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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花费笔墨颇多、精心塑造的一个独特女主人公。长期以来,红学界乃至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对其评价很多,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她是一个封建的叛逆者,一个脱凡的仙子;她亦是一个爱情的奇女子,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追求个性解放和美满爱情婚姻的颂歌。她永远具有无穷的魅力,给人以精神上无限的美感享受。基于此,试从精神之雅美、性格之挚美、爱情之凄美三方面来分析林黛玉形象的美学内涵。 一、精神之雅美 林黛玉的娇美姿容是迷人的,然而使她具有超强艺术魅力的则是她那丰富雅美的精神世界。如果说贾宝玉是封建社会里性灵男子的代表,那么林黛玉则是性灵女性的典型。 “孤高傲世偕谁隐”,是她的自赞之词。林黛玉首先是个内慧外秀的女性,她“心较比干多一窍”,从小就表现出具有淳厚的天性。她母亲名叫贾敏,所以她小时候读书,凡“敏”字皆念作“密”字,写字遇到“敏”字也减一、二笔。这虽然是封建社会里“为尊者讳”的习惯,但一个年龄很小的少女能自觉地严格地这样做,也应该是天性淳厚的表现。对于母亲病逝,她虽然身体“极怯弱”,还是“侍奉汤药,守丧尽哀”,并且还到了“哀痛过伤”的程度(第二回)。后来,外祖母要她去贾府居住,她“原不忍弃父而往,无奈他外祖母执意务黛玉去”。加上林如海再三劝说,“方洒泪拜别”(第三回)。这些极其简略的描写,都可以看出黛玉从小就是一个天性淳厚、一往情深的人。黛玉善于触景生情,借题发挥。一次宝玉去看宝钗,正在一个“识金锁”、一个“认通灵”。不期黛玉已摇摇摆摆地进来,一见宝玉便笑道:“哎哟!我来的不巧了!”宝钗笑问:“这是怎么说?”黛玉道:“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宝钗又问:“这是什么意思?”黛玉道:“什么意思呢,来呢一齐来,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明儿我来,间错开了来,岂不天天有人来呢?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热闹”(第八回)。这种机敏,这种讽刺与戏谑,只有林黛玉才能做得如此精纯而又天衣无缝。正如薛宝钗所说:“更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把世俗粗话,撮其要,删其繁,此方出来,一句是一句。”言为心声,心慧则言巧。 由于黛玉心慧,更由于她寄人篱下的处境,使她变得非常地“敏感”。一天夜晚,她叫怡红院的门,晴雯偏偏没听出她的声音,拒不开门,并说:“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把黛玉气得怔在门外,欲要发作,又想:“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要真怄气,也没趣。”正在伤心垂泪之时,又听见宝玉、宝钗的笑语声,越发真“动了气”。“金玉良缘”的魔影、未来的渺茫,她越想越觉伤感,便也不顾苍台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悲悲切切,呜咽起来。于是,她从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知道自己的归宿是否如落花,把自己的深忧极郁外化为“落花”,写成了具有极其感染力的《葬花吟》。 其实,林黛玉不像薛宝钗那样世故,那样城府甚深,八面玲珑,取悦于人。她对人坦率纯真,见之以诚。她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也并非一味“孤标傲世,目无下尘”。其实她很谦和,她对“下人”从来没有耍过威风,没说过一句恶言恶语。她平时待人十分厚道,一到攻击她的情敌时,她便常是不容情。宝玉说,她对晴雯是极好的。每次赛诗,她总是推崇别人写的好,从不计较高低。与湘云凹晶馆联句,每当湘云说出佳句,她总是“起身叫妙”。甚至说“我竟要搁笔了!”在教香菱学诗时,她表现出的热心和耐心,明明是把一个丫头学生真真正正地当做一个“人”来尊重,这种淳厚的禀性,决非贾府的小姐们所能相比,更非对香菱学诗大加讽刺的薛宝钗所能相比。另外,紫鹃和她虽然在生活上是主仆,但在精神上却是朋友,是真正的“人”的关系。所以,紫鹃对待林黛玉,几乎是当做一个娇贵的妹妹来关心。如果不是她内心蕴涵的淳厚真挚的“人”性,紫鹃会那样搞出个“试宝玉”事件,会对黛玉命运那样的关心备至,牵肠挂肚吗?黛玉冰清玉洁、晶莹剔透、纯如赤子、一往情真,我们实应改变“林黛玉心胸狭窄、尖酸刻薄、爱使小性儿”[1]352的偏见。 二、性格之挚美 唐代诗人杜甫曾用“造化钟神秀”的诗句来形容东岳泰山的壮美在他心中引起的惊奇。贾宝玉在阐述他的“女清男浊说”时道:“天地灵秀之气只钟于女子,须眉男子不过是渣滓浊沫已。”曹雪芹这个“造物主”也只把“精华灵秀”钟于女儿,并特别多地钟于林黛玉。他所创作的林黛玉姿容娇美,聪明绝顶,坚贞纯情,才华横溢,并具有诗人的气质和独特的悲剧性格。而她的叛逆的悲剧性格则是她生命的主旋律。 为了突出林黛玉的悲剧性格,还在她出生之前,曹雪芹就用浪漫的笔调、奇特的想像和诗意创造了新奇绝妙的亘古未有的“还泪”之说,以象征林黛玉是带着宿情、宿根来到人世的。这绝不是宿命论,而是艺术的夸张、渲染和强化。她一生下来就有“先天不足之症”:会吃饭时便吃药,而且不许哭,不能见外人。命运对她太残酷,太不公平了。少年丧母,不久又丧父,只有孤苦伶仃地长期寄居在黑暗龌龊的贾府里。 然而最催人泪下的还是林黛玉的叛逆者的悲剧性格。在她的身上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她不仅才情横溢、学识渊博,而且又是那如饥似渴地阅读“性灵之学”和描写爱情的角本杂剧,那样如痴地沉浸在艺术的境界。她爱书,不仅书读成诵,且有研究体会;她不仅善鼓琴,且亦识谱。 但林黛玉又完全区别于历代的才女,这就是曹雪芹赋予她悲剧命运和叛逆精神的个性特征。