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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编者按：杨镰先生兼具作家和学者双重身份，这篇论文以侦探小说之笔法撰著，当年在《文学评论》发表后，曾轰动一时。所作结论铁证如山，毋庸置疑，至今读之，仍令人赞叹不已。故转载于此处，以飨读者！ 关键词 坎曼尔诗笺、文革、郭沫若、唐诗 本文专门辨析曾轰动一时的“国家一级文物”《坎曼尔诗笺》的真伪。 首先，本文将推究它的发现、发表等经过；其次，对其真伪做彻底的讨论；最后，则披露近八年来笔者针对它所做的调查与研究。如果本文的考辨过程与结论出于读者意外，绝不是笔者有意危言耸听，而那只能证明，《坎曼尔诗笺》的出现及轰动，的的确确值得我们做深刻的反思。 上篇 研究史 1971年——正好20年前，北京故宫举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两件珍贵文书，一件是唐白居易《卖炭翁》诗，署“坎曼尔元和十五年(802)抄”；另一件是写于元和十年的三首诗，署“纥·坎曼尔”。原诗是： 忆学字：古来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疲倦。我祖学字十馀载，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之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讫今皆通习为之。 教子：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早知书中黄金贵，高招明灯念五更。 诉豺狼：东家豺狼恶，食吾馕，饮吾血。五谷未离场，大布未下机，已非吾所有。有朝一日，天崩地裂豺狼死，吾却云开复见天。 两件文书由郭沫若定名为《坎曼尔诗笺》，并于1971年12月19日写下《(坎曼尔诗笺)试探》(1972年4月30日又补写了两则“追忆”)，发表在《文物》1972年第2期，又收入同年出版的《出土文物二三事》一书。由此，《坎曼尔诗笺》不但轰动一时，广为人知，而且长期使学术界受到其冲击波的影响。 迄今以来，《坎曼尔诗笺》多次展示在出版物的封面，出现在报刊杂志上，还曾被选人中小学语文课本。20年间，举凡涉及唐诗、民族文学、民族团结的书籍、辞典，几乎无一不为其拨出篇幅，予以弘扬。唐诗选本或是收人其诗(如《唐诗选》)，或是将其置于书影中(如《唐诗鉴赏辞典》)。孙望《全唐诗补逸》，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都把坎曼尔的三首诗作为《全唐诗》外的逸诗，编入书中。中华书局编《全唐诗外编》时，依照孙、童所辑，也作为“唐诗”予以收录。至于文章、著述中提及或引证到《坎曼尔诗笺》之处，更是不胜枚举。 《坎曼尔诗笺》之所以有这样高的“知名度”，除了与郭沫若的影响有关，深究之，也与其政治内容有一定联系。不能忽略的因素还有，它是在1971—1972年间“发现”的。想必每一个亲历者对“十年浩劫”都记忆犹新。《坎曼尔诗笺》完全符合现实政治的需要：歌颂民族团结、控诉阶级压迫、反击“苏修”诬蔑，具备这样的政治要素，的确非常罕见。 两件《坎曼尔诗笺》的背面也有文字，郭沫若称为“阿刺伯文或古维吾尔文”。由于郭沫若文章以诗笺作为“反修”的论据，苏联方面立即进行了反驳：文书背面文字实际是察合台文。察合台文是古维吾尔文，始创制于13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才停止使用，它与现代维吾尔文的关系，近似与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这样，它一面写于9世纪，另一面最早也只能写于此后400年。这个“时间差”只能用历史的偶然性来搪塞。 必须强调指出，历史学家张政烺早在郭沫若文章发表时，就对所谓《坎曼尔诗笺》的真伪提出过不同意见。张政烺曾在不同场合一再重申：诗笺不是唐代文书。其理由，一是文书中竟有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推行的简化字，二是文书的那种字体不会出现在明代万历年间以前，三是有些词语(如把地主称为“东家”)根本不是唐代所能有的。张政烺先生并未把上述意见写成文章，主要是以口头表达，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在调查过程中，笔者曾两次聆听张政烺的意见。 