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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杂志2000年开设了“走近鲁迅”栏目，上半年3期，已见发表9篇有关鲁迅的文章，有回忆的、有对鲁迅思想、精神深入研究作出新解竭力颂扬的、也有对鲁迅为人为文作出审视、批评甚至作否定的，很有点热闹气氛，已越出《收获》杂志领地，通过媒体传导引起了文学界广泛的关注。人们最关注的是有人批评鲁迅。因为鲁迅曾被人封为“现代圣人”，被人比作“中国的高尔基”或“中国的伏尔泰”，这已在老一代人的认识和心理上形成惯性，现在突然有人批评甚至否定鲁迅，相当一部分人难免心灵震动。笔者读了《收获》2000年第2期发表的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林语堂的《悼鲁迅》、王朔的《我看鲁迅》，也有话要说，不妨从《鲁迅的功与“过”》说起…… 鲁迅盲目崇洋吗? 《鲁迅的功与“过”》首先是对鲁迅作为作家的小说成就作出了肯定与理解，认为鲁迅“独有的一种创造：将这文化心理，铸造成一种文化性格，一种非常的人物来”；“这种人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性人物，也不是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人物”；“全是由中国国民共有的劣根性”，“具有巨大的覆盖性”，“在鲁迅之前的文学史上，我们还找不到这种先例”，“这种人物所具有的深刻的认识价值”。他说，“鲁迅的工作并不是一步到位地直接写给大众看的”，“他主要是影响比较高层的知识分子，通过他们去影响一般知识分子，最后影响到大众”。……这些，对鲁迅的认识应该说是有一定见地的，令人信服的；对于鲁迅的评价，好像很高。 然而，作者笔锋一转，便指出：“他(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因为“这些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写过不少的回忆录式的著作”，“只要翻一翻亚瑟·享·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看一看书中那些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全面总结，就会发现这种视角对鲁迅的影响多么直接”。这些，使人明显感到这样的意思：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是拾西方传教士的牙慧。鲁迅的贡献，仅仅是将西方传教士的思想借用过来演绎为文学形象。这就促使人要向《鲁迅的功与“过”》的作者请教这样几个问题了： 1.西方传教士“写过不少的回忆录式的著作”，是当年回国后撰写出版的，还是当年就在中国出版流传的(按冯骥才先生自己说，他对此了解也不过是“时下，已经有几家出版社将传教士的这一类著作翻译出版。”)?当年鲁迅是否也很容易读到这些著作?是否有更具体的事实证明(譬如说鲁迅哪篇文章中引过哪位西方传教士著作中的话，或者在日记、信件中记到他读了哪一种，或者与鲁迅交往的人中有哪位留下当年的文字，记述了见到鲁迅读这类书的)?“这一类著作”怎么到“时下”才“翻译出版”? 2.即使有足够的事实证明鲁迅确实是读了西方传教士的书才具有“独特的文化视角，即国民性批判”的思想，是不是就不该称鲁迅思想家了?是不是就该算贬值了?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