不过这种个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她诗人的气质和诗作表现出来的。在大观园里,她与薛宝钗可谓“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远远高出于诸裙钗。在博学多识方面,可能略逊宝钗,但在诗思的敏捷,诗作的新颖别致,风流飘洒方面,林黛玉却是出类拔萃、孤标独树的。诗社每次赛诗,她的诗作往往为众人所推崇,所欣赏,因而不断夺魁。尤其可贵的是,她能将自己的灵魂融进客观景物,通过咏物抒发自己痛苦的灵魂和悲剧命运。她的《白海棠》诗,既写尽了海棠的神韵,亦倾诉了她少女的情怀。尤其是“娇羞默默同谁诉”一句,这既是对海棠神态的描摹,也是自我心灵的独白,她有铭心刻骨之言,但由于环境的压迫和自我封建意识的束缚,就是对同生共命的紫鹃、甚至对知音贾宝玉,也羞于启齿,只有闷在心里,自己煎熬。这便愈显其孤独、寂寞和痛苦。她的《柳絮词》,缠绵悱侧,优美感人,语多双关,句句似咏柳絮,字字实在写自己,抒发了她身世的漂泊与对爱情绝望的悲叹与愤慨。“满纸自怜题素愿,片言谁解诉秋心?”“孤标傲世谐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等句,更写出了这位少女的高洁品格和痛苦灵魂。 三、爱情之凄美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二百多年来一直激动着人们的心弦。早在曹雪芹还没有完全稿的时候,这部小说就在人们手中传抄流行,其中的故事,已成为人们热烈谈论的话题。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开谈不讲《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2]137。贾宝玉是贾府这个“诗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的世家子弟,是这个封建家族所期待的家业的继承人。但是他并没有按照封建家庭所安排的道路走,而成了一个叛逆者和不肖子孙。在该书中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家庭充满了腐殖质的土壤里,长出了一株具有新的活质的幼苗。他对当时一般读书人走的八股科举制度极端反感。他厌恶仕途经济,厌恶那些贪婪无行、钻营拍马、像贾雨村之流的官僚士人,而对于在封建家庭中处于受压迫、受侮辱地位的许多女子,则给予赞扬和同情。林黛玉在大观园姐妹中最了解、同情和支持宝玉,因而成为宝玉知心的一位朋友。他们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培植了爱情的幼苗。黛玉从来不劝宝玉关心仕途经济,去读书做官。她不仅容貌出众,而且明诗工赋,在大观园里迸射出奇光异彩。 作为集“山川日月之精华”、“通灵宝玉”化身的宝玉,其取舍自然高出流俗,他与黛玉初见便“心有灵犀”,说其是“神仙般的妹妹”。这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使得二人“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形影相随,达到了“言和意顺,似漆如胶”的亲密程度。林黛玉在贾府十分孤立无援,她唯一的知己是贾宝玉,对贾宝玉的爱情是她生命之火,一旦失却这爱情,生命也就终结。林黛玉不能离开贾宝玉,更不能失去贾宝玉的心。本来在宝黛二人这场旷日持久的爱情纠葛中,林黛玉处于绝对优势,她和宝玉的爱情,也是真正的、平等的、心灵默契的、互相尊重对方人格的爱情,是符合优秀人性的真、善、美的基本要求的爱情,然而,在惨烈的恋爱战场上,她不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而是遍体鳞伤,最后落得像一朵带雨梨花。失去了宝玉,便是失去了精神的慰藉、人生的知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黛玉之死便是这样。黛玉和宝玉并不像一位直观的剧作者所批评的,是小耗子式的人物。在现实的重压下,我们想想大观园中各个女儿的悲惨命运,便知道黛玉并不软弱,究竟还肯以生命孤注一掷向她所居的时代提出严重的抗议。宝黛之恋,两人虽情意笃厚,可毕竟“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心事终虚话”[3]206,无奈悲凉之至,心酸不止。 在那样一个令人窒息的封建大家庭里,林黛玉和贾宝玉,无论他们如何坚决地要走完美的精神之旅,无论他们如何真诚地进行心灵的交换,他们如此清纯,如此决绝,还是注定要失败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它压抑精神的攀升,一味追求“安身”,追求荣华富贵,而无视人的“立命”问题。两心交融却不能善终,泪尽情还而走向完结。表面的爱情之悲掩盖下的是内心的孤寂和无人能解的痛楚……也许在我们看来她是悲剧的,但这样的结局对她而言无疑是一种“人”的意义上的完结。 总之,黛玉人物形象的美学内涵切实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追求独特人生体验、保持“赤子”本色个性与真挚爱情的“丰骨”。黛玉的悲剧不但反映了现实,而且将令人更勇于改造现实。所以,我们对她应该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公正,多从“人”的角度来探索其形象的历史内容和美学意蕴,从而真正地理解这位“千古灵秀”的人格魅力。 【参考文献】 [1]吴颖.红楼梦人物新析[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2]朱眉叔.红楼梦的背景与人物[M].吉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 [3]李品珍.林黛玉的悲剧[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 原载：《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原载：《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