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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凡是出现一种新的乐府民歌，就必定有文人起而模仿，随即出现拟乐府诗的兴盛局面。从汉乐府到建安文人诗，从南朝乐府民歌到齐梁诗，莫不如此。但是这一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在初盛唐诗坛上却没有重演。隋唐之交燕乐兴起，至开、天年间大盛。而早在隋代便已产生的曲子词，却一直到中唐才有文人模仿，至晚唐五代始进入文人词的盛期。也就是说，从民间词的产生到文人词的出现，竟有一百四十年以上的间隔。造成这样长时期间隔的原因，固然可以列举很多，而初盛唐古乐府诗的相沿不衰，也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是令人疑惑不解的是：汉魏六朝的清商乐，到盛唐已经衰落，而与清商乐相应的古乐府诗却出现了复兴的盛况。这一现象又当如何解释呢?本文拟从考察初盛唐清乐的发展和乐府诗的类别等角度入手，对这个问题作一些局部的探讨。 从乐府诗和音乐的密切关系来看，盛唐清商乐的衰落和古乐府诗的兴盛，是一种矛盾的现象。在研究这二命题之前，首先要确认这一现象的存在。 关于初盛唐燕乐的兴起和清商乐(又称清乐)的衰落，不少音乐史专家都根据两《唐书》中《音乐志》和《礼乐志》的记载，以及《教坊记》、《乐府杂录》等唐人笔记作了明确的阐述。但落实到具体的作品和曲名时，清乐和燕乐之间还没有划分出一条明确的界线来。 研究者众说纷纭，关键在于区分的标准不明。我认为除了清乐近雅，而燕乐近俗这一基本差别以外，还应确认清乐与燕乐有古近之别的事实。燕乐当指隋唐之交新兴的俗乐(即以二十八调琵琶调为主的新兴乐种)，清乐则包括汉魏六朝所有的旧乐。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视燕乐为词的音乐渊源。这就需要划出时代的界线：燕乐之称虽起源于周，原来因用于宴享而得名，但汉魏六朝的燕乐与隋唐的燕乐并不相同。例如清商曲辞在南北朝也用于“殿庭飨宴”(郭茂倩《乐府诗集》)，按用途来说可称燕乐，然而在隋唐之时却是清乐的主体。而隋唐之时的雅乐有时也用于宴享，如《旧唐书·音乐志》载：“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燕设酣会，即御勤政楼。……太常卿引雅乐，每色数十人，自南鱼贯而进，列于楼下，鼓笛鸡娄，充庭考击。”可见已不能仅凭是否用于宴享这一点来判断其是否燕乐。此外，有的法曲(属燕乐)原从清乐演化而来。丘琼荪先生曾据陈旸《乐书》卷一八八所载，指出法曲由清乐蜕化： “法曲兴自于唐，其声始出清商部，比正律差四，郑卫、之间。”(《燕乐探微》)从现存法曲曲名来看，虽不能说所有的法曲都来自清乐，但确有一部分是如此。例如《乌夜啼》本为隋唐清乐，开元后变为法曲(见《教坊记》)。因此要判断某些作品或曲名是法曲还是清乐，还要看时代的先后。 当然，由于资料的不足，要准确无误地判断现存唐代乐曲名哪些属于燕乐，哪些属于清乐，是相当困难的。但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所收的十二种曲辞，大体上还是能够区分清楚的。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近代曲辞多为燕乐的说法可以成立。而鼓吹曲辞、琴曲歌辞及舞曲歌辞中的一部分能否列入燕乐，则需要再探讨。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