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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西方知识的引进一直是中国文艺理论界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它不断产生新的话题、热点和“生长点”，造成了文论界不间歇的繁荣与繁忙。但在今天，文论界却表现出了一种普遍的失望和沮丧情绪，以往那种更“新”更“后”的神话正在破灭[①]，道路似乎已到尽头。眼前唯有属于我们的现实和问题，而没有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这种境况，就是近两年有学者提到的文论“失语症”。(本文主要参照:曹顺庆《文论失语症和文化病态》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二期;曹顺庆等《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载《文艺研究》1 996年第二期)。虽然批评和非难一直伴随着引进的过程，如此尖锐地指斥西方文论的文章却并不多见。与人文精神讨论等相似，这些文章表明了中国知识界反省20年来的学术研究、进行独立言说的企图。然而，其中或隐或现表露的某些观念，却正是许多年来文论瘤疾的一部分，如果习焉不察，反以之作为自省的标准，势必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本文意在就此问题及相关概念作一简要的辨析，以求为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提供参考。 一、失语:话语与言说 “失语症”这一借自医学和语言学的概念，在曹顺庆先生的文章中是指“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②]简言之，失语就是失去了“话语”。综合曹文中的相关论述，意思很明确: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文论研究，说的都是别人的话;而要想说出自己的话(“在世界文论界说出自己的主张，发出自己的声音”[③]，就必须“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④]，在21世纪这个“世界各民族文化大对话的时代”，“为世界贡献一套新世纪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⑤] “话语”在曹文中频频出现，显然是一个关键词，要弄清“失语症”，可以由此入手。根据曹文，我们先要立足现实建立一套文论“话语体系”，然后才能用这套话语去言说，并回到文学批评实践中“检验其有效性与可操作性”[⑥]，这其实是一种“实践一一理论—实践”的认知模式，其着眼点在于理论(尤其“体系”)。通过等量代换，可以发现，曹文中的“话语”大体即相当于 “理论(体系)，”而我们失语，也就是失去了我们的理论体系。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患“失语症”，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运用现有的词汇和语法规则，而是因为根本没有合适的词汇和语法规则可用:我们不能“言语”，是因为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语言”! 不知道这样是否曲解了曹先生的本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曹先生的“话语”至少在用法上与福柯等人的“话语”并不相同.最起码，如果将福柯《知识考古学》中的“话语”换作“理论”或别的概念，其旨意无疑将晦暗不明，甚至根本就无法展开[⑦];而如果将曹文“话语”换作“理论”，则不会有太大的妨碍。正因为此，当我们带着对福柯“话语”的印象(或多或少，这无法避免)去解读曹文时，很容易就会忽略、混淆一些关键性的东西。 实际上，将人们公认的理论、知识、思想以至真理称为“话语”，首先就是一个反讽。它意味着将以上现存秩序表面上所具备的绝对性、普遍性、恒久性悬置一边，并要求对其前提、结构进行理性的重新分析和检验。在此意义上，“话语”不仅不能与理论、知识、思想等概念混同，而且正是对以上概念的怀疑和批判，是对以上概念所隐含的肯定和独断倾向的预先否定。因此，“话语”这一名称隐含着一种冷眼旁观的立场，它更适宜指称既定的理论、知识、思想等有待反思的思维成果，而不大适宜指称我们自身尚未成形并得到广泛承认的理论—我们正要去表达、确认并置身其中，而非预先拆除、分析和检验。 以上区分或许过于书呆子气，毕竟我们并非总有必要在同样严格的意义上使用一个词语。但我挑剔曹文的用词，还有更深一层原因。我以为，“话语”和“体系”是相互抵触的两种东西，所谓“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只是一种虚妄的说法，而这一说法背后所隐藏的，正是导致80年代末以来文论失语的根本观念. 保罗·利科尔认为，“话语是一种说话的事件”，“话语是瞬时和当下实现的，而语言学的体系实质上是在时间之外的”，“语言没有主体，而话话则通过一套复杂的指示物……而反过来指示出它的说话者”[⑧]。在这里，“话语”就是面对具体语境的言说，而绝非普遍适用的体系。语境、说话者，听话者是话语行为的三个构成要素 (它:“不仅有一个语境，而且还有一个其他的人、另一个人、一个它面对的谈话者”[⑨])未对这三个方面作具体的考察，就大谈建立自己的“话语”(并且还是“话语体系”)的计划，只能叫人对此类“话语”的话语特性表示怀疑。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