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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和评价李煜及其词作，确是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50年代中期，曾掀起一次讨论的高潮。当时，由于思想的狭隘，理论上的片面，特别是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对李煜词贬斥过分。“文革”后，清除了极“左”思潮的流毒，李煜及其词作的价值被重新发掘，并被更多人所首肯。但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既不囿于成说，又不有意拢高或随意贬损，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也颇不容易。 新近，读了王基先生的《光华千秋李煜词》(以下简称王文)，在具体作品的诊释上受益匪浅，但在总体评论李煜及其词作的价值，特别是其艺术魅力的成因探讨上，似有可商榷之处。现不揣浅薄与无知，提出来与王基先生讨论，并就教于硕学同好。 （一） 李煜在词发展史上的地位，向来是人们探讨的一个重点。曾有人称李词为“词苑国色，哀歌绝唱”，后人“难以超越”。王文则更直截了当地断定“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后人几乎难以企及的辉煜成就”，因而极力主张“应该给李煜词以名符其实的历史评价”。 李煜把词从狭窄的、虚浮的“花间派”中突破出来，扩展了词表现生活和抒发感情的能力，并且显示了词的发展潜力，使词由梅前的曼声吟唱变为言志述怀的新诗体，将词境从闺阁庭院拓展到家国江山与社会人生，提高了词的格调与品位。毫无疑义，他在词发展的初期应占有祟高的地位—唐、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但是，李煜本身并不具有“标尺”的功能，前代和后世的词人都得以他为“标尺”，把他作为“难以企及”、“难以超越”的“高峰”。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表现。它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是由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幢憬决定的，而且愈是大作家，他的作品的性质由他的时代的性质而定的这种关联也就愈强烈愈明显。 文学是有鲜明的时代性。李煜的词作是南唐末代帝王和北宋囚徒生活与思想的反映，采用的只能是词发展初期的小令这一形式。我们不能以它为“标尺”，来衡量其他时代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作家与作品，这正象既不能以杜甫为“标尺”来衡量李白，也不能以李白“标尺”来衡量杜甫，更不能以某人之长来贬斥他人之短。南宋严羽就曾指出： 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古代作家与作品的评价，应该有更高一级的融合文学理想和历史哲学的“标尺”，以便衡量包括所有古代作家与作品。而这一标尺的建立，既需要有浓厚的理论意识和深邃的历史感，也需要研究视野—社会空间和悠久时间—的拓展，千万不能只瞪住在一个或几个作家与作品身上，就作家论作家.就作品评作品。如果我们能把作家与作品放在它们产生的历史大范围内去考察，放在文学发展的长河里去评价，就绝对不会引出李词“难以超越”、李煜“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后人几乎难以企及的辉煜成就”的结论。 在评论作家与作品时，我们是必须将思想与艺术统一起来。因为任何事物、任何现象都有它自己的内容和形式，而且它们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反对将思想与艺术机械地切割，把内容与形式分离。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特别指出： 形式是富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 内容是具有形式的内容，“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形式”，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辩证统一的。对李煜词作，否定其思想内容，只肯定其艺术价值：作品“缺少社会意义，”“在艺术上……为唐、五代其他词人所不及”。这显然是片面的。我们必须反对这种只重艺术而无视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因为它无视艺术与思想内容的联系。我们认为李煜词在思想内容方面也是有突出贡献的，正如叶嘉莹两首绝句所咏和论中所言： 小令能传家国恨.不教词境囿《花间》。 悟到人生有长恨，血痕杂入泪痕新。 (李煜对)生命之短促无常，生活之挫伤苦难，皆在‘林花’与‘风雨’之叙写中，做了极为深刻也极为真切之表现；以沉雄奔放之笔，写故国哀感之情，为词之发展中之一大突破。 这与以前词人所写只局限于闺阁庭院之景和相思离别之情，在词史上，特别是小令的演进与发展上，无疑是有重大的突破。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