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32个教师节，本版选摘了两位学者所写的回忆老师的文章。
    朴素的文字，温暖的记忆，感恩的情怀，具体而真切地组合出作者们对老师、对师恩的感悟。它们共同指向的，是那些纯朴生命所散发出的师道光芒。
    期望青年学子成长的诚恳劲
    柳鸣九
    我心目中的恩师不止一个，冯至先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人。
    他是在我学术生涯中几乎处处留下身影、起过重要作用的长辈，一个乐观我成、从旁宽许、默然相助的师长。
    20世纪50年代，我在北大上学时，他是我的系主任，没少给我们作谆谆教导的讲话，他那种虔诚的态度，殷切期望青年学子健康成长的那种诚恳劲，至今仍历历在目。
    20世纪60年代，他是我所供职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委，我最初见识了他在高级学术活动中严谨的学风与谦虚诚恳的处事态度。稍后，我参加了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而他正是这一文科建设大项目的领导人，他的高端地位与甘当平凡劳动者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给我深深的启迪，也给我树立了日后不拒绝小事、不拒绝琐事的榜样，学术无小事，细节往往至关重要。
    20世纪60年代中，我从文学研究所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这时他已经是该所的所长了，此后三十多年，我一直在他的直接关怀、直接指导、直接支持下工作。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邀同道开办“地下工厂”，编写《法国文学史》，他是知情的、默许的、支持的。改革开放初期，我酝酿对日丹诺夫论断的揭竿而起，他也是知情的、默许的、支持的。
    稍后，《萨特研究》一书的经历更使我难忘，该书被作为精神污染受到了批判并被禁止出版，因其他工作我去冯至先生家汇报请示时，不止一次看见他的书桌上一直放着《萨特研究》这本书，而且是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这一辈子，冯至先生从没有就《萨特研究》一书甚至是萨特其人跟我交谈过一句话，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我一直处于无言状态。但在批判的高潮中，这本书放在他桌子上，放了一个阶段，个中的心迹、心意，我是感觉得到的。
    回顾几十年的行程，我感觉到就像走在浓荫蔽日的林荫道上，走在上有遮顶的长廊上，被我北大的系主任这么罩着、这么护着。一代宗师就这么罩着一代学人，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最不肖但运气却最好的一个。
    冯至先生是一位端坐在学术殿堂之上令人由衷尊敬的人物。他是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是德国文学翻译、德国文学史研究的开拓者和里程碑式的人物，还是著名的杜甫研究家，作为北大教授他早已桃李满天下。
    难能可贵的是，已经站立在人文学科高峰的他，总是诚诚恳恳、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地履行着行政工作岗位对他的要求与规范。在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写过程中，他主管好几个重要的编写组，如王朝闻的《美学概论》编写组，蔡仪的《文学概论》编写组，唐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组。这是一个相当辛苦的活，我参加过《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亲眼看见他奔波于上级与蔡仪及编写组之间，上传下达，居中协调。在担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期间，他行事端正，以身作则，事无巨细，从不留下任何瑕疵与不当。即使是交纳党费，也是大额大额的。他兢兢业业地坐办公室，处理各种烦琐的事务，任劳任怨。一个大学者，一个人文大儒，就这样在一部庞大的行政机器中，充当一颗螺丝钉、一个小部件。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整整干了30年。30年啊，他就这样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投入了繁杂的行政事务工作，献出了他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宝贵年华。
    他为了什么？我理解就是为了他的责任，他不能失职。这就是一个朴实的、老实的、尽职尽责的冯至，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圣人式的人物。
    最使我怀念的两位老师
    叶廷芳
    人越上年岁，便越喜欢追忆似水年华。在被追忆的人中，那些不同时期先后在自己身上倾注过心血的老师们总是在脑海中出现得最频繁，其中最使我怀念的是一对中学老师——何英鹗和叶味真夫妇。
    那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我就读于衢州一中，当时何老师主要教物理，叶老师教地理。俗话说“不打不相识”，我与这两位老师的特殊感情，是从一次课堂上的“遭遇战”开始的。上初一不久，有一次上课时，叶老师的声音戛然而止，瞪大两眼逼视着我，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走神了，自得其乐地在抛一个球玩耍，因此顿觉紧张起来，准备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老师的一顿训斥，甚至被赶出教室罚站。但想不到叶老师很快恢复了原来的表情，并和颜悦色但不无挖苦地说：“我以为你们班上要算叶廷芳最老实了，想不到今天也看到他玩起来啦。”我被老师批评了，但是我丝毫没有感觉受到伤害，相反，我感到老师的批评里，包含着善意和爱护，一种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
    从此我对叶老师由衷地尊敬，上课时再也不开小差了。结果，地理课成了我成绩最好的功课之一。不仅如此，在叶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我学会了绘地图，而且怀着浓厚的兴趣，画得又大又精致，自己裱好后当作作业交给叶老师。老师总是爱惜地把它们保存在图书馆里，作为教学挂图，以尽可能节省教学经费。这样我自然成了叶老师比较满意的学生。也因此，我与何老师的接触也就比较多了。
    何、叶这一对青年伉俪，一个仪表堂堂，一个白皙娟秀，彼此恩恩爱爱，人们赞叹说：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但他俩都端庄大方，穿着朴素，教学认真负责，这是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对这两位老师的印象格外深刻的原因之一。
    何老师是个多面手，他原来是学航空的，但他完全服从教学需要，叫他教哪一门，他就教哪一门。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兴建一排教室，由于经费不足，他毅然承担起设计并指导施工的任务，使这幢有六个教室的房屋节省了30%的造价。虽然这只是一座单层的平房，但设计者却赋予了它别致的造型，既实用，又美观大方。如果说我后来对建筑美学发生了一点兴趣，那么何老师的这个作品便是对我最早的启蒙。
    上高二以后，我就很少见到他了，原来他又无偿地担负起兴建衢州二中的勘测、规划和施工的任务。在衢江畔一百余亩荒地上，只见他戴着一顶草帽，敞着一件灰布中山装，挥洒着汗水。不到两年工夫，几十幢二三层楼房在这里拔地而起，其中有何老师的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那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获得了报效祖国的机会。他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意气风发过，但从来不炫耀自己。
    在我上大学以前，何老师就调到建德去了，他在那里担任严州中学物理教研室主任。教学之余，他先后设计了严中科学馆、新安江中学、白沙电影院等建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文革”后我打听二位老师的消息，却得到不幸的噩耗：何老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叶老师一人艰难地拉扯大4个孩子。她退休后一度回衢州，我曾去看望过她几次。3年前，她由一个女儿陪着来北京观光，我们又聚首一堂。令人可慰的是她已经坚强地战胜了自己，仍像以前那么乐观，话题总围绕着过去那些愉快的岁月。当她听到他俩的学生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活跃在各条战线上，有的还挑了大梁，她欣慰地笑了。笑得那么幸福，仿佛一个辛勤的园丁，看到自己30多年如一日所精心浇灌的满园桃李正郁郁葱葱、喷芳吐艳而受到最珍贵的回报一样。叶老师说：“当了一辈子的人民教师，除了看到自己的学生成才，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喜悦的呢？”
    摘自《卓尔文库·大家文丛》海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