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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研究界自新时期以来，历经数番新潮的洗礼，特别是经受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系统论”为核心的文学批评方法论的新名词的狂轰滥炸、90年代中期的以文化研究为主调的概念范畴的“跑马圈地”之后，似乎对来自异域的思潮、概念等，有了一种警觉的心理，审视的姿态。按理说，这是一种进步，它标志着浮躁的中国文学研究界开始能以健全、沉稳的心态应对西方的观念了。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因喳废食、矫枉过正的倾向，近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现代性”概念及功能的质疑和责难，便是这一倾向的表现。发表于《文艺争鸣》2002年4期袁国兴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质疑》(下简称《质疑》)亦隶属于此动态。 《质疑》一文值得商榷之处有三，一是对“现代性”概念的内涵基础，即特定的“社会和思想的结构性基础”，及由此而划定的时间阈限不甚明晰；二是对“现代性”的同体逆向张力、俗称“双刃剑”的特质未能予以深层理解；三是对“现代性”能否扩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野持怀疑态度。以下逐点展开讨论。 “现代性”概念的内涵甚础及时间阈限 应该承认，迄今为止的中国学界尚未有人明确地对“现代性”的概念作过界定，因为它的内涵是宽泛的、动态的，它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等社会科学的范畴，而且随着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地拓展、反思，衍生出与现实相关的一系列新的命题。那么，是不是由此便可得出“现代性”是一种无定性的、随意性的概念呢? 例如，《质疑》一文在引证他人的观点——“唐朝成熟和风行的格律诗被称为‘今体诗’或‘近体诗’，在当时是以其现代性与‘古体诗’相区分的”之后，便提出了质疑：“这样一来，任何时代都有了其当下的现代性，现代性意念便与我们过去常用的时代性意念等同了，为什么还要为一个并不解决什么实质性问题的概念争论不休呢?”在文末，他做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文学就是现时代的中国文学，如果说我们要找出它的某些现代特征的话，那么这里所说的现代性，与古代文学中所表现的古代性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文学的一种时代特征”。即“现代性”概念和“时代性”、“古代性”是处于同一层面上，是类同的。这里，《质疑》的误读是把特殊性的概念和普遍性的概念混为一谈了。 我们之所以说现代性概念是一种特殊性的概念，首先在于它具有特定的社会和思想的结构性基础。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中，似乎早已预料到人们会在时间性上产生质疑。他写道：“现代”之语义总是与“古代”之语相对比，“古代”与“现代”构成了一种生存性的张力，但这种张力不是年代学的时间对比，而是生存样式和品质的对比造成的。虽然每个时代的人都可自称为现代人，把自身的问题视为现代问题，但这种生存性的“现代现象”的历史时间或年代学定位是没有意义的，追溯“现代”的词源用法也没有意义。因此，他想探究的并不是何谓“现代”，而是何谓“现代结构”，即一个社会和思想的结构性基础。正是这一结构使西欧近二百年的生存性现代冲动尤为旺盛，导致社会和思想形态的根本转变，并波及中国。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