連起步也發生了困難。再以鳳姐來說，依據趙岡兄的兩大原則，她無論如何也不應排名在妙玉之後。然而妙玉竟高居第六，這又怎么解釋呢?如果說“重要性”一詞另有所指，那麼它已不是“盛衰論”的範圍所能限了。其實我所特別指出的“在‘石兄’處掛號”的一點正是確定書中諸人“重要性”的基本原则之一，無奈趙岡兄為“傳記說”的成見所拘，不肯認真地加以真考慮罷了。 排名問題十分複雜，其間并無簡單的結論可尋。但一般地說，排名標準是多重性的，大概不致引起爭論。但是這個問題不宜于抽象地討論，也不應孤立地、個別地處理，而必須具體地、全面地加以檢查然後始能獲致合乎事實的結論。 第一點要強調的是：標準雖是多重，但并不是所有標準都屬于同一層次之內，我們知道，情榜首先是“以類相從”，把人物分成五大類，每一類之內又各有名次。那麼，甚麼是决定“類”的標準呢?我覺得客觀的身份地位是决定冊次的主要標準。一九二一年六月廿四日顧頡剛給俞平伯寫信，便說冊子以“又副”屬婢，“副”屬妾，“正”屬小姐、奶奶。俞平伯稍加修正，認為又副屬婢妾，副則不必定屬妾，書中不甚重要的女子，如李紋、李綺、寶琴都應入副冊之中。(見《紅樓夢研究>)，頁一七六。)這個看法大體上是正確的，曹雪芹究竟是十八世紀的中國作家，他并未能完全超越當時流行的關于身份的觀念。不過進一層去分析，决定“情榜”冊次的所謂。身份”也并不純屬社會階級的範疇，其中尚有相對于賈府而言的親疏成份。所以寶琴、李氏姊妹、邢岫烟等雖就社會地位言與賈府的小姐、奶奶不殊，却只能列名“副冊”之中。前面提及庚辰本十七、八回的雙行夾註便說這四個人是“陪客”，乃所謂“副冊十二釵”，大致當不誤。此夾註最大的錯誤是把香菱列入了“又副冊”，故畸笏眉批謂其“漫擬”，又說其“未的確”。香菱高居“副冊”之首，這在今日已成定案了。周春在《閱〈紅樓夢〉隨筆》中曾說： 案婢女賤流，列入又副册，香菱以能詩超入副册……(見《紅樓夢卷》第一册，頁六九——七○) 這個說法很有問題。香菱所以居“副冊”之首，多少與她本來出身書香門第有關，蓋甄士隱在姑蘇亦被推為當地望族也。甲戌本第一回脂批說． 香菱根基原與正十二釵無異。 所以，我深信香菱的本來“身份”是使她上接正冊的原因之一。(尚有别故，詳後。)周春未見脂批，其說殊不足信。俞平伯在《讀〈紅樓夢〉隨筆》中曾對香菱的地位問題表示過下面的意見： 在封建家庭地位高的，它不一定是贊美；地位低的，它不一定是瞧不起。而且正相反，越是占高位的，越貶斥得厲害；越是地位卑微，越對它表示同情。《紅樓夢》作者就用了這個方式來初步批判了封建家庭。(見《〈紅樓夢〉研究專刊》第二輯，頁八六——八七。) 曹雪芹心中的褒貶標準我們不敢妄斷，但他曾用當時流行的身份來决定書中諸人的冊次，俞平伯顯然也是肯定的。 但是在名冊之內的名次，其排列却决不是再根據身份，而是采取了另外的標準。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便是和寶玉的關係，即所謂“通部隋案，皆必從石兄掛號”，這一點可從正冊十二釵中得到具體的說明。正冊十二釵始于黛玉和寶釵，這兩個自然是與寶玉在情感關係上最深的女子了。伹由于難分軒輊，因此冊子士把兩人合成一幅畫，而且在《紅樓夢曲子》中第二支《終身誤》和第三支《枉凝眉》也同樣是薛、林並舉，避開了高下的問題。這一點已是盡人皆知的了。不過我相信在末回“情榜”中，這個問題終須解决，無法再拖下去。庚辰本第十九回雙行夾註曾引後回“情榜”評曰： 寶玉情不情，黛玉情情。(頁二○八) 似乎寶玉之下即是黛玉。如此推測不誤，則黛玉最後仍是要此寶釵高出一頭。這一點就全部《紅樓夢》言是可以得到證實的，即寶玉的心確是一直偏向着黛玉的。 薛、林以下即是元春，這也毫不意外。我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註四十二中，已指出“情”至少可分為愛情之情和骨肉之隋兩類。(當然還可以分得更細些，如友情之情以至介乎友情與愛情之間之情等。)元春和寶玉的骨肉之情自是不此尋常，所以在元春歸省回中，作者特别說明原委，謂“其名分雖係姊弟，其情狀有如母子”。及至元春召見寶玉時，作者更用重筆寫道： 元妃命他(寶玉)進前，攜手攔于懷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此先竟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泪如雨下。(庚辰本，頁三九二) 下面有雙行夾注批曰：“只此一句便補足前面許多文字。”尤可見元春列名第三是由于他和寶玉的感情已由姊弟進而為母子。此外還必須一提的自口大觀園這個理想世界便是在元春歸省的名義下建造起來的，而後來寶玉和諸釵入住大觀園也出于元春之命。在某種意義上，元春可以說是理想世界的創造者。但儘管如此，他和寶玉的關係究竟仍不能與薛、林相比，則排名與在“石兄處掛號”之間存在着何等密切的關係便不難推想了。 元春之後是探春，居第四位。這更不難素解。我在《兩個世界》中已指出探春和寶玉之間除骨肉之情外，尚有自然發生的友情。這只要一讀第三十七回採春寫給寶玉的一封請求結“海棠社”的信就清楚了。