中国学者第一次(也是此前惟一一次)在报刊上对《坎曼尔诗笺》提出质疑，据笔者所知，当属萧之兴的《关于(坎曼尔诗笺)年代的疑问》。文章发表在1980年11月8日的《光明日报》。萧之兴对《坎曼尔诗笺》抄写的年代提出了疑问，指出：(1)诗笺书写的“不是唐朝通常的字体”。(2)汉字中“馕”字出现相当晚。(3)“坎曼尔”为“伊斯兰教特有的名字”，伊斯兰教于1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传入新疆。(4)汉文背后为察合台文，汉文书写应晚于察合台文的书写。(5)9世纪初回纥(维吾尔)人尚未到达新疆南部。 由于种种原因，张政烺、萧之兴的意见未受到重视，《坎曼尔诗笺》的真伪也从未成为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编辑《郭沫若全集》，张政烺又提出：《坎曼尔诗笺》是假的，《(坎曼尔诗笺)试探》不要收入全集，并将诗笺中的简化字抄给时任考古所所长的夏鼐。为此，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委派专人赴新疆作了调查，调查结果不能证实诗笺是假文物，于是郭沫若文章仍收进了全集历史编第三卷。 针对疑问陆续有人作了析疑文章，比如廖泽余《(坎曼尔诗笺)“馕”字辨》(《中国语文天地》1988年6期)；钱伯泉《(坎曼尔诗笺)新探》(《文物》1988年1期)，《(坎曼尔诗笺)和吐谷浑人》(《新疆日报》1989年7月22日4版)，《吐谷浑人在西域的历史——兼谈坎曼尔诗笺的族属和价值》(《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2期)。钱伯泉全面回答了萧之兴的质疑，并提出新见解，论点主要是：(1)西域民族习惯用硬笔(苇笔、木笔)书写，“使用这种硬笔书写汉字，必然显得笔画均匀，结构方正，近似于仿宋字。”(2)简化字是民间俗写体，并非始于20世纪50年代。 (3)诗笺的作者是“纥·坎曼尔”，不是回纥(维吾尔)人“坎曼尔”，“纥·坎曼尔”是吐谷浑族。钱伯泉不但认为诗笺绝无可疑，是唐代珍贵文书，而且是“吐谷浑文化的结晶”。 统观前此的疑问与析疑，笔者认为所谓“硬笔”写汉字必定结构方正，近于仿宋字这一说法似是而非，毫无根据。首先。《坎曼尔诗笺》当然是毛笔所书，只要认真看过原件，便可确信无疑。其次，汉字最初也是用“硬笔”，甲骨文、金文、大篆从无“结构方正”的意味；西域古文字如怯卢文，尽管使用硬笔，但字体圆转，更无方正之处。实际上今天已经没多少有人用“软笔”(毛笔)学习书写汉字，钢笔、铅笔、炭笔、圆珠笔、签字笔都属于硬笔，中小学生也从没有出现只要写字就一定“结构方正，近似于仿宋字”的现象。写什么样的字体，从来都不是由执什么笔决定的! 涉及由坎曼尔这个名字引起的问题，讨论起来则要复杂一些。坎曼尔的确是伊斯兰文化的人名，含义为“月亮”。但马合木德·哈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就有“坎坎曼纳尔”这一伊斯兰时期之前的人名，含义为英雄、男子汉、能干的人。而坎坎曼纳尔也可以译为坎曼尔。但是。把坎曼尔说成吐谷浑人，难以让人信从。《魏书》中有个吐谷浑将领叫纥拔□，而诗笺分署“坎曼尔”与“纥坎曼尔”，钱伯泉便得出结论：坎曼尔姓纥，所以便是吐谷浑族。钱伯泉的依据只是：“唐代元和以前，我国少数民族的姓氏中，含有‘纥’字的，有纥豆陵、纥奚氏……”“这些姓氏都是复音节”，即都是复姓。可又怎么能证明这个纥拔挲不是“复音节”姓氏?即便不姓“拔”而姓“纥”，就可以认定是吐谷浑了? 以上简要回顾了前此对诗笺的质疑与析疑。笔者最初完全相信郭沫若所作的论断。八年前，由于偶然机会得以目睹了诗笺原件，同时获悉，文书背面文字已被识读，确实是察合台文。但据我观察，察合台文书写时间无疑早于汉文：汉字压住了渗透过来的墨迹，而且察合台文字迹浅淡含糊，汉文则笔墨如新。从书写看，正如萧之兴指出的，汉字居纸幅正中，察合台文却有一侧直抵纸边1。 此后又进一步了解到：与《坎曼尔诗笺》一同出土于米兰古城的，还有四块写有汉文诗句的残纸，笔迹与诗笺相同，当是同一人(坎曼尔)所书，背面则写有吐蕃文。我没有见到原物，但其图版曾收入《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这四块残纸抄的是《诗经》中的《伐檀》(共两片)、《七月》，杜甫的《兵车行》，竟都是1960—1961年中学语文课本采用的古诗，我们曾反复背诵、默写过。