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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坊刻各种古文选本多收《陋室铭》一篇，各本皆署刘禹锡作；而传世历代各种刻本之《刘梦得文集》、《刘宾客集》等，无一本载其文者。故久疑其不出自刘禹锡之手。1996年春，在一次座谈会上偶发此论，并写小文略申己见(拙文载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惟行文之际，既欠深思熟虑，又未稽考古籍，实不够谨严，故不久即遭人驳斥。驳我者据后世晚出文献，谓“陋室”云者在唐之和州(今安徽和县)，且有柳公权所书铭文刻石，惜所列各项证据均已久佚。鄙意既无实物可以征信，则此《铭》作者为谁，仍属悬案。至1996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之《文史知识》第六期，发表段塔丽君大作《〈陋室铭〉作者辨析》一篇，据《新唐书》卷129《崔沔传》，谓《陋室铭》乃崔沔所作。今按，《崔沔传》篇末云： 沔俭约自持，禄稟(癝)随散宗族，不治居宅。尝作《陋室铭》以见志。子祐甫，至宰相，别《传》(即《新唐书》另外有《传》)。 段文云：“虽是几句简短的记载，却明确告诉我们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崔沔……才是……《陋室铭》的真正作者。” 但《新唐书》所记崔沔事迹，尚非第一手材料。崔之生平及作《陋室铭》事，始见于颜真卿所撰《崔孝公陋室铭记》(《四部备要》本《颜鲁公集》卷五。原《记》题目长达三十三字，今据《颜集·目录》，仅七字)。这篇文章不仅记崔氏一生事迹详于《新唐书》本传，且对崔撰《铭》刻石过程写得也很细致。崔初在长安做官，未买宅；后留守洛阳，才有自己的房产。颜《记》述崔氏“买宅”： 公既留司东都，遂鬻所乘马，就故人监察御史张□子深河南府崇政坊买宅以制居，建宗庙于西南。维先太夫人安平郡夫人堂在宅之中，俭而不陋，净而不华，六十余年，榱栋如故。……堂之北五步之外，建瓦堂三间以居之。杂用旧椽，不崇坛，无赭垩。……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捐床帐之后，公徙居他室，或在宾馆，而无常所。 颜《记》所写虽为洛阳宅第，亦可见崔沔在住宅方面是不讲求排场的。想象他居长安时所赁宅第也不会太侈丽。颜《记》接下来便细写崔氏撰《陋室铭》及刻石经过： 为常侍时，著《陋室铭》以自广。天宝末，子孙洒扫，贮书籍剑履而已。逆胡再陷洛阳，屋遂崩圮，唯檐下废井存焉。……(嗣子)祐甫……永怀先德，……乃刻《陋室铭》于井北遗址之前，以抒所志。……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一、崔拜左散骑常侍，在唐玄宗开元十四、五年之间(据颜《记》)，则《陋室铭》当作于此时，而崔时在长安。二、崔氏第一次充东都副留守，在开元十六年(据颜《记》)，其所居宅第，是卖掉乘马而购买的故人之子张□的旧宅，其址在洛阳崇政坊。颜《记》所说的“六十余年”，应指从张氏建宅时算起的时间。三、《铭》之刻石，是崔祐甫在安史乱后大历年间所为，其石在旧宅废井以北、遗址之前。下距颜《记》之作于大历十一年孟夏，相隔不会太久(颜《记》篇末著录了作文的年月)。 然后我们再来读一下传世的凡八十一字的《陋室铭》，看看文中的描述与崔之生平是否相合。一、崔作《铭》时官左散骑常侍，所居即使很“陋”，也不会出现“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景象。二、崔一生居宦途，且屡被迁摧，无论史《传》和颜《记》(包括颜《记》所引述的崔颂所作的崔沔《行状》及李华所作崔的《文集序》)，都看不出崔沔有恬退归隐思想，则《铭》中以初隐后仕的诸葛亮、扬雄自况之语便有点所拟非伦，不相关涉。三、崔既为显宦，又受到唐玄宗宠眷，即使退朝燕居，也不会说出“无案犊之劳形”的话(我前撰小文，已指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二句近于村学究语，与崔之身分地位亦不相称)。我们应该相信“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观点。然则传世之《陋室铭》，其著作权是否确属于崔沔，也还是可疑的。我们说此《铭》为刘禹锡所作固无确据，即使说是崔沔所作，亦不免有启人疑窦之处也。 但我前所撰小文谓此《铭》疑出于明人之手，亦属臆测。稽之载籍，写作时间似应在明代以前。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兄读拙撰小文后，曾有函致我，今节录于下： 元至顺间建妥椿压书院刻本《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前集卷六《胜迹类》： “刘禹锡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凡山岳之广，河海之大，……(下略)”“凡山岳之广”以下似非刘氏之语，盖编书者仅引其四句为证而已。 未几，毅中又见示云：“《国色天香》卷二上《搜奇览胜》收《陋室铭》，不题作者。”据以上诸书所引，我们似可初步得出结论：一、盛唐开元时崔沔曾撰《陋室铭》，至大历年间，其子崔祐甫以之刻石于洛阳旧宅遗址；今传世之八十一字所谓刘禹锡作之《陋室铭》，是否即崔作，尚有待进一步征信之，理由已见上述。二、在宋代以前，以《陋室铭》为刘禹锡之作并无确证。后世据传闻追记之词，谓是刘作，皆有待进一步核实。三、宋元之际(《事林广记》成书当在宋末，惟元代又有增补)，始以“山不在高”四句为刘禹锡语，却未点明出自《陋室铭》。四、《国色天香》之编纂者题吴敬所，乃明代人，虽引《陋室铭》全文而未题撰人。可见由宋至明，其文虽见著录，犹未完全坐实为刘禹锡所作。然则《刘梦得文集》、《刘宾客集》之不载其文，良有以也。 退一步言之，假定今所见八十一字之《陋室铭》果为崔沔之作，而所以误为刘禹锡者，以崔与刘皆尝为太子宾客，而刘亦曾寓居东都。崔沔是从政官僚，位虽显而后世知之者少；而刘禹锡乃文学家，是中唐诗人中的大家，其为太子宾客又人所共知，或因此而致误，殊未可知。总之，鄙意以为，今所见《陋室铭》实不类唐人作品。如确信其为唐人手笔，则宁信其作者为崔沔，亦不宜属之刘禹锡。至于说“陋室”在和州，而柳公权且曾手书刻石，除非我们从出土文物中得到确凿证据，否则不足以只凭晚出追记之说而予以承认也。 原载：《文学遗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