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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由文学报与本报文艺部主办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当代文学价值重估”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文新报业大厦举行，来自全国及上海本土多所知名高校、文学研究机构、学术期刊的30余名专家学者就当代文学应以何种标准确立自己的价值，文学领域究竟应该借此做出怎样的审视和思考等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缺的不是天才的描绘，而是丰厚的内涵 雷达、王彬彬、汪政等评论家不约而同提出，希望评论界关注这样一点：莫言获奖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存在的一些问题就会自行消失。 因为诺贝文学奖的介入，当下文学如此切近地被放置到中外文学的坐标上来加以打量，也因此被几何级放大，我们才得以更切近地审视其微妙处境。我们也应由此更加明了：某些曾经被过度夸大的问题，其实并不成其为问题；有些问题其实很重要，却被我们不经意间遗忘或忽视了。 与会专家大多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集中到一点，即当代文学作品普遍缺乏厚度。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举了美国以眼光犀利著称的评论家莱昂纳尔·特里林提到的一个例子。“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读19世纪英国作家的一些作品，你会感觉到其小说呈现的社会背后的肌质特别丰厚。这让我想到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一篇随笔中写到伯爵制度，她讲到去见一个地位尊贵的伯爵的子女，自己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穿着打扮。文章最后，她笔锋一转道，假如这个社会里所有的人跟伯爵的子女一样平等，我们去见他不用考虑用什么样的语言，应该怎样穿戴。这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里面，我们还有文学吗？这一质问就特别有穿透力，其背后蕴含的深层意味不言而喻。” 同样在中国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能读到其所刻绘的那个社会的价值。在陆建德看来，读《红楼梦》就会感到，里面的人物不管是刘姥姥还有王熙凤，他们背后有很深厚的东西，他们待人接物都有自己的讲究，她们说话也不是直来直去的，但她们并不像我们有些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动辄骂人、说脏话，尽管这和其人品好坏并没有必然的关联。读那样经典作品，你总会留下很多回味，然后会在心里对那个社会心存一种温存的敬意。 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洪治纲的论点放在解析莫言的作品上，他认为，莫言有一种颠覆性的写作姿态。“莫言最大的聪明，就在于他总能把他所能想到的，或者比较有意思的有特点的东西，无论中外都放在一块。这样混杂的文本结构可以带来很多角度的解读。同时，他也不像别的作家提供一个主导性价值，这样读者可以从真善美、假丑恶等各个角度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喜欢他作品的人，自然会给予它很高的评价。而不喜欢的人，也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理解和接受的角度。” 这种写作方式的确像评论家王纪人所形容的“拼图游戏”。然而，王纪人认为，既然是拼图，有时就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比如在《丰乳肥臀》里，马洛亚牧师是信仰新教的，而新教教义是反对自杀的，马洛亚却选择了跳楼自杀。又比如，莫言后期的几部小说，很多人认为他用的古典形式，但里面很多分明是神幻的成分，写法上其实也并不古典。莫言的这种写作，难免会带来混乱，你不知道他到底要在作品中传达何种价值。 某种意义上正是基于此，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评论家肖鹰认为，在评价当代作品时，我们还需要对文学本身的社会文化价值有所反思。“文学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其厚度上。就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金瓶梅》和《红楼梦》，前者价值要低于后者，并不在于其不犀利，不鞭挞现实，而在于其缺少作为文学应有之义的人性理想的关照，这恰恰是文学厚度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个厚度一定要带来人性关怀，带来人性的理想，同时带来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性的爱和美的深刻呈现。” 在肖鹰看来，从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角度看，中国文学的未来还是要重现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路线。“以我自己的阅历经验来说，有两个标杆，是我们在进一步发展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要牢牢记取的。一个是鲁迅，他体现了一种彻底的自我批判的精神高度，一种自上世纪以来曾经为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所触及的精神高度。另一个是沈从文，他代表着中国文化千百年来所积淀的相辅相成的美，这种美的表面可能是软弱的，也可能是粗陋的，但是深处仍然是光华灿烂的。换言之，当代文学唯有在现代文学已有的高度之上进一步开拓，才能真正赢得世界文学的尊重。” 而江苏作协创研室主任汪政则认为，中国的文学问题不是来源于文学本身，而是来源于当代文学背后的社会，因此也并不是文学本身所能解决。而所谓文学的厚度，也并不仅仅靠文学本身能够提供。“打个比方说，但凡伟大的作家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知识。这也是一部作品能够有厚度的一个重要前提。但问题是，现在中国知识界还在生产知识吗？我们现在的知识界存在文化生产问题、价值生产问题、传统延续问题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使得丰富的知识生产非常困难。” 写作的道德感：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叙事基调 陆建德以一位美国作家的说法来阐释自己对道德感的理解。“什么叫道德感？道德感就是我们在路上看到出了交通事故，有人死了，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要先去拿一块布把他的尸体遮起来，然后圈起来不让任何人来拍，他说这就是一种道德感。然而，中国社会的情况就很不一样，在一个尸体上面，我们还缺少那么一层布。”在陆建德看来，体现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同样如此。