唐代坎曼尔对古诗的欣赏标准，竞与提倡阶级斗争、突出政治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交替之际完全一样。——这，有可能吗? 以最初的疑问为起点，在对《坎曼尔诗笺》作全面考辨与调查的漫长过程中，越到后来，结论就越清楚： 它不可能是真实的东西，从内容到形式，都浸透着“现代”意识，打着阶级斗争的烙印；它不应该是真实的东西，否则中华民族一系列历史都得重写。 中篇 质疑 一进入认真、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坎曼尔诗笺》的出土、揭开、发表，其内容、书法等一切有关环节，都存在着疑问，而涛笺本身简直就是一个谜。 首先，所谓《坎曼尔诗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博物馆工作者于1959年10月，在若羌县米兰占城清理房屋遗址中发现的”显然毫无根据。这一提法首先见于郭沫若《(坎曼尔诗笺)试探》，是新疆博物馆提供的，迄今为止，从未有报刊载文对此提出修正，但它根本不能成立。 1959年10月，新疆博物馆派出工作组到南疆库尔勒专区(现归并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进行文物普查，参加者为彭念聪及小王(名字未详)。他们在当地维吾尔族民工帮助下，在米兰古城工作了十天。其经过，由彭念聪写成《若羌米兰新发现的文物》，刊载于《文物》1960年第8—9期合刊。该文是发掘简讯，不足千字，言简意赅，叙述准确清楚。当时共清理了九间房址，出土的文书主要是残片，没有一件外观与诗笺接近。 米兰古城是9世纪吐蕃的戍堡，其出土文物除了坎曼尔所自写的三首诗，抄的四首诗，米兰出土的文物、文书全部是吐蕃人的遗物。而米兰古城在9世纪以后，就成为荒原上的废墟，再无人定居。试想这两件诗笺如果真是唐代遗弃于此的文书，又怎么可能写上最早出现于13世纪——400年以后——的察合台文呢？ 其次，所谓诗笺发现时因粘连在一起，误作一件两面皆书古民族文字的文书，“1962年清理文物时，才将两件揭开，发现被粘贴的另外两面都写有汉文的抄录，是坎曼尔所书”(郭沫若《<坎曼尔诗笺>试探》)，完全不可能。两件文书由于粘连在了_起，长期被当作一件文书，则必须具有以下起码的条件：(1)两件文书至少应有三分之一左右完全能够重合的边缘；(2)两件文书合起来之后只能见到一个(至多两个)写了字的表面。然而《坎曼尔诗笺》则不具备任何一个条件。 诗笺不是两张尺寸完全一致的完好纸张，而是两张残损的、尺寸不一样的文书，这一点尤为重要。在遗址中长期合二为一，由于同一来源的自然力或人为作用，使它们的残缺必然应有一致之处，可以重合在一起。 仅用眼睛观察不能作为有无共同边缘的依据。笔者利用可以缩放的复印机，把《坎曼尔诗笺》的相片放大到原来的尺寸，并用刻刀将其刻下来，仿制了两件文书。拿这两件原大的复制品，无论你怎样拼对，也找不到一厘米可以重合的边缘。 更有说明力的还在于，把这两件文书重新合而为一，你就会发现，无论怎么挪动它们的相对位置，抄有《卖炭翁》那件都不可能将写有坎曼尔自做诗三首那件上面的汉字完全遮盖住。那样一来，只要稍有头脑的人就不会把它们误当作一件文书。换句话说：所谓合为一件的、两面都写有古民族文字(实是察合台文)的诗笺，是在有三个表面——其中两个写着多少不等、清晰含糊不一的察合台文，一个写着工整的汉字——情况下，被作为一张纸发掘(或采集)、登记、装箱、入库、修整的。这，有可能吗? 我们应该进一步对所谓坎曼尔自作诗三首的内容作些必要的分析研究，来看看他们是否有可能写于唐宪宗元和年间。 诗笺《忆学字》首句是：“古来汉人为吾师”，这里的“汉人”指汉族人。但是，问题在于我们除此之外再也没见到宋代以前西域各民族称汉族人为“汉人”的例子。汉族人自称汉人起于汉朝。在古代西行记，如《法显传》、《大唐西域记》中，有“汉地’、“汉军”等称呼，大致与《坎曼尔诗笺》同时的敦煌文书《往五天竺传》里尽管没有“汉人”一词，但多见“汉国”、“汉名”、“汉军”、“汉僧”等词汇。然而在古文书之中，我们还没有见到宋代以前其他民族称呼汉族人为“汉人”的例证。笔者认为，西域各族称汉族为汉人，出现相当晚，坎曼尔称汉族为“汉人”，只能说明他不是回纥(维吾尔族)，也不是吐谷浑2，更不可能生活于唐代。 郭沫若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之一．1971年出版过专著《李白与杜甫》，对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当然是相当有研究的。