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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类将自己的思维、感情、感受等心理活动通过文字形式表达而形成的艺术，同时它也是我们了解不同世界的绝佳途径。文学是无国界的，尤其是真正的世界经典文，如《浮士德》与《红楼梦》。文学语言的诗化本质所禀有的穿透力和创造力，使不同语言文本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在深度意义上实现彼此的流通，形成感受理解的往返运动。［1］故我们可以在不同文本之间的交往对话中探寻出文学的意义，以此为两种文化自传统以来根深的差异形成的相互理解的隔阂寻找到一些突破口，以求达到一种包容和互动的融合与交流。 一、 孤独感和个体独立性的差异 《浮士德》与《红楼梦》，二者虽在创作题材上不同，但都是具有深度模式的自传性悲剧作品，歌德和曹雪芹站在体悟生命和哲理的高度上叩问人生价值与精神归宿。在这条艰难摸索的心路历程中，我们可以找到他们许多认识和体会上的相同之处，比如孤独感和个体独立性，这也反映了人类在问询生命和反思生命过程中是具有共向性和平行性的。 歌德的《浮士德》，其思想和哲理的深度，在德国文学史上，至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与它相提并论。主人公浮士德是一个个体的形象，这个个体从追求个人感官享乐、物质世界的小境界达到自觉地尽责为人类作贡献的高境界。在歌德的安排下，他一出场就是一个垂暮之年的孤独老者形象：他感叹这稍纵即逝的人生，感叹岁月的无情和自己的碌碌无为。这是一个认识到自身局限性的孤独个体，由于孤独而发出人生意义与精神追求的思考动力，从而在以后的不断挣扎中坚守着建立自己完整的个体独立性，产生超越主体物质存在的永恒的追求，从而显示出超越意义的生命历程。可以说这个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痛并快乐着，他经历了爱情的痛苦、权力的诱惑和古典艺术的浸润，最后在造福大众的事业中感受到了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在这个过程中，孤独是引导者，是追求不断完善自身的巨大动力，因为尊重和保护了这份孤独，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完成了提升自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孤独，浮士德坚持和完善了自身人格的独立性，他最后找到的人生方向是积极的、悲壮的。通过这个极富悲剧性和哲理性的形象，我们可以得出这部作品的一个主要思想主旨：真正的完美不存在，真正的自由也不存在，人类在追求它们的道路上必定会变得越来越有智慧，人们也因这日益膨胀的智慧而感到痛苦。但人类的世界和历史终究是属于自己的，在与生俱来的自由范围内，人类成长的自主权和选择权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这是一部充满乐观基调的悲喜剧，它的主人公是入世的、积极向上的，生生不息是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浮士德》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地位。曹雪芹呕尽一生心血，为这部绝世之作，塑造了独一无二的宝玉和大观园中众多极具灵性的闺阁女子形象，他们的命运和结局，最后都镌刻在了那块无才补天、堕入红尘又嗟叹而归的灵石上。这是一个在儒、道、禅信念基础上建立的封建社会，主人公们安身于“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尽享荣华富贵，然而最终黛玉凄然别世于潇湘，宝玉遁入空门，各众女子也大多难逃薄命司上设定的悲剧结局。我们在作品中能够深刻体会到主人公们，尤其是宝玉和黛玉，在世俗文化压迫下的孤独感：他们在大观园这个复杂的世界里，用文人般浪漫的叛逆的情怀为自己打造了一片温情的天空，但是天空是飘忽的、脆弱的、不稳定的，它极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这个外界环境就是世俗文化。世俗力量的巨大和可怕，是导致主人公理想破灭的悲剧性的主要原因。这也要谈到儒家文化的缺陷性：儒家文化是传统的亲子教养，不谈隐私，不注重个人的私密性，更别说孤独感的立足之地了。［2］个体孤独感和独立性是每个人完成自我的必要条件，我们应该给这种特例独行留有成长空间。因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最大限度地鼓励群体的特立独行，鼓励人性的彰显，而这就是生命价值的多元性体现。