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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红楼梦》的魅力无疑是最大的。自其诞生之日起,历代文人对它的评点层出不穷。近人柴萼说:“红楼词,予所见者,都十六种,俱皆藻思轶群,绮芬溢楮,其他如王雪香之评赞,卢半溪之竹枝词,绿君女史之七律,冯庚堂之律赋,杨梅村之时文,封吉士之南曲,愿为明镜室主人之杂记,无不借题发挥,情文交至。”[1]由此可见评红诗词数量之多。据一粟《古典文学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统计,自清乾隆朝至民国初年,至少产生过3000首题咏《红楼梦》的诗词,[2]涉及《红楼梦》的情节、人物、场景以及艺术风格、作者背景等诸多方面内容,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题红诗、咏红诗、评红诗系列,在红学史上颇为引人注目。朱瓣香《读红楼梦诗》即是一组产生于清中期的评红之作,但一直少有论者,仅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节录了17首,而相关的研究论文也非常鲜见。 《读红楼梦诗》刊载于上海清华书局发行的《小说季报》第一集(1918年)“报余丛载”栏目,名《四悔草堂诗草别存》,题“漱芳朱瓣香遗著”。《小说季报》是民初文人徐枕亚创办的文学期刊,共发行四集,至1920年停刊。关于朱瓣香的生平事迹,目前可见的资料很少。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云:朱瓣香生于1854年,卒年一说为1918年,另一说为1924年,江浙一带人士,名光照,字漱芳,号佛光,别号瓣香,室名四悔草堂,一作四悔堂,自号四悔堂主人、四悔草堂主人。[3]但此说法并不准确。清人陆以湉著有记述 清及清以前文人学者行状的笔记《冷庐杂识》,其中有对朱瓣香的多处记载,如“朱瓣香词”:“山阴朱瓣香同年守方,才藻绝俗,登第后遽下世”、[4]“竹夫人”:“朱瓣香同年又仿毛颖、革华之例,作倚玉山房夫人鲍玲珑传”。[5]据此,朱瓣香名守方,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与陆以湉是同年。陆以湉(1801-1865),字敬安,号定圃、冷庐,浙江桐乡人,[6]道光丙申进士(见于民国二十五年《乌青镇志》卷二十九《人物下》[7],曾任台州府教授、杭州府教授,后矢志向医,著有《冷庐杂识》、《甦庐偶笔》、《冷庐医话》等。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知,陆以湉是道光丙申恩科(1836)二甲赐进士出身,朱守方是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确为同科进士,当时同科中知名者还有何绍基、胡林翼等人。[8]由此可见,《冷庐杂识》的记载属实。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记载,朱守方字漱芳,号瓣香,浙江山阴人,生于嘉庆四年(1799),卒于道光十六年(1836),[9]这与《冷庐杂识》中“登第后遽下世”的说法也正好吻合。此外,朱瓣香《读红楼梦诗》第五卷末有“红杏村人王衍梅”和“雪舫邬鹤徵”的题诗。王衍梅字律芳,号笠舫,会稽人,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嘉庆十年(1805)进士,为人耿介自傲,有《红杏村人吟稿》;邬鹤徵,字雪舫,山阴人,生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诸生,有《吟秋楼诗钞》。