坎曼尔《忆学字》中提到的“李杜诗坛我欣赏”，这本是诗笺作伪痕迹最明显的一句，但郭沫若却为此写下：“兀和十年上距宝应元年李白之死53年、大历五年杜甫之死45年，而李杜的诗歌已为西域的兄弟民族所‘欣赏’，文化普及程度的深且广，难道不会使人大大地睁开眼睛吗?”非但不表示怀疑，还大为赞赏。 研究唐代文学的人都知道，本来无须特别着重指出的一个事实是：李杜在世时，时人对李杜(尤其是杜甫)远不像今天那样重视。以李杜作为唐诗最高成绩的代表、唐诗的代称，是李杜去世很久以后的事了。这一点，在唐人选唐诗中反映得十分清楚。 选于盛唐的两部权威性选本——《河岳英灵集》、《国秀集)均一首杜甫诗未收，前者选人李白诗13首，但编选者所推尊的是以常建为代表的诗风。《中兴间气集》所选为至德到大历年间的诗，编选者高仲武竟一首未选李杜诗。中唐姚合(生于775年，卒于854年以后，与坎曼尔同时)编《极玄集》，起于王维。终于戴叔伦，也是一首李杜诗未选。到晚唐韦庄编《又玄集》(编成于唐昭宗光化三年900)，才首次以杜甫、李白置于卷端。这就好比钟嵘在其《诗品》中，仅将陶渊明列于中品一样，李杜(尤其是杜甫)为人们普遍承认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比较、思考阶段。以李(白)杜(甫)作为唐诗最高水准的代表，在坎曼尔的时代，仅为个别有识之士所倡论，远没有为一般人所接受。坎曼尔写诗笺的时候，新疆东部早已为吐蕃占据，中原与西域交通阻断已有数十年之久，连改换年号的消息都不能及时传到西域，坎曼尔身处闭塞、偏远的米兰，怎么会有如此惊人的远见卓识，就以李杜作为唐代诗坛的代称了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已将全部唐诗(包括《全唐诗》及《全唐诗外编》)输入了计算机。1989年9月，笔者请求利用计算机对唐诗中的“李杜”、“诗坛”、“欣赏”、“东家”等四个词语进行检索。关于“李杜”，基本内容已包括在上述讨论中。下面专门分析一下“诗坛”、“欣赏”、“东家”三个词语的检索结果。 “诗坛”，检索结果是：“见外下册三十卷466页13行”，即见坎曼尔《忆学字》诗。可知唐诗中从无“诗坛”这一词汇。 “欣赏”，检索结果除《忆学字》，尚有一例：孟浩然《同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亭》，诗云： 侧听弦歌宰，文书游夏徒。故园欣赏竹，为邑幸来苏。华省曾连事，仙舟复欲俱。欲知临泛久，荷露渐成珠。 再对第二联作具体分析，可知其“欣赏”含义与“李杜诗坛吾欣赏”中的“欣赏”并不一样。后者的“欣赏”完全等同于现代汉语的用法，而“故园欣赏竹”则决非如此。 “故园欣赏竹，为邑幸来苏”是五言律诗的一个对句，上下句的句式是对称的。下旬“来苏”是“后来其苏”的省略语，语出《尚书·商书》，表示商汤征讨之处大施仁政，后来借指君主出巡或与民休息，已成为唐诗中的常见典故。孟浩然此诗的“来苏”指与民休息。这样，上述对句应分解为：“故园-欣-赏竹，为邑-幸-来苏”，是以“赏竹”与“来苏”相对应，“欣”是欣然的略语。 “东家”情况略复杂一些。《坎曼尔诗笺》中的“东家”是财主(佃农、雇农所依附的人)之意，唐诗中“东家”一词并不罕见，必须将它们检索出来，再分辨含义，看看唐人是否已将“东家”理解为财主。由于“东家”使用频率颇高，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出例句，这里只能择要介绍一下分析的结果。 唐诗中的“东家女”(有时也简称“东家”)，源出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实指邻家的美女，或径指美女、行为不端的女子。唐诗中的“东家丘”(有时也简作“东家”或“东丘”)，源出孔子居鲁，西邻不知其为谁，对人仅称“我东家丘”这一传说，见《文选》卷三十一《为曹洪与魏文帝书》的唐人张铣注，喻指怀才不遇，受到轻视，也可径指邻家。晚唐温庭筠《常林欢》有“东家呃喔鸡明早”，其“东家”是指隐居地的邻人或居停主人，这一用法应该与东晋谢安隐居东山的典故有一定联系。总之，在唐代，“东家”大都含有邻人、女性、隐居等潜在的含义，但除《诉豺狼》外绝无一例含有财主之意。 综上所述，能写出《坎曼尔诗笺》的，肯定不是生活在唐元和年间的人。除了其语词并非唐人所习用，元和十年前后中西交通早已阻断则是更有说服力的反证。 “丝绸之路”是沟通中原与西域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交流的古道，从总体来说这一提法是正确的，但如果就“丝绸之路”历史作宏观的考察与研究，就会发现这条中西交通命脉并不总是畅通无阻的。