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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陈辽，《文艺报》2000 1 11，简称《问题》)，仅据《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的总序，便推导出该领域中的四个政治问题，并要“激浊扬清，立正去邪，把近十年来已被某些人颠倒了的沦陷区文学是非重新颠倒过来”。但遗憾的是，《问题》并不清楚，十年前沦陷区文学一直是缺席的。因而“重新颠倒过来”的结果，只能是退出现在回到虚无。 于是，我在《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文艺报》2000 3 28，简称《前提》)中，主要用史实辨析的方式，指出《问题》失误的症结所在。 随后的《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认识误区》(裴显生，《文艺报》2000 4 18，简称《误区》)，决然维护《问题》所涉一切史料和所有估价的正确性，并主要转向拙文，提炼出五个与《问题》相仿的“认识误区”。加之《误区》不但沿袭《问题》中原有的错漏，而且又出现一批更为严重的史实错误，故我把《问题》、《误区》合二为一，一并加以回应。 一、 所谓“认识误区”实是为论设史关于“认识误区之一”。 《前提》提出：“沦陷区文学的主体，仍顽强地沿着五四新文学开创的道路迂曲生长，保持着法西斯主义高压一直不能扼杀的民族精神，完全有资格跻于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融入中国新文学。”《误区》加以否定。它的依据是：“敌伪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和官员并不是‘白吃饭的’”，所以其主体是“笔部队”和“皇民文学”，是“适应了敌伪需要的风月文学”等“颓废文学”。 仅据文学史常识，领域之外的人士也会发问，如果《误区》的逻辑成立，那抗战前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是什么?那台湾地区……那美国……反诘有理也有力。毕竟，文学史不等于政治制度史。然而，历史科学不相信类比和演绎。它只倚重第一手材料：历史文献和物化成遗迹的文物。 中国日本占领区文学漫漫3至50年，地域范围莽莽近万里。可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这一时空中的文学，早在抗战胜利前夕就已被打入另册。沦陷区一代作家大多在文坛上销声匿迹，有关文献被销毁或封存。在这样的背景下，沦陷区文学长期被冷落，形成了没有文学或只有汉奸文学的错觉。生机出现在35年之后，始于中国改革开放大气候下的思想解放运动。沦陷区文学走出失语状态的历程，是一个漫长的故事。了解故事梗概，或许会有助于建立得以进行正常交流的平台。 长话短说，我对沦陷区文学主体的肯定，在1994年初具雏型(见《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简称《八年》)。这是一项异常艰苦的课题。结论是在对几乎所有的作家、出版物、文艺论争、文艺活动以及各种—231—背景情况，作了尽可能详尽的个案研究之后，通过定性定量分析得出来的。同时，我把考察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日本占领区，主要是通过同时期30多位学者的其它地区性研究论著，进一步认识到，否定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等于把台湾文学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剥离出去；东北沦陷区文学的主流仍继承了民族的文学传统和“五四”文学的血脉(叶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1期)；“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抗日爱国文学”(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1995)。当然，这些论著并非全都无可商榷(见《八年》368，372页，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2期上的署名文章)。但就总体而言，是正确的。于是，在两次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作了与《前提》完全相同的表述。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