王、邬二人均生于乾隆后期,主要活动在嘉庆道光年间,应与朱瓣香属同时代人,这也可以作为确定朱瓣香活动时间的一条佐证。所以,朱瓣香即为山阴人朱守方,道光丙申(1836)进士,登第后不久即去世,故《小说季报》所载《读红楼梦诗》题“漱芳朱瓣香遗著”。朱守方的著作,除《四悔草堂诗草别存》外,尚有: (一)《瓣香外集》一卷,题“清朱守方撰”,《八千卷楼书目》小说家类著录,附见《??园丛书》“[10](注:《??园丛书》为清同治光绪年间山阴平步青氏安越堂刊本,收书11种,现收藏在南京市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11]、吉林大学图书馆[12])。据《明清笔记谈丛·平景孙事辑》记载,《瓣香外集》刊刻于光绪乙亥年(1875)[13]; (二)《四悔草堂外集》11卷,会稽徐氏铸学斋钞藏本,《粹芬阁书目》著录。[14]《四悔草堂诗草别存》(《读红楼梦诗》)跋有“自己卯腊八芳辰,几次推敲,述壬午秋三时候”之语,[15]可知此书大约作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至道光二年(1822)间,当时是否付梓已不得而知, 1918年《小说季报》第一集所刊载的或即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另,杭州图书馆藏有《四悔草堂诗草别存》1984年扫描油印本,收入《红学丛钞·第六编》中。 《读红楼梦诗》凡五卷,以《红楼百绝题词》与《调寄莺啼序》开篇,每卷卷首都有一段小序,第五卷末有作者自题跋文及四首七律诗;另附有朱氏门人傅元凯以及红杏村人王衍梅、雪舫邬鹤徵和悔山的题诗。前四卷咏人,有警幻仙子、怡红公子、金陵十二钗、鸳鸯、尤三姐、香菱、紫鹃、小薛(薛宝琴)、邢岫烟、李纹、李绮、尤二姐、金钏、玉钏、平儿、彩霞、司棋、晴雯、袭人、莺儿、麝月、秋纹、绮霞、碧痕、芳官、春燕、小红、四儿、柳五儿、傅秋芳、喜鸾、夏金桂、彩云、茜雪、侍书、入画、雪雁、椿龄、藕官、药官、佳蕙、宝珠、瑞珠、娇杏、金哥、智能、红衣女子、万儿、云儿、姽婳将军、真真国女子、若玉、梨香院诸伶等64人,绝句100首;末卷咏物,有补天石、绛珠草、金、玉、金麒麟、鸳鸯剑、红麝串、金雀泥、茜香罗、石榴裙、梅花络、湘竹、红梅、花锄、杏帘、女儿棠、夫妻蕙、湘馆鹦哥、芸轩鸳绣、凤仪轩琴韵、藕香榭棋声、栊翠庵晓钟、梨香院秋笛、海棠春睡图、风雨秋窗词、大观园画稿、红楼梦曲谱、薄命司金陵三册、太虚宫风月宝鉴等绝句29首。 早期题红诗,大多散见于文人的笔记杂谈中,较为突出者有爱新觉罗·永忠《延芬室稿》中的《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及富察·明义《绿烟琐窗集诗选》中的《题红楼梦》二十首。随着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高本的出现,《红楼梦》的流播范围更广,“士夫几于家有《红楼梦》一书”(吴云《从心录题词》),[16]咏红的风气更盛。不仅文人墨客,甚至连闺阁女子也时有评红之作。道咸时期更是产生了大量的题红诗,被称为后期题红诗,[17]其中以吟咏人物的诗最为精彩。因为在《红楼梦》里就有许多辞赋来描写这些姿态各异、个性鲜明的大观园儿女们,或暗示他们的命运,或讽喻他们的性格,各尽其妙。后世的咏人诗承其余绪,如涂瀛《红楼梦赞》、焕明《金陵十二钗咏》等,均是以吟咏人物形象为主的咏红之作。相比较而言,朱瓣香的《读红楼梦诗》吟咏的范围有所扩展,不仅吟咏主要人物,而且一些次要人物,甚至连一些只提到名字而没有出场者,也都被一一列入名单,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红楼人物形象群。