从坎曼尔父祖学汉字，直到他写下《忆学字》等三首诗、抄出《卖炭翁》，却正处在“丝绸之路”已被切断，中原的信息、文化不可能及时顺利传到西域的特定历史时期。而且，就在坎曼尔在诗中控诉东家，教子读书时，回纥(维吾尔)还没有进入河西及新疆南部，其牙帐远设在□昆水上游，即今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 自唐玄宗天宝末年爆发“安史之乱”，此后“丝绸之路”的咽喉——河西走廊为吐蕃占据，切断了西域与唐朝旧有的联系。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唐代在西域仅存的据点成为孤悬绝域的飞地。一个较长的时期之内，朝廷甚至不知安西四镇及伊州、北庭节度使的存亡，而阻断于塞外的唐四镇留后郭昕、伊西北庭节度使曹令忠多次派人设法与朝廷取得联系，但都半途而废。直到建中二年(781)，西域的使者才经由回纥地区(今蒙古草地)绕道抵达长安，报告了塞外实况。自8世纪60年代起，在河西、陇右站住脚的吐蕃开始进一步攻入西域，而米兰正是吐蕃在天山以南的重要支撑点。这，正是坎曼尔祖父以汉人为师“学字”的时期。 天宝十载(751)，京兆人车奉朝随唐朝使节出使罽宾(今克什米尔)，因病滞留于犍陀罗国，后在当地出家，法名悟空。三十余年后，悟空取道西域赉经回国，路径疏勒、于阗，由于塔里木东端已为吐蕃侵据，他避开且末、若羌，又折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沿的安西(即今库车)。此后，越过天山冰达坂到达天山北麓的北庭(今吉木萨尔)。在北庭，正值朝廷派出的四镇北庭宣慰使段明秀抵达此地，为唐朝军民带来了朝廷的意旨。段明秀同样是避开原“丝绸之路”所必经的陇右、河西，历尽艰辛，取道回纥地区才来到西域。贞元五年(789)，悟空离开北庭，与北庭派往中央述职的奏事官、节度押衙牛昕等结伴还京。“当为沙河不通，取道回鹘路”，而那时占据蒙古草地的回鹘(即回纥)并未信奉佛教，为减轻阻力，悟空忍痛把自印度请回的梵文经典全部留在北庭龙兴寺。对于自“西天”求经的僧侣，半路舍弃经典无异于舍弃生命，悟空之所以做出这一抉择，当然与河西阻断，中原与西域早已不可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分不开。悟空的上述经历都载入圆照所写的《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一些文献中又将其题为《悟空入竺记》——这正是坎曼尔父亲在世，“学字十二载”的时期。 此后，唐朝在西域的飞地一一失守，回纥自蒙古草地向西南，吐蕃向西北发展，填补了西域的政治真空状态，天山以南的塔里木地区为吐蕃占据。终于唐代，塔里木的变化，只是回纥、吐蕃势力的消长而已。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怎么能想像坎曼尔有“通习”“李杜诗坛”，“学之十三载”的条件；而坎曼尔又怎么能具有如此超拔的预见性及鉴赏能力，居然“超前”地以“李杜”作为唐诗最高水平的代表，能在元和十五年亲手抄录白居易写于元和四年的《卖炭翁》?毫无疑问，白居易在世时其诗可以传至新罗、日本，却无法及时传到西域。 行文至此，我们其实把该说的都已陈述清楚： 《坎曼尔诗笺》的出现，使一系列早有定论、眉目一清二楚的问题变得疑窦丛生；如果它能成立，那么许多事情都得发生逆程序的盲动。为诗笺析疑的人不知是否想到过，解答疑问，还有一条最简单的出路，既在诗笺自身的真伪上去找解疑的钥匙。 下篇 证伪 自1987年开始，笔者着手调查《坎曼尔诗笺》发现、发表以来的有关情况。之所以在做抽象的考辨的同时，又四次远赴乌鲁木齐，进行具体的调查，主要是不满足于从理论上否定它，还要找出它是伪造品的直接证据，拿一个句号去换取许多问号。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们从事的调查都是十分必要的，它使我们能够不只是絮絮叨叨地反复提出疑问，而找到了《坎曼尔诗笺》真正的“作者”，弄清了它是在何时、何地、由什么人写出的。 1．发现经过的调查 我们的调查证实，1959年10月米兰古城发掘的主持人彭念聪从未以诗笺的发现者自居。在调查过程中，他详细介绍了当年的情况，所获文物一律编了号，并由他亲自打包、装箱、运回博物馆。自装箱后，再未接触这批文物。次年彭念聪下放到玛纳斯县，1962年回乌鲁木齐，1963年调到自治区新华书店，工作至今。 “文化大革命”中，博物馆保管组负责人S找彭念聪要米兰发掘的原始记录(如平面图、笔记等)，但他没有保留这些资料。