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
    不过天下事无奇不有，竟有一个不学无术的没落纨绔，写了一部散漫松懈，毫无结构，并且尚未完稿的小说，居然脍炙人口，传诵一时，让他享受一百五十余年的盛名。到了近代，这部小说的研究愈来愈盛，而作者的声名也愈来愈大，这部著作，俨然成了旧小说之王，而这个作者的名誉和地位，不惟凌驾了马班韩欧，与世界名家也几可分庭抗礼，虽有原本出世，真相揭穿，而一般人狃于先入之见，对他仍存莫大敬意，有人指摘，也难免煮鹤焚琴之谤，看来这位作家竟要永远大红大紫下去。这位作家是谁，便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所以我要说他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第一幸运儿，因为世界文史尚找不着这么个先例。
    

（《世界文史第一幸运儿——曹雪芹》）
    苏雪林骂鲁迅，则更耐人寻味。1936年11月12日，全国文化界正在轰轰烈烈地悼念鲁迅，苏雪林却写了一封《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并托南京的某人代转蔡元培。后来苏雪林在自跋中说：“某先生以书中措词过于狂直，恐伤蔡先生之意，抑压月余，及蔡先生病，乃来函劝余慎重考虑。不久西安变作，余亦浑忘鲁迅之事，故此书始终未入蔡先生之目也。此书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多‘旧文字恶腔调’，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故刊残稿于此聊存当日一段公案云尔。”这封信乃于1937年3月16日汉口《奔涛》第一卷第2期刊出。这篇信文对蔡元培主持鲁迅丧仪表示非常不满，当然来自苏雪林对鲁迅的恶劣评价：
    一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影响也。鲁迅在五四时代，赞助新文化运动，诚有微劳，然自女师大风潮之后，挟免官之恨，心理失其常态，转其笔锋，专以攻讦三数私人为事，其杂感文字自《华盖集》至《准风月谈》约十四五种，析其内容，攻击彼个人所怨之“正人君子”竟占百分之九十九。其文笔尖酸刻毒，无与伦比，且回旋缴绕，百变而不穷：知青年之憎恶特权阶级也，则谓“正人君子”为特权阶级之帮闲者；知青年憎恶军阀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军阀之哈巴狗；知青年之憎恶帝国主义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帝国主义之勾结者之代言人。青年憎恶之对象屡变，则鲁迅笔锋所周纳之“正人君子”罪状亦屡变……今日青年崇拜鲁迅，有类疯狂，读其书而慕其为人，受其病态之心理之熏染，必将尽化为鲁迅而后已。夫青年者，国家之元气，民族之命脉，而亦先生所爱惜珍护，逾于头目心肝者也。过去之青年，受鲁迅人格之感化，堕落者已比比然矣，现在，未来，尚有无量数天真纯洁之青年，亦将成为褊狭阴险，多疑善妒，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人，岂先生之所雅愿者哉……
    二曰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鲁迅之得青年爱戴，在其左倾。然鲁迅思想，虚无悲观，且鄙视中国民族，以为根本不可救药，乃居然以革命战士自命，引导青年奋斗，人格矛盾如此，果何为哉？则曰鲁迅之左倾，非真有爱于共产主义也，非确信赤化政策之足为中国民族出路也，为利焉耳，为名焉耳。今日新文化已为左派垄断，宣传共产主义之书报，最得青年之欢迎，一报之出，不胫而走，一书之出，纸贵洛阳。当上海书业景气时代，鲁迅个人版税，年达万元。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缠久已累累……然今日青年之于鲁迅，几于鲁迅颦而颦，鲁迅笑而笑，鲁迅喷嚏而亦喷嚏，则诚过去文史之所少见。然青年则如何知，是皆鲁迅好谄之念所造成耳，盖鲁迅盘踞文坛十年，其所陷溺之人心，与其所损伤之元气，即再过十年亦难挽回恢复焉……
    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柢颇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披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国统一成功，政府威权巩固，国人观感大有转移，左派己身大有没落之忧惧，故于鲁迅之死，极力铺张，无蕲此左翼巨头之印象，深入青年脑海，而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
