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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周作人是新文学运动中两个重要的作家。他们各自所走过的道路也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一位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愿，热忱地关切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艰苦斗争，至死都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的“堕落文人”，却终于成就了新文化运动空前的伟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另一位则从新文学运动的战场一步步地退入自己的“苦雨斋”，风流自赏，“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终于不肯反顾地走向了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国民政府委员”的位子，成为为国人所不齿的汉奸。因此，对他们的文学和人生道路进行比较，就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 事实上，也确实有人在进行着这种比较。张中行先生说：“近些年来，著文谈鲁迅的不少，谈周作人的也有一些，也许因为一母所生，又同在南京、同住北京，在文学界都有高名吧，谈兄，就常常触及弟，反之也一样。同时触及两位，就难免比较、评价。”张先生也不讳言周作人“附敌，任伪官，鲁迅没有，这方面黑白分明，用不着费话”，“比，大多是比二三十年代”。但是，比较之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兄在上海写：“惯于长夜过春时”，弟在北京写：“前世出家今在家”。结论是兄有救世的抱负，而且知后即继以行，可敬；弟则没落，安于在寒斋吃苦茶，可耻。如此评断，像是是非分明，其中不再有问题。我有时想到这方面，觉得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对世事积极，或说热，不积极，或说冷，是立身处世方面的分歧，即来于性格的不同，又来于学识方面的所见不同。当然都自以为是。据我所知，对于兄的由热而信，弟的由冷而疑，或说，兄的由信而热，弟的由疑而冷，双方都不以对方为然，并有争论，只是未过于表面化。两种态度，不能都对，从世风，定了案，说兄是而弟非。我不想表示什么意见，因为内涵过于复杂，越深入想越感到拿不准。比如说，也可以设想，时间拉长，兄更高寿，入五十年代，不能写“自由谈”式的杂感，他还那样热吗?时间再拉长，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许多秘密档案公开，他还费力印《引玉集》吗?这情况表示，在冷热方面对比两兄弟，是热而非冷，受推举的兄是未必永远点头的。 张先生非常之谦虚，一方面表示“我不想表示什么意见，因为内涵过于复杂，越深入想越感到拿不准”，但却不声不响的“证明”了“在冷热方面对比两兄弟，是热而非冷，受推举的兄是未必永远点头的”，实际上达到了扬此(周作人)抑彼(鲁迅)的目的。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