郭沫若《(坎曼尔诗笺)试探》发表后，曾让彭念聪再回博物馆，回忆米兰工作情况。彭念聪态度一直是：如果当年那批文物的入库流水账有记录，那诗笺就出土于米兰。没有，则否。 ——入库登记账上有没有诗笺呢?笔者就此做的调查证实：《坎曼尔诗笺》的原始入库记录根本不存在。目前在入库登记表上的7853号文物(坎曼尔自作诗)及7854号文物(《卖炭翁》抄件)是20世纪70年代初补入的，没有与1959年入库的米兰出土文物登记在一起，不但相隔若干页，编号也不衔接。所谓出土时合为一件的诗笺，竟然是在没有做人库登记的情况下出现在博物馆的。而且，由于1959年是误为一件文物而入库(1962年才揭开)，如果有，也只能是一个号码、一件文书，怎么能登记作两个号码呢?即便诗笺真出土于米兰，它必然得具备一系列特殊性，使发掘者、库房管理员在发现、包装、清点、入库时都恰好忘了做必要的登记。这样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呢? 与入库登记相比，它为世人所知的过程同样耐人寻味。 据原新疆博物馆工作人员贾应逸介绍，诗笺正式出现的经过是： 林彪发布“一号通令”之后，因为要战备，便往“三线”疏散文物。我和沙比提、L等几个人在博物馆库房里挑选一二级文物，准备送到若羌。 这时L提出：米兰出土的文书，写的有唐诗，该作为重点转移。“东西在哪里呢?”我们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更没见过有这件文物。L领我们去找库房保管组组长S，找到放文书的柜子，可怎么也找不到钥匙，就把柜子的锁撬了。在场的就是我、沙比提、L。拿出文书，果然有唐人写的诗，还有几片小的，写着《诗经》，记得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后来，由陈婉仪护送到若羌。由于天气太热，樟脑都化了。等打仗的风不那么大了，就又送回乌鲁木齐。 贾应逸的回忆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1)在第一次有见证人在场情况下拿出文书时，几片小纸(《诗经》、《兵车行》)与诗笺是放在一起的。(2)当时在场的，除她、L、S，还有沙比提。 《(坎曼尔诗笺)试探》说，诗笺发表时是粘在一起的，到1962年“清理文物时，才将两抄件揭开，发现被粘贴的另外两面都有汉文的抄录”。这一提法，是新疆博物馆提供的，而且郭文写成后，曾送到博物馆，请大家提意见(据1988年12月7日李遇春谈话)。 所谓揭开，是当时博物馆保管组组长S做的。第二次访问时，S介绍了有关背景。S说：“我是初中文化程度，1956年支边一来就分到博物馆。1960年下半年调到保管股(后来叫保管组)任副股长。到任后，我开始清理库房。我是第八任保管组的负责人，库房比较乱。大约是1962年，在米兰出土文物的箱子里，见到一份文书，两面都写有民族文字。我对着阳光一照，发现里面还有字。于是我把它浸湿了，就揭开来。” 当“备战”之风消歇，诗笺随疏散的文物又送回乌鲁木齐后，曾在新疆自治区展览馆二楼展览厅展出过。(这一点，是李遇春面告的。李遇春说：“‘文化大革命’后，博物馆一度撤销，我们并到展览馆上班。我是在展览馆二楼展厅首次见到诗笺的。我问‘它是哪儿来的?’说是从博物馆拿来的。我感到很奇怪，我怎么从没听说过、见过它呢?后来北京办展览，就送北京了。”) 关于诗笺送到北京参展的过程，据调查是这样的：北京要求各省送重要文物展出，新疆由沙比提等人先送了一批。沙比提在北京时，接到博物馆的林福才打的长途电话，说又发现了几件东西，很重要。此后，由博物馆的军代表王顺德(女)把这几件重要的文物(包括诗笺)带到北京。先由当时负责文物工作的王冶秋看过，又找了一些专家看，并立即送给郭沫若。郭沫若要了解诗笺的发现经过，沙比提也不清楚，又打电话给新疆。 据我们以上的考证与调查，所谓《坎曼尔诗笺》不可能于1959年出自米兰，不可能曾因粘在一起，而被当作一件文书，其内容不可能是唐代“坎曼尔”所写，“坎曼尔”其人其事也不可能存在。 文书是由自治区博物馆负责人沙比提(维吾尔族)经手送北京展出的，沙比提却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了这两件一级文物。 中央民族学院的艾买提确证诗笺背面为察合台文。察合台文写的是一组(至少有七八个)地名。前些年，沙比提与自治区古籍办公室主任库尔班外力等人，去新疆南部调查《突厥语大辞典》的作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墓地，来到喀什专区疏附县的乌帕尔乡。