    写了此信的第二天，即1936年11月13日，苏雪林意犹未尽，再写一篇对鲁迅小说的书评《〈理水〉和〈出关〉》，1937年3月1日于南京《文艺月刊》第10卷第3期刊出。这是借《故事新编》里的两篇作品说事，对鲁迅讽刺挞伐。又过五天，即1936年11月18日，苏雪林又致信胡适，斥骂鲁迅，胡适回信批评苏雪林，苏、胡的两封信于1937年3月1日《奔涛》第1期刊出。
    为什么骂？
    苏雪林给胡适的信，主要有四点内容。
    首先，她称赞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持论稳健，态度和平”，是给青年们很好的“精神食粮”，并帮助自己认清了左派散布的“向左转是中国唯一出路”之谬误。
    其次，她和胡适讨论“怎样从左派掌握中取回新文化的问题”。她认为“五卅以后，赤焰大张，上海号为中国文化中心，竟完全被左翼作家支配。所有比较闻名的作家无不沾染赤色思想。他们文笔既佳，名望复大，又惯与出版事业合作。上海除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几个老招牌的书店以外，其余几乎都成了他们的御用出版机关。他们灌输赤化从文学入手，推广至于艺术（如木刻，漫画）、戏剧、电影等等，造成清一色的赤化文化；甚至教科书的编制，中学生的读物，也要插进一脚。”
    对于当时备受左派抨击的国民党政府，苏雪林则为其辩护：“现在政府虽还不合我们理想的标准，但肯作平心之论的人，都承认她是二十五年来最好的一个政治机关。她有不到处，我们只有督责她，勉励她，万不可轻易就说反对的话。”（“她”是当时的用字习惯）
    既然如此，苏雪林认为不能坐视无数青年沦为左派文化的牺牲品，呼吁胡适领导非左派文化界夺回新文化的主导权。
    第三，苏雪林提出“如何矫正目前流行的浅薄而谬误的救国理论问题”。说“左派从前最喜谈‘农民英勇的抗争’，近来又喜谈‘大众力量’……但军备的准备没有整齐；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没有达到现代化的目的；所有的力量不能配合在一起，让政府运用自如，虽有几十万万的‘大众’也不能干出什么，我怕人多反而更乱哩。但庸俗的民众和无知的青年受他们浅薄而谬误的理论所麻醉，众口附和，雷同一响，恨不得‘大众菩萨’立刻显灵，好即日和日本宣战，进兵收复失地”，希望胡适运用自己的影响予以矫正。
    第四，“是关于取缔鲁迅宗教宣传的问题”。苏雪林认为：“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能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心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谁都知道中国花费巨大牺牲的代价，好容易造成今日统一的局面，仅存的元气，绝不容再受斫伤。反动的势力多酝酿一分，则目前局面的动摇性就增加一分，所以‘鲁迅宗教’的宣传，政府方面是似乎不能坐视。”苏雪林表示自己“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
    苏雪林再于1937年3月15日武昌《文艺》第4卷第3期发表自己四年前的一篇残稿《论鲁迅的杂感文》。其中肯定鲁迅早期写的《热风》等杂文“宛如高山峻岭的空气，那砭肌的尖利，沁心的寒冷，几乎使体弱者不能呼吸，然而于生命极有益”，但认为“作者自《华盖集》以后，便调转攻击中国腐败文明的笔锋，施之于个人或一个团体了。他那引绳批根，絮絮不休；他那‘散布流言’、‘捏造事实’、‘放冷箭’种种手段使用得太多而露出的破绽，都使读者烦腻，挑读者反感。他把牛刀去割鸡固然可惜，而因此露出自己‘不近人情’的性格，失去读者的同情则更为可惜”。然后攻击鲁迅性格“阴贼，忮刻，多疑，善妒，气量褊狭，复仇心强烈坚韧”等。
    正像苏雪林也曾经赞美曹雪芹和《红楼梦》，所谓“我从前也是一个‘红迷’，也曾推重《红楼梦》为旧式小说之王”（《由〈红楼梦〉现象谈到偶像崇拜》），苏雪林早期也写过一篇高度评价鲁迅的论文《〈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发表于1934年11月5日《国闻周报》第11卷第44期。文章说“自新文学发生以来，像《阿Q正传》魔力之大的，还找不出第二例子呢”，认为《阿Q正传》的价值和魅力在于它影射了中国民族普遍的劣根性，并概括为卑怯、精神胜利法、善于投机、夸大狂妄与自尊癖性等主要特点。
    为什么苏雪林对曹雪芹和鲁迅都先赞后骂呢？这里面有什么值得深入思考的？有什么可以深入阐释的空间？
    良有趣也，亦颇有益也——探索一下苏雪林骂曹雪芹和鲁迅这桩文学和文化公案。
    苏雪林为什么骂曹雪芹和原本《红楼梦》？那主要是她“做学问”和“文学鉴赏力”有问题。她没有对《红楼梦》复杂的版本演变情况做研究，粗率地把庚辰本《石头记》当做曹雪芹的手稿，把上面抄书人的失误全部栽到曹雪芹的头上，根据那些漏句、衍字、错改、妄添……就下了一个轻薄的断语，说《红楼梦》原本“不但说不上一个‘好’字，而且说不上一个‘通’字”。