“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物质太短缺了，这对人的道德感实际上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冲击，使得我们对很多应该能产生恻隐之心的场景，会慢慢地变得习惯。这是一种事实，但也是一种损失。” 有评论家认为，莫言早期的作品不乏为一些批评所称道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描绘，其描绘本身也充满感人肺腑的力量。在经历创作的转型之后，血腥和暴力的场景确乎在他笔下得到愈来愈多的呈现，而这与他对小说叙事艺术的探索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葛红兵注意到，莫言一直扎根在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中，他在写作中非常重视传统虚实技巧。“我以为，小说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生活的叙事形态。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作家却不屑于去学习叙事，去学习如何倾听我们这个民族叙事本身的要求，他们全部去搞西方切断式的叙事。而莫言恰恰相反，他的精神气质我觉得有点像《水浒传》。” 有评论家指出，这恰恰是莫言写作的最大特色所在，也可能是我们诉之于莫言的道德感问题的根源所在。如若以“形式就是内容”的见解而论，《水浒传》等传统章回体小说，采取那样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与其对诸如李逵“不分青红皂白一路砍将下去”的杀人场面的描写，实际上有着潜在的关联。就像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巨人传》，因为拉伯雷一开始就为小说奠定了狂欢式的叙述基调，他笔下人物那种粗鄙、戏谑的夸张表现才有了坚实的合理性。而作家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在看似偶然的表象下，其实又深藏着某种必然。因为这样的选择不仅体现了作家的思维特点，在其深层还有着民族和时代意识的回响。以此看，当代文学在如何借鉴西方，同时走自己本土化的实践中，的确有许多需要剥离和解析的重要命题。而莫言在回到传统民间叙事从中汲取养分的过程中，何以呈现出这般的叙事奇观，也正是我们需要做深层分析的课题所在。 评论家雷达认为，莫言及以他为代表的少数作家在借鉴、吸收、转化表现中国经验、中国心情，表现中国化的道路上，的确做出了可贵的探索。评论家陈冲则认为，莫言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很多作家的重要特质，就是其强烈的风格化写作。“什么叫风格化？通俗的说法就是，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故事、同样的情节、同样的主题、同样的题材，换一个人来写就会大不一样。”这种风格化的写作无论放在何种情境下，都很容易让人加以辨识。 在陈冲看来，这对于作家写作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比如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英国的狄更斯，如果你去读读他们的原作，你就能感受到强烈的个人风格。中国上世纪80年代一些作家，刚开始写作时也有自己鲜明的风格，但他们那些风格后来慢慢就没有了，以至于我们现在一讲到风格就是僵化的主义。但莫言的写作，不管他本身风格有多少变化，也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他的风格，他都不曾改变这种风格化写作的可贵探索。” 呼唤正常心态的批评盛装归来 如同一个物体，光线呈现其上，愈大的体积反衬出愈大的暗影。由莫言获奖这一事件折射出来的文学的光与影形同于此。当诺贝尔文学奖由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照进切近的中国现实，随之而来的那一束强光，恰如评论家葛红兵所说的那样，使得创作界跟世界文学对话的可能性因此而增加。而作为文学创作另一面的批评，却如同物体的那一抹暗影，光谱愈大、光线愈强，愈加显得隐没而沉寂。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郜元宝直言，当下文学批评的神经确实太弱了，一旦外面有了风吹草动，那种一锤定音的气概整个就崩盘了。“我不觉得诺贝尔奖真的改变了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评价，倒是我们批评本身冒出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批评心态的问题。”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评论家杨扬直言，当下文学批评显而易见地缺乏自主性，所谓的权威更是无从谈起。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学批评要形成统一的意见。“就具体的评论家来说，他们每个人都各有各的意见。只有这种种‘各执己见’的具有说服力的意见集中在一起，经过争论辩驳形成相对意义上的共识，才能真正展现出中国批评界权威的声音。” 而这也是当下文学批评所缺乏的。有专家认为，当下批评界欠缺一种能力，就是用多种多样的眼光、方法，去看不同作家、不同作品。相比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批评家们都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角度。他们也敢于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开研讨会一般张嘴就说缺点，而且能说得作家们心服口服。当下批评界就缺少这种气度。他们动辄就从大而空的文化角度说起，但往往说不到点子上。其实，文学批评还是得回到语言的层面上来，因为语言的差别会带来表达与接受之间的差别，语气上的差别，从中能反映出文学创作的各个侧面。而空谈文化，只能证明文学阐释的软弱无力。 葛红兵认为，时下的批评界还缺乏与世界理论界进行对话的能力，或说是尚未发展出一种真正阐释自身的写作技巧或是能力，一种真正对文学作品做出解释的理论方案。“就莫言来说，类似‘潜在写作’、‘民间写作’这样的理论叙述，是在不断接近莫言，但这种努力显然没有成为一种整体性的阐释方案。也就是说，在面对莫言这样的作家作品时，我们正处在一种理论上的循环的悖论情境之中。” 评论滞后或缺位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评论跟不上创作的需求，或创作得不到及时的阐释，并在一定程度上为读者理解，作家作品在公式化的接受过程中就容易被圣化或妖魔化。在我们当下的文学语境中，学者陆建德提出了自己的担心：面对莫言的获奖，我们就把他和其他有同等创作实力但没有得奖的作家，乃至更广泛的作家群体，在性质上，在层次结构上，都分成两种境界看待？有学者表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莫言获奖更能让我们见出批评的缺失，同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呼唤一种常态而持久的文学批评的盛装归来。 原载：文汇报2012-12-15 原载：文汇报2012-12-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