沙比提正好带着《坎曼尔诗笺》正反两面的照片，结果他意外发现，诗笺背面察合台文书写的地名，一个不少，全位于乌帕尔村附近。实地调查证实，这些地名全是当地知名的玛札(伊斯兰教的墓地)，而墓主都与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同时代，即11世纪喀剌汗朝。从背面的察合台文的特点来考察，它们的书写不可能早于17世纪。其明证是：每个玛札都冠以“布兹勒库瓦”(圣人)这一称呼，并且含有准噶尔蒙古修辞特点。这使沙比提联想到一件往事。 1957～1958年，沙比提在新疆南部做文物普查，当时共下去两个小组，其中一个正好也在乌帕尔村工作过，并且写有正式的工作报告。他们在乌帕尔的古玛札中见到很多写了字的纸，曾选择了若干完整些、古旧些的带回乌鲁木齐，并交给博物馆的库房保管。沙比提认为，所谓“坎曼尔诗笺”很可能有人利用了他们从乌帕尔玛札带回的旧文书写上去的。 2．诗笺“制造”过程的分析与调查 诗笺如果是后人伪造的，那么究竟是由谁、在什么时间、什么背景下干的呢?这个问题是我们在考辨《坎曼尔诗笺》真伪的过程中，曾反复思考过的。 为此，我们专门研究过新疆地区伪造文物的情况。19世纪中叶以来，新疆的文物尤其是文书引起了举世的瞩目，“找宝”成了一项主要副业，伪造文物的“行业”也应运而生。19世纪末，和阗竟出现了伪造文书的“生产线”，一开始，作伪者以真文书为蓝本仿造文书，并大受欢迎，几乎都被欧洲最主要的博物馆收藏。后来他们失去了耐心，开始随心所欲地“发明”某些西域古文字文书，而且其伪造的字体多达12种，使英国等国家协助解读这批神秘文书的东方学家绞尽脑汁，终于一筹莫展。奥利尔·斯坦因在其《沙埋和阗》一书中，就拨出专章介绍了他与一个主要文书伪造者斯拉木·阿洪的斗争。由于斯坦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以此后伪造文书的“行业”一蹶不振。但直到五六十年代，从各种渠道收集到的西域文书中，仍不时可见纯属伪造的古文书3。 应该指出，文物作伪，纠其本源，主要是为了得利(个别也为了得名)。不为个人名利的作伪是否可能呢?在特定历史时飙是完全可能的。 由于我们已证明：所谓诗笺曾粘在一起，被误当作一件文书，是毫无可能的假话——关于诗笺一系列假话中的第一个，那么可以肯定，所谓将诗笺揭开的1962年就应该是诗笺作伪的大致时间。 这时，除了见诸报刊的文字资料，我们并不了解有关诗笺的任何背景，而从一开始调查，疑点大都与L有关： 在1969年的冬天战略疏散之前，只有L与s知道有诗笺这么两件文书。 确定一级文物时，是L提出尚有诗笺存在。 是L领贾应逸等人从尘封错杂的库里找出了诗笺。 不过，在设法见到了L的字迹(为了便于比较，特意分析了他写于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字迹)之后，我们放弃了这个判断。事情不会那样一目了然。从字迹上看，L不是直接书写诗笺的人，他的字迹与诗笺迥然不同。 于是，我们进一步推测，L还应该有一位“合作者”。在比较了有关人的笔迹之后，我们认为这个“合作者”是S。 S是库房保管组负责人。据称是他揭开、从而发现还存在诗笺这一“奇迹”的。20世纪60年代初，他与L都住集体宿舍，吃食堂，而且由L教S文物考古知识。 我们在调查中获悉，博物馆的资深工作人员，如吴震、贾应逸等早在当初——诗笺一面世——就注意到其字体与s十分相似。这，就涉及到所谓诗笺被描过的问题。 ． 有关的人一再提到，S曾承认他描过诗笺，并以此作为对人们认为诗笺字迹与他相似的回答。在第三次与S谈到诗笺时，S也告诉笔者：揭开后，发现字迹较模糊，L就对S说：“你给描一下，我眼睛不好，看不清。”于是，S在L的具体指点下，把不潮楚的地方描了一下。 L自称眼睛不好，要S代描。但描什么地方，还得靠眼睛不好的L一一指点，这合乎情理吗?再有，所谓描，当然是依照唐代回纥人坎曼尔的笔体重新勾画，怎么描完竟与S的字体如出一辙了呢?这听起来就像外国留学生描柳体“红模”，描完竟成了外文一样!而且笔者十分仔细地直接观察过诗笺原件，其笔迹完全是一次性写上去的，绝无任何描过的迹象! 另外，诗笺有个被忽略的特点：两件文书都是每行20字，横平竖直，十分整齐，似乎是影格抄写的。但，《忆学字》第一行“为人学字不疲倦”抄漏了“字”，又将“字”加在“学”与“不”当中，从而使该行实际只占了19个格位。对此惟一的解释只能是：抄写者必是据别人另纸写就的“诗笺”，一字不易地抄，哪怕掉了字，宁可空格也不去变动以后的字序。这证明抄写者与作者并非同一人。 分析至此，我们的推理已在调查中完善起来。所谓“坎曼尔诗笺”实际应是L所写，由s抄到自乌帕尔拣回的两张残纸上。 