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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救》文的理论观点有一定现实针对性，但它从一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出发，实际上完全否认了文化批评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导致了其理论上的一些偏颇和自相矛盾之处。应提倡多元的文学批评，以利文学批评的繁荣和深化。 关键词 文化批评 文学批评 二元思维 多元共生 《文艺争鸣》(98.1)刊发(《新华文摘》98.4摘登)了路文彬先生的文章《救救文学批评—让文学批评回到文学》(以下简称《救》文)。文章惊呼:“我们的文学批评正变异为一种文化批评”、“今天文学批评对自身的此种行为则实属自觉和主动，倘若我们袖手旁观，任由这种向度蔓延下去，极有可能的是，我们将会亲眼目睹到文学批评的消亡，这绝不是耸人听闻”，并呼吁:“救救文学批评!” 文化批评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危害真的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了吗?按《救》文的描述，的确如此。而我以为，这只是《救》文立论的虚假前提而已。实际上，文化批评不仅没有妨碍文学批评，反而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学批评的深人。试想，如果不懂得中国文化，便会把屈原的《离骚》作纯粹的爱情诗解读;如果不懂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也便很难真正理解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就文学批评而言，正是在中西方文化的相互撞击之下，才有了王国维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批评，才有了对《红楼梦》的另一种读解，等等。 回顾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文化批评的兴起的确是随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热”而产生的。时间并不长，应该说还不十分成熟，是正需发展深化而非因其发展中有偏差而打击之的时候。而文化批评之所以会兴起，也是有其必然原因的。历经动乱，人们已对机械的政治批评感到厌倦;80年代后“人”的重新发现，主体性的高扬，使人们也不再满足于社会历史批评，而关注作品中人的情感，将关注的重心由作品外部转向作品内部。在此过程中，人们感受到一种文化断裂的无根的痛苦，力图更深刻地认识自我、历史与时代，以回应现代社会的变革和西方文化的冲击。简单地说，当温饱问题初步解决，政治安定，思想解放以后，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上升到主导地位，这才猛然感到精神的空虚，意识到自己乃至整个社会的幼稚、无知，从而激发起文化学习的热情。当时中国人对于自己文化的无知，从当年对所谓“朦胧诗”的争论之中，可见一斑，至于西方文化，则更不待言了。当人们认识到，文学并不是对社会现实机械的反映，而是人类精神的主动创造后，自然便逐渐在文学批评中关注起文化—人类历史既有精神成果的积累形式来。因为，理解人的精神状况，理解人行为的深层动因，离不开对他所处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因此，文化批评之引人文学批评，正是文学批评自身深人发展的结果。如此，又何须排斥文化批评于文学批评之外，忧虑其行为之“自觉和主动”呢? 当然，有的文化批评，确如《救》文所说:“批评家面对任何一部作品，首先考虑的是其作为文本的‘文化性’，而不是其作为艺术的‘文学性’。这样，他们对亨学作品所要做的.就仅限一种‘文化考证’的工作，而压根疏忽了‘审美判断’的天职。”如此的文化批评，自不可取。问题是，这样的文化批评家有多少，他们能代表在文学批评中引人文化分析的所谓“文化批评家”吗?事实上，以文化眼光去打量、研究文学作品，并不意味着用文化对文学进行“拉郎配”式的研究，而是试图以更广阔的视野去观照、挖掘文学作品的内涵，以便更深刻地理解作品，而不是“压根忽略了‘审美判断”’。真正的文化批评家，绝不以为文化批评在文学批评中会“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源”，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不加思考地施用。然而，有着深厚文化修养的文学批评家，往往能从文学作品中领悟到比文化修养不高的文学批评家更多的东西，至少，他能看出一些后者所看不到的东西来。“审美能力正在急剧退化”云云，从何谈起?真正的文化批评家，也并不缺乏审美激情，而文学批评本就是审美激情之后的冷静批判，文化与之又有何妨？总之，文化与“审美判断”并不矛盾，而是一种双向互动、相辅相成的关系。 《救》文的最大误解之一，在于认为文学批评领域的文化批评会使文学丧失自我的独立品格即文学性。它指出:“学者从专业角度对文学的解决，其深刻程度必令批评家们所不及。”并以马克思等作为反例，唯恐文化批评的引人抢了所谓纯粹的“文学批评家”的饭碗。其实，现代社会学科间的交流渗透已成必然，且成效显著，果有其它领域学者进人文学批评领域，想来必有助于文学批评的发展，何忧之有?更重要的是它忽略了一点，即马克思等是借文学作品进行文化的(政治的、哲学的)分析，而非以文化的眼光去进行文学批评。我以为，这的确是“一种地道的文化批评”，但却非文学批评中的文化批评，二者有联系，但绝不可混为一谈。而从作者全文看，诸如“我们的文学批评正变异为文化批评”、“当前文化批评的独脚戏所导致的最大灾难便是文学丧失了自我”等等说法，其所说文化批评应是指后者。 《救》文从对文学批评中的文化批评现状的错误认识出发，极力抨击文化批评。