如《红楼梦》第五回提到薄命司里有“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及“又副册”三种,其中“正册”人物全写齐了,且各有曲子词一首;“副册”仅举香菱一人,“又副册”只写了晴雯、袭人两人,其余皆未提及。而朱瓣香《读红楼梦诗》自诩“一部春秋裁绣史,悼红我是左丘明”(“跋”语),其第一卷序称“乌丝恨重,劈来一十二幅香笺;霜管春多,题遍三十六钗小字”,在后几卷中又多次“为续评芳之谱”、“续而又续”,试图重现脂批中多次提到的“警幻情榜”,还原小说本来面目———结果大大丰富了红楼女儿的形象系列。尽管朱瓣香所吟咏的人物并不一定符合曹雪芹愿意,但至少说明他是真正深入地去解读作品,以致“几时梦醒红楼,仆更梦中觅梦”。 《红楼梦》“以春秋之笔写风月之情”,《读红楼梦诗》的又一特色则是在以情悟道中渗透了作者强烈的身世之感,处处都有“我”的存在。《百绝词》写到动情处,“朱颜似此,青衫如我,重添满把辛酸泪,借淋漓醉墨濡毫饱”,借红楼儿女之悲剧,浇瓣香胸中之块垒;《莺啼序》更有“香情为花痴,诗随人瘦”之语,颇得“为伊消得人憔悴”之情致。如此性情中人,在吟咏小说人物时,自然会带有浓烈的主观色彩,如他对于林黛玉深深同情。 《绛珠仙子》诗云:“如花仙子辞瑶阙,随花谪下潇湘月。春尽花飞泪易干,和花同葬清香骨。”朱瓣香把黛玉比作天女下凡,为的是“埋愁天上,恩偏成债,还泪人间”;如此真情种,最终“空负惺惺”,唯留“凄断孤身,残稿偕诗魂俱冷;柳絮才多,落红与香骨同埋”。黛玉结局之悲凉,使瓣香感情不能自己,只能“亦恨人能无絮絮”,哀叹“从今愁老鹦哥,夜夜窗寒风雨;自此啼残杜宇,年年鬼泣潇湘”。 这种强烈的倾向和明显的偏爱还体现在对紫鹃的吟咏上。《读红楼梦诗》第一卷《紫鹃》诗云:“认取窗前旧茜纱,今期重叠泪痕加。痴心肯守潇湘竹,羞煞怡红院里花。”但作者深感“以廿八字未尽红楼哀艳之情,更卅六章重赓白傅伤心之句”,于是第三卷又以《小潇湘妃子》为题作七绝四首。诗前序云:“鹃姐兰质同芳,莲心独苦。绛珠得子,虽死犹生。情种如卿,无双有两,请字之曰:‘小潇湘妃子。’更香阁之名,仆原无谓,袭颦仙之号,卿亦无惭。”可见诗人对这一形象刻画用心之多。紫鹃不仅在生活上对黛玉体贴细心,尽显聪慧可人的品质,而且在大观园里,只有她真正理解宝黛之间的爱情,“卿为谁苦肠都断,侬更卿怜魂已销”(《小潇湘妃子》诗之四),所以林黛玉视她为知己,“觅得惺惺人两个,颦卿泪眼紫鹃心”(《小潇湘妃子》诗之二)。正因如此,曹雪芹在书中集中笔墨安排了“试玉”的情节,紫鹃俨然就是林黛玉的影子。瓣香有感于此,《小潇湘妃子》起首就发出“潇湘馆一青衣耳,难得情真竟若是。换取怡红公子胎,定应解为颦卿死”的赞叹。紫鹃最终陪伴惜春出家,虽然是续作者之笔,但哀莫大于心死,黛玉亡故,这也似乎是她唯一的选择。诗人也觉得紫鹃的归宿是皈依佛门,《小潇湘妃子》诗之三云:“潇湘无主奈余生,一片青灯未了情。早乞长斋依绣佛,怡红从此记前盟。”在题红诗史上,对紫鹃的品题也有不少,如周澍《哭紫鹃》“几年形影伴潇湘,药灶茶铛细较量。多病有谁医怨女,薄情终不恕痴郎。焚诗旧事旋成梦,葬玉新愁又断肠。从此长斋供绣佛,儿家忏悔是心香”。[18]但像朱瓣香这样以组诗形式吟咏紫鹃还是第一次,说明诗人对她的兰心蕙质、善解人意大为钦佩,也间接地表达了对黛玉悲剧结局的惋惜。 《读红楼梦诗》另一特色是,诗人在吟咏人物的同时,又加入了对暗含象征意味的名物的品题和解读。其第五卷小序云:“写来零粉遗脂,已得遣怀之句,拾取残膏剩馥,可无咏物之章。”这种独出机杼的题材设置,既很好地配合了人物吟咏,又拓展了题红诗的范围。以往的题红作品多集中于通过对情节的再现来展示形象的整体风貌,这样虽面面俱到,但形象特征并未得到充分展现。