3．直接证据的发现 1990年12月至1991年元月，笔者再次来到乌鲁木齐。在作新的调查之前，获悉L已于去年去世。为不把这个“谜”留给后人、交给历史，在没有人证情况下想弄清诗笺真伪，只有两个办法：(1)做C－14鉴定；(2)做笔迹鉴定。当然，我们仍然寄希望于人证。 在与S长谈时，笔者尽可能详尽地介绍了有关的研究与调查，也没有隐讳做笔迹鉴定的准备。听我讲完上述内容，S终于谈出有关“诗笺”的真相，并归纳为书面材料。下面，除了仍隐去当事人姓名，一字不易地照录原文： 新疆自治区博物馆从西大桥搬到现址以后，L同志就曾叫我代抄过诗篇。大约是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之间，一次L来找，让我把一些诗句抄在两张残纸上，他还把要抄的内容用另外一张纸写好给我看。抄这个做什么用。我并不知情。大约十年以后，想不到它竞成了“文物”，印在书的封面上。他当年写诗的纸也没有保存下来。为了不继续贻误后 人，我便把上述情况告诉了杨镰同志。所谓“坎曼尔诗笺”，是我应L之求，无意中书写的。(签名) 至此，一切关于诗笺的疑问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当这一页终于翻过去时，留给我们的，却是深深的反思。 4．余论 读者很容易由此联想到的问题是：诗笺这样一个拙劣的伪品，怎么可能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使郭沫若等专家学者都信以为真了呢?这一切，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在《(坎曼尔诗笺)试探》中，郭沫若曾以所谓坎曼尔抄的《卖炭翁》与敦煌遗书中的唐人抄本相比勘，校出近十处异同，并发现在这些地方坎曼尔所抄《卖炭翁》都与敦煌唐人抄本不同，而同于今本。其实，这明明就是所谓“坎曼尔诗笺”断非唐人文书，而出于今人之手(即直接抄自五六十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的证据之一，但郭沫若却由此得出诗笺“直可称无价之宝”的结论，并倾心称颂： 坎曼尔这位兄弟民族的古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既抄存了白居易有进步意义的《卖炭翁》，又还有他自己做的痛骂恶霸地主的《诉豺狼》，有这双重保证，无论怎么说，他应该是一位进步的积极分子，还有他那种民族融洽的感情也是高度令人感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在他的心坎中，看来是完全冰消雪化了。 时过20年重读这段充满政治激情的文字，不禁使人哑然失笑。但又使每一个“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包括我在内，心头都凝聚起沉甸甸的负疚感。不管以后怎样评价它，这一切全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今天再去追究任何的个人的责任，都背离了我们花费这样多的时间去为诗笺辨伪的本意，使这样相当严肃的工作成为一出历史闹剧的谢幕仪式。 《坎曼尔诗笺》的出现、轰动，都有其特定的背景，与历史上其他伪品相比，它的幸运与不幸，反映了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不幸与幸运。我们所做的，只是一件具体文书的辨伪工作，它之所以是必要的，还在于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 本文撰写过程，宿白先生曾多次给予指教，特致谢意!并向与笔者接谈过，对这一课题表示过关注的师友致以诚挚的感谢! 注 释 1 这表明，写上察合台文后，纸的一边曾被裁去了一条。再写汉文时，就在裁去的纸幅上重新占据了居中的位置。 2 “古来汉人为吾师”也绝不可能出自9世纪的回纥(或吐谷浑)之口。张政烺针对诗笺说过，将财主叫“东家”显然受到《白毛女》影响。可以说，“古来汉人为吾师”使人想到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的普及。 3 参见笔者所著《荒漠独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第2版。 原载：《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