尽管它貌似公允地说明:“我们提醒批评家对向文化批评转移的策略采取审慎立场，并不意味着我们怀有挤抑或扼杀文化批评的用心。文化批评作为对文学批评的一种丰富与补充，理应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随即笔锋一转，以为“当下我们批评界的症结在于没能够把持住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间的相互平衡，前者正以内心的凄凉与寂寞装点着后者的繁华和喧嚣。”将所谓纯粹的“文学批评”置于一种弱势地位，更在后面的抨击中将文化批评的“一席之地”扫去了。于是它呼吁:让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捍卫文学的“文学性”。 这自然没有错。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学的发展，文学的独立品格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何发掘和揭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课题。问题是，文学批评如何才能回到文学本身，如何才能揭示作品的“文学性”?《救》文批评了女性文学批评、“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等，认为它们统统都是文化批评式的文学批评，然而令人迷惑的是，这些20世纪新的文学批评方法被排斥之后，当下中外文学批评界还剩下些什么呢?原来，作者以为西方的其它文学批评方法并非不好，而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要将它们全都“拿来”，而是要像“西方文学批评从传记批评(圣佩韦)、历史批评(丹纳)和政治批评(马克思)模式到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再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一样，一步一步地来。至于“新历史主义”等所谓“文化批评”引人到今天的中国则是“妄图一步登天、一蹴而就”了。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锣辑。既然《救》文认为“究其实质，后面的‘文化’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超越了前一个‘文化”’，为什么还非得耐着性子跟着西方从头学起呢?难道别人走的弯路，我们也得引为神圣? 其实，《救》文的意图可说很明显，即要提倡所谓“纯”的文学批评。在它看来，我们今天是已经走到“新批评”这一步了:“而‘新批评’作为一种纯文学批评，恰是我们的文学批评史中最为欠缺的一环，可谓硬伤。”(这里暂且不论我们对前面环节的文学批评方法是否已有了“坚实、雄厚的理论储备”，尽管我表示怀疑。)诚如作者所言，提倡“新批评”在我国有相当大的针对性，自有其道理。但你提倡“新批评”就行了，为什么要拉文化批评来垫背，将文化批评(包括被作者认为是更进步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扫地出门呢?作者的失误恰在于追求文学批评的所谓“纯”上，然而，历史已经证明，所谓“纯文学批评”—一如“新批评”至少是有其局限的。看来.作者虽然了解了历史的过程，却没有真正懂得历史的意义。 文学是一个系统。(美)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即已指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包括艺术家、世界、作品、欣赏者四大要素，与之相应，文学批评也需对此四要素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研究。《救》文作者对此并非没有认识，在另一段他又写到:“我们知道，批评作为阐释必须自觉接受作家意识、作品意识以及读者意识的制约(这里，似不必为避文化批评的嫌而略去世界(社会)一环——笔者按)，否则，便极有可能滑向‘过度阐释’的险境。”然而，这里“作家意识”与“读者意识”，似又不包含在《救》文所鼓吹的我们当前文学批评最为欠缺的“新批评”之中了。事实上，作者的态度相当含混，一不小心就露出了破绽。在另一处，《救》文在指出造成文化批评一枝独秀不良状况的客观原因时说:“其中，本土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匮乏，就是从事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个最大不利。传统的文学批评囿于儒道两种既定思维言路，不是功利主义的实用性批评，便是充满禅宗色彩的玄虚式批评;……批评家利用传统的批评范式读解今天的文学作品，无法克服捉襟见肘、辞不达意的窘境。”但它在前面的行文中则说:“而在大众读者看来，文化批评所堆积的洋洋万言，终究还抵不上金圣叹的一句‘绝妙好词!”’似乎在根本又颇倾向于传统的感悟式批评。总之，如何让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救》文似乎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 归根结底，《救》文的弊端在于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非此即彼，以偏概全，看到在文学批评中文化批评的一些错失，便以为那些就是文化批评本身。同时，总想为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寻找一副唯一的良方，殊不知“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各显神通，以多元的文学批评方法包括所谓“文化批评”方法去多方面地揭示文学丰富神奇的世界，才是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正确抉择。 (责任编辑：admin) |