我現在還要加上一句，即探春與寶玉是同父異母的親兄妹，他們的關係自然比迎春、惜春要更深一層。 正冊第五名是史湘雲。湘雲與寶玉的關係非此尋常，也是不待詳說的。近代紅學研究中因為第三十一回“因麒麟伏白首雙星”，的回目，曾引起了湘雲後來嫁給寶玉的爭論。周汝昌主此說最力，在新版《紅樓夢新證》中他仍然沒有放棄此說。無論以後的結局如何，寶玉和湘雲之間大約有些“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的味道，似乎是可以肯定的。所以黛玉要疑心寶玉。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第三十二回)第二十一回描寫湘雲的睡態，有下面這一段： 那史湘雲卻一把青絲拖于枕畔，被只齊胸；一彎雪白的膀子掠于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鐲子。寶玉見了，歎道：“睡覺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眉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 這一段寫法和第二十八回寶釵褪紅麝串子時，寶玉見了她的“雪白一段酥臂，不覺動了羡慕之心”，十分相似。不過由于湘雲已屬名花有主，故寫得遠為蘊藉含蓄而已。 第六名的妙玉尤其必須從她和寶玉之間的一種微妙情感來解释。第五十回寶玉“訪妙玉乞紅梅”一段便是特筆。故庚辰本雙行夾注，一則說：“想此刻寶玉已到庵中矣。”再則說：“想此刻二玉已會，不知肯見赐否?”此回批語不多，更可見批者鄭重指點之意。第六十三回寶玉因接到妙玉“檻外人”的拜壽帖子，請教邢岫烟如何回法。談話之間寶玉表示了他對妙玉為人的深刻認識，邢岫烟竟上下細細打量了寶玉半日，方笑道： “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的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怪不的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緣故。……” 妙玉以一個與賈府毫無親友淵源的女尼竟能在正十二釵中高居第六位，完全是因為她在“石兄”處有特別的掛號。她之超出迎春、惜春、巧姐，其故在此；而她之在鳳姐、李纨、秦可卿之上，則是因為她在大觀園中是最乾淨的人物。但以關係之親而且密而言，她又自然不能不在前面五個人之下也。妙玉之例最便於說明作者所採用的多種標準。 迎春、惜春、巧姐三人不須多說。二春在鳳姐等之前主要是因為她們都是清潔的女兒，且住在大觀園之內，若以與寶玉的關係及在全書中所佔的份量而言，她們自然不能與鳳姐相提並論。這裹最可見“已婚”“未婚”所佔的比重之大。至于巧姐在鳳姐之後，那是因為她們畢竟是母女，作者總不能把女兒排在母親之前吧? 現在我要特別討論趙岡兄對我的質問。即李纨與鳳姐的相對排名問題。關于鳳姐，可討論之處甚多，我現在只能儘量長話短說，集中在兩個要點上：第一是她與大觀園理想世界的關係，第二是她與寶玉的關係。鳳姐因為已婚，和賈琏同住在園外，形式上自無法像李纨一樣成為園中的居民。這是一種不得已的安排，曹雪芹一方面着力地寫理想世界，但另一方面又能够不違背寫實主義的原則；因此寫來毫不着跡。《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乍看似渾然一體，細察却又界限分明。這正是藝術造詣達到化境的表現。鳳姐雖身住現實世界，她在精神士的認同則毫無可疑地在大觀園之內。首先是她的活動，除了大觀園建造之前“協理寧國府”一段外，幾乎全集中在大觀園之內的。而且後來“抄檢大觀園”時，她處處流露着維護大觀園中人物的意思。這和她在“協理寧國府”期間所表現的毒辣面貌，形成了最強烈的對照。讀者不妨試加此觀。鳳姐和大觀園的認同更具體地表現在三件事上面。第一是她對邢岫烟的照顧。第四十九回有一段特寫说： 鳳姐冷眼敁皺岫烟的心性為人，竞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樣，却是個溫柔可疼的人；因此，鳳姐反憐他家貧命苦，此別的姊妹多疼他些，邢夫人倒不大理論了。 這里不但是要說明鳳姐對邢岫烟特別體貼，同時，也在點出她對園中“別的姊妹”都是愛護的。第二件事是鳳姐加入大觀園詩社。當李紕追問她：“我且問你，這詩社你到底管不管?”她笑道： “這是什麼話。我不入社花幾個錢，不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還想在这里吃飯不成!”(第四斗五回)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七年二月至五月)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七年二月至五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