    苏雪林是个“白话文”兴起后的新文学作家，新文学本身还是一个没怎么发育成熟的孩子，旧文学的根柢又受到了轻视，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苏作家，对曹雪芹融会古今而“打破陈腐旧套”，以“陌生化”的独立创造为旨归的文本不得其门而入，说白了，就是不具备鉴赏能力。曹雪芹“令世人换新眼目”的创新创造，到了苏作家眼中，成了“造句欠自然”，“说话无轻重”，“句法杂凑文理不通”，“文白杂糅体例不纯”，“结构松懈、散漫，只是曹雪芹幼年时代富贵奢华生活的回忆录。作者又是个文学修养极劣，想象力完全缺乏的人”。这就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偷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给唐僧吃，唐僧不认得，硬说是未满月的婴儿而拒绝食用一样。
    苏雪林是坚决反共的，按说应该和共产主义运动演变中曾反复出现的教条主义错误互不相能。可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苏作家的文学审美理想，居然和后来中国内地曾喧嚣一时的“高大全”、“塑造英雄人物”的“主旋律”如出一辙。她赞美高鹗修改过的尤三姐，说她“刚强豪爽，磊落英多”，对曹雪芹原著中的尤三姐则认为“颇难令人同情”，因为“在原本里，三姐二姐和贾珍父子都不干净”，还上升到理论高度，说“性格上的不纯一，是小说人物的致命伤，曹雪芹又何足以知”。原来，把人性简单化的教条主义并不仅仅是极“左”思潮独有的。其实也不奇怪，这不就是脂砚斋批语所批评的“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之伦理本位传统文化思想在审美上的反映吗？
    苏女士于是站到了红学中“捧高派”的队伍里，大声疾呼地说：“全书的精彩倒在高鹗的后四十回。我觉得高鹗不愧姓高，他的才华，真正高而又高，《红楼梦》的荣誉应该完全归给他才是。近代许多红学家狂捧曹雪芹，而乱骂高鹗，实令我痛感不平！”（《由〈红楼梦〉谈到偶像崇拜》）
    从红学发展史的长河中观察，苏作家的表现并不是孤立的，后来也不断有号称作家的人和苏女士取相同相似的立场，如台湾的林语堂、高阳，内地的李国文，最近出版了《红学末路》的克非据说也是一位作家……但同样是作家的张爱玲和刘心武则取完全相反的立场，张爱玲说自从她十二三岁时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以后，只觉得“天日无光，百般无味”，说后四十回成了原著的“附骨之疽”。刘心武则说他要“摆脱高鹗的胡编乱造”，要接续前八十回，讲述出《红楼梦》的真故事来。“作家”又岂能一概而论？
    其实无论学者还是作家，或者一个普通的《红楼梦》读者，都有对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两种不同的《红楼梦》文本迥异的眼光和评价。这正是中华文化中一个最有趣味的问题，它反映出沉淀在民族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中的文化心理、审美心理的复杂纠缠，我在几本拙著中已经多次“寻根”和“解结”，这里就不再涉及那些艰深的理论问题，“蜻蜓点水”或“画龙点睛”一下吧。
    一个别开生面的切入口
    苏雪林骂鲁迅，则因素更复杂一些，既有政治原因、思想原因，也有个人的恩怨。胡适在1936年12月14日的复信中批评苏雪林说：
    余如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旧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话——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张梦阳在《中国鲁迅学通史》中则分析说：
    苏雪林转而攻击鲁迅的原因，从她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是由对待当时政府的态度所引起的。苏雪林认为“现在政府虽还不合我们的理想标准，但肯作平心之论的人，都承认她是二十五年来最好的一个政治机关。她有不到处，我们只有督责她，勉励她，万不可轻易就说反对的话”。然而，对1927年以“清党”为借口血腥镇压同盟者建立起来的这一政府的合法性，她则闭口不谈；对30年代依靠捕杀和谋害左翼作家扼制人民自由权利的蓝衣社和法西斯行径，她更是视而不见；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她则更是不仅不予揭露，反而极力为之辩护，甚至不惜污蔑人民大众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切都清楚地说明了苏雪林的政治立场，而也正是这种政治立场的极端化和激烈化，导致了她对鲁迅的“恶强调”，失去了写作《〈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时的学理精神和艺术感受力，变成了一个失去理智的骂人机器。
