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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睹诗坛之怪现状已十年有余了。这十年，诗坛真个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但这并没有熄灭我对诗歌的那份偏爱，我依旧关注为数不多的我认为的几个特立独行的诗人，杨晓民自然是其中之一。在我看来，杨晓民是那种既没有被文化压倒也没有被生活同化的具有独立立场的诗人，他的诗以高度个性化的方式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疼痛，是对人类灵魂深处最柔弱部位的抚摸。特别是他对乡村叙事的重大推进，拓展了新诗的表现领域，赋予了现代诗新的抒情质地，具有了文学史意义上的价值(见《诗探索》2001年3-4期)。至于杨晓民获奖的事，我倒从未在意过，我认为，作为一个诗人，最好让自己的作品说话，而以我对新诗的理解，杨晓民的一些诗作大概是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当然，杨晓民的诗也有许多不尽如意之处，我甚至认为，在杨晓民迄今为止创作的110余首诗作中，有很多是失败的。杨晓民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失败，他说，一个人穷其一生能写出几首耐读的诗就很不容易了，能写出一、二首有成长性(不是流传下去)的诗，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他说自己从不奢望成为一个大诗人，顶多是一个到达终点就会被人们忘记的小诗人。杨晓民在说这些话时，我想他是真诚的。按道理讲，任何人对杨晓民诗歌、对鲁迅文学奖的种种议论都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健康的文学生态所需要的。但是读完周良沛先生《诗歌的缺席与作者到位的诗奖》一文后，我感到真是名不符实，标题取得很大，初看以为是诗歌的代言人来了，仔细一看便发觉周先生胸襟、学养、评判能力令人怀疑!直说了，我感到周先生一文与正常的批评毫不相关。 周先生是根据《诗刊》推介的其中三首小诗判定“诗歌的缺席”的。对任何人任何诗歌的评价，是周先生的权利，我对周先生的这种权利给予充分的尊重。但滥用这种权利并肆意篡改原作的做法是值得警惕的。比如，在周十分用力的对《父亲》一诗的攻击中，周竟将“远比我们幸福”改为“远不及我们幸福”(本来，《诗刊》推介时，已出现校对上的错误，将“我们都是做梦的人/和被风高举的帽子”误刊为“我们都是做梦的人/在被风高举的帽子”)，这种不核对事实，随意“篡”改原作的文风让我们想起了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在谈到《长城》一诗时，周先生写道：“世界未大同，世界仍不安宁时，不论是进攻的(因为有‘征伐’二字)，还是抵御外敌之长城，简单地比作‘锈了’的剑刃之说，对于饱受欺凌的人民，是很难77苟同的”(注意，又一次盗用人民的名义)。我猜测，周先生恨不得作者把“长城”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 我可以肯定地说，周先生所引用的三首小诗并非《羞涩》中的成功之作，也非杨晓民的得意之作。《长城》一诗是杨晓民1986年初学诗的作品，《父亲》(《羞涩》首篇作品是《九月》，不是《父亲》)写作时间也较早，《喜剧》是作者的反讽大师(伪大师)之作。三首小诗并非尽善尽美的经典之作，都有可继续推敲之处。但退一步讲，即使对这三首诗，批评家们也有各自的看法。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