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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现代性话语的历史负担 当代中国没有哪一种话语能比“现代性”更具有影响力与诱惑力;现代文学研究由于其“出身”和人们所赋予的“责任”，都使它必然首当其冲地闯入这一领地，问题也恰恰由此产生。现代性、文学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许多看似不言自明的理论预设，实在还有不少中间环节、言说过程甚至理论前提需要进一步探讨。 人世生活里，有不少观念意识的流行，不是由于它自身的圆满无缺而被普遍接受，而是由于不断被人重复，淡化了人们的思维触角所致。因此有时我们需要回顾历史。 1951年王瑶先生出版了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中国新文学史稿》，几乎与其同时问世的另外几种现代文学史著作，比如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刘缓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也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新文学”的概念指称“现代文学”。应该说他们为自己著作的命名与其著作的文本内容做到了表里如一，白话文、新样式的文学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其他体裁和样式的文学不在此列，以此排除了作品选择上的矛盾，达到了理论和形式上的内在统一。可是，1958年前后，在举国一片“大跃进”的呼声中，情况发生了悄悄的变化，多种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问世，基本内容虽然还是那些，称谓却发生了改变。其实“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语词并不在这时才出现于现代汉语文库，钱基博1933年就出版了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44年任访秋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连名字都与后来的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二者都从晚清末年的文学讲起，大致到著作出版的年代为止这样、同样是称“中国现代文学”，具体意念却有了些许差别:一个秉承了“新”文学体系，一个显露的是时代与时间的观念。然而，既然同称“现代”，其中就有某种可以同称的理由，一种为人的意识难以觉察的意向在悄悄地发生着作用。 当文学史领域盛行“新”文学时，人们看重的是一种文学素质，“现代”文学虽然也必然看重文学“素质”，可是“新”文学意向清晰，“现代”文学却复杂得多。最浅近的事实是，当人们从某种需要出发去论述现代文学发展时，还要特别强调“我们所说的现代文学，不仅是指时代的文学，还是指一种文学的特质”;也就是说人们下意识地认同了现代文学的某种时代性。如果这仅仅是称谓上带来的不便，还可另当别论。重要的是这种“混淆”和“误用”有时还是人们的一种潜在追求。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性演变，在事实上印证了这一点。当我们翻开历史，现代文学研究的每一“新”拓展都或多或少与打开“新文学”的视界有关，从对“民族主义”作家老舍、曹禺的解冻，到张爱玲、张恨水市民文学的肯定，哪一个能离开“思想”的解放，能离开对“新文学”观念的更宽泛理解。这就促使我们不能不回过头来思索，现代新文学研究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们似乎已经发现了现代性问题给我们带来的多种难题，世俗现代性、审美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向着解决这些难题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我们看到，更多之时，审美现代性的提出没有被人当作理论的出发点，而是当作了化解现实困难的实用性工具。在现代文学领域，审美现代性被用作了充填以往不被认可的另类文学的框架，这本身就是一个误解。因为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解决不了“两种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在一个具体作家具体作品中，“世俗的”和“审美的”现代性是如何获得同时表现的?一方面我们说，“‘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特别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历史和文化其特征就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来评判一切”。这无疑是世俗现代性所指。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现代性已经或即将终结，理性、自由和正义不再是可以实现的理想目标，而是批判和超越本身”。“所以现代主义的艺术家无法接受俗世的时间进步观念，而想出种种方法打破这种直接前进的时间秩序，从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到乔艾斯的《尤里西斯》皆是如此。”这又是审美现代性的范本了。 ……………… 点击此处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