    不过，说苏雪林“失去理智”其实并不准确，应该说苏雪林反共的立场十分理智，正是这种理智产生了她反对鲁迅的坚定。她认为鲁迅和左翼作家们的创作活动会助长当时正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共产党的势焰，从而危及国民党的政权，站在苏雪林以及和她一样的反共人士的立场来看，甚至应该说苏雪林是深刻和有远见的。以致今日还有中国内地的自由主义学者赞叹“犀利当看苏雪林”。苏雪林在致蔡元培的信中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如果继续推崇鲁迅，将导致共产党掌握全中国，那时你蔡先生难辞其咎。所以虽然受到自己所崇拜的胡适批评，苏雪林并没有改变自己，她于20世纪60年代，到台湾定居后，又写了《鲁迅传论》，并在台湾的《传记文学丛书》中连载，后来收入了《我论鲁迅》一书。
    《我论鲁迅》由台湾爱眉文艺出版社出版，汇集了她三十余年反对鲁迅的文章。在众多反对鲁迅的文章里，这是敌意最浓郁的。苏雪林坦白地说：“‘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事业。”她后来对自己早期赞扬《阿Q正传》也“甚以为悔”，认为鲁迅眼中只有猥琐的人格，而不注意历史中那些气质昂藏的人物，《阿Q正传》传遍世界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2005年第6期《书屋》，刊有署名厉梅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苏雪林的两种姿态》，则具体分析了苏雪林的个性以及她与鲁迅的恩怨。这篇文章认为，苏雪林过激且自负，往往以有悖于常理的方式演绎，是苏雪林童年时代的经历对她性格的影响所造成。苏雪林幼年时像男孩一样淘气好动，讨厌憎恨祖母，和父亲关系淡漠，唯一的温暖来自任劳任怨、和顺持家的母亲。这种关系形成了她一种特殊的情结，成为她以后行事的一种无意识的根由。她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时，很羡慕班上同学庐隐的大胆热烈和潇洒，她则看起来涩讷、羞怯，实际上她已将自己骨子里的野性寄放在内心。苏雪林未婚前已经感到和未婚夫张宝龄性情不合，做过解除婚约的努力，最后却没有摆脱家庭压力，投入了一份无爱的婚姻之网。她的婚姻状况很糟，却执拗地不离婚，因为她有观念上的洁癖，担心会因此影响自己的形象。但在人生更多的事件和选择面前，苏雪林被压抑的野性会迸发出来，以一种挑剔、不满和攻击施之于旁人。
    苏雪林在鲁迅逝世以后开始骂鲁，秉持一种修辞上的暴力和意气的讨伐，把骂人的艺术发挥到极致。同时，她把胡适树为楷模，在文章中表露出脉脉情愫。在《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中，她表达对胡适逝世的感想：“但胡先生之逝，举国同声悲悼，无论识与不识，莫不伤痛，这种情感，出于自然，谁也没有勉强他们，我以为这便可以证明胡先生的伟大。”这和鲁迅逝世后她面对知识界和文艺界的悲痛产生的感受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
    厉梅认为这和苏雪林幼年缺少父爱因而潜伏有“恋父情节”有关，她对胡适的依仗由于此，她对鲁迅的恶骂也由于此。苏雪林第一次见鲁迅是1928年在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上。苏雪林对鲁迅原本是崇拜的，因为鲁迅在文学界和青年群体间有巨大的号召力，鲁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父亲。但苏雪林初见鲁迅，却受到了鲁迅的冷遇。她回忆说，鲁迅对自己的态度非常冷淡，甚至是傲慢。苏雪林认为可能是由于她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发表过文章，鲁迅有点“恨屋及乌”，所以连带讨厌自己。苏雪林和鲁迅还有另一次针锋相对的思想冲突，就是北京女师大学潮驱赶校长杨荫榆造成的流血事件。鲁迅支持学生运动，对自己的学生刘和珍等人在事件中牺牲悲痛异常，写下了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而苏雪林则非常尊敬杨荫榆，认为鲁迅的反应是他由于此事而丢了官发泄私怨。
    胡适给苏雪林上过课，其风采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自传中，苏雪林写到自己在胡适面前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在胡适招呼她共享茶点时，她竟然感到羞怯而逃避；在胡适家的客厅里对坐时，她会有受宠若惊、亦真亦幻的恍惚；她自承感情麻木，但在胡适逝世后，她竟然悲痛至极，连自己都不能理解那种奇异的经验……厉梅说读苏雪林这些回忆文字“能感到一种甜甜的爱情味道”，认为苏雪林实际上将自己婚姻中虚缺的爱情转换成一种对胡适柏拉图式的恋情。而胡适的宽容和鲁迅的傲慢构成强烈对比，苏雪林在胡适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镜像版，发现了自己女性性质的一面，她已接受了将野性压抑起来的自己现在的形象，并对胡适做了误认，将其误认为父亲之外的另一个男性形象，这种误认使她对胡适充满了感激和仰慕。但是当胡适对她过激地抨击鲁迅提出批评时，她的误认被惊醒：胡适的平和稳健与她骨子里的野性并不谐和，所以她不接受胡适的批评，照样发表了给蔡元培的信。