瓣香《读红楼梦诗》摆脱了拘泥于原著的评点模式,而是用被赋予了灵性的意象来凸显人物的特质。在这里,这些名物就不再只是简单的符号,而是贯穿于整个人物命运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红楼儿女命运的缩影,如通灵玉之于贾宝玉,鸳鸯剑之于尤三姐。鸳鸯剑原是柳湘莲与尤三姐的定情信物,后来湘莲怀疑三姐入于下流,三姐遂以此剑自刎以示清白。原本再普通不过的宝剑,由于经历了这些生死离别,而显得愈发的悲情,以致背上了沉重的道德枷锁,戚廖生评曰:“鸳鸯剑能斩鸳鸯,鸳鸯人能破鸳鸯,岂有此理?鸳鸯剑梦里不会杀奸妇,鸳鸯人白日偏要助淫夫,焉有此情?真天地间不测的怪事。”[19]所以,瓣香《尤三姐》云:“几载兰闺托意深,到头空自费沉吟。赠郎一片桃花血,好借鸳鸯照此心。”《鸳鸯剑》慨叹:“空信良缘慰所思,霜花点点绣胭脂。只因镌得鸳鸯字,宝剑同归薄命司。”睹物感怀,为尤三姐的死扼腕叹息。又如金麒麟,《史枕霞》诗云:“海棠花里梦中身,潇洒蛾眉迥出尘。一样有金缘不在,人间零落两麒麟。”《金麒麟》诗云:“空向人间降瑞临,荒山湘水各销沉。红楼一管生花笔,凡鸟祥麟命意深。”金麒麟这一意象在原著中扑朔迷离,竟成为史湘云最终命运悬案的关键证物。尽管朱瓣香也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看法,但他能够拈出这一令人深思的名物加以品题,毕竟是高人一筹的。 另外,以往的评红著作多以抄本传播,或由书局刊印,但高昂的制作成本,使许多作品“养在深闺人未识”,限制了红学研究成果的传播和交流。近代文学期刊的勃兴为红学的发扬光大提供了十分便捷的平台。《读红楼梦诗》约完成于1822年,而直到近百年后才借助《小说季报》而公诸于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近代首先在报刊上征集评红作品的是《小说林》杂志,其第11期《敬告爱读〈红楼梦〉诸君》云: 我国旧小说以《红楼梦》为第一。其中深文奥义,命名记时,甚至单词片语,篇章句读,每每人执一词,家腾一说,津津乐道之。然未有辑成专书者。本社敬告爱读诸君,苟有发明之新考据、新议论、新批评、新理想,不论长篇短札,以及单词只义,请寄交本社发行所。《小说林报》中专设“《红楼梦》丛话”一门,择优登载之。俟积久成帙,即精印单行本,分赠投函诸君,以酬雅意,幸勿吝教。[20] 虽然后来《小说林》突然停刊,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但后面的文学期刊继承了这一传统。如徐枕亚在《小说月报》第三卷第四至十二期(1912-1913)发表《红楼梦余词》,沈慕韩在《小说丛报》第一年第二期至第三年第三期(1914-1916)发表《红楼百咏》,西神(王蕴章)在《小说海》第一卷第二号(1915)刊出《红楼谈屑》,“维摩旧色身雨苍朱作霖”在《小说新报》第一年七期至第十二期(1915)发表《红楼文库》等等即是。这些都表明,近代文学传播媒介的进步,使得文学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其结果必然是大大促进了《红楼梦》研究事业的兴盛。可以想见,假如没有《小说季报》主编徐枕亚的慧眼,朱瓣香《读红楼梦诗》能否行世都很难说,更不用说在红学史上产生什么影响了,因此,这也可算作传播媒介与文学事业密切关联互相促进的一个典型范例。 参考文献 [1][2][16][18] 一粟.古典文学资料汇编·红楼梦卷[M].北京:中华书局, 2004: 411, 2,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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