然而人间天堂般的大观园不容许这种“惊世骇俗”的个性体现，所以这片温情的小天地是短暂的、倏忽的，充满风霜冰雪的阴影的。主人公们的命运是充满血泪的，他们只能听天由命，这种悲哀与无望，是无法和浮士德博士激昂的悲壮相比的。它是一部个体无望的抗争史，虽然过程中不乏欢声笑语的轻快，但它呈现的未来是痛苦的、黑暗的、停滞不前的，或者说它是没有未来的。 二、 共性与个性的主导差异 西方文化被打上了鲜明的基督教文化的烙印，在它发展的历史当中，人们追求的是一种较为理性和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他们看重宇宙永恒的理念，追求真理，看重人的主体价值，注重自由的个体本位精神。所以我们看到，歌德的浮士德，象征不断痛苦地追求完美的人类———人类终生为着更大的自由而奋斗着，努力打破自身的局限和世俗的束缚去争取自由，由自由催生出理性，从理性中诞生感情，而感情又抑制着理性和自由。浮士德的最终理想是：我愿意看到人群熙来攘往，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这是从歌德这位伟大文豪用一生的痛苦和经验换来的，代表西方文化中人类理想的极致共性。在《浮士德》里，这种共性是为个体独立性的发展服务的。浮士德在这个特定文化空间里，要求以“我”为中心，以人为本，并在他所处的那个社会形态下，争取最大的自由限度来发展自身的个性，实现个体理想的最大化。虽然他最终差一点为之付出灵魂下地狱的代价，但我们不得不说，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为自己的个性做了主导，他完成了自己。 就文化传统精神而言，“中国人特有的整体式思维的基本特征是人天或主客体在思维者心理上的合一。中国人的超越意识，不是超越客体从而在另一个世界与上帝结合，而是超越个体或自我从而与社会或自然合一。其终极关注，永远徘徊于此岸世界”。［3］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体现的理想，是个体对美和博爱的追求，它建立在个体情感小世界这个基础上，其目的也是为这个小世界服务。在这个世俗力量掌控一切的世界里，权力和财富占了主导地位。挥金如土、香车宝马的浮华生活成为芸芸众生的共性，主导着他们争取个人发展的共性（只是在《红楼梦》里展现的封建社会的共性）。在这里，个性为共性服务，它匍匐于共性的脚下对其顶礼膜拜。而在曹雪芹的思想里，个体无法超越这个残酷的客观存在与现实，只能痛苦地徘徊在这个无望的此岸世界里，如宝玉和黛玉等特立独行之人，他们突破不了现实的重重束缚，他们理想的无望和抗争的无力，只能让美的理想，一次次地接受毁灭的命运。对于美的载体们，死亡和虚幻的世界是他们最终的归宿。 三、 结语 歌德有关世界文学的论述指出，世界文学并不是指各民族应采取同样的思维方式，思考同样的问题，而是指他们应学会如何“互相关注、互相理解……学会互相容忍”，并希望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在相互交流和相互认知的过程中得以维持。歌德坚持认为：“如果某一民族文学对其他民族文学毫无兴趣且无贡献，该民族文学的生命力将会枯竭。”歌德如此强调各民族间交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后来作为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之桥梁的比较文学所倡导的“跨民族”特征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4］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绝对地评价两种文学，两个民族的文化。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汲取其它文化之中的精华，来为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作贡献。 参考文献： ［1］杜鹃.《红楼梦》与《浮士德》灵肉母题的文本对话［J］.河北学刊，2005，25，（2）：127. ［2］蒋勋.孤独六讲［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王宾.“上帝”与“天”———“必须表述”与“无法表述”的悖论［J］.乐黛云，勒·比松，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李滟波. 全球化语境下的“世界文学”新解———评介大卫·达姆罗什著《什么是世界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05，61，（4）：167. 原载：《考试周刊》2011年第9期 原载：《考试周刊》2011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