    鲁迅受尼采的影响很深，他的言行体现出不息的强力意志，对黑暗势力投掷匕首和投枪，要把一切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所谓身上充满了鬼气和毒气。厉梅说，这些无价值的东西在苏雪林那里则正是生活的实在界，是她一生都刻意回避的东西。在她的作品中虽然也有对悲惨人间的描写，但她总是坚持视线所及的原则，就像她对郁达夫、沈从文的作品不予信任一样，她的结论止于一种道德的观感。她不仅嘲讽鲁迅腰缠累累，也嘲讽郁达夫一边哭穷，一边流连风月，最后还滑稽地把个人性压抑冠以祖国贫穷的理由。她还抨击沈从文、张资平等人传播堕落的浪漫，将文学为人生的大用做了扭曲，用淫靡、浮滥的描写腐蚀青年的心灵，使他们终日缠绵歌哭，忘记了国事和社会。鲁迅、郁达夫和沈从文是 “五四”以来最有成就的作家，苏雪林居然都看不上眼，这位苏作家的艺术品位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不能因此抹杀苏雪林的道德坚持：她在抗战时把自己的五十两黄金捐献出来，自己的生活却十分俭朴甚至拮据。人性和生活的确是复杂的，不能做简单化的理解。
    不过，我们也就可以明白：苏雪林何以对曹雪芹原著没有感觉却对高鹗的后四十回续书大加揄扬，何以要赞美高鹗修改过的那个“纯洁”的尤三姐而不喜欢曹雪芹笔下那个淫而且情的尤三姐了，这实在有根源于血胤气质和审美质素方面的原因。
    孙郁《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中有些话还是比较深刻的：
    苏雪林对鲁迅的仇视，现在看来完全是两种世界观与两种人格冲突的反映。苏雪林是一位颇具绅士气的女性，她从骨子里就讨厌非理性的冲动……尽管她主张理性主义，但批判起别人来，却大有非理性的一面。从苏雪林的人生态度里，人们多少可以看到她的某种贵族气和保守主义的精神特性。
    在许多文章里，苏雪林一直表示出对尼采、叔本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满。她把共产主义理论与这些非理性的社会思潮联系在一起加以否定。从这个角度上看，她又是一个古典化的保守主义者，一个安于现实而又不敢正视现实的高雅的封建贵族精神的膜拜者。在她看来，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中国政治结构已经确立，无须再加以变革了。文人墨客应与党国保持绝对的一致与统一。所谓左翼文学与反抗文学，完全是造成社会毁灭的祸根。苏雪林的精神哲学的核心就在这里。
    她永远无法理解鲁迅的精神个性与时代性的内在联系。她不懂得鲁迅作品和人格所表现出的文化价值在中国思想史上特殊的地位。她对鲁迅的认识是来自一种主观的情绪，因而缺少清醒的客观的分析。她的批评堕入了谩骂的嚷叫之中，令人难以卒读。苏雪林的治学态度即使是在内地极“左”的时代里，也是罕见的。不过，鲁迅学的研究者们不了解红学，没有注意苏雪林对曹雪芹和《红楼梦》也是“无法理解”的。而这一点，实际上很有意味，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曹雪芹和鲁迅，《红楼梦》和鲁迅，其间有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可以说这是一种天赋才能和心灵气质的自然会通。鲁迅是一个不易被中国人接受的人物。许多中国人在心灵深处，存在着一种对鲁迅的拒绝心理。这些人大致为：贵族、绅士、市民，以及无特操的民众。同样的道理，曹雪芹的真《红楼梦》也是不易被这些种类的中国人所接受的。而由于曹雪芹原著被腰斩扼杀和被后四十回偷梁换柱、李代桃僵，要澄清《红楼梦》的公案就更为复杂了。而苏雪林对曹与鲁的“骂”，却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切入口。
    这也正是“红与黑”的一个课题。
    作者：梁归智，中国当代红学家，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师从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姚奠中（章太炎的研究生、关门弟子）学习古典文学，开创了红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分支“探佚学”，有著作《〈石头记〉探佚》《神仙意境》《箫剑集》等十余部。
    原载：《名作欣赏》2011年第1期
    
    原载：《名作欣赏》201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